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笑笑生究竟是谁
同学们，今天开始讲《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这个问题是《金瓶梅》研究中十分热闹的一个问题，也是最有争议、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它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十分特殊的“《金瓶梅》作者研究”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一、《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意义与困惑
本来，研究任何一部作品，都不能放弃作者研究。先哲孟子就说过，读人家的文章要“知人论世”。我们只有对作者有所了解，对时代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现在有些批评家，只强调立足现代、立足文本作阐释，而不去“知人”，也不去“论世”，显然是片面的。而我国古代的一些通俗小说家，又往往用化名来写作与出版，这就给后世研究作者问题带来了许多麻烦。到目前为止，中国古代的一些最重要的长篇小说，除了《儒林外史》的作者可以清楚之外，《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多多少少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其中《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更是让人如在云里雾里。可是，人们对解决《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热情也最高，从它问世起，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到现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探究这个与“哥德巴赫猜想”相提并论的学术问题的兴趣可谓久盛不衰。到目前为止，有关《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文章已发表了一二百篇，专著也出版了好多种，提出的人选有50余个。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没有一部作品的作者研究有这样热闹，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当然，随之而来的必然也遭到了最多的非议，有人把这种研究比作在“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有人则更认为“《金瓶梅》作者考证本身恰是一个甚可存疑的课题”，“现在得到的还只是比附与猜测”（陈大康《论金瓶梅作者考证热》），更有甚者干脆说研究《金瓶梅》作者问题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不科学的”“笑学”，是“伪科学”（刘世德《金瓶梅作者之谜》，2005年2月9日在现代文学馆的讲座）。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实事求是地去看待二十几年来的《金瓶梅》作者研究热？怎样去评估《金瓶梅》作者研究中的问题与成绩？实际上，这不仅仅关系到这一部书的作者研究的问题，它还关系到古代文学研究选择什么样的课题，如何进行研究，特别是考证，寻求什么样的结论及什么样的结论才是真正的结论，等等，因此，还是有必要谈一谈我的看法。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不妨将历史上，特别是近20多年来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说法，拣重要的略作一些介绍。
二、眼花缭乱的种种说法
关于《金瓶梅》作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一般都分成两大部分：一是“集体创作”说，二是“个人创作”说。
（一）“集体创作”说不能成立
在历史上，人们对《金瓶梅》的作者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都是将作者看做某一个人，比如说他是“嘉靖间大名士”，或者说他是某“金吾戚里”，或者说他是某“绍兴老儒”，乃至是王世贞，等等，都是指个人，从来没有人想到这是“集体创作”的。到了1954年，潘开沛在《光明日报》8月29日的“文学遗产”栏中发表的《〈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才提出了一个“集体创作”说。他认为，这部小说不是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期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之后，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像日本的鸟居久晴教授就赞同这“集体创作”说，但更多的学者大致还是倾向于个人创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强调元明两代的长篇小说大都是在说唱艺人长期流传基础上由某一作者加以写定的，《金瓶梅》也不例外。