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金瓶梅》的问世与版本
同学们，我今天开始正式讲《金瓶梅》。讲《金瓶梅》我们不妨先从“外学”讲起。现在，有些人看不起“外学”，过分强调文本本身的阐释，我看，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是不行的。我如果写书，给一般普通的读者看，不讲这些可以，但对本科学生来说，我上课不讲这些不行。你们不懂这些也不行，不懂这些怎么可以说是中文系的学生呢？怎么去进一步做研究呢？做学问还是要了解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这就叫做打基础。
要讲“外学”，小说的成书过程、版本、作者等是必须要了解的，这些都会影响你对文本的阅读、理解与阐释。
我们这一课，主要讲《金瓶梅》版本的问题，顺便也讲一下它们的问世情况，这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与作者问题都有关系。
一、《金瓶梅》凭空惊现
那么，《金瓶梅》的问世情况如何呢？你们已经学过“中国文学史”课，不知听说过在明代万历以前有过一种叫“金瓶梅”的书在社会上流传过没有？我想你们一定说没有听说过。不但没有听说过先前有过一本名字叫“金瓶梅”的书，就是“金瓶梅”这样一个词，恐怕也没有听说过。不要说你们没有听说过，就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些著名文人，他们也没有听说过。这就与《三国》、《水浒》、《西游》很不相同。关于《三国》的故事，早在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注中就十分丰富。它一直在民间流传。到宋代，在“说话”艺术中，已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苏轼《志林》卷一《怀古》中就写到，小孩子贪玩，在家中坐不住，大人就给他点钱，让他去听说书，当听“三国”故事时，“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三国”的艺术效果很好，可惜这些话本没有流传下来，到现在能看到的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就只有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内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在元代，还有许多“三国”戏。《三国志通俗演义》就在几代人的不断加工下，最后有一位叫罗贯中的人将它写成一个基本定型的作品。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经过了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后，最后还是由一位作家所写定的作品。《水浒传》、《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也大致相同，它们的原始故事很早就存在了，后来长期在民间流传，不断有人加以修改或丰富，后来终于由一位作家将它写定。这类作品，有人就将它们称为“集体创作”，或者说是“世代累积型作品”。这类提法是否妥当，是否抹杀了最后写定者的功劳，自可讨论，但这类提法的意思还是清楚的，可以说明这类作品的形成是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的。
那么，《金瓶梅》是否也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呢？显然不是。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找不到一丝一毫材料可以证明，在万历以前有什么“金瓶梅”的故事曾经流传过，它从什么地方“积累”起来。我们知道的是，《金瓶梅》这部小说是在万历年间凭空惊现的。
我们来看《金瓶梅》第一次被人提到时的情况。那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间，公安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1568～1610）给大名鼎鼎的董其昌写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大家知道，袁宏道是活跃于万历年间文坛的著名文人，交际十分广泛，可是从这里的第一句话来看，他根本不知道这部小说的来历，对其很有新鲜感。而且，从信里可以看到，董其昌也是刚刚从别处抄来，借给袁宏道时自己还没有抄完。他曾经对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也说过：“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这说得很清楚，这部小说是“近有”的。袁中道因为也没有听说过，就暗暗地记着，直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二十六年（1598）间，在他哥哥那里才看到了抄到的一部分。袁宏道后来将这半部书也借给他的朋友谢肇淛看。谢肇淛又从山东诸城人丘志充那里借到了半部书，看了以后，写了篇跋语，说：“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这说明了《金瓶梅》在此之前从未刊刻过，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说有说唱之类的演出过。谢肇淛说这些话的时间，大概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前后，因为这一年袁宏道曾写信给他，要他还书，说：“《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稍后，见识很广的沈德符，看到袁宏道对《金瓶梅》一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觞政》一书中将它与《水浒传》并称，作为酒徒的“外典”，但他还“恨未得见”，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才从袁中道那里抄得全书回家。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他给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看了，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请注意这个“惊喜”的“惊”字。这个“惊”字，一方面说明这部小说好，另一方面也是表明了他刚刚才读到，这才会“惊喜”。也正因为此书刚冒出，人们还少见，所以他怂恿书坊出大价钱买来刊印出版。当时的马之骏（字仲良）正好在苏州当官，也劝沈德符答应书坊老板的请求去出版。这时，沈德符回答说：
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万历野获编》）
这段话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像《金瓶梅》这样的书，一旦成书面世，一定会有人马上刊印，刊印后马上会广泛流传，特别是在晚明那样一个社会，在情色作品十分畅销的情况下，绝不可能会让这样的书长期压在箱底下的，绝不可能有什么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当时，马之骏听了这话，也“大以为然”。我想同学们听了这样的话，也一定会相信沈德符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沈德符说了这话不久，《金瓶梅》就在苏州刊行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这部在苏州第一次刊行的《金瓶梅》，当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刊行的时间是在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年。
上面我不厌其烦地介绍了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沈德符、冯梦龙、马之骏等这批当时活跃于文坛的名人对于刚面世的《金瓶梅》的态度，无非想用事实来说明：《金瓶梅》是一部突然惊现于世的作品，而不是什么“世代累积”成的小说！
说清这一点，十分重要，它至少关系到这样四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金瓶梅》是什么时候写的？第二个，《金瓶梅》的“原本”是什么样的？是说唱艺术的底本，还是一部小说？是“词话本”系统的样子，还是如同后来的“崇祯本”的样子？第四个，关系到小说的作者问题，也就是说，小说的作者是个人，还是集体？这个集体，当然包括所谓“世代”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众多作者。这三个问题，也即有关写作时间、原本与作者三个基本问题，长期纠缠不清，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基点，就是要辨清这部小说的来历和现世时的情况。
关于这部小说究竟是“集体创作”，还是“个人创作”，我想放在下面讲作者问题时再说，现在先讲与版本有关的《金瓶梅》的写作年代及原本与抄本的问题。
二、作者开笔于万历二十年？
上面说了《金瓶梅》在万历二十四年后突然惊现于世，那么，这部小说究竟作者初创于何时呢？
长期流传的嘉靖（1522~1566）说，认为作者写于嘉靖年间。最早记录这一说法的是屠本畯，他在《山林经济籍》中说：“相传嘉靖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这段话约写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以后谢肇淛与廿公两人各写的《金瓶梅跋》、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都大致因袭这一说法。由于这些传闻之词产生的时代较早，后人信以为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直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成书于嘉靖间还是万历间的疑问。他认为，这部小说如果作于嘉靖年间，则应当早已“悬之国门”，等不到万历之末才有人去刊刻，因为那个-yin-纵的时代，很热销这类小说。而且，小说中引到《韩湘子升仙记》及许多南北散曲，更可窥出非嘉靖时作的消息来。再从欣欣子序称丘琼山、周静轩辈为“前代骚人”，也不合嘉靖间人口气。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把《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的。”接着，吴晗于1934年1月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将《金瓶梅词话》中提到的“太仆寺马价银”、“佛教的盛衰和小令”、“太监、皇庄、皇木”及“番子”等与明代史实相印证，进一步证明：“《金瓶梅》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1582~1602）中。”
我认为，郑、吴两位先生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屠本畯等传说的“嘉靖”说，恐怕是上了当时作者的当，被作者出手这部手稿时放出的烟幕弹迷惑了。我对郑、吴的“万历”说稍稍感到不满足的是，觉得他们说得还比较宽泛了些。从目前情况看来，我认为作者极有可能是在万历二十年前后开始动手写作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挑几个重要的论据来说一下。
第一个是“凌云翼”的问题。《金瓶梅》中的人物，有些是完全虚构的，如吴典恩（无点恩）、韩道国（寒到骨）等，有些就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小说第六十五回出现过的“凌云翼”其人，就是用的真名。此人是嘉靖、万历年间的一个大人物。《明史》卷二二二本传云：“凌云翼，字洋山，太仓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按：与王世贞同科，又是同乡）……召为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兵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河臣潘季驯召入，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为戎政尚书，以病归。”《金瓶梅》中出现的这个名字，据我看，不是作者编造时的无意巧合，而是有意的借用真名。这是因为在“两司八府”中至少紧挨着凌云翼之后的两位知府都是用的真人名：“徐州府韩邦奇、济南府张叔夜”。征剿宋江的张叔夜为大家所熟知。而韩邦奇也是明人，略早于凌云翼。韩、凌两人在嘉、隆期间，乃至在万历初年，大名鼎鼎，作者怎么可能去生造一个为当世人们所熟知的与某大官相同的人名？即使借用凌云翼这个人名，一般总在他身后，至少应在他从官场致仕、失势之后。事实上，在这部小说中，恐怕也找不到比凌云翼更后的真人姓名了。《明史》、《明实录》等记载，凌云翼先以病归，于万历十五年因“家居骄纵”、“坑儒”而被夺官治罪。从“诏夺官后卒”的语气来看，凌云翼不久即死。因此，我认为《金瓶梅》借用凌云翼这个于“万历十五年”夺官后不久死去的真人名，也可证这部小说成于万历二十年前后了。此其一。
再看同一回小说中出现“陈四箴”这个名字，显然与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进陈四箴的事件有联系。当时的万历帝，贪于酒色财气，特别宠信郑贵妃，以致在册立太子问题上迟迟不下决断，颇有废长（王恭妃子）立幼（郑贵妃子）之意，引起了朝廷内外不安。于是从万历十四年起，围绕着这一“国本”问题，大臣们纷纷谏诤，连年不断（关于册立东宫这件事，将在第四讲里讲小说“聚焦皇帝”时再细讲）。至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雒于仁上疏规劝皇上力戒酒色财气，并陈四箴，言词尖锐。关于酒色财气之戒，自古以来，特别在元明通俗文学中多有提及，“陈四箴”的事也多次出现过，但考察明代《金瓶梅》成书时间的范围内，“陈四箴”事件看来就只有一次。因此，我还是觉得，《金瓶梅》中出现“陈四箴”的名字，还是与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疏事件有关的。先有这样的事件，然后在人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陈四箴”的概念，造出了这样的名字。这样，《金瓶梅》的写作年代只能在这一年之后。此其二。
另从《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关系来看，《金瓶梅》在很多地方照搬了《水浒传》。众所周知，《水浒传》的版本十分复杂，《金瓶梅》创作时究竟搬用了哪一种《水浒传》呢？日本的上野惠司、大内田三郎两位教授，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在《从〈水浒传〉到〈金瓶梅〉》（1970年3月《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3号）与《〈水浒传〉与〈金瓶梅〉》（1973年3月《天理大学学报》第85辑）中断定了“《金瓶梅》的作者就是抄写了天都外臣本”。到1982年，当时我还没有可能读到他们的文章，但企图用《水浒传》来考证《金瓶梅》的一系列的问题时，也注意了《金瓶梅》抄了哪本《水浒传》的问题，得出了与他们相同的结论，觉得《金瓶梅词话》与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最为接近（《〈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1982年4月《水浒争鸣》第一辑）。天都外臣序本序刊于万历十七年。可见《金瓶梅》当作于万历十七年之后。后来，有的先生认为目前所见的天都外臣序本是清代康熙年间补刊的，但补刊的只是部分内容。也有的先生将《金瓶梅词话》与各本《水浒传》的文字死对后说，与万历四十年后的容与堂本的文字接近，因此得出了一个荒唐的结论：“创作年代可以进一步缩小为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袁中郎在万历二十四年就读到书了）。实际上，我们说《金瓶梅》“镶嵌”了、因袭了《水浒传》，不是指完全死板地照抄，《金瓶梅》作者是边抄边改的，同与不同，要看主要的方面，如诗词的引用，重要的句子、词汇，等等。因此，我认为《金瓶梅》作者还是抄了天都外臣序本，或与其接近的本子。此其三。
这样，我们可以将吴晗的说法稍作修正，范围再缩小一些，即《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之间。然而，当我进一步考察时，更觉得作者可能就是在万历二十年动手创作的。这是因为我发现有四个问题是那么巧地与万历二十年这一“壬辰”年（1592）有关。
1.作者选择小说开场的一年是“壬辰”年——政和二年。据何心先生《水浒传编年》，潘金莲私通西门庆的故事发生在政和五、六年间，可是《金瓶梅》改写时特意提早了几年。这究意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让孝哥能长满十五岁，赶上“大金人马，抢了东京汴梁”的时辰吗？似乎也不对。因孝哥实生于丙申年（第三十回），到北宋亡国时仍只活了十岁，应将故事再提早五年才合理。可是作者不早不晚偏偏选择了政和二年壬辰作为小说开端，显然有自己的用意。
