29 货币幻觉——货币的力量

在1978—1979年的冬季，英国遭遇了罕见的冰雪，同时袭来的还有工人们暴风雪般的罢工潮。在利物浦，掘墓人扔下铲子，死者无法葬入墓地。在其他地方，由于卡车司机的罢工，超市货架上空空荡荡。报纸头条发出经济崩溃的警告。这几个悲惨的月份被称为“不满的冬天”，被一再回顾，并被视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开始衰落并最终结束的时刻。

不过，经济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英国和美国国内酝酿。凯恩斯主义政策以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低失业率对应高通胀，高失业率对应低通胀。经济学家认为，通过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经济并降低失业率，同时推高一点点通胀。20世纪60年代的通胀缓慢爬升，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被高通胀和如影随形的高失业率弄得抓耳挠腮，情况已经超出了菲利普斯曲线所预言的程度。“滞涨”（stagflation）成了一个糟糕组合的名字：高失业率—经济停滞—高通胀。菲利普斯曲线失效了，与之一同失效的还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找解释。一些人认为通胀是由于不寻常的高油价所引起的，因为这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及其产品的价格。另外一些人把责任推给工会（代表工人的组织），说它们索取了太高的工资。表面上看，罢工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政府想要工会和工人们接受适度的涨薪，以压低通胀。不过通常工会和工人们要得更多，有时候工会最终也会号召进行一场罢工。

凯恩斯曾经是20世纪经济政策理论的巨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混乱阶段，另一位巨人出现了：一个瘦小而果决的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引起了经济界的革命。弗里德曼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贫困的匈牙利犹太移民家庭，并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成年。和凯恩斯一样，弗里德曼的许多观点都是对经济灾难的反思，他也是因此而成为经济学家。但是弗里德曼的理论和凯恩斯的针锋相对，这些理论成为了经济学争论的新战线。弗里德曼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问题是政府过度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干预不够。就像凯恩斯那样，弗里德曼不想为了经济学而研究经济学，他所希望的是改变世界。最终，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战胜了凯恩斯主义。

弗里德曼是资本主义最著名的旗手之一，他率领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秉承着市场调节社会的原则。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对多种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比如，应该取消控制房租和制定最低工资。一开始，经济学家们把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视为异类。不过弗里德曼可是一个好斗的辩才——语速快、滔滔不绝、一针见血。他会抓住对手逻辑上的错误，击溃他们的观点，并在争吵和辩论中成长。许多人因为他的自由市场观点痛恨他。更有甚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与一些同事访问智利，与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有一个简短的会晤。这位独裁者杀害、虐待了成千上万的政治反对者，此后也开始推行自由市场政策。后来许多年，弗里德曼都要躲避那些指责他为皮诺切特的邪恶政权献计献策的抗议人士。当1976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一位抗议者站起来，大喊“打倒资本主义！还智利自由！”这位抗议人士被捕入狱，而弗里德曼受到了满堂喝彩。

弗里德曼的理论是关于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增加货币供应可以刺激经济，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货币不太可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更有力的是财政政策（政府的开支和税收）。弗里德曼将货币重新带回到经济学舞台的中心，他的经济学被称为“货币主义”（monetarism）。

他重提了一个古老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理论。为了理解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学习经济学家通常采用的办法——想象一个极度简化的经济模型来论证理论。假设一个岛上有10个卖菠萝的人，每人每年卖出1颗菠萝，挣1美元。有了这10美元的交易，这个岛的国民收入就是10美元。现在假设这个岛上有5张1美元的钞票，那么为了完成10美元的交易，每张钞票每年需要转手两次。货币供给量（5美元）×钞票转手的次数（2次）=国民收入。经济学家将钞票的转手率称作货币“流通速度”（velocity of circulation）。

假设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不大。如果菠萝岛的中央银行增印了5张1美元钞票，那么货币供应量翻倍到10美元，如果流通速度还是2，每张1美元钞票转手两次，那么就会产生20美元的交易，国民收入也就翻倍了。

如果没有稳定的流通速度，货币和国民收入之间的联系就没有那么紧密，这就是凯恩斯认为货币影响有限的原因。如果流通速度下降，导致所有中央银行增印的投入经济的货币最终都闲置在人们的钱包里，会怎么样？如果流通速度下降得足够多——菠萝岛上的流通速度从2降到1——那么国民收入就还是和从前一样。（10张1美元钞票，每张每年换手一次，加起来和之前5张1美元，每张每年换手两次的国民收入是一样的。）但是弗里德曼认为货币的流通速度总是稳定的，因此货币量确实会影响国民收入。