在这种“集体创作”说中，徐朔方先生写了一些文章，论述得最为详细，观点也最鲜明，特别是他在《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上发表的《〈金瓶梅〉成书新探》（后收入《小说考信编》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一文最具代表性。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的“《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的理由有十余条之多，概括起来，其实主要是三点：
第一，因为它是一部“词话”，“词话”就是“说唱艺术的底本”，“说唱艺术的底本”就“不是作家个人创作”；
第二，行文有粗疏、重复以及颠倒错乱之处；
第三，抄引前人作品极多。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徐先生的论证是否有道理。
先看第一点，关于“词话”的问题。的确，《金瓶梅》最初印本的书名是叫“金瓶梅词话”。但是，书名被称为“词话”就一定是“说唱艺术的底本”吗？就一定不是文人的个人创作吗？我看不见得。因为当时人们的“小说”观念是十分模糊的，有时叫“小说”，有时叫“演义”，有时叫“传”或“志传”，有时就叫“词话”或“平话”，比较乱。冠以“词话”之名的，既不一定是“集体创作”，也不一定就是“说唱艺术”。说它不一定是“集体创作”，如杨慎的《历代史略十段词话》就是他的“个人创作”而不是什么“集体创作”；说它不一定是“说唱艺术”，如《古今小说》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开头说：“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这里也明确说这《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一篇“词话”，然而，全篇可称为唱词的只有《西江月》两首和韵语两段，这能说它是“说唱艺术”吗？实际上，即使再退一步，就认为它也是“说唱艺术”，那就一定是“集体创作”吗？徐先生花了不少力气，列举了《金瓶梅》中诸如“回前都有韵文唱词”、“以韵语作为结束”等所谓“说唱艺术的痕迹”，以此来证明《金瓶梅》源自说唱。这些例证，在我看来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明清小说中回前、回后用韵语，正文中有“看官听说”及韵语代言等类似说唱的现象，大都是出于作者的模仿，比如“三言”、“二拍”、《醒世姻缘传》等书中均多次出现“看官听说”、“看官自想”之类的文字，特别是公认为文人个人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中，竟出现了23次之多。甚至原来在词话本《金瓶梅》中没有的“看官听说”，在以后文人加工的崇祯本中反而加了进去，多了起来。例如词话本第五十七回写到“原来这薛姑子，不是从幼出家的”云云时，前面并无“看官听说”四个字，而在后出的崇祯本中却加了这四个字。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不少所谓“说唱艺术的痕迹”，其实是文人创作时的模仿，并不能证明这作品是来自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第二，从《金瓶梅》的情况看来，更重要的是，有些“说唱艺术的痕迹”，大都是作者在创作时因个别片段需要“镶嵌”前人的作品而留下来的痕迹，而根本不是它原来是一部说唱而经删改后留下来的痕迹。假如它原来是一部说唱的“词话”，后经人删改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为什么在董思白、袁宏道、袁中道、沈德符等这些交游广泛、学识渊博并注意小说戏曲的人的感觉中，它都是突然冒出来的呢？固然，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他是把它列入“词曲”类之下的，但这是由于人们当时对于小说、戏曲之类的分类的认识还不是十分清楚的缘故。这实际上一直到清末民初，人们还是混在一起的，像蒋瑞藻的《小说考证》、钱静方的《小说丛考》都没有将小说、戏曲分开，直到20世纪20年代，范烟桥著《中国小说史》时，还将戏曲乃至弹词这类说唱与小说混在一起，后来到30年代，人们的头脑清楚了，谭正璧就出来批评范烟桥，说他将弹词混在小说里。更何况，我们现在见到的《万历野获编》的归类并非出于沈德符本人，而是出于康熙年间的钱枋之手。所以，我们假如用现代的观点来考察《金瓶梅词话》的原本究竟是一部小说还是说唱时，我觉得对讲唱文学研究有很高造诣的叶德钧先生在专著《宋元明讲唱文学》中说得好：“《金瓶梅词话》虽有许多词曲，又用曲和韵语代言，但全书仍以散文为主，和诗赞系词话迥不相类。”总之，我们实在没有充足的理由说《金瓶梅》是根据长期流传的、作为一种“说唱艺术”的“词话”改编而成的“集体创作”。以上是用事实来说话，用徐先生的话来说，就叫做“考信”。实际上，在论证这个问题时，即使从逻辑推理上看，我们也应该清楚：书名为“词话”的，不一定就是“说唱艺术的底本”；是“说唱艺术的底本”，也不一定就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不同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不能只顺着自己的思路推理下去。