2.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多参差错乱，而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来推算却往往不误。例如西门庆，第四回说他是“属虎的，二十七岁”。这一年，若按故事编年，日本的鸟居久晴和魏子云都编为癸巳，朱一玄编为甲午。若以这两年推算，都不合拍。而只有从壬辰年倒推上去，才知他生于丙寅虎年。而于二十九回写吴神仙为西门庆一家算命和三十九回西门庆玉皇庙打醮时都表明西门庆生于“丙寅”，丝毫不差。再看潘金莲，她与西门庆交谈时说：“奴家虚度二十五岁，属龙的……”西门庆道：“与家下贱内同庚，也是庚辰属龙的。”这里的“庚辰”是明显搞错或抄错的地方，若以壬辰推算，二十五岁当为戊辰年生，故在三十九回将“同庚”的吴月娘的生年改成了戊辰，可见作者最后也没有搞错。再如第十回冯妈妈说“他今年五十六岁，属狗儿的”，二十四回写冯妈妈家的丫头时说“他今年属牛，十七岁了”。这一年又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相识后的第二年，因此，若以壬辰年次年倒算的话，冯妈妈当为戊戌年生，确属狗；其丫头是为丁丑年生，确属牛。又如第六十七回如意儿道：“我今年属兔的，三十一岁了。”这是第六年的故事，以壬辰为第一年倒推的话，正是丁卯兔年生的。所有这些，不可能都是巧合。它们说明了作者很可能就在壬辰年着手开始创作的。这是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特别是写到人物生肖时，作者很可能就是根据当时周围人物的情况来移花接木，这也就无意中为今天留下了他从壬辰年来考虑问题的痕迹。
3.《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回反复写吴月娘吃薛姑子药的日子是壬子日，又说这天壬子日是四月二十三日。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词话注释》中注意了这一点，并指出万历二十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正是壬子日。事情这么巧，似乎并非出于偶然，而正是作者写于此年的一个佐证。
4.小说第八十七回、八十八回两次提到了“听见太子立东宫”和“朝廷册立东宫”。这里写“册立东宫”，显然与宋史的时间不合。宋代徽宗册立太子在政和五年，而《金瓶梅词话》中的这两段故事是编在徽宗重和元年，可见《金瓶梅词话》中的“册立东宫”一事不是由宋代故事搬演而来，而是小说作者在万历二十年左右创作时受到当时皇帝传旨要册立太子的消息后不自觉地表现于笔下的。在万历十四年到二十九年的所谓“争国本”政治漩涡中，就是万历二十、二十一年皇帝曾有明确的册立之旨。这也是小说作于万历二十年前后的明证。
根据以上一些材料，我认为，《金瓶梅词话》当开笔万历二十年前后。作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在“镶嵌”前人作品的基础上，比较匆忙地一气呵成了这部名著，因而留下了一些不太连贯的情节。而当他草就后抛出去时，为了抬高身价与隐瞒身份，故意放出了作者是“嘉靖”时代因受冤而作的烟幕，让人们在迷宫里踯躅了几百年。
三、原本、抄本与初刻本
关于《金瓶梅》的原本，这里是指作家最初完成的稿本；所谓抄本，是指万历时期在文人间流传的抄本。这两种本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我的意见是：
①万历年间流传的抄本，即据原本所抄，在传抄过程中个别地方或许产生点讹误，但基本保持了原貌；
②万历丁巳年间序刊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根据当时流行的抄本刊刻的，换言之，《新刻金瓶梅词话》即保存了这部小说初创时的原貌；
③在万历年间流行的词话本类《金瓶梅》小说之前，既不存在什么说唱类的原本，也不存在如同后来崇祯本类型的原本。
要说明这样三个问题，首先要说清在万历时期流行的抄本即是原本。这个理由很简单，因为所有当时谈到《金瓶梅》的人都不承认有什么与此不同的原本的存在。以下请看他们的话。
袁中道在《游居杮录》中说：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yin-荡风月之事，以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这部小说就是传说中有一绍兴老儒，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创作出来的。与他所说类似的，还有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说的：“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他们根据传闻，具体所指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是他们看到的这部小说是由某个作者创作出来的，而从来没有听说过是根据什么另外的“原本”或“说唱艺术的底本”改编过来的。我们再看这部小说出版时卷首所附的欣欣子写的《金瓶梅词话序》，开头第一句话即是：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这也是说，这部小说是由一个名叫笑笑生的作者创作出来的。
在这里，有的先生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里说的是《金瓶梅传》，而不是说《金瓶梅词话》，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作者先创作的一部叫‘金瓶梅传’，后来才改编成《金瓶梅词话》，所以原本当为《金瓶梅传》。”的确，在《金瓶梅词话》的卷首，还有一篇名叫“廿公”的人写的跋语，里边也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那么，《金瓶梅传》与《金瓶梅词话》是否是两部书呢？是不是原本叫“金瓶梅传”，后来改写的反而用了“说唱艺术”的名目“词话”而叫“金瓶梅词话”呢？显然都不是。我在前面已讲过，当时人们对于小说的概念还十分模糊，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分得很清楚，他们用“传”，用“演义”，用“词话”，用“平话”，有时就比较随意，正像《三国》一书，有的称“演义”，有的叫“志传”一样。而更重要的是，欣欣子的序与廿公的跋，恰恰都是为《金瓶梅词话》所作，都是附在《金瓶梅词话》的卷首，而不见于其他地方，这就证明：欣欣子、廿公所说的《金瓶梅传》就是这部《金瓶梅词话》。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事，我们现在有的先生刻意深求，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弄得复杂化了。
关于《金瓶梅词话》即是当时流行的抄本，还可以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所说的话得以证明。他说：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沈德符在这里说，他的《金瓶梅》是从袁中道那里抄来的，也就是董思白、袁宏道、谢肇淛等看到的《金瓶梅》。他没有将这部书拿出去刊印，但“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他看了这本刊印本，只是说其中的53回至57回是“陋儒补以入刻”，因为这几回原本就是没有的，而没有说刊印出来的这本书与他的抄本、也就是当时流行的抄本有什么不同。这就说明了最初的刊本与抄本是一致的。
那么，沈德符他们看到的初刊本是不是目前这部留下来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呢？有一种意见认为不是。早一点的，比如吴晗在词话本发现之初，就凭一些笔记而推断“但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的第一次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并且已有抄本行世”（《〈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至20世纪70年代，韩南在讨论万历本与崇祯本的关系时说过“乙系（崇祯本系统）并非源之于甲系本（词话本系统）”的话。尽管他的这一说法是仅仅就崇祯本据《水浒传》等修改问题而发的，但常常被人夸大为他对整个崇祯本并非源之于词话本的结论［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丁婉贞译，收入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80年代以后，说目前所见之《新刻金瓶梅词话》并非是初刻，而是二刻［刘辉：《现存〈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吗——与马泰来先生商榷》，《金瓶梅论集》，台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李时人：《〈金瓶梅〉的作者、版本与写作背景》，《金瓶梅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三刻［许建平：《〈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刻抑或是三刻》，《枣庄师专学报》，第17卷第1期，2000（2）。］，乃至是清初所刻［叶桂桐：《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3）。］的论文不时可见。这些先生都是专家，他们的推断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我反复考虑，觉得万历丁巳所刻的《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是初刊本。
要说明《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初刊本，首先要说明的是对于“新刻”一词的理解。“新刻”的确可以理解为在原刻的基础上重新刊印。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在述其“刊刻之名义”时曾对“新雕”、“新刊”作了这样的解释：“刻板盛于赵宋，其名甚繁。今据各书考之……又曰新雕，乃别于旧板之名。《瞿目》校宋本《管子》二十四卷，每卷末有墨图记云‘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是也。……又曰新刊，亦别于旧板之名。《天禄琳琅》三庆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举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是也。”刘辉先生即据此义而认为词话本是二刻：“正因为有原刻在前，故特别标明此为‘新刻’，列于每卷之首。”［刘辉：《现存〈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吗——与马泰来先生商榷》，《金瓶梅论集》，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
但是，时至明代，特别是在刊刻戏曲、小说时，“新刊”、“新刻”的含义往往有所变化，“新刊”、“新刻”特指初刻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即以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来看，也有将“新刊”指为初刊的，如云：
汇刻词集自毛晋汲古阁刻《六十家词》始……国初无锡侯氏新刊《十家乐府》：南唐二主（中主四首，后主三十三首）、冯延巳《阳春集》（宋嘉祐陈世修序，序谓“二冯远图长策不矜不伐”云云）、子野（张先）、东湖（贺铸）、信斋（葛剡）、竹洲（吴儆）、虚斋（赵以夫，有淳祐己酉芝山老人自序）、松雪（赵孟頫）、天锡（萨都剌）、古山（张埜，邯郸人，有至治初元临川李长翁序），皆在毛氏宋词六十家之外，载王士祯《居易录》十三。此刻世不多见，《汇刻书目》既未胪载，《邵注四库简明目》亦未及见。（卷七）
这里提到“新刊”的《十家乐府》显然是初刻。除此之外，我们不妨再举数例来证明明清时所说的此类“新刻”即是初刊。
①《水东日记》卷二：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时，松江士子新刊孙鼎先生《诗义集说》成，请序。先生却之，请之固，则曰：“解经书自难为文，近时惟东里杨先生可当此。况六经已有传注，学者自当力求。此等书吾平生所不喜，以其专为进取计，能怠学者求道之心故也。”
②《弇州四部稿续编》卷十二《为胡元瑞序》：
曩余为胡元瑞序《绿萝轩稿》，仅寓燕还越数编耳。序既成，而元瑞以新刻全集凡十种至，则众体毕备，彬彬日新富有矣。
③《警世通言叙》：
陇西君，海内畸士，与余相遇于栖霞山房。倾盖莫逆，各叙旅况。因出其新刻数卷佐酒，且曰：“尚未成书，子盍先为我命名？”余阅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从臾其成。时天启甲子腊月豫章无碍居士题。
④《禅真逸史》第二十一回：
每年春秋二社，羊家为首，遍请村中女眷们聚饮，名为群阴会。羊家新刊一张十禁私约刷印了，每一家给与一纸。又于土谷神祠张挂禁约，各家男子，都要循规蹈矩，遵守内训，犯禁者责罚不恕。稍违他意，便率领凶徒打骂，因此人人怕他。
⑤《荡寇志》第一百三十六回：
只见那块石碣抬到面前，张公与贺、盖等四人一齐观看。贺太平道：“此非古迹，确是新镌。”
假如我们再打开《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可以看到大量冠以“新刻”、“新镌”、“新刊”的小说大都是初刊本，如《新刊按鉴编纂开辟演绎通俗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镌全像孙庞斗志演义》、《新刻按鉴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新刻增异说唐后传》、《新镌出像小说五更风》、《新镌小说八段锦》、《新镌绣像小说贪欢悮》、《新刻小说载花船》、《新刻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它们是不同于《重刻西汉通俗演义》、《重刻京本增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等标为“重刻”的作品的。
根据以上材料，我想说明的是：仅以“新刻”两字是难以断为即是“重刻”的。“新刻”可能是指重新翻刻，但也有可能是指初次新刻。
那么，《新刻金瓶梅词话》究竟是重刻还是初刻呢？主“重刻”论者（不管是“二刻”还是“三刻”论者）主要是依据当时一些早期笔记中谈到的都是二十卷本的《金瓶梅》，而没有谈到十卷本的《金瓶梅词话》来加以推断，实无一条实证。关于这些推断，下文再作分析。这里，我想重要的还是要依据文本本身的事实来说明问题。而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文字即清楚地告诉我们，它即刊刻在万历末至天启年间，其刊刻的时间正合当时各家所说。
当时谈到《金瓶梅》刊刻情况的实际上只有三家。
一是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说：“此书向无镂版。”此跋当写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或之后，因这一年袁中郎曾写信给他要书：“《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此跋收在谢肇淛的《小草斋集》中。该集卷首叶向高序作于天启六年丙寅（1626），故一般说来，谢肇淛到此时尚不知世有《金瓶梅》刊本。
二是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曰：“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篋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马仲良“榷吴关”时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此时由冯梦龙开始怂恿书坊刊印，未果，但“未几时”，在“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是个不确定说法，我们也无法考定沈德符写这条材料的具体时间，只是知道当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丘志充任汝宁知府之后，因为文中提到“丘旋出守去”一语。换句话说，多半是写在天启年间。
三是薛冈的《天爵堂笔余》卷二说到“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这里的“关西文吉士”，当为文在兹。这是因为，据乾隆《三水县志》卷十载，文在兹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登进士后，“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二载以终养归卒”，故当时或以后，人们称他为“文吉士”，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考察薛冈，他是鄞县人，《鄞县志》云：
冈字千仞。能诗，尤工于古文。以事避地客京师为新进士代作考馆文字，得与选，因有盛名。年八十，集其生平元旦除夕诗为一卷，起万历庚辰，至崇祯庚辰，身为太平词客六十年，名重天下，亦盛事也。晚年归鄞，构居鉴湖东岸，葺阁以揽胜，自号天爵翁。
