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空中的巨人——收入分配问题

想象你正在看着一个行进时间长达一个小时的队伍前进，人们按照收入水平从低到高依次排列。每个人的身高都代表他们的收入：有些人是中等收入，那么身高也是中等的；有些人的收入是中等的一半，那么身高也是他的一半。你是中等身高，正站在人行道上看着队列行进，你看到了什么？你可能会首先看到一些矮小的人；然后，当队列经过一半，看到的人的身高和你一样（中等收入的人出现在人群的中间）；随后，逐渐看到后面高收入的人经过你的面前，他们越来越高大。

事实上，如果以美国今天的人口来排列这个队伍，你看到的情形会是另外一番景象。首先，你不会发现队伍开始的地方，因为你根本看不到排在最前面的人。这是些生意失败或者欠债的人，他们只有负收入，所以他们只能在地表以下前进。不过很快，你会发现一些身高只到你脚面的人从你面前经过。这些是从事低收入兼职工作的人、领取微薄退休金的老人和接受救济的失业的人。

这支队伍的第一个大型群体是一群望不到边的侏儒，这是收入最低的那些从事全职工作的人，也是经济的支柱。你看到成千上万的汉堡店员工、洗碗工、收银员从你面前走过。他们的身高勉强到你的腰部。慢慢地，经过的人越来越高大。出租车司机、屠宰业工人、公司前台走过，然后是导游、档案管理员和室内装潢师。在30分钟的时间里，那些经过的人身高只到你的胸口。直到40分钟之后，才出现了能够和你平视的人，你微笑地看着航空乘务员和钣金工走过去。

此后，经过的人开始俯视你。消防员比你高一点点，你发现自己只有伸长脖子才能看到科学家和网页设计师。50分钟之后，大高个儿经过：律师们身高5米，外科医生身高9米。在最后2分钟里，是身高几英里的巨人，一些人是大企业（比如苹果公司和脸书）的高管。你还看到了一些巨大的明星和运动员——凯蒂·佩里、弗洛伊德·梅威瑟——他们的鞋底就像楼房一样高，他们的脑袋已经插入云端。

“收入分配”（distribution of income）是指流向富人、中层人士和穷人的金钱，有时就以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队伍说明了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些最高的人，其收入远远超过了其他人，拉高了平均收入的水平，这意味着人口中大部分人的收入都不能达到平均值。统计学家用一句术语总结你所看到的现象：他们认为社会的收入分配是“偏斜的”（skewed）。经济学家称之为不平等。

在20世纪70年代，这支队伍看起来会大不同。你会在队伍最后看到巨人，但是不会像上面说的那样夸张。你也不会花那么多时间，看着矮人们经过。那时候人们的收入更加平均。在此之后，富人的收入增长比其他人更快：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只拥有国民收入的10%以下。但是，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他们所占的比例已经接近15%。

许多人担心不平等太过极端。在过去几年里，“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最富裕人群收入的快速增长，即那些所谓的收入最高的“1%”的人。在主要的城市里，抗议人士在街头露宿，设立临时课堂，在那里辩论不平等增加的原因，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经济学教授也加入了这些辩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1971—）在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21世纪资本论》，书中检视了富人的崛起，并对他们远远甩开其他人的财富增长速度表达了担忧。

为什么巨人们会变得如此高大？卡尔·马克思说，这是些通过剥削工人挣钱的资本家；约瑟夫·熊彼特说，这是些勇于冒险的人，他们幸运地获得了财富。传统经济学有一个更平实的说法。问题在于工资，即大部分人的收入来源，是由什么所决定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工人根据自身对生产的贡献获得收入。受过教育的人拥有技能，生产能力更强，因此收入更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技术的演进加强了这个效果：那些受过电脑编程和设计培训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收入。没有技术的工人——汉堡店员工和清洁工——被甩在身后。

皮凯蒂认为，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他说，那些拥有巨额收入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超高的生产能力。我们很容易计算伐木工人的生产能力：数一数他们每天伐了多少树木。但是，对于丰田汽车这样的大型公司，你要如何计算其管理者的贡献呢？丰田汽车的收入依赖于全球成千上万人的努力，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生产能力很难确认。皮凯蒂认为，最高收入不由企业的传统所决定，而是由企业过去向最高收入者的支付所决定。

还有另一种不平等的因素：人们的财富——房屋和股份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生意和土地。收入能够增加财富，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退休了，领取微薄的养老金，但拥有一栋值钱的房屋，这个人是低收入、高财富。社会上最富有的人汇聚了大量的财富：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拥有100亿美元的财富就是一个惊人的例子。