另外，还有人把后来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说《金瓶梅》“大抵市诨之极秽者”之“市诨”牵扯到“词话”上去，更加勉强。所谓“市诨”者，犹言“市井间流行的戏弄之语”也；前云“大抵”也者，意谓此小说大致属于这一类东西也。至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到的“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那也是在《金瓶梅》成书出版之后的事，是当时据小说《金瓶梅》改编的作品，而不是《金瓶梅词话》之前的“说唱艺术”，这也是很清楚的，根本不能用来证明《金瓶梅词话》之前有什么“说唱艺术”。总之，《金瓶梅》并非是一种真正的“词话”，或者是一种在“词话”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作品，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文人“拟词话”而已。
我们现在再来看徐先生他们说《金瓶梅》是集体创作的第二个重要论据，即认为《金瓶梅词话》行文中存在着大量的粗疏、重复以致颠倒错乱之处。关于这一点，日本小野忍与千田九一两人早在1948年起陆续翻译《金瓶梅词话》时，就发现了不少，在他们所写的论文中就指出了这一点。后来，魏子云先生在1983年出版的《金瓶梅札记》中，也指摘甚多。日本山口大学阿部泰记教授在《论〈金瓶梅词话〉叙述之混乱》一文中，也列举了大量例子。但他的结论与徐先生等是完全相反的，在这篇论文的最后说：
由于万历本有经过传抄的过程，因此这些错误虽不能断定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但是，这部有错误之处的作品经过了一个阶段的试行，某些一以贯之的情节构成既成事实，而且人物形象的描绘也没有见到矛盾之处，因此恐怕不能不认为有一个特定的作者的存在。
万历本的叙述一与注重推敲的现代小说的叙述相比较，的确可以看到作者任意加减的马马虎虎的一些情况。但在创作意识低下的近世，这些稍许矛盾也许不成为什么问题。例如，这部小说到处将当时盛行的小说戏曲作为素材，特别在开头就用了《水浒传》，假如这在现代的话，即使巧妙地活用了那些素材，那作者也不能不受到非难吧！但是，从这部作品受到小说家冯梦龙称赞来看，在当时盗用其他作品好像是不太被人注意的。关于叙述方面的杂乱补充，同样也是能被宽容的吧！（日本《人文研究》第五十八辑。引文由笔者译）
阿部教授的这些看法是比较合理的。事实上，即使如《红楼梦》那样的个人创作，而且经过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以说是一部精心结撰的作品，也难免有不少矛盾、疏漏之处。因此，长篇小说中叙述之错乱，实在不能作为论证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的依据，而只能说明这位作者的构思和创作的周密程度而已。
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这就是关于引用前人作品的问题。徐先生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论据。然而被《金瓶梅词话》引用的《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等作品中的个别片段，只是在这些作品中存在着，而不是在一部名曰“金瓶梅”、或者基本具备《金瓶梅》故事的作品中存在着。《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把这些作品中的个别片段汲取过来，作了某些改动，溶化到自己构思的作品中，这完全是一种个人创作的过程。宋元以来，后世的作家对前代作品的加工有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如《三国志演义》等，就在《三国志平话》等的基础上，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加工润饰，使之不断丰富、完美。这样的作品庶可称为“世代累积型”的作品。而另一类如《金瓶梅词话》等，作家经过独立的构思之后，在自己设计的情节布局和人物形象的蓝图上“镶嵌”前人作品中的某些片段，这理当称之为个人创作。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镶嵌”近乎抄袭，是不名誉的事情，但在当时，人们对小说创作的严肃性的体认，还是很不严格的，不少人把小说创作就是当做游戏的，镶嵌前人的作品比较普遍。但镶嵌前人的作品毕竟不等于是集体创作，它的主流应当说还是个人创作，只是在个人创作的蓝图上又抄了一点前人的东西而已。