根据他的《元旦除夕诗》中的《己酉元日》、《岁朝春序》等，可以证明他生于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主要活动于万历、崇祯年间。《鄞县志》所说的他“以事避地客京师”在哪一年呢？据《元旦除夕诗》可知当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三十年（1602）间。因为其中《丁酉除夕》诗自注云：“是日立春。以上皆在家。”丁酉，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而下一年的《戊戌除夕》及《辛丑除夕》皆注云：“时在都下。”直至《乙巳除夕》则云：“时在嵩县。”乙巳，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以下则云辗转太和、芜湖、清江浦等地。薛冈在京时，文在兹也在京城考试，做翰林庶吉士，他们确有可能在“都门”相交。因而我认为薛冈所见的“抄本不全《金瓶梅》”是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三十年（1602）间从文在兹那里所得。“后二十年”只是个约数。薛冈在天启七年（1627）给文在兹的侄子文翔凤写《与文太清（翔凤）光禄》信时亦称“二十年肝胆”，说明他与文家两代人的交情有20年左右。总之，从薛冈的这段话中，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从“往在都门”的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间（1601～1602）到“后二十年”，当在天启一年至二年间（1621～1622），换言之，这个初刊本当在天启年间收到；第二，从字里行间来看，薛冈于“后二十年”看到的《金瓶梅》与当初从文吉士那里看到的“抄本不全”的《金瓶梅》没有什么两样，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应该说是一致的。有人认为，薛冈在这段话中引了东吴弄珠客的一段话，证明他前后读到的是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而不是词话本系统的。这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崇祯本卷首固然只有这篇序，但在词话本前同样也有这篇序，薛冈说“简端序语有云”云云，只是指出在序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并没有说简端只有这一篇序的意思，所以这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根据上面所用的一些“外证”材料的分析，与原本、抄本一致的初刊本真正“悬之国门”，当在天启年间。下面，我们再找“内证”，即用《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文本实际来证实这一点。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借用马征先生的一段文字：
1986至1987年，笔者和鲁歌先生一起进行了一项烦琐而浩大的工程：把《金瓶梅》的各种版本汇校一遍，发现这个词话本为避皇帝名讳，改字的情况很突出。我们统计，从第14回到61回，刁徒泼皮“花子由”这个名字出现了4次，但第62、63、77、80回中，却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这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此可窥，从第62回起，它必刻于朱由校登基的1620年夏历九月初六日以后。［马征：《〈金瓶梅〉悬案解读》，266-2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这一事实，的确有力而生动地说明了《金瓶梅词话》刊刻的过程：假如这一百回的大书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开雕的话，刻到第五十七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所以正文中“强---奸-了常娥”之“常”字还没有避讳，而刻到第六十二回时，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而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讳，故可确证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
这样，结论当是：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刊本，刊成于天启年间。这是因为：
第一，刊印于天启六年丙寅（1626）的《小草斋集》中的《金瓶梅跋》明说“此书向无镂版”；
第二，今存此书避天启而不避崇祯之讳，即说明它刊于天启年间；
第三，初刊于天启年间的结论与沈德符、薛冈的说法也相吻合；
第四，“花子由”之名的前后不同的情况即反映了一种呈“初刊”状的原始面貌；反之，假如是“重刻”的话，当一侓避讳，且在前面的“花子由”会首先引起注意而改去；
第五，目前未见《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前有原刊（假如有的话）的文本，也未见有相关的纪录，认为之前有原刊的观点全凭推测不足据。
四、词话本的重新发现与异同
前面我们讲了《金瓶梅》的初刊本，一般称它为“词话本”。那么，为什么叫它为“词话本”呢？因为目前它的全称叫“新刻金瓶梅词话”，书名中有“词话”两字，卷首有欣欣子写的序与东吴弄珠客写的序，还有一篇廿公的跋，人们一般称它为“词话本”。
卷首东吴弄珠客写的《金瓶梅序》的最后署有“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数字，所以人们也有称它为“万历本”的。
从目前看来，这种本子的刊刻时间最早，与以后的各种本子在内容上又多有出入，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重视，且将它作为《金瓶梅》的“代表”写入明代文学史。然而，现代对它的发现，却是在几种《金瓶梅》刻本中最晚的。
这正像《三国》有了毛纶、毛宗岗改订批点的《三国演义》以后，人们在相当时间内不知道还有许多明刊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水浒传》有了金圣叹的70回本《第五才子书》以后，人们也不知有明代署名李卓吾等人的评点本一样。清代康熙以来，《金瓶梅》各色各样的经过张竹坡评改的“第一奇书”本流行以后，人们根本不知道当初还有一种“词话本”存在。1931年冬，北京琉璃厂古书铺文友堂的太原分号，在山西介休县收购到一本木刻大本白绵纸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它当时的出价很低，但到了北京，立刻身价百倍，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等先生都去看过，最后由北平图书馆以950元银元收购入藏。原书于抗日战争时期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1975年归还台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不是一般学人能够轻易见到的。好在1933年3月，由北大教授、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隅卿）集资（登记购买），用“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影印了104部。这初印的104部的主要特征是：
①钤有竖式长方形朱色篆体“古佚小说刊行会章”及竖式长方形朱色“本书限印一百零四部之第 部［这里空两格。这个空格是当时人卖书时填入数字用的。］的印章及编号；
②正文缺第五十二回7、8两页；
③所缺两页中缝处有“金瓶梅词话”字样，而有格子的页面未补抄小说文字；
④卷首配以通州王孝慈藏“崇祯本”插图100叶。线装书一叶有正反两个页面［关于“叶”、“页”的说明：线装书页码在中缝，一个页码管两个页面（page），即上、下面（或称a、b面）。所以它的一个页码实际是我们现在的两页。我将管两个页面的称为“叶”，管一个页面的称为“页”。前人也有这样的用法。下文都是如此。］，一个页面一幅画，共有200幅，订成一册，全书共装成两函21册。
这部书当时的价格，据《鲁迅日记》1933年5月31日记，每部“预约价30元，去年付讫”。它一印出后，在中国与日本即有偷偷地将它重新影印的本子出现，具体由谁偷印，偷印了多少，现在恐怕难以搞清。据饭田吉郎的《关于大安本〈金瓶梅词话〉的价值》所说，在日本就印行了300部。谭正璧、谭寻父女的《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也说：“抗日战争期间，襟亚阁主人在上海又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为底本，重印若干部，流传较广。”当时究竟复印了多少，到现在恐怕难以搞清。但是，真的与假的还是搞得清楚的。根据调查，凡是看到所谓古佚小说刊行会的本子中有这样一些情况中的一种，即可认定为假的复印本：或无“古佚小说刊行会章”及“本书限印一百零四部之第 部”，或将红色印章改为墨印者，或无编号者，或正文第五十二回所缺两页用崇祯本文字抄配者，或卷首附图不是200幅者。
以上对词话本最早的发现与影印，以及古佚小说刊行会本的基本特征略作了介绍。对于有些情况，各家的回忆略有出入，这里就引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纪录》中1961年6月12日所谈的话，作为参考：
这部《金瓶梅词话》当初只卖五六块银元，一转手就卖三百块，再转手到琉璃厂索古堂书店，就要一千元了。当时徐森玉一班人怕这书会被日本人买去，决定要北平图书馆收买下来。大概是在“九一八”之后抗战之前的几年内。那一天夜里，已经九点了，他们要我同到索古堂去买。索古堂老板看见我去了，削价五十元，就以九百五十元买下来了。那时北平图书馆用九百五十元收买一部大-yin-书是无法报销的。于是我们——好像是二十个人——出资预约，影印一百零四部，照编号分给预约的人。我记不起预约五部或十部，只记得陶孟和向我要，我送他一部。也就在这时候，这书被人盗印，流行出去了。
这部词话本的发现与影印，是《金瓶梅》研究史上的大事。这使人们知道在明代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不同于崇祯本、张评本的本子，引起了书商与学者们的兴趣，一时间出版了不少《金瓶梅词话》的排印删节本，如郑振铎校注的《世界文库本》（仅33回，1935～1936年）、施蛰存标点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100回，1935年）、襟霞阁主人重刊的《国学珍本文库》本（100回，1936年）等，有的还将删节的内容另外刊行，如中央书店就偷偷出版过《金瓶梅删文补遗》。同时，词话本的发现与影印，有力地推动了《金瓶梅》的研究，像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1933年）、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1934）等名文，都是研究《金瓶梅词话》的重要的成果，对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9年后，《金瓶梅》的研究与出版一时踯躅不前。好在毛泽东主席对这部书有深刻的理解，在他的指示下，于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根据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影印本予以重印，原定印1 000部，后来社长王任叔（巴人）觉得印一次不容易，再加印了1 000部。当时尽管规定内部发行，要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才可以买，每部书都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但不管怎样，这样一来，毕竟扩大了范围，使一般文人学子能有较多机会一睹其全貌，而各种删节本、覆影本也就由此而在海内外竞相出笼了。
上面介绍了在中国的词话本的发现与影印。由于1931年冬在山西发现的是全本，人们才认清了词话本的真面目。事实上，早于原北平图书馆藏本发现之前，日本京都大学在藏经书院某同学寄赠的《普陀洛山志》的衬纸中，也发现过21回残卷，其中全部完整的不超过7回，被编订成三册，当时称为海内孤本，殊不知它也是一种词话本。今从其行格、字样来看，大概是原北平图书馆藏本的后印本。
在日本，除了京都大学的残本外，后来还发现了两部词话本。一部藏在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与原北平图书馆藏本是同版。由于此书藏于寺庙之中，一般人就难以读到。1941年长泽规矩也在东京大学南葵文库《日光慈眼堂藏书目录》抄本中发现了这部书。王古鲁经外务省同意后，在丰田穰陪同下去观看过。丰田穰于《某山法库观书录》中向外界透露这部书的消息，说了个大概。1954年，长泽规矩也教授有机会参加《朝日新闻》日光学术调查团，对该寺藏书有所熟悉，并与该寺长老交好，以后就有可能借出影印。另一部藏于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此书于1962年由上村幸次教授发现，共十八册（略有缺页），卷首有“德藩藏书”的印。德藩是江户时代的德山藩，估计此书入藏距今250年以前。这部词话本，粗看起来与北平图书馆及慈眼堂藏本是相同的，但仔细一校，至少有两个异点：一是卷首的廿公跋语与“四贪词”的次序颠倒，即此本的“四贪词”置于廿公跋语之前了；二是第五回的末页为异版。该异版的第一行，即有一异字，将“便把衣裳盖在身上”的“身”字，改为“尸”字。下面第八行的“就叫那”改为“就呼那”，也有一字之异。另外。“何九”与“何九叔”的称呼也有区别，而从第十行第七字开始到这一回末，就大不相同，共比慈眼堂本少5行97字，最后的证诗也不同。慈眼堂本在“且听下回分解”下附七言一联：“雪隐鹭鹚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栖息堂之异版则以“正是”接出五言四句：“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然后再写：“毕竟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据分析，栖息堂本的匡郭、界线、文字破损的较多，所改之字一般更正确或通俗，所以后印的可能性较大。估计第五回末的这块板子当时已缺或朽，又无原文对照，就将《水浒传》的有关部分补以入刻，变成了这个样子。1963年8月，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将慈眼堂本与栖息堂本完好书页拼成一部完整的词话本影印出版，并将第五回之末页以慈眼堂为初版，又附栖息堂本的书影于第二卷末，人称“大安本”。“大安本”是一种较好的本子，它补足了原北平图书馆藏本第五十二回的两页缺页，并证实了词话本至少印过两次。另外，这两本不像原北平图书馆藏本那样有后人用毛笔在原本上作的若干校改评注，因而显得更为逼真。
当然，对于原北平图书馆的校改等也不能全盘否定。这些校改虽似信手而作，有些不很妥帖，但还是改正了不少错字，如第一回“须而丈夫”之“而”改成了“眉”，“这般不见使”之“使”改成了“便”，“那着条扁担”之“那”改成了“拿”，“有计时”之“计”改成了“几”，都是合理的。实际上，即使改错了，原本的字基本上也并未完全涂没，因而它还是忠实地保存着原貌。更何况，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原北平图书馆藏本的字迹比日本慈眼堂藏本清晰，因而它完全有可能是同版中最先印刷问世的一部。
下面，我再介绍一种较好的词话本的影印本：联经版《金瓶梅词话》。这是1978年4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出版的一部词话本《金瓶梅》。它又一次将1931年在山西发现的那本词话本，亦即现在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本原刻进行影印。它的特点是：①完全按照原本的样子来加以影印，开本与原本一样大，不像其他所有的影印本那样都是缩印的；②原本上有后来的收藏者的朱笔圈改与印章，都用红色套印，不像古佚小说刊行会本系统的本子，一律都是用黑墨影印的。总之，它是最接近中国发现的那本词话本的原貌的。
上面，我简单介绍了词话本的发现与各种重要的影印本，主要讲了古佚小说刊行会本、古籍刊行社本、大安本、联经本四种。其他的各种盗版偷印的本子，以及各种排印校注本，大致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我们一般的阅读与学习，考虑到这本书的特殊性，不容易买到或借到较好的影印本，只能挑就近方便的使用，但真正搞研究，还是应当用这类较好的影印本。
五、崇祯本问题种种
现在，我们来讲明代另一种与词话本不同的本子，叫“崇祯本”。由于它的问题比较复杂，所以分几个问题来讲。
（一）崇祯本的特征
明末另外有一种《金瓶梅》，在它们的书名上不见了“词话”的影子，在版心上只刻着“金瓶梅”三个字，而卷首题作“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有的本子再加上“原本”两字，成为《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目前，这种书存世的当然比词话本多。国内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都有；国外如日本的内阁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天理大学图书馆等处也藏有。这些《金瓶梅》，在本子大小、正文行格、眉批款式，乃至个别文字方面有种种不同，情况颇为复杂，但其基本内容还是一致的，只是在翻刻时略作了一些变动而已。它们还是能自成一统的。
人们习惯上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系统的本子，称为“崇祯本”，或者叫“绣像本”、“明代小说本”、“改订本”等。
为什么叫它“崇祯本”呢？因为认为它刊刻在崇祯年间。为什么认为它刊刻在崇祯年间呢？主要是发现这种本子与词话本不同，它避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讳。例如，词话本第四十八回中曾孝序参劾夏提刑的本文中“行检不修”，在崇祯本中被改作了“行简不修”；第九十五回里提到的吴典恩，做了“巡检”，在崇祯本里，都改成了“巡简”。另外，日本的荒木猛发现内阁文库所藏的一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封皮的衬纸，用的是杭州书商于崇祯十三年（1640）前后刊行的书籍的废纸，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这有力地说明这类《金瓶梅》是刊刻在崇祯年间的，相对于词话本有万历年间的序而称作“万历本”，这一种就称作“崇祯本”。
由于这一种《金瓶梅》卷首都有200幅或100幅图像，而词话本没有，所以也有人称它为“绣像本”。
又由于有的学者认为《金瓶梅》的原本是说唱类的本子，甚至就将词话本看做说唱的底本，而《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已修改成更便于案头阅读的小说，所以称它为“明代小说本”，或者叫什么“说散本”。
还有人称它为“评改本”或“改订本”。称它是改订的本子，其前提是认定它是改订词话本而成的一部小说，也就是首先认定先有词话本，后有崇祯本。