弗里德曼的推论又再进一步。菠萝岛国民收入翻倍是否可以通过更高的产出或者更高的价格来实现？价格保持1美元不变，产出翻倍，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价格翻倍到2美元，而产量保持10个菠萝不变。又或者，国民收入翻倍可以通过既增加产出又提高价格来实现。

弗里德曼说，从短期来看，增加货币供应量会鼓励消费，并导致更多的产出。货币发挥了“真实”的作用。卖菠萝的人开始雇人采摘，从而失业率也降低了。实际上，菲利普斯曲线设想的运行轨迹正是如此。当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时，失业率会降低，经济会上升。（通过凯恩斯推崇的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当越来越多人从事菠萝生意时，价格开始缓慢上涨，这是由低失业率和高通胀所导致的。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情况只可能持续很短一段时间。因为菠萝销售者提供更高的工资，人们愿意干更多的活儿。但是，菠萝的价格很快就上涨了，于是人们的“真实”工资——由能够卖多少菠萝来衡量——却不再上涨。问题出在工人们的“货币”工资和“真实”工资混淆了。经济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作“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一旦工人们意识到他们的误区，他们就会减少工作量，经济也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出现较高的失业率。结果只能是造成更高的通胀。

因此，尽管刺激可以管用一时，但是却会迎来一场宿醉：失业率回到当初，同时伴随着高通胀。政府想要维持就业率只有这一个办法，弗里德曼却说这是酒鬼的行为。正如酒鬼会用一杯威士忌来缓解宿醉，政府也可以尝试再次提振经济。工资和价格还是和之前一样上涨，就业率提高，工人们也错误地认为他们提高的工资意味着实际更高的收入。然后，经济重新回到当初的失业率，并带来更高的通胀。这个当初的就业率正是经济的“自然”水平——企业雇佣工人的数目由他们的生产能力所决定。想要刺激经济超过这个范围是毫无意义的，唯一的结果只能是引发更高的通胀。

对弗里德曼来说，菲利普斯曲线不管用并不奇怪。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府都对刺激经济上瘾了，从而推高通胀。在20世纪30年代，问题出在另一个方面，美国的中央银行通过投放过少的货币制造了20世纪最糟糕的衰退——大萧条。1929—1933年期间，货币供应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凯恩斯认为，萧条由过少的支出引起，但弗里德曼不以为然，他认为问题出在货币太少了。

如果货币可以在短期（如果不是长期）影响经济，那么控制利用这一点来调控经济的余地有多大呢？当经济降速的时候，政府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当经济过热的时候，政府可以减少货币供应量。弗里德曼说：不行！货币的短期效果不会立刻显现。当它们开始生效的时候，经济的趋势可能已经改变了。政府没办法精确预期未来的状况，也没有办法用今天的政策去迎-合未来。他们这样做最终只能适得其反。

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承诺一个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比如根据经济发展的速度定在每年3%。当菠萝销售商种植新的菠萝树时，经济就会增长。当货币流通速度保持不变时，货币供应量根据菠萝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而不是其他因素。弗里德曼甚至建议废除决定经济体中货币总量的中央银行，用机器人来替代他们，因为机器人可以按照需要的稳定速度增加货币。这是我们期待的结果吗？一个低通胀稳定增长的经济体。

1979年，英国选举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新首相，不久之后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撒切尔和里根试着按照弗里德曼的方法来降低高通胀，紧紧控制着货币供应。但是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英国和美国政府做得都很不好。尽管通胀最终被遏制住了，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还是指责这一政策令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衰退雪上加霜。1981年，364名经济学家联名向《泰晤士报》发文，批评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

此外，弗里德曼更广泛的有关政府干预经济导致问题的理念，在撒切尔和里根以及他们的继任者身上上演。凯恩斯相信经济的不稳定要求政府干预，他的建议是要保证对经济有足够的支出——创造足够的需求。弗里德曼却笃信，当经济无人插手时，就是非常稳定的。不稳定——20世纪70年代失控的通胀，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只要让市场自由呼吸，就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稳定的经济。其实现的途径是加强经济的供给——不同行业能够生产的东西——而不是需求。经济学家认为只要政府取消企业的税费，放松对市场的限制，就可以鼓励更多的生产以及雇佣更多的工人。这些观点以“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之名为人所知。在“不满的冬天”过去几十年后，这些都是政府试图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