至于徐先生为了说明《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就在《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关系上，别出心裁地认为两书“都采用它们未写定的祖本即话本或词话系列的原文”，“后来发展为两部各自独立的小说”。这也是一相情愿的推论。本来，两书的关系无非存在着三种可能：一种是先有《金瓶梅》，后有《水浒传》，是《水浒传》抄《金瓶梅》的；第二种是如徐先生说的两书有一个共同的源头，相互间不存在互抄的关系；第三种则是先有《水浒传》，后有《金瓶梅》，是《金瓶梅》抄《水浒传》的。对于这三种关系，早在《金瓶梅》问世时，袁中道在《游居杮录》中就说它“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也就是说先有《水浒传》，后有《金瓶梅》。后来的学者几乎都是这样认识的。那么，袁中道以来的学者们，是否都是糊涂蛋呢？显然不是。因为大家还是从事实出发的。历史的事实是，早就有《水浒传》小说与《水浒》系统故事的流传，这有大量的资料可证。而《金瓶梅》呢？有没有一个《金瓶梅》系统的故事源头呢？谁也没有听说过！有的只是徐先生头脑里的东西，或者就是硬将《水浒》系统的故事，说成是与《金瓶梅》共有的源头。这正像是孙子的脸长得与祖父的脸有些相像，就硬说孙子是祖父直接生的一样。总之，考虑这一问题，我们还是要从事实出发，考的是“信”，而不是凭“虚”的东西去想当然。
与徐先生相近，魏子云先生认为词话本乃是在原作基础上的改写本。在《从金瓶梅序跋探全书原貌》一文中（台北《书和人》第494期），魏先生强调欣欣子序所言与今存《金瓶梅词话》不相合，这似乎也说得有点过分。诚然，这篇序的个别用词并不十分确切，但就总体来说还是与词话本内容相一致的。例如，欣欣子说此书是作者“罄平日所蕴”之“忧郁”，“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就与全书暴露现实、讽喻政治的主题相合，并非如魏先生认为的无关；魏先生认为词话本中找不到欣欣子所说影射陶仲文的林灵素，也是疏忽，实则林灵素见于词话本第六十七、七十、七十二回；词话本中关于“明人伦”的情节，除了西门庆与林太太有--奸-及同时想染指其媳外，另如陈经济私通岳母金莲，王六儿与小叔韩二，西门庆、潘金莲、庞春梅与仆人的-yin-乱，都有关系，都并不如魏先生所说的“不显著”，小说在第二十二回还直接斥责西门庆“失尊卑”、“乱伦彝”；序称“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也并非在词话本中没有内容，第一百回普静老禅师点化孝哥时使人看到了西门庆“项带沉枷，腰系铁索”的惨状，并说“西门庆造恶非善，此子转身，托化你家，本要荡散其财本，倾覆其产业，临死还要身首异处”，如今度脱-了他，其代价就是使他的儿子做和尚，至于潘金莲、李瓶儿等都描写了其应有的报应。如此等等，我觉得欣欣子序与词话本的内容是相配的。再如，魏先生在《贾廉、贾庆、西门庆》一文（台北《文艺月刊》第159期）中认为，词话第十七回有关于文虚中参本的邸报中只有“贾廉”之名，并无“西门庆”姓名在内，何以西门庆见了惊恐万状，急忙派人晋京打点？但在第十八回科中开列的名单上有“西门庆”之名而无“贾廉”之名，于是西门庆花了五百两金银请礼部尚书涂改成“贾庆”而避免了一场灾难。于此，魏先生认为：“邸报上没有西门庆的名字，到了第十八回方始把西门庆的名字加上去……应是《金瓶梅词话》改写者的手笔，他们忘了改正邸报。”“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门庆的故事，以西门庆作为《金瓶梅》故事的主线，可能是《金瓶梅词话》开始的。”我觉得，“贾廉”或许就是邸报上没有而在科中名单上有的“王廉”之误，但更大的可能是小说家的有意安排，因为此邸报已发至全国，西门庆就是叫人连夜从县中抄得，若上面明列着西门庆的大名，他岂能“大门紧闭”就了事？县中怎能如此风平浪静？陈洪怎敢叫儿子携带箱笼投奔他家？至于他看到邸报十分惊慌，也是情理中事，因为他毕竟是杨戬、陈洪亲党一类，心里有鬼。以后科中把情况调查得实，开列的名单较为正确，加上了西门庆的名字，也完全符合小说发展的逻辑。再从外证来看，见过早期抄本的袁小修、谢肇淛等说《金瓶梅》一书“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云云，也不像是故意放的烟幕。所以，推想有不是西门庆故事的原始《金瓶梅》似乎还根据不足。至于魏先生在《武松、武大、李外传》、《王三官、林太太、六黄太尉》（分别见台北《文艺月刊》第180、181期及《书目季刊》第十八卷第一期）等文中指出的《金瓶梅词话》情节上的一些“违悖常理的缺失”和“回目的文辞与内容不符”现象，也完全可能是初作者在独自创作时的疏忽和“镶嵌”前人作品时带来的失误。例如写潘金莲与西门庆自“武大已死，家中无人，两个恣情肆意，停眠整宿”，这里的“家中无人”确实是个漏洞，因为《金瓶梅》不同于《水浒传》，添了个武大前妻留下的迎儿。但这个漏洞完全是在整段照搬《水浒传》时，将“没人碍眼”变化而来。这样的漏洞为什么必定是集体改写所致而非个人创作的失误呢？
事实上，我们只要抛开成见，还是可以从这部小说中看到不少个人创作的特点。它比之《三国》、《水浒》、《西游》，对人物和环境的细节描写是大大前进了一步的，其语言和风格也比较统一。再从情节结构来看，它也能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并无若干大小段落连缀的痕迹。潘开沛为了说明“集体创作”，曾在《〈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中把全书分为三截，说：