关于词话本与崇祯本两种本子的先后问题，后面再作详细讨论，这里且略过。崇祯本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一次加了评点。关于评点，也将在后面细讲。这里先讲一下它与词话本正文文字的异同问题，也就是说它在哪些方面作了修改的问题。
最早注意到崇祯本与词话本文字不同，认为它作了修改的是郑振铎。1931年发现词话本后，他即与崇祯本作了比较，并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谈了几点印象。随后他又将两本作了校勘，在排印世界文库本《金瓶梅词话》时写了较为详细的校记。有人对他前十回的校记作了统计：
回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计
崇祯本修改之处 78 28 97 78 109 73 228 259 189 141 1280
这些因修改而造成相异的字数分别为：
相异字数 1～5 5～10 11～20 21～50 51～100 100～ 计
相异之处 798 130 82 50 20 11 1280
在整个相异之处中占的比率（%） 77.1 10.1 6.4 9.3 1.6 0.9 100
这个统计数字还是保守的，因为世界文库本所作的校记有遗漏。日本的鸟居久晴曾将另一崇祯本与词话本对勘，在第一回就发现相异有160处之多！如此看来，崇祯本所作的修改，全书可能要突破一万处大关！
当然，在如此众多的修改中，主要是个别文字的调整和修饰。从上述列表中也可看出，1～5字之差的占了77.1%。下面想着重介绍一些比较重大的修改。
第一，修改回目。词话本的回目比较粗糙，有时甚至显得混乱。主要表现在，不少回目的前后两句并不对偶，字数也不等，如第三十回“来保押送生辰担，西门庆生子喜嘉官”；目录上的回目与正文前的回目有许多并不一致，如第六十一回目录部分写“韩道国延请西门庆，李瓶儿带病宴重阳”，而在正文中“延请”作“筵请”，“带病”成“苦痛”；再有的回目并没有确切地概括本回内容，甚至给人以表里不一之感，例如第四十五回“月娘含怒骂玳安”，还不如第四十六回写得多，写得清楚，以致有人甚至怀疑其内容是否出自原作者之手。针对这种情况，崇祯本作了大幅度的修改，除了第十一、十四、十五、十七、十九、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七、四十、五十、六十七、八十三、九十一、九十二这15回没有改动外，其余85回都动了手脚。或作个别文字调整，或将半联重新改写，或将一对全部换过，使目录与正文部分前后一致，内容表达得更加确切，形式也臻于完美。例如第十八回词话本的回目为“来保上东京干事，陈经济花园管工”，今改为“贿相府西门脱祸，见娇娘敬济销-魂”，就把来保为何上京干事，干了什么事，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而陈经济管花园的实质性问题，也就是见了潘金莲等“娇娘”后动了心。再如上面提到的第四十五回，词话本原为“桂姐央留夏花儿，月娘含怒骂玳安”。实际上，这两件事在本回中写得极少，甚至只不过一句话提到，确实有点不着边际，如今改成“应伯爵劝当铜锣，李瓶儿解衣银姐”，就显得贴切多了。当然，崇祯本最着力之处还是使原来较为浑朴粗疏的回目，对偶更工整，更漂亮。例如第二回：
词话本：西门庆帘下遇金莲，王婆子贪贿说风情。
崇祯本：俏潘娘帘下勾情，老王婆茶房说技。
这就难怪乎近代有称“曼殊”者（按：此曼殊不是苏曼殊，而是麦仲华，也可能是梁启勋）说，“吾见小说中，其回目之最佳者，莫如《金瓶梅》”了！
第二，变动情节。崇祯本一上来就摆出了大胆修改词话本的架势，这不仅仅表现在对回目及下面要谈的回前诗这类多少带有一点附加性质的部分大动刀斧，而且表现在它对正文故事也竟敢推倒重来。词话本于入话后，即借用《水浒》第二十三回的故事，写“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其主人公西门庆要到第二回才登场。崇祯本则换了一个题目：“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一开始就铺叙西门庆、应伯爵等十兄弟结义，武松打虎的故事只从应伯爵口中淡淡提起，突出了这部小说的一些主要人物。这大概是为了尽量抹掉《水浒》的痕迹，删除与整个故事情节不连贯的部分。崇祯本还把词话本第八十四回后半部分所写的吴月娘清风寨被掳，矮脚虎王英强迫成婚，宋公明将她义释的一段全部当做赘瘤割掉了。这些明显的不同，当初就被郑振铎一眼看出。后来，人们在翻译过程中，在仔细琢磨过程中，发现词话本中的不合理部分大都被修正了。例如词话本第八十三回先写：“一日，八月中秋时分，金莲夜间暗约经济赏月饮酒。……”不想此事被秋菊泄露，月娘虽不相信，却令晚夕把各处门户都上了锁，致使金莲与经济“二人恩情都间阻了约一个月，不曾相会一处”。可是到后来二人又“相戏”时，却还写“原来那时，正值中秋八月十六七，月色正明”。这明显是个漏洞。崇祯本改成“月色正明，九月十二、三日”，就比较合理了。再如词话本第二十五回至二十七回中，一会儿提到派来旺儿晋京给蔡京送生辰纲，一会儿又写派来保与吴主管为同样的事入京，同时，两次谈到为释放盐商事去蔡太师那里说情，这确是个大矛盾。崇祯本就将第一次改成只为盐商事派遣来旺儿入京，这样就在情节发展上弥补了漏洞。如此等等，崇祯本在情节故事的发展上，或大或小，随时作了不少修正。
第三，调整韵文。《金瓶梅词话》中所引的韵文，包括回前、回末及正文中引用的诗、词、曲以及宝卷、格言等，也被崇祯本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回前诗，比较两本，除了第五、七、十四、十六、二十四、三十九、四十二、五十一共计8回外，全部作了改动。其改动的特点是：削弱与正文内容间的联系，减少了教训意味，给人以一种只是作为形式而保留着的感觉。例如第二十六回“来旺儿递解徐州，宋惠莲含-羞-自缢”，词话本云：
闲居慎句说无妨，才说无妨便有方。
争先径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
爽口物多终为疾，快心事过必为殃。
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
这里有比较浓厚的劝诫、教训的味道，而在崇祯本中不见了：
与君形影分吴越，玉枕经年对离别。
登台北望烟雨深，回身哭向天边月。
夜深闷到戟门边，却绕行廊又独眠。
闺中只是空相忆，魂归漠漠魄归泉。
回末诗（包括“正是……有诗为证……”）被调整的有17回：第一、四、六、九、十八、十九、二十一、三十五、三十八、四十一、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六十一、七十四。调整的原则是：压缩。这正和正文中的所有被引用的诗词、曲语、宝卷、笑谈等所遭遇的命运一样，都被崇祯本作了大刀阔斧的删削、精简，使故事更加紧凑、连贯，消除了某些拖沓、松散之病。
应该说，崇祯本改得有功也有过。它修正了不少错误，弥补了一些漏洞，使文字更好读，故事更紧凑，回目更工整，布局更合理。同时，它也使这部小说进一步摆脱其“词话”框框的束缚而更加小说化。但是，一经修改，毕竟磨损了不少本来的面貌，也不能不有改糟的地方。例如，词话本开头上的“四贪词”经它删削，就削弱了作者本欲暴露“酒色财气”这四贪的本意，书中不少揭露官场、朝廷丑恶的描写和谴责、抨击性的介入文字已被删除，一些方言俗语、生活细节、活动场景、演出实况的删减同样也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和认识价值，例如吴晗发现的那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来使”，就被刊落，令人遗憾。第五十三回等从评改者自己的理念出发来修改吴月娘的言行，也有损于这个形象的真实性。总的来说，崇祯本的修改是削弱了词话本的认识意义而增强了它的小说性，有功也有过。后来张竹坡决定选用它来作为底本加以评点而使之流行，恐怕主要就由于崇祯本的小说意味强，更合读者的脾胃吧！
（二）崇祯本的评改者
那么，这本崇祯本《金瓶梅》是由谁改编、评点的呢？我在1981年发表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初探》一文中主张是冯梦龙。这是因为这部崇祯本与稍前刊行的《金瓶梅词话》不同，删去了词话本第一篇欣欣子写的序言，而独存了东吴弄珠客的序。按常理，欣欣子是小说作者的朋友，其序言的内容也较重要，要删的话，当首删东吴弄珠客的序，而崇祯本的发行者恰没有这样做。这显然突出了东吴弄珠客，甚至表明此书的评点就出自这位序作者之手。东吴弄珠客是谁呢？1949年以前，姚灵犀在《金瓶梅版本之异同》中曾说：“疑即龙子犹，亦即冯梦龙。”这个推测，不无道理。东吴者，即指苏州也；弄珠客，岂不与名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的“龙”字有着某种关系吗！而冯梦龙欣赏《金瓶梅》更是众所周知。《万历野获编》明载“吴友冯犹龙见之（指《金瓶梅》）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冯托名“楚黄张无咎”的《批评北宋三遂平妖传序》也称《金瓶梅》是一部“另辟幽蹊，曲中奏雅”的“奇书”，可当为“《水浒》之亚”（这里要说明的是另有一本署“泰昌元年长至前一日陇西张誉无咎父题”的《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叙》系他人所伪托，它对《金瓶梅》的评价有所改动）。因此，当《金瓶梅》初次“于吴中悬之国门”时，冯梦龙完全有可能应熟悉的书坊主人（很可能是袁无涯）之请而作序一篇。作序之后，意犹未尽，惯作小说戏曲评点的冯梦龙就有可能对《金瓶梅》如法炮制，评点一番。现在，我们对照冯评的《古今小说》、《墨憨斋足本传奇》等看，其批评的情趣、形式都比较接近。再从时间来看，也正相合。因此，我认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者为东吴弄珠客，即为冯梦龙并非捕风捉影。当然，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这只能属于一种推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此人即使不是冯梦龙，然其思想观点、艺术情趣与冯梦龙是有许多相通的地方的。
然而，1985年刘辉先生在首都图书馆所藏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首图像的末页上发现有一首署名“回道人”的题诗。因为这个本子很粗劣，这首诗也印得漫漶不清，诗句为：
贪贵□□□□□□□醉后恋欢
情年不□□□□□□□□那里生
万□□□□□□须知先世种来
因速觉□出迷津莫使轮回受苦辛
回道人 题
刘辉先生发现后，立即写信告诉我，并认定“回道人”即是李渔，李渔即是崇祯本的评改者。我则喜疑参半。后来，陆续读到他的《〈金瓶梅〉版本考》、《〈金瓶梅〉主要版本所见录》、《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等文章，尽管他反复说明崇祯本的评改者为李渔，但我总觉得这个说法颇难成立。
首先，李渔曾经用过“回道人”的化名，毫无疑问。我甚至可以补充人们认为作者是李渔的《肉蒲团》中也有“回道人”的化名。这部小说的第三回写未央生请仙判与玉香姻缘事时，仙鸾借用“回道人”题诗“红粉丛中第一人，不须疑鬼复疑神，只愁艳冶将-yin-诲，邪正关头好问津”等两首。然而，《肉蒲团》中“回道人”的题诗与首图本《金瓶梅》中的“回道人”题诗不大一样。《肉蒲团》及《十二楼》、《合锦回文传》中的“回道人”是刻在原书之中，甚至本身就组织在正文之内，而《金瓶梅》首图本中的题诗是刻在卷首附图之后。而首图本明明是一种至少经过了两次翻刻（原刻本——内阁本——首图本）的后刻本，这首诗又不见于首图本据以翻刻的内阁本及其他崇祯本上，可证是补刻上去的。这就表明：署名“回道人”的这首诗，即使正是李渔所题，那也是题在后出的内阁本或某一同类的崇祯本上，首图本的书贾就据此补以入书，绝非是题于崇祯本的初刻本上，所以，想根据后出的首图本上的题诗作者回道人来确定崇祯本的评改者，是没有说服力的。
其次，从时间上来看。《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刊刻在崇祯年间已无异议。既然《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于明代崇祯年间业已问世，那认为李渔“写定作评”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至十五年（1658）左右的说法就难以成立。那么，李渔有可能于崇祯年间“写定作评”吗？也不可能。查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此据《一家言·庚子举一男时予五十初度》。《家谱》记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八月初七日降生）。崇祯年间（1628～1644），李渔是18～34岁。假如考察其生平和思想，则“写定作评”绝无可能。据《春及堂诗跋》、《与许于王直指》书，可知明崇祯八年（1635）前后，李渔在浙江婺州“出赴童子试”。崇祯十年（1637），27岁的李渔才“考取入府庠”（《家谱》）。此后，他数应乡试皆不中。30岁元日曾作《凤凰台上忆吹箫》词感叹功名难就。崇祯末年，34岁时有《应试中途闻警归》诗，记其再次应试，适逢甲申国变，中途闻瞀而归。于此可见，崇祯年间的李渔是热衷于科举功名而又仕途蹇塞-，屡试不利。以这样的处境和心态，怎么能评改《金瓶梅》呢？事实上，李渔把心力倾注于小说戏曲，是要到顺治八年（1651）他41岁迁居杭州以后。而此时崇祯本《金瓶梅》早已问世，故将崇祯本的刊刻时间与李渔的生平思想相对照，也不能得出李渔“写定作评”《金瓶梅》的结论。
另外，从李渔与张竹坡评本《第一奇书》的关系来看。由于张竹坡评点时所依据的底本是崇祯本，而《第一奇书》的所谓“康熙乙亥（1695）本”与“在兹堂本”（两本实为同版）扉页右端上题有“李笠翁先生著”六字，又由于竹坡之父亲张?槹'与李渔一度过往甚密，所以，刘辉认为：“他（竹坡）对先辈的密友李渔的情况，虽不能说了如指掌，单靠耳闻，也是相当熟悉的。他的评本《第一奇书》的文字，恰恰来自《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而不是词话本。就连《第一奇书》的命名，也是来源于李渔的《三国志演义序》。他署为‘李笠翁先生著’，斯言当属可靠无疑。这同时有力地证明了李渔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写定者。”
这里的问题是，“康熙乙亥本”与“在兹堂”本上所署的“李笠翁先生著”是书商为招徕读者而搞的把戏，还是“无异于明确告诉人们李渔正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作者”？我认为，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第一奇书》本系统中，“在兹堂本”及所谓“康熙乙亥本”并非是初刻本，所以“李笠翁先生著”数字就根本不能反映张竹坡的看法。此其一。其二，这里明明署李笠翁先生“著”，根据当时的习惯，若真是李渔作了修改并加以批评的话，也不会署“著”字，其“著”字正恰恰否定了李渔曾加以评点和修改。其三，《第一奇书》本卷首谢颐序开头第一句话即说：“《金瓶梅》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后面张竹坡尽管对作者王世贞说有所怀疑，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彼既不著名于书，予何多赘哉”。看来张竹坡从未说过此书原是李渔作的，也从不想在作者问题上表示什么明确的意见。其四，从《第一奇书》的命名来看，也可见与李渔的观点相悖。李渔的《三国志演义序》是把《金瓶梅》列于“四大奇书”的第四而非第一。《小说小话》所云“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刻本”今佚未见。然今所存乾隆丁卯（1807）本很可能是芥子园本的翻刻本，其扉页右上角题“彭城张竹坡原本”中间即大书“奇书第四种”，而今存有李渔序的《三国志演义》都题“四大奇书第一种”。康熙己未（1679）李渔序又明确说“第一奇书之目果在《三国》也”，那他怎么会再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呢？显然，张竹坡的“第一奇书”的命名不但并非来自李渔，而且正与李渔称《三国》为“第一奇书”的说法针锋相对。其五，张竹坡的批评对“原评”多有抵牾不敬之词。特别是他对于吴月娘的批评，学习了金圣叹故意与原评唱反调而打倒宋江的办法，处处与崇祯本的评点唱对台戏。崇祯本对吴月娘的评价的主调是：“如此贤妇，世上有几？”（第一回）而张竹坡评吴月娘时时针锋相对地说：“谁谓月娘为贤妇-人哉！吾生生世世不愿见此人也。”（第七十五回）“此书中月娘为第一恶人罪人，予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男女也。”（第八十四回）假如张竹坡果真明知原评为父亲的好友李渔所作，且有意在书前署明“李笠翁先生著”的话，怎么会用这样的口气呢？而现在张竹坡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大不敬的口气，这正反映了张竹坡心目中的崇祯本与李渔毫无关系。
而更重要的是，后来王汝梅先生发现，这首诗被收在《全唐诗》第八百五十九卷中，是另一个“回道人”吕洞宾的《渔父词》十八首中的第十六、十七首（《“李渔评改〈金瓶梅〉”考辨》），词为：
作甚物
贪贵贪荣逐利名，追游醉后恋欢情。
年不永，代君惊，一报身终那里生。
疾瞥地
万劫千生得个人，须知先世种来因；
速觉悟，出迷津，莫使轮回受苦辛。
这就说明，首图本翻刻时，抄上了吕洞宾的这两首词以装门面，根本无关乎改定者的问题。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李渔评改《金瓶梅》的说法。
（三）崇祯本与词话本的关系
讲了崇祯本的评改者的问题后，我们再来看崇祯本与词话本的关系问题。前面我所讲的，基本上是立足在先有词话本，后有评改后的崇祯本的基础上讲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人都同意郑振铎先生的结论，认为是先有词话本，后有崇祯本，崇祯本是从词话本改编加评而来的。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较早透露了这类意见的是韩南与浦安迪，但最有代表性的是香港的梅节先生，他最先在《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中表明了这一意见，令人注目。他说：
《金瓶梅》……在辗转传抄过程中，开始出现两种本子，一为十卷本，一为二十卷本。二十卷本曾有人加以编纂，删削词曲，略去细节，改写楔子、回目和回前诗，以《金瓶梅》为书名刊行，有东吴弄珠客序和廿公跋。现存之《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可能是这个二十卷本的第二代刻本。二十卷本面世后风行一时，书林人士见有利可图，乃梓行十卷本《金瓶梅词话》……十卷本《新刻金瓶梅词话》虽更接近评话底本，它的刊行却在二十卷本《金瓶梅》之后。