皮凯蒂发现了资产增长的原因，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 of capitalism）。人们利用自己的财富赚钱：生意和股份带来的利润，以及地租。如果你的生意、股份和土地价值1000万美元，并且每年给你带来100万美元的收入，那么你的财富收益率就是每年10%。皮凯蒂发现，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财富的收益率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是3%，那么你的财富增长速度就比它快了7个百分点。工人的工资根据经济的产出情况支付，当经济生产力提升的时候上涨。由于财富收益率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速，工人的工资并不能以你的1000万美元的速度增长。皮凯蒂用一个方程式进行说明，r代表财富收益率，g代表经济增速，于是：r﹥g。（皮凯蒂的书非常畅销，甚至有些人把这个方程式印在T恤衫上。）皮凯蒂发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使用了该方程式。到了21世纪，美国最有钱的1%的人，拥有了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财富。

有时候，经济学家会受到批评，说他们没有在收入分配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少部分人比其他大多数人富有的富裕社会，比一个人人平等但所有人都吃不饱的贫穷社会要好。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内容都是关于效率的，而不是分配。我们在本书第25章谈过的阿罗和德布勒提出的“第一福利定理”，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市场是有效的，没有资源被浪费。问题在于，许多做法都是有效的，包括那些非常不平等的，它们也证明了其他一些事情。假设在各种有效的做法中，有一种受到了青睐，并且实现了平等的收入分配。这表明，通过一些推动，市场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为了推动市场，政府需要重新分配，从富人那里获取资源，再给予穷人。但如果这样做影响了人们的经济决策，特别是工作的努力程度，就会打击效率。因此，为了实现理想的状态，政府必须在周转资源的同时，避免改变人们的行为。这样市场才能保证效率，社会才能实现平等分配。然而在实践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政府真正能够实现重新分配的手段只有对富人征税，然后分给穷人。但是经济学家担心过多的赋税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如果自己的收入会被征税，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经济学家所说的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市场从效率出发——“第一福利定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政府通过重新分配收入进行干预时，则损害了效率。因此，重新分配实现了更好的平等，但是减慢了经济的增速。你可以想象这场景像是用水桶把财富从富人那里运到穷人手中：在搬运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溢出。社会如何能够在效率流失的同时实现收入公平的平衡呢？

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1944—）说，这个困境被夸大了。首先，“第一福利定理”并没有在实践中实现：市场并不是从有效出发，然后受到重新分配的损害。市场往往是从不那么有效出发，那个桶在你使用之前就是漏的。比如，当人们缺乏重要信息时，市场就不是有效的。一个例子就是雇主不能监督自己员工工作的态度——但是更高的工资可能会鼓励人们更好地工作，提高效率。阿特金森认为，一个较高的最低工资可以减少不平等，并增加效率。还有其他一些理由可以说明公平和效率可以一起提高。有时候经济学家会说，不平等可以鼓励人们怀着致富的期待工作。但是，当不平等过于极端，这个期待就会变得不切实际。出现这种情况时，不平等不会让人更努力地工作，相反他们会对改善处境丧失信心。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同样依赖于劳动力的健康和受教育程度，如果许多人不能支付医疗费用，不能对自己的教育进行投资，那么就会造成威胁。

如果我们认为，极端不平等是不公平的，或者对经济效率造成了威胁，我们能做什么吗？皮凯蒂说：可以。不平等的部分原因是由社会选择造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对富人征税。一个高的g加上一个低的r，限制了不平等。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减少了对财富的税收，推高了r。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增速下降导致了r和g之间的鸿沟加剧，因此不平等也加剧了；接下来，各国政府减少开支，公共服务的减少损害了穷人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减缓了增长，加剧了不平等的趋势。皮凯蒂说，如果不平等的加剧源于我们经济的运行方式，那么我们就有能力扭转局面。

阿特金森表示同意。除了最低工资，他建议鼓励那些可以促进平等的技术。想象一项新技术超出人类的控制很容易，但这也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如果政府让医院引进一套完全自动化的挂号系统，接待人员会失业，同时那些设计该系统的工程师可以挣到大钱。与其花钱研发这个系统，政府可以决定培训非常有效率的接待人员。更高的就业率（在医院和人沟通也会让人感到更愉悦）可以导向更平等的结果。那么皮凯蒂的r﹥g的公式怎么样？通过加快经济发展，超过财富的收益率，是否可以解决不平等问题？对此皮凯蒂并不认可。他的建议是降低财富收益率，对全世界最富裕的人群征收全球税。然而想一想这些经济巨人的权势和影响力，这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