原编撰人的目的，只是打算把《水浒》里的武松杀嫂的故事，加以扩大而已；全本书，原来至多编撰到八十七回“王婆子贪财受报，武都头杀嫂祭兄”就完了。……从全书写作技巧或编撰技巧来看，以前五十回为最好，虽然尚存在若干小问题。可能最初只有这五十回，以后才由别人续作。五十一回至八十七回问题最多，也许就是参加编辑的人较多的表现。八十八回以后的十三回，便差得多了。
这一论断并不合乎实际。徐梦湘在《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读后感》（《光明日报》1955年4月17日）一文中力证小说有完整的构思与写作。他曾举第二十回吴神仙相面为例，当时对每个人相面时说了四句诗，这每一人的四句诗就包含了每个人的结局，孟玉楼、孙雪娥、春梅、西门大姐等人的结局都在第八十七回之后，而吴神仙的诗都有了暗示。第四十六回卜龟儿卦，再一次交代了吴月娘、孟玉楼、李瓶儿各自的命运和结局。吴月娘是书中主角之一，她的结局也在第八十七回之后，而且她在第八十七回以后显得更加重要、故事比重也有较大的增加。这两例，的确可证作者本有计划，绝非是什么艺人因听众不满足而逐步续成。在这里，我们想起了《水浒传》智真长老给鲁智深的两次偈语和《红楼梦》中宝玉在太虚幻境看“薄命司”的卷册、听演“红楼梦曲”的故事情节。前者是“累积”而成，故前后不一；后者为个人创作，故首尾相应。《金瓶梅词话》显然也属于后面一类。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例子外，再有如第十九回中的张胜被推荐给守备府，他后来也再度登场，并在第九十九回中杀死了陈经济。第八十二回中潘金莲还给陈经济的簪子，后于第九十二回中陈经济又将此送给孟玉楼。第八十四回中说到孝哥以后要出家到永福寺，后于第一百回中果然走上了这条路。如此等等，正说明了作者在构思创作时，对故事发展的全过程是胸有成竹的。这不也正是说明了《金瓶梅词话》具有个人创作的特点吗？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金瓶梅》不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它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
（二）“个人创作”说问题多多
“集体创作”说不能成立，“个人创作”说问题也多多。
要探究个人创作，首先注意的当然是词话本卷首自称是作者朋友的欣欣子所写的序。这篇序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这是当初唯一记载《金瓶梅》作者化名的地方。因此，想从“兰陵笑笑生”这五个字中找到打开大门钥匙的人是不少的。然而，“兰陵”两字首先就令人难以把握。兰陵作为古县名，一始于战国，治所在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南的兰陵镇，其后屡有废复，至元代移治于今枣庄市峄县城。再加上小说写的是主要发生在山东的故事和人物，中间有“山东土白”，于是不少学者认为兰陵只能是指峄县，作者必是山东峄县人了。可是，问题复杂的是，古称兰陵的并不是只有这一处。《晋书》、《唐书》等史书中的《地理志》均有明载：东晋初曾经在今天的常州市西北侨置兰陵，梁代改武进为兰陵，到唐代又复“以故兰陵地置武进”云云。这都说明常州武进在古代曾有200多年时间也称兰陵。实际上，兰陵这个名称一直被人们用来作为常州的雅号别称，就在《金瓶梅》产生的时代，它的第一批读者中的谢肇淛在《下菰集》里就有《兰陵造故人》诗一首，这个兰陵就是指江苏之兰陵。时至今日，常州人还乐于用它来作为自己城市的别称。当火车经过常州时，“兰陵饭店”的牌子还相当的醒目。由于《金瓶梅词话》中反映了不少江浙一带的语言、习俗，于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此兰陵当为江南的兰陵。此外，据辞书载，安徽境内也有古兰陵。这样，笑笑生之“兰陵”就打了一个大问号。更何况，有些人认为，明代早期读到《金瓶梅》抄本的人，都没有提起过这篇欣欣子序，因此这篇序完全有可能是后来刊刻时添加上去的，因而“兰陵笑笑生”这个作者根本是捏造的。这样，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造成疑问的还由于万历年间的一些最早阅读者如屠本畯、廿公、沈德符、谢肇淛等有意无意地宣传了嘉靖成书说。但是，从郑振铎、吴晗起，不断有人力主万历成书说。这个问题不解决，无疑也是追究作者问题的一个障碍。
就在这样一堆疑问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说法，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初期的传说。这主要有五家：
第一，万历三十五年（1607）左右，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第二，万历四十一年（1613）后，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提出另一说：“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yin-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第三，袁中道在《游居杮录》中言及当年在他兄长处读到《金瓶梅》及“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时的情况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yin-荡风月之事，以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