后来在《〈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燕京学报》新十五期。梅先生论这问题的论文较多，此文最后出，最有代表性）再一次重申：两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
梅先生的一个核心论点，就是不但“崇祯本并非源自十卷词话”，而且反过来，“《新刻金瓶梅词话》曾据文人改编的第一代说散本校过，录入其改文”。而我认为，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必据目前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后成书，故词话本不可能根据尚未问世的崇祯本来校改。
理由之一，还是从避讳来看。词话本不避崇祯之讳，而崇祯本在“花子由”的避与不避的问题上全照抄词话本（只是后半部将“油”换成“繇”），后面又避崇祯之讳。这清楚地说明了崇祯本后出，且留下了修改词话本而成书的痕迹，而不是源自所谓“第一代”尚未刊印的廿卷抄本。
理由之二，还是我曾经强调过的卷题问题。1988年《金瓶梅研究》第一辑载拙文《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中的一段话，就说了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今存崇祯本都为五回一卷，共二十卷。每卷前一般都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此题名与全书目录前题名相同。然而，其中有几卷的题名较为特殊。今以上图甲本为例，情况如下：
卷六题：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六；
卷七题：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
卷八题：新刻绣像评点金瓶梅卷之八；
卷九题：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九；
卷十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之九；
卷十四题：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卷之十四；
卷十五题：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卷之十五；
卷十六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
令人吃惊的是，与上图甲本大有出入的上图乙本、天津本，除了卷十六题作“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五（按：“十五”亦误）”之外，其他与此全部相同。不但如此，北大本除卷七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七”外，其余悉同。以此类推，天理本，乃至王氏本估计都是如此。于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三点：
1.卷七、卷九两处多出“词话”两字，特别是卷七的题名，竟与词话本完全相同，这无疑是修改词话本时不慎留下的痕迹。假如崇祯本与词话本是平行发展的两种本子，甚至先有崇祯本，后出词话本的话，就绝不可能两处凭空加上这“词话”两字。
2.当为卷十处的卷号却题作“卷之九”，卷十六处上图甲本缺“六”字，上图乙本作“十五”。这些纰漏都说明此崇祯本的“二十卷”是据词话本临时仓促编排而成，并非来自经过辗转传抄的原有的二十卷本。
3.从一会儿冒出“新镌”，一会儿又冒出“批点”、“评点”来看，也都可以看出临时修改、添加的混乱情况，不像据原本刊成。
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不是凭臆测所得；从中得出的结论，我还是坚持。特别是第一点，这是崇祯本修改词话本的活化石，绝不能轻易地否定。因为这完全不是什么后人的“假冒”。固然，至清初，有“古本八才子词话”之类的书名，用“词话”两字来“假冒”，但这里是在20个“卷题”中漏出两个“词话”来，是“假冒”的样子吗？再说，上图甲本、乙本和天津本、北大本等固然不是崇祯本的“原本”，我们目前还无法找到崇祯本的“原本”，但它们共同反映的这一现象，不正是说明了“原本”给它们带来了这样的胎记吗？不正是说明了崇祯本“原本”就是从《新刻金瓶梅词话》那里修改而来的吗？
以上两点都是从文本的客观存在来正面肯定崇祯本必从《新刻金瓶梅词话》而来，下面就目前认为崇祯本早就传抄，与词话本是“兄弟关系”的一些主要论据略作分析。
①二十卷问题。谢肇淛《金瓶梅跋》说他看到的抄本《金瓶梅》是“为卷二十”，今见的所有崇祯本均为二十卷本，而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却是十卷本。这就成了《金瓶梅》抄本或“原本”是二十卷本而非词话本的重要论据。这一点，最早由浦安迪于1983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主办的《金瓶梅》国际讨论会上提出，当时他提交的论文是《瑕中之瑜——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注》。其实，一百回大书，在传抄过程中如何装订，本有一定的随意性，对“卷”的含义也有不同的理解。叶桂桐先生曾据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共装订成二十册”，说是“每册大致相当于传抄本《金瓶梅》的一卷”［叶桂桐：《〈金瓶梅〉卷帙与版本之谜》，收入《金瓶梅研究》第六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此说尽管被魏子云先生批评为将“册”与“卷”混淆了起来［魏子云：《关于〈金瓶梅词话〉的卷帙》，《徐州教育学院学报》，第15卷第1期，2000（3）。］，但实际上却道出了谢肇淛所说“卷”的模糊性，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谢肇淛所说的“卷”就是当时装订成的“册”而不是现在《新刻金瓶梅词话》所标的“卷”呢？再说，即使当时流传的抄本确实标目为二十卷，但在刊刻《新刻金瓶梅词话》时为什么不可能改为十卷本装呢？叶桂桐先生说，今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之所以将“本应为第五卷的开始”的第四十一回处，误印成了“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四”，就是因为将抄本二十卷改为十卷而致误。这个说法不能说全无道理。总之，以一人所谈之抄本的卷数来区分流传的《金瓶梅》的实际内容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②关于《金瓶梅》的书名问题。论者认为在万历、天启年间文士谈及《金瓶梅》时多用“金瓶梅”三字，而未见用“金瓶梅词话”，今崇祯本的版心即刊“金瓶梅”三字，而词话本的中缝题“金瓶梅词话”五字，可见当时流传的乃是崇祯本系统的本子。其实，文人笔记所记，多用简称，这正像《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传》，多简称为《三国志》，《忠义水浒传》多简称为《水浒传》一样，将《金瓶梅词话》、《金瓶梅传》简称为《金瓶梅》也并不奇怪。目前所知最早称《金瓶梅》为“金瓶梅词话”的是《幽怪诗谭小引》中的一段话：
不观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传》，一部《阴符》也；《西游记》，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说》也。
此引作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上距《金瓶梅》传入文人圈已经35年”，所以往往被人视为后出而不予重视。其实，作者在这段文字的后面也用简称《金瓶梅》，但在谈到汤显祖欣赏的《金瓶梅》时，特别用了《金瓶梅词话》。这里加上“词话”两字当有根据，只是我们现在一时难以找到汤显祖的原话。而且，有研究者早就指出汤显祖确实深受《金瓶梅》的影响，特别是他的《紫箫记》可能与《金瓶梅》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参阅芮效卫《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收入徐朔方编选校阅《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汤显祖死于万历丙辰（1616），且《幽怪诗谭》一书多记万历及万历以前的故事，这完全可以说明《金瓶梅词话》在汤显祖时代早已流传，或者说，当时一般人简称的《金瓶梅》即是《金瓶梅词话》。
③关于《金瓶梅》的序跋问题。现在看到的崇祯本卷首只有东吴弄珠客序，而词话本卷前还有欣欣子序与廿公跋。但当初薛冈谈到的，只是东吴弄珠客序；基本看到全书的沈德符谈到作者时，也没有谈到欣欣子序中提到的笑笑生。这些给人的印象都是他们不知有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似乎都可证明他们看到的抄本只是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而非词话本系统的《金瓶梅词话》。同时，现在看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的序跋也不统一，欣欣子序文字讹误甚多，而东吴弄珠客序及廿公跋却“正确无误”，显得“非常特殊”，而这一序一跋所刊刻的字体与欣欣子序也不同，一用宋体，一用写体，且东吴弄珠客序称书名为“金瓶梅”，而不称“词话”，与欣欣子序称“词话”相扞格；如此等等，论者无非想借此说明先有东吴弄珠客的序而欣欣子序是后出的。
其实，假如换一个思路来考虑这些现象的话，正可窥见《金瓶梅词话》及其序经辗转传抄而错误百出。薛冈所见东吴弄珠客序并不是在早年“往在都门”时，而是“后二十年”看到“刻本全书”时。这个序言及跋是在刊印《新刻金瓶梅词话》时加上去的。写序的人很可能就是冯梦龙，这在前面已经讲过。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冯梦龙见到《金瓶梅》抄本后十分“惊喜”，并“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沈德符当时不愿将自己的书拿出去付刊，但书坊还是从别处购到了一部抄本《金瓶梅词话》。在付刊前，请曾经为之“惊喜”并怂恿书坊刊刻的冯梦龙作序，也在情理之中。于是，这篇东吴弄珠客序以及同时请人撰写的廿公跋，就明显与欣欣子序有所不同。书坊主又觉得《新刻金瓶梅词话》问题多多，很可能即商之于冯梦龙，请他将词话本进行修改与评点，于是就有了“崇祯本”。这从崇祯本卷首仅收东吴弄珠客序与同时所写的廿公跋而删去了欣欣子序，以及东吴弄珠客序后删去已不合时宜的题署时间、地点来看，也清楚地表明了词话本中的东吴弄珠客序是原序，崇祯本中的东吴弄珠客序是后印的。反之，假如崇祯本中的东吴弄珠客序先有，则词话本在此序后再增加“万历丁巳季冬”“漫书于金阊道中”云云，如此添足，有何必要？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从《金瓶梅》的序跋来看，也只能证明崇祯本及它的东吴弄珠客序是后出的。
④关于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异文问题。梅节先生在校订《金瓶梅词话》时，花了极大的工夫对校了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异文，功莫大焉。在这基础上，他作了一些推论。其《〈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一文中的第三节《崇祯本并非改编自〈新刻金瓶梅词话〉》与第五节《〈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两节比较集中地谈了他的观点。但我觉得，仅凭这些异文是得不出梅先生沿着一种既定的思维定式所推导出来的结论的。比如，在第三节中他所举的第一例说：
第二回，西门庆看中潘金莲，无法入脚，托王婆做牵头。王婆便卖弄自己“杂趁”手段。词话本原文：
老身不瞒大官人说，我家卖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十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卖了不（一个）泡茶，直到如今不发市，只靠些杂趁养口。
“十月初三日”，容本《水浒》作“六月初三日”。王婆这里说的是鬼话：她开茶铺，却靠“杂趁”过活。如果闰年，十月初三北方下雪不稀奇，“六月初三日”下大雪则纯然是鬼话。崇祯本也作“六月初三日”，同《水浒》。可能艺人本也同《水浒》，十卷本词话在流传中“六”误“十”。但崇祯本的母本却不误。
梅先生校出“十月”与“六月”之别，很有意义。以下，梅先生还连举数例，均为《金瓶梅词话》抄《水浒传》文字中出现差错而崇祯本予以改正的例子。这一问题，实际上韩南早就看出，所以说过“乙系（崇祯本系统）并非源之于甲系本（词话本系统）”的话。其实，这种现象的产生十分简单：词话本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错讹，《新刻金瓶梅词话》予以照刻；冯梦龙辈将《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成崇祯本时，根据熟悉的《水浒传》进行了校改，如此而已。至于后面并非根据《水浒》修改的例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梅先生在第三节中所举的第6例：
第九十一回，官媒婆陶妈妈与薛嫂儿替李衙内说娶孟玉楼。玉楼比李衙内大六岁，两个媒婆怕衙内嫌岁数大，想瞒几岁。路上找了个先生算命看看能不能替他瞒几岁。算命先生断言，玉楼“嫁个属马的夫主方是贵”，“往后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岁，有一子，寿终”。词话本原文：
两个媒人，收了命状，岁罢，问先生，与属马的也合的著？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炼，定成大器，正好！当下改做三十四岁。
崇祯本原文：
两个媒人说道：“如今嫁的倒果是个属马的，只怕大了好几岁，配不来。求先生改少两岁才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丁卯三十四岁罢。”薛嫂道：“三十四岁与属马的也合的著么？”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炼，定成大器，正合得着！”当下改做三十四岁。
对照两个本子，词话“岁罢”以上，脱去四十六字。两本还有一些文字歧异，可以解释为编纂者的加工，但无论如何，现存说散本根据十卷本词话，是补不出这样一大段文字来的。合理的解释是，崇祯本另有所本。
梅先生比较两本的文字后，实际上是从崇祯本倒看过去的，觉得十卷词话本脱去了46个字。但假如仔细对照的话，词话本中“收了命状”四字未见在崇祯本中，词话本中“问先生”与“正好”两处，也与崇祯本不合，故显然不是词话本简单地脱漏了所谓崇祯本原本中的46个字的问题。最大的可能，还是崇祯本修改者在这里觉得词话本有错误与脱漏，于是就进行了修补。另外，还有两种可能：第一，这种错误是刻工手误，冯梦龙辈本与书坊主熟悉，在改编成崇祯本时，或许还是参考了《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底本；第二，《金瓶梅》镶嵌了不少当时现成的作品而成，这一段也有可能镶嵌了如《水浒》之类的其他现成作品，修改者就据以添加。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有多种可能的存在，据此未必就能一口咬定“崇祯本并非改编自《新刻金瓶梅词话》”而出自所谓“共同的祖本”等。
梅先生在《〈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的第五节中，进一步根据一些异文来论证“《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以此作为“崇祯本并非源自十卷本词话”的“最强有力的根据”。其“方法是将十卷本词话的例句，减去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前面再列所谓“原本”的文字，其“原本我们今天已看不到，是推论出来的”。假如心中先有一个成见，那么如梅先生这样来作推论，似乎也颇合理。但我认为这种推理也是一相情愿，经不起推敲的。且看梅先生所举第一例，即“第十五回西门庆在李家吃花酒”时的文字：
桂卿外与桂姐，一个琵琶一个筝，两个弹着。（原本）
桂卿、桂姐一个弹筝，一个琵琶，两个弹着。（崇祯本）
桂卿外与桂姐一个弹筝，一个琵琶一个筝，两个弹着。（今本词话）
梅先生举此例句后作了这样的推论：
今本词话“一个弹筝”四字校入说散本改文，造成重文。
对此，我颇感奇怪，假如真的是词话本据崇祯本校入“一个弹筝”四字的话，其校者岂不是太糊涂了吗？明明下面有“一个筝”三字，且“一个琵琶一个筝”句还算通顺，怎么会再加上一个“一个弹筝”去叠床架屋、越改越错呢？合理的推论还当是倒过来思考：崇祯本的改编者看见词话本此句有重文与不通之处，于是就删去了“外与”与“一个筝”五字。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即使是一般水平的校改者也会做的事情。因此，梅先生在此节中所举的这类词话本有问题而崇祯本改得通顺的例子，据我看来，恰恰都是证明了崇祯本据词话本改编的“最强有力的证据”。
⑤关于崇祯本的批语。早在1985年，我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中即指出，崇祯本第四回、第三十回两处批语中分别提到了“原本”与“元本”的问题。第四回于西门庆与潘金莲在王婆家初次“云雨才罢，正欲各整衣襟”之后评道：
从来首事者能为局外之谈，此写生手也，较原本径庭矣。读者详之。
为了看清批者所谓“原本”是什么，不妨将这一段的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三本略作比较。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表：
《水浒传》 词话本 崇祯本