第四，万历四十五年（1617）左右，有署名“廿公”者为《金瓶梅》作跋时则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
第五，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又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这些说法，或得之当初传闻，或故意掩饰真相，故在真真假假、隐隐约约之中，或许还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虽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第二类是后世的推测。这种推测又可分两种：一种是没有指明具体姓名的，另一种是指明具体人名的。由于前一种被推测的人实在较多，我这里只能简单报一下名字与出处，你们有兴趣的话，可去进一步查考。
先说没有指明具体姓名的，如徐谦《桂宫梯》云“某孝廉”，谢颐《金瓶梅序》云“浮浪子”，《绘图真本金瓶梅》附王昙《金瓶梅考证》云“才人之作”及“大约明季浮浪文人之作伪”，观海道人《金瓶梅序》自称己作，蒋瑞藻《小说考证》引《缺名笔记》称被唐荆川害死者之子所作，王文濡《小说谈》说是钱谦益辈，戴不凡《小说见闻录》云“金华、兰溪一带人”，梅节《全校本〈金瓶梅〉前言》说是书会才人一类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赵兴勤《考察金瓶梅作者的新途径》说是追随罗汝芳的文士或熟悉罗汝芳行谊并受其影响的人，王强《小议金瓶梅的作者是河北籍人》说是“河北籍人”，靳万青《金瓶梅传作者新探》说是“淮间人或生活于淮间之人作”，彭见明《〈金瓶梅〉作者新考》说是湖南平江东乡人，2006年3月17日《新京报》上有报道《徽州西溪南村开发〈金瓶梅〉遗址公园》说，当地学者认为《金瓶梅》作者为徽州人，另外如《金瓶梅外传》中提到的诸如刘承禧门客、河北某张公子、清河县某人、清河县某孔先生初稿而某落魄书生添枝加叶而成、万历时苏州某大文人将杜阿福弹唱的《潘金莲》加工整理而成，等等。
另一种是指明了具体姓名的：
（1）王世贞。如清初佚名《〈玉娇梨〉缘起》、康熙间宋起凤的《稗说》、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本卷首谢颐序，等都直指为王世贞所作。
（2）李渔。见张竹坡评《第一奇书》本中的“在兹堂本”及剜掉“在兹堂”三字的所谓“康熙乙亥本”的扉页上都印有“李笠翁先生著”六字。
（3）卢楠。见康熙四十七年（1708）《金瓶梅》满译本序。
（4）薛应旗。清宫伟镠《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提出。
（5）赵南星。同上。
（6）李贽。《绘图真本金瓶梅》卷首附王昙《金瓶梅考证》曰：“或云李卓吾作。”
（7）徐渭。1939年，英国东方学家阿瑟·戴维·韦利为《金瓶梅》英文节译本作序时提出，后潘承玉的《金瓶梅新证》及近年胡令毅、邢慧玲发表的若干论文亦持此说。
（8）李开先。1962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据说这是该所吴晓铃的意见。后徐朔方一再撰文强调“《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卜键著有《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
（9）冯惟敏。朱星《金瓶梅考证》说：“这是孙楷第先生告我的，但他说：‘只因他是临朐人，又是嘉靖间名士，并无旁证。’”
（10）沈德符。见魏子云的《金瓶梅探原》、《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等。
（11）贾三近。见张远芬著《〈金瓶梅〉作者新证》等。
（12）汤显祖。见美国芝加哥大学芮效卫的论文《汤显祖是金瓶梅作者说》。
（13）屠隆。1983年，我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提出。
（14）冯梦龙。陈毓罴《〈金瓶梅〉抄本的流传付梓与作者问题新探》与魏子云的《冯梦龙与金瓶梅》先接触了这个问题。后陈昌恒撰《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考》、《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考补》等。
（15）李先芳。见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会编《李先芳与金瓶梅》。
（16）谢榛。见王连洲《〈金瓶梅词话〉作者兰陵笑笑生即谢榛考辨》。王萤、王连洲的《金瓶梅作者之谜》又称为谢榛、郑若庸、朱厚煜三人合作。