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那婆子便 道：“好呀，好呀！我请你来做衣裳，不曾叫你来偷汉子。 武大得知， 须连累我，不若我先去 出首。”回身便走。那妇-人扯住裙儿 道：“干娘饶恕则个。” 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那婆子便向妇-人道：“好呀，好呀！我请你来做衣裳，不曾交你偷汉子。你家武大郎知道，须连累我，不若我先去对武大说去。”回身便走，那妇-人慌的扯住他的裙子，便双膝跪下，说道：“干娘饶恕。” 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那婆子便向妇-人道：“好呀，好呀！我请你来做衣裳，不曾叫你偷汉子。你家武大郎知道，须连累我，不若我先去对武大说去。”回身便走。那妇-人慌的扯住他的裙子，红着脸，低了头，只说得一声“干娘饶恕”。
从以上对比中可见，词话本是从《水浒传》来，两本基本一致，只是文字上更加口语化，描写语言只多了“便双膝跪下”五个字。而崇祯本的语言文字基本与词话本相同，与《水浒传》相对有较大距离。在与崇祯本比较中，可以看到它所多描写的特别之处，在“那妇-人慌的扯住他的裙子，红着脸，低了头”旁边又特意加了圈点。这正是它与词话本的不同之点和“写生”之处。很清楚，词话本即为眉批者心目中的“原本”。
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三十回写李瓶儿生儿前蔡老娘问吴月娘要草纸时评道：
月娘好心，五根（？）烧香一脉来。后五十三回为俗笔改坏，可笑可恨。不得此元本，几失本来面目。
这里又自称此本为“元本”（即原本），显然与前说矛盾。实际上，这正是评改者故作狡狯，用的是与袁无涯、金圣叹等同样伎俩，即改了人家的本子又自称自己的本子是“原本”、“古本”。在这里，评改者从吴月娘是“好心”人出发，觉得不应该把她写得低劣猥琐。五更烧香以及“绝不勉强”（夹批语）地给李瓶儿送草纸，都是好心人做好事。而在第五十三回中，词话本写吴月娘于壬子日吃药及晚上与西门庆同-房时都有不少丑化吴的笔墨，有损于这个好心人的形象。所以崇祯本将此作了大段删减净化，且特别加了眉批：“月娘得子时，得与药丸不相干。春秋妙笔。”因此，崇祯本第五十三回当为批改者认为词话本“可笑可恨”而作了改写，而非词话本被“俗笔改坏”后再据另外什么原本来恢复本来面目。这假如将第三十回所说的“元本”与第四回所说的“原本”对照起来看的话，那就更清楚了。总之，崇祯本的批改者向我们透露了：词话本就是《金瓶梅》的原本。
对此，梅先生在《〈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中也承认：“这两条批语都批在崇祯本上，所谓‘原本’、‘元本’，当然不排除是词话本。”但他举出，第二十九回关于“西门庆的八字，说散本与词话本不同。词话本所开列的四柱，不符合八字构成法则”，却没有批语指出其四柱不合；而“崇祯本作了修改”，使之正确了，但上面还有眉批：“四柱俱不合，想宋时算命如此耳。”于是梅先生得出了这样的推论：“既然崇祯本已经改正词话本原八字的错误，四柱皆合，为什么竟有‘四柱不合’的眉批呢？合理的推测是继承自母本。”我认为，这个推理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词话本的抄本与刻本本来都是没有批语的，但崇祯本改编者是边改边评的，所以出现这种既指出其错误，又进行了修改的现象是十分正常的。反之，假如此批源自所谓崇祯本的“母本”，倒是十分奇怪了：母本原来就是“四柱皆合”的，为什么还要批上这句“四柱俱不合”的话呢？所以，正确的推论当是：崇祯本的批语，都是冯梦龙辈在根据新刻的词话本进行边改边评时加上去的。
上面就崇祯本源自《新刻金瓶梅词话》谈了几点看法。毫无疑问，这里也多推测之词，但怎么样推论才较合理，大家自可思考。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根据还是文本存在的实际，假如果真能发现一部《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前的刻本《金瓶梅词话》和廿卷本的崇祯本“母本”的话，那我承认这些推论全部错误，否则，合理的推测告诉我们的结论只能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即是从此本词话本改编而来。
（四）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
上面讲了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金瓶梅》的流变史上，崇祯本关系重大。但从目前情况看来，人们对它的研究最为薄弱。其原因主要是今存各崇祯本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而它们又分散在中国、日本各图书馆的善本室里，一时难以比勘，所以有必要也讲一下。
到目前为止，去掉一些残本、清刻本及一些私家藏本因明显后出或缺乏讨论价值外，主要有八种九部：
①通州王（孝慈）氏藏本。今下落不明，唯其插图100叶200幅由古佚小说刊行会曾予影印，附于词话本前，集中装订成册。世界文库排印词话本时，也曾影印若干插图及第一回一页书影，并据此本加以校勘。
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原为马廉所藏。下简称北大本。
③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本。下简称天理本。
④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本。下简称天津本。
⑤上海图书馆藏甲本。下简称上图甲本。
⑥上海图书馆藏乙本。下简称上图乙本［关于上图甲、乙两种，参见拙作《关于上海图书馆藏两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收入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第二号，1998。］。
⑦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下简称内阁本。另，长泽规矩也教授双红堂原藏一部，与内阁本完全相同，今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资料室。
⑧首都图书馆藏本，原为孔德图书馆所藏。下简称为首图本。
这里先要说明的是，自从鸟居久晴的《〈金瓶梅〉版本考》（1955年4月《天理大学学报》第18辑）以来，韩南的《〈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该文收入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第4卷第2期，丁婉贞译。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收录该文，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乃至魏子云的《关于崇祯本的问题》［该文收入魏子云《小说金瓶梅》，台北：学生书局，1988。］，都将北大本（即马廉氏旧藏本）与世界文库所据王氏本混同起来，这是一个疏忽。实际上，世界文库本影印的王氏本的眉批是两字一行的，马廉旧藏的北大本的眉批则是四字一行；又，北大本正文第一回回目“西门庆热结十弟兄”之“弟兄”两字，王氏本作“兄弟”。故这是两种不同的本子，必须首先分辨清楚，再不能将北大本与王氏本混为一谈了。
北大本的眉批既然是四字一行，那就与天理本的眉批格式相同。可见这两种即使不是同版，也可归入一类。
与北大本、天理本相同或接近的还有上图甲本，然其批语与北大本相较，则互有出入。今以第七回为例，两本出入情况如下（附以内阁本）：
北大本 上图甲本 内阁本
［正文］房子里住的孙歪头
［眉评］：孙歪头三字写得活现，恰像真有其人。 同 “活现”作“现貌”。
［正文］大官人家里有的是那嚣段子
［眉评］：段子曰嚣……想见立言。 “立言”后多“之妙”两字。 “立言”后多“之妙”两字。
［正文］讲了话，然后才敢去门外看。
［旁评］：递局。 无评。 递局。
［正文］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来说声？
［旁评］：传神。 无评。 传神。
［正文］既是姑娘恁般说，又好了。
［眉评］：满肚-皮要嫁，只三字。 “三字”后多“尽出”。 “三字”后多“尽出”。
［正文］张四-羞-惭归家，与婆子商议。
［旁评］：伏后骂句，细甚。 无评。 伏后骂句，细甚。
又，北大本卷七题作“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七”，不同于保持崇祯本原刻形态的上图甲乙两本、天津本等题作“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
从以上情况看来，北大本与上图甲本尽管大致相似，但实不同版，且相互之间不存在着先后关系，似同祖于某四字行眉批刻本。它们究竟与天理本关系如何，目前很难具体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北大本、天理本、上图甲本三本相近，当归为一类。
上图乙本正文行款格式与以上三本相似，但它自有其不同于他本的特殊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眉批首页同原王氏本，为两字行，然其两字行眉批仅两页四面，第三页起即改为四字行，第十页起不见眉批。第二，正文也有不同于他本的特点。总之，从上图乙本的正文及眉批接近王氏本，其插图、正文的刊刻较为粗劣的情况来看，它当是王氏本的翻刻本。
天津本与上图乙本的版式内容基本相同。两者稍异的主要是图像装订不同：天津本图像如北大本分插于每回之前，而上图乙本如他本集中于卷首。又天津本稍多几处眉批。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不是同时印刷、装订所致，然它们当属同版，至少是同类。我在《关于上海图书馆藏两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中曾据《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明清小说目录》而猜测它与北大本同类，误。
以上将北大本、天理本、上图甲本归为一类和将上图乙本、天津本归为一类之后，可在鸟居久晴的基础上，以眉批格式的不同，将崇祯本分为五类。今以第一回第一页为例，表明情况如下：
①以世界文库影印王氏本一页为代表的二字行眉批：
一部 炎凉 景况 尽此 数语 中
②以内阁本为代表的三字行眉批：
一部炎 凉景况 尽此数 语中
③以北大本为代表的四字行眉批：
一部炎凉 景况尽此 数语中
④以首图本为代表的无眉批本。
⑤以上图乙本为代表的二字行至四字行，至无眉批本。
这五类崇祯本的关系如何呢？长泽规矩也氏最早推定为：首图本→内阁本→北大本。鸟居久晴则加进了天理本：首图本→内阁本→天理本→崇祯本（鸟居的“崇祯本”实为世界文库本和北大本的混合物）。这里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都认为“首图本”最早出现，在首图本的基础上加评成内阁本。而长泽又据内阁本的字样推断其为天启年间南京刻本。这样，首图本的刊刻时间就更早。于是，也就有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天启本”的说法，对“崇祯本”的提法产生了动摇。其实，这个看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长泽等认为内阁本是在首图本上加评而成的最重要根据是两本版式大致相同。这的确可以说明两者之间有承袭关系。但这种关系既可能是首图本先出，内阁本加评而成；也可能是内阁本先出，首图本删评而成。魏子云先生曾将首图本第一页书影与内阁本相勘后，认为内阁本“印刷清晰”，首图本“极其漫漶”，“光凭这一点，亦足以判定（首图本）是后印”。这是正确的。但魏先生在这里尚稍有疏忽，认为两书是“同一版式的刻本”，首图本只是“后印”而已。实际上，首图本根本是一种将内阁本简陋化后的后刻本。就以这一页来比较，还有如下不同：第一，首图本在卷首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一”与回目之间，少了一条细框线；第二，诗词旁又少了大量圈点；第三，正文第三行“大唐国”之“国”字，第四行“同归于尽，着甚要紧”中的“尽”字、“紧”字，首图本均作简化；第四，正文第三行“营营逐逐，急急巴巴”，首图本改成“营匕逐匕，急匕巴匕”。再加上眉批被删、刊刻粗拙，故此一页相勘，即可证明首图本是翻刻内阁本的劣本。此外，还可证明首图本后出的证据是附图。韩南对此曾有评论：“一百零一页插图，虽仿刻其他版本之插图，但技巧差之远矣。图上未刻任何插图者之名，尤其八十一回后三幅插图极为粗俗，显为次流者所刻。”“某些插图甚至次序有误，插图上面所附目录（即章回名）亦有错误。”
既然首图本是内阁本的翻刻本而不是崇祯本系统中的最初刻本，那么封面题有“原本”字样的内阁本《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是否真的是“原本”呢？按照长泽、鸟居的说法，四字行眉批的天理本出自内阁本，那内阁本就有“原本”的可能。对此，魏子云先生表示异议。他“从卷帙与回目起刻看”，“从评语刻字来看”，“从字体来看”三个方面推想了天理本先而内阁本在后。魏先生否认天理本出自内阁本的意见值得重视。我补充两点意见，可证天理、北大等四字行眉批本不可能从内阁本来：
①从插图来看：凡有插图的本子如王氏本、北大本、天理本、上图甲乙两本、天津本等大都为一百叶两百幅，唯独内阁本及承袭内阁本的首图本是五十叶。今内阁本及相同的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的插图虽已遗失，但当年著录均未提及插图本身的构图格局与他本相异，且从首图本来看，其插图格局也大致和王氏本相同，故可推知内阁本五十叶插图也当与王氏本大致相同，只是它少了五十叶。于此表明：少五十叶的本子当为后出本。因为王氏本、北大本等均不可能根据一种仅有五十叶插图的“原本”去增刊格局风貌相同的插图五十叶。反之，翻刻时只有删减原有的插图，才有可能使删剩的画面与“原本”保持一致。
②从回前诗看：王氏本、北大本、天理本、上图甲乙两本第一回开头于“豪华去后行人绝”之前有“诗曰”两字，占一行；于“二八佳人体如酥”之前又有“又诗曰”三字，也占一行。内阁本、首图本均省却“诗曰”、“又诗曰”五字两行。以一般常理而论，假如北大本、天理本、王氏本出自内阁本的话，是不大可能在翻刻时特地加上这无关紧要的两行五字，相反，只有后出的本子删去这五个无关紧要的字才在情理之中。于此也可见内阁本不是“原本”。
内阁本不是“原本”，北大本等不可能出自内阁本，那么，有可能内阁本出自北大本吗？我们据上文北大本、上图甲本、内阁本评语相校的情况看来，内阁本与北大本、上图甲本之间互有错误缺漏，且北大本、上图甲本的缺失多于内阁本，故北大本、上图甲本也不可能是内阁本的祖本。它们之间并无从属关系，当分别来自它本。
那么，它们来自何本呢？现在看来，三字行眉批的内阁本和四字行眉批的北大本等，都可能来自二字行眉批的王氏本。其理由如下：
①从现存影印王氏藏本的一页书影及所有插图看来，最为精良，刻工姓名所存最多。
②四字行眉批本正文格式与王氏本相同，不同的只是眉批有二字行或四字行的区别。一般说来，若以原四字行改成二字行，则遇两条相近眉批时，就有排列不下的危险，故可能性小；反之，从二字行改成四字行，不成问题，故可能性大。
③内阁本的刊刻，诚如魏子云所云“没有天理本郑重”，不但将眉批改成三字行，且正文行格多有从简的趋向。但其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五十四、五十七、八十三、九十三、九十八等回多次出现了二字行眉批的格式。显然，这是翻刻二字行本时露出的马脚。
④从上图乙本、天津本的情况来看，清楚地留下了从二字行眉批本来的痕迹。
⑤从张竹坡《第一奇书》的情况来看，其正文与王氏本、上图乙本接近。张竹坡当时距离崇祯本初刻时间不远，有可能所据的是较好的本子。
总之，根据以上分析，我目前认为：崇祯本系统中，二字行眉批本当为最先刊出；三字行眉批内阁本和四字行眉批北大本、天理本、上图甲本及混合型眉批上图乙本、天津本三类分别从二字行眉批本出；无眉批的首图本则从内阁本出。至于四字行眉批本中的北大本、天理本、上图甲本，也非同版，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我的以上这些意见，主要在1990年的《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金瓶梅研究》第一辑）一文中有所表述。后来，又陆续读到了梅节先生的文章，文中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还是强调内阁本是崇祯本中的“正头香主”。对此，我又作《再论〈金瓶梅〉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进一步论述了内阁本不可能是崇祯本中的“正头香主”，我补充的论证主要是：
第一，详细地论述了内阁本不似原刻形态。内阁本尽管自己标榜为“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但这里特别加上“原本”两字，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是书商惯用伎俩的暴露，一个本子初印时，还有必要加“原本”吗？更主要的是，它不论是与词话本比，还是与北大本等四字行眉批本校，都存在着如下三个明显的特点：①有意简略；②时见脱漏；③特多错刻。这都可证明它不是崇祯本中的原刻本，而是一种翻刻本。
比如从“有意简略”来看，一百叶插图减成五十叶，刻印得非常粗劣；回前的诗词，往往缺略“诗曰”、“右调寄×××”，又搞得乱七八糟。这种现象，或许有人也会“逆向思考”，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内阁本“原刻”时比较简陋，后来其他本翻刻时再加以整饬化。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首先，不但北大本等四字眉批本前有“诗曰”、“词曰”等比较规范，而且精美的王氏藏二字行眉批本也如此；其次，像内阁本那样刊刻粗糙的刻本，翻刻者往往贪利图便而简化或漏刻，而不太可能去作认真的校勘，特别是像内阁本没有词牌名的情况下，后来者是不可能去推敲、补刻词牌名的。总之，从回前诗词的刊刻情况来看，内阁本只能是一种为求利省事而刊刻粗率的后出本。
关于“时见脱漏”的问题，我列举了大量事实，从正文、批语来看内阁本特多脱句、脱字。今天在这里各稍举一例说明问题。如正文第六十七回，有这样两例：
词话本 北大本 内阁本
……见玳安站着等要搭连，玉箫道：“使着手不得闲謄，教他明日来与他就是了。”玳安道：“黄四紧等着，明日早起身东昌府去，不得来了，你謄謄与他罢。” ……见玳安站着等搭连，玉箫道：“使着手不得闲謄，教他明日来与他就是了。”玳安道：“黄四等紧着，明日早起身东昌府去，不得来了，你謄謄与他罢。” ……见玳安站着等要搭连，玉箫道：“使着手不得闲謄，教他明日早起身东昌府去，不得来了，你謄謄与他罢。”
金莲道：“李瓶儿是心上的，奶-子是心下的，俺每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数。” 金莲道：“李瓶儿是心上的，奶-子是心下的，俺们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数。” 金莲道：“李瓶儿是心上的，俺们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数。”
批语中不论眉批、旁批，脱漏整句或某句、某字的数量相当多，如第十二回正文写“西门家来，妇-人叫春梅递茶与他吃，到晚夕与他共枕同床”上眉批脱：“西门庆春梅往往在冷处摹写。”第五回正文“在那里张望”旁脱批：“有心哉！”这类内阁本批语脱句、脱字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它不可能是崇祯本的原刻本，特别是眉批中漏脱一句或几个字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这一情况往往发生在换页的地方，因内阁本与二字眉批本、四字眉批本每页正文行与列的字数不一致（二字眉批本与四字眉批本是每页十行，行二十二字，比较宽松；内阁本书商为了节约成本，刻得较挤，每页十一行，行二十八字），因此在翻刻时往往把换页处余下的眉批漏掉了，或因两段眉批处刻不下而不得不予以删节。
再从“特多错刻”来看，除首图本之外，内阁本的刊刻错误是比较多的，今从正文来看，如第三回“俺这里又使常在家中走的卖翠花的薛嫂儿同做保山，说此亲事”处，“保山”错刻成“保正”；从批语来看，如第九十八回正文“那何官人年约五十余岁”上眉批云：“有此一段风致，何碍于老，妙，妙！”内阁本将“碍”字错刻成“得”字，且脱“妙妙”两字。
综合内阁本以上三个方面的表现，我们怎么能相信它是一种“原本”，或“传存”了明代崇祯本的“最初面貌”呢？它只能是一种翻刻本，而且是一种不太认真的翻刻本。
可是，梅先生为了说明“内阁文库本许多方面比北大本更接近崇祯本原刻形态”，又提出了“眉批内阁本也最多”的论点。所据的证据是：“据刘辉、吴敢《金瓶梅会评会校本》统计，内阁本有北大本无者74条，北大本有内阁本无者27条。”这句话不明确是刘、吴两人的统计呢，还是梅先生据刘、吴两人的本子所作的统计。我查了刘、吴两人的文章，未能发现有这方面的数据，这就恐怕是梅先生据刘、吴的《金瓶梅会评会校本》所作的统计了。但是，这种统计是十分不可靠的，因为刘、吴两人所作的会评未能正确地反映真实的情况处极多，比如，第三十七回北大本有“似坐，似想，似托怨，口角宛然”的眉批，内阁本阙。但在刘、吴本上只是标了“绣像本评”（此表示各本都有），未能反映出北大本有而内阁本无的真实情况来。反过来，比如第十二回，刘、吴本眉批处有一则“绣丙本评”（意即内阁本评）：“妙在件件皆请客之物，则鹔鹴等项自别。”言下之意即北大本所无，唯内阁本有，而实际上北大本也是有的。眉批是如此，夹批也是如此，如第一回刘、吴本夹批有五十处标“绣乙本评“（即北大本评），实际上多数内阁本也是有的。总之，用刘、吴本作统计，不足为据。此其一。其二，这样论证本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两本互有脱漏，这只能证明两本都不是原刻，多几条、少几条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第二，再一次看插图问题。梅先生又提出，北京中国书店2002年春季拍卖会所提供的一种《金瓶梅》图册，即是“内阁文库系统已遗失的百幅图册”，并以此推想：“万历天启初刊行的是文人第一代改编本。精明的书商看到这是一条财路，立刻增评、绣图、改文（包括帝讳），在崇祯初推出新版，这就是第二代说散本，亦即崇祯本的原刻本。内阁文库本是这一原刻本的简装本。但是出版界的竞争古今如一。书林有人见到《金瓶梅》销路好，于是将之重新包装，出豪华版。文本仍是第二代说散本（个别文字作改订）。取消廿公跋，只留弄珠客序。最具特色的是版面加大，行款更大方，如回数、诗曰、词牌等都单独占行。聘名匠将内阁文库本系统的五十叶百幅图增加为百叶二百幅。”这里且不论梅先生已将原说是“正头香主”的内阁文库本改称是“第二代”的“原刻本的简装本”了，我想只讨论问题的实质：究竟是先有刻工粗劣简陋的五十叶绣图，然后再有书商“聘名匠”，“将之重新包装，出豪华版”一百叶的插图本呢，还是先有认真刊刻精美绣图一百叶的本子，然后由商人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地粗糙摹刻五十幅插图去应付市场呢？假如我们抽象地来“推想”，两种可能都有，都符合商人的出版心理。但假如我们结合当时出版的背景和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只能是后者。这是因为崇祯本的改编与出版是在不满词话本的冗杂错讹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校改。这种校改实际上差不多是一种再创作。在这基础上再作了评点。从大的方面来看，其作风是认真严肃的（只是在付印时，原未注意的卷题改得仓促，出了纰漏）。与此相应，其绣图也是延请了一时名手所刻，且刻得精良，与当时苏州刊刻的、与冯梦龙有关系的“三言”和袁无涯本《忠义水浒全书》的插图的版式、风格都十分接近。因此，其原刻本当是一个比较精良的本子。再从实际操作来看，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不可能根据一种仅有五十叶插图的‘原本’去增刊格局风貌相同的插图五十叶。反之，翻刻时只有删减原有的插图，才有可能使删剩的画面与‘原本’保持一致”，这仅是从大的方面来看的。再从具体的画面来看，在《再论〈金瓶梅〉崇祯本系统各本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我又这样说过：
在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内阁本的插图品质如何？是“精美”的，还是粗劣的？现在不得而知。但从首图本来看，其插图均为王氏藏本的仿刻，形神均无，粗劣不堪，又减少了一半，这都暴露了书商追求利润而减少成本的思维。内阁本坊主的思维与首图本是一脉相承的。他复刻王氏藏本的一半不可能精工细雕，其水平能达到北大本之类的水平也是相当不易的了。当然，我这个分析也需得到实物的验证，在未见到内阁本插图之前，也与梅先生一样，只能是一种推测。
现在，从北京2002年春季拍卖会上冒出的一本内阁本系统的图册，就证实了我原来的推测的正确性。从其影印的第五十二、五十三两回的插图来看，明显比王氏本粗劣，且减狭了画幅，因而图像的两边均缺少了内容。再如两图的右上角，都缺略了树木或山石之类的图像。这样一种粗劣的东西，明显地暴露了它翻刻他人、粗制滥造的痕迹。试想，假如反过来，如梅先生所想，在原来劣本的基础上，延请一些名家来豪华包装，那还有必要和可能去因循这样的滥图，去扩大同样的画幅，去增加同样风格的五十幅画面吗？很显然，据一百叶精美的插图，删去一半，粗糙地翻刻一下，具有可操作性；反之，据五十叶滥图，去改造这五十叶、再增加同一风格的五十叶画，是不可操作的；要“豪华包装”，也只能另起炉灶。正因此，内阁本绝不可能是崇祯本“原刻本”或最接近“原刻本”的本子。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刊刻问题十分复杂，且能实证的材料较少，我这里所论只是一孔之见。梅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者和很好的朋友，我们只是为了学术而相互论难。实际上，我强调的刊刻精良、刻工列名也最多的二字行眉批本，即原王孝慈藏本有可能为崇祯本中的原刻本，由于至今不知下落，故无法进一步考察确定，且尚有一点疑问，还须找到正确答案。这就是它的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弟兄”插图中坐于书桌正中之人（吴道官）比之他本缺少胡须，他面前的纸上也少三行名字，令人费解。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覆刻本的图像比之原本减少一点东西的可能居多，增加一点东西的可能较少。不知为什么后出的本子反而多出了胡须和文字呢？
六、张评本的原刻与翻刻
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竹坡刊行《第一奇书》是《金瓶梅》演变史和批评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正像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和毛纶、毛宗岗的《三国演义》一样，使以往的各种版本相形见绌，渐渐匿迹，《金瓶梅》就以“第一奇书”的姿态风行了二百余年，到清末民初时，人们竟不知道还有什么崇祯本和词话本！张竹坡也就凭着这部《第一奇书》闻名至今。
张竹坡其人及其文学批评观点，以后再谈，今天就这部书的版本作一些介绍。
这部书在正文前的全称是“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多数版本的扉页中间大书“第一奇书”四字，其正文的书口，也题这四字，所以人们常常简称它为“第一奇书本”。又因为是有张竹坡的评点，所以也叫“张评本”。
目前存世的版本比较多，一时难以梳理清楚，今粗略将各张评本分成三个层次来介绍。
第一，原刻本：“本衙藏板 翻刻必究”本。目前所见，藏于大连图书馆。这一刊本的特点是：
扉页框内分为三栏，右栏上方为“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中间大书“第一奇书”四字，左栏下方牌记为“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框上无题。卷首谢颐序署“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后有《竹坡闲话》等总评文字。有摹刻崇祯本图200幅，另装成两册。
正文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书口题“第一奇书”，无鱼尾。正文文字基本上同崇祯本，只是略改回避清讳的字眼，如将“胡僧”改为“梵僧”，“虏患”改为“边患”，等等。
每回正文前有总评。回前总评自行起讫，与正文页码不相连续，有的回前评末有“终”字或“尾”字，以示结束。正文内有眉批、旁批、行内夹批。
另外，此书有一重要特征，这就是在《寓意说》的“千秋万岁，此恨绵绵，悠悠苍天，曷其有极，悲哉悲哉”后多出225字，为其他各本所无：
作者之意，曲如文螺，细如头发，不谓后古有一竹坡为之细细点出，作者于九泉下当滴泪以谢竹坡。竹坡又当酹酒以白天下锦绣才子，如我所说，岂非使作者之意，彰明较著也乎。竹坡，彭城人，十五而孤，于今十载，流离风尘，诸苦备历。游倦归来，向日所为密迩知交，今日皆成陌路。细思床头金尽之语，忽忽不乐。偶睹《金瓶》起首云，亲朋白眼，面目含酸，便是凌云志气，分外消磨，不禁为之泪落如豆。乃拍案曰：有是哉！冷热真假，不我欺也！乃发心于乙亥正月人日批起，至本月廿七日告成。其中颇多草草，然予亦信其眼照古人用意处，为传其金针大意云尔。缘作《寓意说》，以弁于前。
从以上简单的介绍来看，它与其他本子相比，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①各类评点完整，②刊印精良，③正文最接近崇祯本，一般不作修改，④《寓意说》中有一段他本所无的文字。这都说明张竹坡在崇祯本上匆匆批点后匆匆出版的情况，保持了原刻的风貌。
第二，在原刻基础上的修订本：“本衙藏板 翻刻必究”本。这类张评本的基本特点是扉页全同原刻本，正文行款、版式也基本相同，粗略一看，认为与上是同板。我在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东洋文库所见一本，即没有细辨，故不知它究竟是属于上一种原刻，还是属于这一种修订本。假如仔细辨认，就会发现两本之间还是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正文文字略有修正，与崇祯本的差异拉大；夹批、眉批等评点文字也多缺略；《寓意说》中缺上引227字。
这种修订本，又分两类：一类的显著特征是有回前总评，而缺《第一奇书非-yin-书论》、《冷热金针》、《凡例》；另一类是无回前总评，而存《第一奇书非-yin-书论》、《冷热金针》、《凡例》。前一类，现在吉林大学图书馆藏；后一类，现在首都图书馆藏。
第三，是在第二层次的“本衙藏板 翻刻必究”本的翻刻本的基础上的再一次的翻刻，因有两种源头，所以也分成了有回前总评与无回前总评的两种不同系统。主要版本有：
在兹堂本 扉页框上增“康熙乙亥年”五字，右栏上方改“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为“李笠翁先生著”，左下栏改牌记“本衙藏板 翻刻必究”为“在兹堂”。无回前总评。
康熙乙亥本 扉页大致全同在兹堂本，唯将“在兹堂”三字挖掉，因框上也有“康熙乙亥年”五字，故简称为康熙乙亥本。
皋鹤草堂本 扉页右栏上方题“彭城张竹坡批点”，中间大字书“第一奇书金瓶梅”，下用小字注“姑苏原板”，左栏下署“皋鹤草堂梓行”。无回前总评。
影松轩本 此本与“本衙藏板 翻刻必究”本最为接近，扉页唯于左下栏将“本衙藏板 翻刻必究”改为“影松轩藏板”外，其余都相同。有回前总评，而缺《第一奇书非-yin-书论》等三篇。
本衙藏板本 此本扉页上框有“全像金瓶梅”五字，右栏上方题“彭城张竹坡批评”，中间大书“第一奇书”四字，左下方署“本衙藏板”。
奇书第四种本 此本框上有“金圣叹批评”五字，右栏上方题“彭城张竹坡原本”，中间大书“奇书第四种”，左栏上题“乾隆丁卯初刻”，下方署“本衙藏板”。正文开头是诗词，然后插入回评，回评结束后用“话说……”开始转入本题。这一点与各本将回前评与正文分开有异。
玩花书屋藏板本 此本扉页略同本衙藏板本，上框、右栏、中间的文字相同，唯版式略异，又左下栏署“玩花书屋藏板”。有总评而缺《第一奇书非-yin-书论》等。
以上这些，我都翻过。此外还有一些，如鸟居久晴提到的“目睹堂本”等，我没有看过。这些本子，五花八门，但有几点是有共性的。
首先，越是后出的本子，越是想冒充“原本”，而且冒充“原本”的手法多样。有的直接刻上“原板”的字样，如皋鹤草堂本注上“姑苏原板”，到乾隆年间刻的“奇书第四种”本也要刻上“原本”。也有的在框上刻上了“康熙乙亥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卷首的谢颐序署的是“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云云，标上了“康熙乙亥年”不就是说这是初刻吗？后来的“奇书第四种”本的书商，则倒过来，为了与他前面标明的“乾隆丁卯年”相统一，就将谢颐序的题署改为“时乾隆岁次丁卯清明上浣秦中觉天者题于皋鹤书舍”。再后来，有一种嘉庆丙子刊的济水太素轩本，又将谢颐序的题署改成“时嘉庆岁次丙子清明上浣……”。这类把戏，就是为了伪装成“原本”。它的确也有一定的迷惑性，戴不凡先生就曾经上了这个当。他看到了在兹堂本上有“康熙乙亥年”这五个字，于是就在《小说见闻录》的《〈金瓶梅〉零札六题》中用“张竹坡评本”的专节作了介绍，说在兹堂本为所见所知的“最早刻本”，并实际上把它当做“原刻本”来看待。同样用这类手法，皋鹤草堂本也是走这条路。这个本子，不但注明“姑苏原板”，而且特地用了“皋鹤草堂藏板”的牌记。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谢颐序署的是“题于皋鹤草堂”，这也不就装成了原板的样子吗？书商的这类手法，其实是很容易识破的。真正的原板，还要用这些来招徕生意吗？
其次，招徕生意的另一手法是拉名人来号召。在兹堂本、康熙乙亥本的扉页上赫然写上“李笠翁先生著”六个大字，想骗人，实际上恰恰是使人看不起书商的把戏。你们想想，这个“李笠翁先生”是指“著”《金瓶梅》小说的作者，还是指这本书的评点者？假如是指作者，那此书第一篇谢颐序开头第一句话就说：“《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后面张竹坡尽管对作者王世贞说有所怀疑，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三十六）中说“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彼既不著名于书，予何多赘哉”，但也从未说此书是当代李渔作的。可见张竹坡的原本绝不会把李渔作为“著”《金瓶梅》的作者。那么这个“著”字是指评点，是张竹坡托名李渔来评点《金瓶梅》吗？谢颐序又明明说“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作了交代，后面又有“竹坡闲话”一篇作了呼应，这也不像批评家自己托名伪造的样子。因为真正的托名者一般是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同时亮出来的。再从实际情况看，李笠翁是张竹坡父亲的好友，张竹坡果真要以“李笠翁”的牌子来抬高声价的话，完全可以请他写序或用其他正当的办法，大可不必搞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著”之类的招牌。但实际上李笠翁于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已经去世，“其年不永”而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左右才评点《金瓶梅》的张竹坡，假如和李渔接触过的话，那也只是在孩提时代，那时也绝不会有张竹坡借李渔之名来抬高自己声价的种种念头和可能。因此，这“李笠翁先生著”六个字一看就是书商搞的把戏。至于到乾隆年间才刊刻的“奇书第四种本”，加上早在康熙元年就被杀头的金圣叹的“金圣叹批评”，不是更荒唐吗？
总之，在这些后出的张评本那里，我们看到了书商的生意经。
七、洁本并非是“古本”
前面讲了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这三种本子各有特点，各有价值，是《金瓶梅》研究的主要对象。今天要讲的所谓“洁本”、“古本”，实际上是民国以后的改写本，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但它用“洁本”、“古本”来号召，十分动听，在20世纪20～30年代曾风行一时，一些老先生至今对此还留有深刻的印象，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有的很著名的老先生还真的把它当做“古本”来宣扬呢！因此，也有必要稍稍讲一下。
所谓“洁本”的《金瓶梅》最早是1916年由存宝斋铅印出版的《绘图真本金瓶梅》，平装两册。到1926年，由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删削了《真本金瓶梅》的插图、诗词、评语后用《古本金瓶梅》名目重新出版，平装四册，以后有所重印，一时比较畅销。
粗看这部《金瓶梅》，似乎与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确实有异，但究其实质只是张评本的删改本。它就是在维持张评本百回篇幅和主要线索的基础上，将所有-yin-秽之词汰除干净并作了某些改写。
开首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它与张评本是相同的。第二、三、四回则纯为凭空结撰，重起炉灶，最为特别。这三回写西门庆得一奇梦，醒后去访问高僧。僧留给他一偈云：“一番风信二番花，指着三番信（“姓”字谐音）不差。折取金莲归去后，鸳鸯楼上认君家。”应伯爵释得“三番”为“潘”字，疑有三寸金莲之女，应鸳鸯之约。当时有妓-女叫小红的，正姓潘，应与西门庆一起去看后，很不中意。后到道灵子处拆字，指城隍庙之“隍”字解梦（今人姚灵犀曾指出：上海城隍庙有拆字摊，此著者狐尾自现也），由此应伯爵寻到王婆，结识了潘金莲。接着又写卓二姐游地府温柔乡，有唱道情的为西门庆、花子虚说法等事。至第五回才写裁衣、卖梨等与张评本第五回接上。这样，“古本”自第五回起所演的内容一直与张评本相差一回，直至第八十三回将张评本之“得双、冷面”，“含恨、寄柬”两回并为“秋菊含恨泄幽情，春梅问讯谐佳偶”一回，才又合为一辙，以百回告终。“古本”的“目录”，也如张评本那样用两字题像，如第一回“热结、冷遇”，第二回“评梦、赠言”，等等，明显地留下了承袭张评本的痕迹。然而，由于内容的删改，回目变动处不少；有的即使回目相同而内容大异。如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都相同的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古本”第二十八回的回目与此一字不变，而所述内容则大不相同，一无秽语。所谓“醉闹葡萄架”，只是写西门庆将茉莉花儿轻轻地向妇-人耳朵内搅了一搅之类的情事。因此，《古本金瓶梅》确是一本地道的“洁本”，且对原本中的许多方言俚语，乃至不通之处也作了不少修改，文字显得洁净，读起来容易上口。但它的修改毕竟大大影响了原作的韵趣。如第二十回瓶儿嫁至西门家后，小玉、玉箫戏谑她时故意问了“你家老公公”的一连串事，处处隐喻李瓶儿与花太监关系暧昧，最后画龙点睛地直接笑道：“说你老人家会叫的好达达。”“古本”的伪作者或许认为“达达”两字为狎昵之词，就把此句改成“会使打仗的丢去马鞭子”。这样一改，神味全失，把这一段富有生活情趣的戏谑文字搞得稀里糊涂。再如第二十七回，当西门庆说“我等着丫头取那茉莉花肥皂来我洗脸”时，金莲因嫉妒西门庆刚对李瓶儿说过“爱你好个白-屁-股儿”，就说道：“我不好说的，巴巴寻那肥皂洗脸，怪不的你的脸洗的比人家-屁-股还白！”脸比-屁-股还白，本身就是一句熟语，用于此时，倍增了金莲讥诮之味和凸现了金莲的妒忌之情。可是，“古本”忌讳“-屁-股”两字，前面改成了“你这身上好白哩”，后面则改成：“怪不的你的脸洗的比人家身上的肉还白。”这正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还有什么意味呢？
《真本金瓶梅》是谁搞的鬼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它的出笼过程。
最早透露《真本金瓶梅》消息的是1915年发行的《香艳杂志》第九期。此杂志是王文濡主编的。王文濡，字均卿，别署新旧废物等，浙江吴兴人，曾主进步书局、国学扶轮社辑政多年，后又为中华、文明两书局编刊各家诗文集及楹联尺牍甚多，尤以《说库》、《笔记小说大观》、《香艳丛书》费力更大。1914年冬，他与邹翰飞、高太痴、张萼孙等编刊《香艳杂志》月刊。在第一期上，他用“新旧废物”之名发表“小说谈”九则，其前言云：“予幼时即喜诵小说，家贫不能具书，尝从亲友借之。庭训綦严，背人私阅，帐中一灯荧然，自宵分以至昧旦不倦。屈指三十年中，浏览所及，新旧不下五千余种。”可见他具有相当的小说根底。然其“小说谈”于第二期就不见连载，直至第九期，突然又发一篇《金瓶梅》的“小说谈”，其前言云：
不作“小说谈”久矣。客之阅我杂志者，书来屡以为言，勉应其意，聊贡数则，专说《金瓶梅》事。其书不久当发现于世，爱读者当不河汉我言也。
这里的最后一句话甚蹊跷。一部书或发现，或未发现，怎么说“不久当发现于世”？接着，他对《金瓶梅》一书略作评介后说：
今春过某氏（某氏素富藏书，以藏此书故不愿宣其姓氏），见有此书原本，则与俗本全异，为乾隆时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所藏抄本，以赠大兴舒铁云，铁云转赠诸秀水王仲瞿者。仲瞿有考证四则，中有评注，则其妻金云门氏之笔也。简首有蒋剑人序。计此书经过之历史，由马而舒，由舒而王，由王而蒋，由蒋而归于某氏。近某书局请于某氏，拟借抄以刊行之，以存王本之真，以正俗本之误，甚盛举也。
这里似乎将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但究竟此本目下来自何处？原来是一个“不愿宣其姓氏”的“某氏”，实际上只是一个谜。然后，他又分析了“原本”与“俗本”的一些不同之处，并全文附录了所谓王仲瞿的《金瓶梅考证》。
紧接着“小说谈”，同年《小说大观》季刊第二集发了一则《新刊绍介·原本金瓶梅》的广告：
原本金瓶梅 王元美著
此与列禁书之俗本全异，系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藏本。秀水王仲瞿有考证四则，其妻金雪门有注，简首有蒋剑人序。以西门庆影射东楼一生，贪欲-yin-侈，元美目击，记载极为详尽，按诸正野各史，事事皆可指实，口诛笔伐，劝善惩恶，于是乎在。得此而后知俗本之伪托，洵无价值可言矣。向列禁书，以俗本之多秽语耳。今驯雅微妙乃尔，斯见元美之本来面目矣。此转从吴兴藏书家借抄付印，以供同好。（是书已在印刷中）
上海存古斋发行 各大书坊经售
时过一年，即1916五月，社会上就出现了这部由“上海存宝斋”发行的《绘图真本金瓶梅》。这部书的卷首有“提要”一篇，内容基本与上述“广告”相同，只是结尾处无“是书已在印刷中”数字及个别文字有出入。这里至少有这样四点值得注意的不同：①书名由《原本金瓶梅》改为《真本金瓶梅》；②“金云门”改成了“金雪门”；③初拟用“存古斋”的名义发行，后用了“存宝斋”的名目；④初王文濡说从“不愿宣其姓氏”的“某氏”处得到，后则干脆说“特（“广告”作“转”）从吴兴（注意：王文濡即吴兴人）藏书家某氏（“广告”缺“某氏”二字）借抄付印”。这里前三点不同，可见此书从“发现”到付印都很匆忙，对书名、发行所名乃至王仲瞿妻的真正姓名金五云都未仔细斟酌或搞清，一切只是临时应付而已。再加上这部小说卷首所附的“蒋敦艮《金瓶梅序》”和“王昙仲瞿的《古本金瓶梅考证》”也是矛盾重重，漏洞百出，一看便知是赝作。因此这部“真本”并不真，显然是后人伪造的假古董。伪造者是谁？最大的怀疑对象当然是吴兴人王文濡。他爱好小说，熟悉小说，也热衷于小说的出版。所谓《真本金瓶梅》的消息也首先由他透露，且在《小说大观》及《真本金瓶梅》中露出了来自“吴兴藏书家某氏”的马脚。因此，《真本金瓶梅》多半是出自王文濡之手，至少他是个积极参与者。
不过，这部《真本金瓶梅》印数不多，流传不广。时间又过了10年，即1926年5月，上海有所谓“卿云图书公司”者冒称“从藏书家蒋剑人后人以重价得此抄本”，予以重印，并改名为“古本金瓶梅”。这次，书商又耍了个花招，特请了“穆安素大律师”到处登报申明此书“一百回七十万言，内容雅洁，绝无秽亵文字”，表示“当依法尽保护之责”。于是这部“古本”便能畅行无阻，得以多次重印。直到1935年排印的词话本问世，“市上公然销行者，只此一种”。后来，虽然词话本陆续问世，它仍然占有相当的市场。
假的毕竟是假的。当我们揭穿“古本”、“真本”的庐山真面目后，恐怕不会有人再从它出发去探求“初刻本”的奥秘了吧！
八、种种续书与改编
同学们，真正《金瓶梅》的版本已经讲完，今天想附带讲一下它的续书与改编。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金瓶梅》的一种延续。
《金瓶梅》成书后，据说作者又接着写了一部续书，定名为《玉娇李》。袁中郎说，续书“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yin-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騃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其实，他并没有读到过这部小说，只是得之传闻。后来，沈德符在工部郎中丘志充那里读了首卷，其感受是：“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万历野获编》）。万历四十七年（1619），丘志充离京出守，此书就不知下落了。现在所见的《玉娇梨》是另外一部才子佳人小说，不要将它们混起来。
然而，丘志充儿子丘石常的好朋友丁耀亢却又写了一部64回的《续金瓶梅》，一直流传至今。丁耀亢（1599～1669），字西生，号野鹤，别署紫阳道人，山东诸城人。他是明末的诸生，清顺治九年(1652)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顺治十一年(1654)任容城教谕，5年后迁惠安令，没有去就任。他的著作不少，除《续金瓶梅》外，还有《丁野鹤遗稿》十二卷及传奇、杂著多种。乾隆《诸城县志》评论他“为诗踔厉风发，少作即饶丰韵，晚年语更壮浪，开一邑风雅之始，县中诸诗人皆推为先辈”。他的《续金瓶梅》定稿于顺治十八年(1661)其63岁左右。康熙四年(1665)，就因为这部小说，他被人告发，吃了4个月的官司。《续金瓶梅》顺治间刊行后，即遭禁毁，但这种初刊本目前还能见到，山东省图书馆藏有的抄本中，有一种可能就是原抄本。
《续金瓶梅》的故事大略为：《金瓶梅》中的普净师原来是地藏菩萨化身，一日以轮回大簿指点众鬼，使各各知道自己将来的恶报，后来的情况完全如此。西门庆成为汴京富家沈越的儿子，名金哥，对门住着沈越妻子的弟弟袁指挥，有一女，名常姐，很美，是李瓶儿后身，曾在沈氏宅打秋千，被名妓李师师瞧见，矫旨取去，改名银瓶。当时，金人攻陷汴京，民众流离，金哥就沦为乞丐；银瓶则为娼妓，通郑玉卿，后嫁给翟员外为外妾，又与郑私逃到扬州，被苗青拐骗，乃自缢身死。另有东京孔千户女梅玉，因艳羡富贵，自甘为金人金哈木儿妾，而大妇凶妒，备受虐待，想自尽，因梦自知是春梅后身，大妇为孙雪娥再世，就长斋念佛，出家为尼。而潘金莲转生为山东黎指挥女，名金桂，丈夫是刘瘸子，前身是陈经济。金桂怨其体貌不全，婚姻不幸，终得痼疾，也入空门。另外，还写了吴月娘、孝哥母子离散流亡，双双出家，终于团聚的故事。
《续金瓶梅》缺乏贯穿首尾的中心情节，各个故事独自发展，互不相连，又时断时续，相互分割，加之不时以国家大事穿插其间，因此给人以松散、错杂之感，缺乏艺术吸引力。此书的另一大弊病是“以因果为正论”，“每回首载《太上感应篇》”，杂引佛典道经儒理，详加解释，动辄数百言，弄得“道学不成道学，稗官不成稗官”，不伦不类，大伤脾胃。再加上作者从“假饮食男女讲阴阳之报”的认识出发，也夹杂着不少-yin-秽的描写。这样，这部小说自然就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了。
生长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丁耀亢是一个颇有民族情绪的“奇才”。在这部小说中，他借写宋金之争，影射了清统治者的大肆屠杀-yin-掠的罪恶行径，控诉了暴虐统治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痛斥了误国的昏君、佞臣和汉--奸-，讴歌了各种类型爱国者的忠肝义胆，流露了深沉的亡国之痛。这些笔墨往往写得酣畅饱满，或催人泪下，或发人深思。例如，他叹道：
单表古人诗词，多因故国伤心，闲愁惹恨。叹韶华之易尽，则感寄春风；悲陵谷之多迁，则魂消秋月。拈就鸳鸯，写出江淹离恨谱；飘来蝴蝶，编成杜牧断肠诗。也只为托兴遣怀，寓言醒世，真却是假，假却是真。自有天地古今，便是这个山川，这个岁月，这个人情世态，这个治乱悲欢，笑也笑不得，哭也哭不得。
因此，这部《续金瓶梅》确是一部“意在刺新朝而泄黍离之恨”的作品（平步青《霞外捃屑》），有一定的价值，但有人因这部小说而称他为“小说大师、文化大师”（王汝梅《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创作及其小说观念》），好像说得有点太高了吧！
《续金瓶梅》之后，有它的两种删改本：一种是《隔帘花影》（全称《新镌古本批评三世报隔帘花影》），一种是《金屋梦》。《隔帘花影》约刊于顺治康熙年间，删改者担心文字狱的迫害，把有关民族矛盾的内容大幅度地删改，把原作中不是历史人物的姓名都作了更换，如西门庆改名南宫吉，吴月娘改为楚云娘等，但是它同时也剪除了大量枯燥的说教，调整了错杂的情节，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金屋梦》先于民国四年（1915）的《莺花》杂志上连载，后抽印成单本，署“编辑者梦笔生”，疑为该杂志编辑孙静庵所为。这时清朝已亡，一无顾忌，所以他改回了原本的回目、人名、地名，恢复了寄托反清情绪的所有笔墨，但同时也复原了情节松散的故态。《隔帘花影》与《金屋梦》两者相比，前者思想的火花被窒息，后者艺术的弊病又重现，可谓各有得失。
《续金瓶梅》以后，还有《三续金瓶梅》、《新金瓶梅》、《续新金瓶梅》等续书，都是粗制滥造的恶札。
《三续金瓶梅》40回，书前有道光元年作者“讷音居士”的自序，称自己本是一个“武夫”。故事写西门庆死去七年后复活，仍有一妻五妾，但他改恶从善，活到50岁，悔过悟道。小说平面地叙述日常琐事与性行为，不注意刻画性格，缺乏思想意义。所以王汝梅先生说它是“一部背离《金瓶梅》原意的模仿之作，与《金瓶梅》貌合神离，是对《金瓶梅》积极意义的反动”（王汝梅《〈三续金瓶梅〉：与〈金瓶梅〉貌似而神离》）。
《新金瓶梅》、《续新金瓶梅》是两部连续的言情小说，各二册26回。前一种于民国元年（1912）由醉经堂书庄出版，署“原著脱凡子、编辑者治逸、校证者闻天主人”；后一种于民国六年（1917）由振声译书社发行，署“著作者平江引年生、校正者吴下太憨生”。故事叙苏州女-子谢金莲与同学别号“小西门”的冯用九，谋杀亲夫李潜。小说开头说，这“一段--奸-情还比一部《金瓶梅》闹得惊奇出色”，结尾时用了这样一句话：“万恶只因-yin-为首，到头总有报应时。”全书基本用的是吴语，但全书文笔粗糙，也是下乘之作。
除了小说之外，《金瓶梅》在清代，还被改编成戏曲。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以写《扬州画舫录》著名的戏剧家李斗于乾隆乙卯年（1795）刊行了一部传奇改编本。张竹坡在《苦孝说》中曾说：“至其亲为仇所算，是奇冤而有真痛，真痛而又奇酸。”李斗就据此而名为“奇酸记”。情节基本上遵循《第一奇书》而略有添减。全书分四折，每折分六出，共24出。后来约在道光年间又流传一部抄本《金瓶梅》传奇，此书作者为郑少白。全书分上下两卷，共34折，写西门与十友结拜、金莲诱叔、西门谋娶、武松报仇、瓶儿私约、子虚归天，至宋江打来东京，就此中断，似乎未完。中间大量增入《水浒》故事，约占十之三四，登场人物有田虎、仇申、吴用、孙二娘、卢俊义、公孙胜、李逵、宋江等。作者主观意图可能是想刚柔相济，但结果是破坏了结构的紧密和气氛的统一，显得很不协调。另外，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行了一部弹词《金瓶梅》，全名叫做“雅调南词秘本绣像金瓶梅”。此书大体上是选择了《第一奇书》中的一些主要情节敷演成一百回，回目用词也大都相同。作为弹词，前有开篇，正文唱白相间，唱词多用七字句。例如《第一奇书》本第六十七回西门庆梦见李瓶儿一幕作如此改写：
［小生引］满腔愁苦事，惟有自家知。［白］我西门庆只为李氏病亡之后终朝如有所失也。［唱］三载恩情旦夕分，时时刻刻牢记心。每日常常如失物，伤心梦寤泪成冰。［白］思想一回不觉困倦起来了。［唱］濛胞含眼方成梦，忽听掀帘裙子声，只见瓶儿来走进，西门一见好欢心。
除此之外，民间还流传着一些取材于《金瓶梅》的俗曲。据《中国俗曲总目稿》的统计，“子弟书”、“牌子曲”、“马头调”等各类曲调中有十余种。这个数字是很不完全的，其实仅“子弟书”一类就有近十种，像著名的子弟书作者韩小窗就写了《得钞傲妻》、《哭官哥》、《不垂别泪》、《春梅游旧家池馆》、《永福寺》等多篇作品，其中也有不少情文并妙的佳作。这里且引《春梅游旧家池馆》中一段，写春梅与吴月娘众人来到花园时的感受：
闪秋波留神细看园中的景，说呀这一种凄凉可不叹死了人：艳秾秾的夭桃郁李全干死，娇滴滴的细草鲜花无一存，一枝枝芍药凋残堆败叶，一丛丛牡丹憔悴剩枯根，韵萧萧翠竹飘零丹凤足，碧森森苍松退却了老龙鳞，冷凄凄庭前红叶无人扫，空落落三径黄花何处存？细条条兰蕙离披无气色，娇怯怯梅花冷落少精神，乱蓬蓬杨柳心空横岸上，干叉叉梧桐根巧卧墙阴。扑拉拉乌鸦展翅惊人起，当啷啷铁马摇风入耳频，凄凉凉庭院经年无熟客，静悄悄楼台终日锁寒云。又见那满地花砖堆粪土，又见那几条香径长苔纹，又见那颓垣坏壁东西倒，又见那蔓条枯藤上下分，又见那纱厨暗淡灰都满，又见那匾对模糊看不真，又见那回廊的画壁经风坏，又见那夹道的雕阑被雨淋。卧云亭狐狸出没真凄惨，大卷棚鸟雀成群可叹人。荼（艹縻）架霜寒雪冷无花朵，太湖石土没苔封卧水滨，玩花楼辜负了良宵与丽景，秋千院消磨了月夜与花辰，翡翠轩游蜂穿碎了窗棂纸，藏春坞鼠子钻通了山洞门。亭儿里鹿儿也死鹤儿也去，池儿内藕儿也烂鱼儿也沉，门儿外帘儿也收钩儿也落，镜儿边人儿也散影儿也昏，炉儿里香儿也尽灰儿也冷，琴儿上弦儿也断声儿也闷，窗儿前槛儿也折风儿也透，地儿下苔儿也厚土儿也屯。春梅姐对景伤怀人肠欲断，不由的思前想后泪沾襟，一步步徘徊四顾频回首，一处处怅望凝眸暗痛心，也不顾金钗轻惹竹枝儿挂，也不顾云鬓斜招松刺儿针，也不顾冰渣--湿--透了凌波袜，也不顾泥点儿沾污了锦绣裙，独自个拈花问柳情无限，围随着奶母丫环人一群，苶呆呆斜倚雕阑一声长叹，说道是这番光景好伤心！
这里先用了一串“艳秾秾”“娇滴滴”之类的叠音排比，接着又是一组“又见那”，再以亭棚楼院等建筑依次排比，然后是八句“×儿×”。这四大组排比真如弹丸脱手，一气呵成，把西门家萧条凄凉的景况烘托得淋漓尽致，加上四句“也不顾”，又把春梅对景伤情的神态和盘托出。这真是写得情景交融，文采斐然，不能不说是上乘之作。
比起《水浒》《红楼》来，《金瓶梅》的续书和改编不能说多。这恐怕主要还是与这部书遭到特别严厉的禁毁有关吧。比如说，在清代余治所列的禁书的名单中有一本《唱金瓶梅》，至今还不知是何等样的作品。即使如此，还是不时有人关心这一部书的续作和改编。应该看到，后人的这些工作，有好有坏，有一些“诲-yin-”庸俗之作，不过也有一些别有正当的寄托，我们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但不管怎样，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金瓶梅》的影响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