（17）贾梦龙。见许志强《金瓶梅作者是贾梦龙》、李芳元《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谜》。
（18）刘九。见戴鸿森《我心目中〈金瓶梅词话〉的作者》。
（19）臧晋叔。见张惠英《〈金瓶梅词话〉的语言和作者》。
（20）丁耀亢、丘志充、丘石常。见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
（21）金圣叹。见高明诚《金瓶梅与金圣叹》。
（22）田艺蘅。见周维衍《关于金瓶梅的几个问题》。
（23）王采。见李洪政《金瓶梅解隐》。
（24）唐寅。见朱恒夫《金瓶梅作者唐寅初考》。
（25）李攀龙。见姬乃军《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再思考》。
（26）萧鸣凤。见盛鸿郎《试解金瓶梅诸谜》。
（27）胡忠。见毛德彪《金瓶梅作者应是胡忠》。
（28）丁惟宁。见张清吉《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考》。
我开的这一大串的名单，真是使人眼花缭乱，这在文学研究史上也可称为一大奇观。着实对这一奇观感到好奇者有之，感到厌烦者也有之。这是因为，粗看起来多数的推测都说得头头是道，但到最后谁都缺少“临门一脚”，谁也拿不出一条过硬、确凿的证据来，于是剩下的给人以一大堆问题，责难之声也就随之而起，乃至把所有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统统归之于“笑学”，予以全盘否定。
（三）我的“屠隆说”
为了便于讨论否定《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一些说法，我想还是有必要稍稍介绍一下以上各说的研究方法与路径。在各说之中，我觉得我提出的“屠隆说”还是最具代表性的，我又最熟悉，所以不妨稍费一些口舌作些介绍。
我觉得“屠隆说”之所以最具代表性，就在于它不仅仅如其他各说一般只是找一些内证或外证来推测一下，而且还在于屠隆确实用过“笑笑先生”的名字。明末有一部笑话及其游戏文字集，叫做“开卷一笑”，亦称“山中一夕话”。此书卷一题“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后面又改题为“卓吾先生编次，一衲道人屠隆参阅”。这种在同一部书的不同卷下更易署名的做法在明清两代是经常看到的，他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化名。据此，可以推定一衲道人屠隆与笑笑先生是一个人。当然，“笑笑先生”与“笑笑生”两者是差了一个字，但古人所云“生”，与“先生”义通，生即先生之谓。所以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笑笑先生”不等于“笑笑生”，另一是“笑笑先生”就是“笑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开卷一笑》中，有四篇文字即是笑笑先生屠隆所作：卷四的《醒迷论》、卷五的《别头巾文》、《励世篇》及卷六的《秋蝉吟》。其中《别头巾文》包括《哀头巾》一诗和《祭头巾》一文，同时出现于《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其余三篇，既和屠隆的思想特点一致，又与《金瓶梅词话》所反映的思想合拍，甚至语句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不但使我们在“笑笑先生”与屠隆之间找到了直接的联系，而且在屠隆与笑笑生之间也同时找到了直接的联系。沿此方向再进一步考察屠隆的生平，就更会深深地感到屠隆比谁都更像《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了。
屠隆，明末颇有声名的文学家。他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创作小说之时，正值他五十鼎盛之年，在时间上正相合拍。
屠隆是浙江鄞县人，祖上曾居常州武进，而武进古亦称兰陵。他于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在安徽颍上任县令，晋礼部主事，万历十二年（1584）罢官归里，领略过北方的风土人情，但主要生活在家乡，活动在江浙一带。这样，以山东为背景的《金瓶梅词话》尽管采用了大量的北方方言和力求描绘山东的习俗，但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南方的方言和习尚来，也就毫不奇怪了。
屠隆罢官的原因，表面是被讦与西宁侯-yin-纵，以及诗酒放浪，但实际上也与当时“争国本”的政治旋涡有关。万历十年（1582），他曾写了一篇《贺皇子诞生》，鼓吹“英哲诞生”就使“国本系苞桑之固”，“宗祧奠盘石之安”，还规谏皇上今后要“圣谟益慎，立教以淑”。殊不知皇上对这个皇子压根儿不喜欢，并不把他视作“国本”，一心想废长立幼。屠隆的祝贺只能给皇帝带来隐恨。他后来也自知祸之由来，所以对长期纷争的建储问题一直很关心，这也就给《金瓶梅词话》带来了政治讽喻的意味。
屠隆被罢官，使他的生命航船发生了急剧的转折。从此，他穷困潦倒，饱尝了人世的炎凉；他看透了人生，对整个社会感到了失望；他寻求解脱，企图在佛道中找到出路；他心情苦闷，却更加纵情于诗酒声色。他说：
当不谷盛时，荣名被身，进贤加首，人望须眉，家拾咳唾，扫门而怀刺者争号登龙，把臂而论交者动引管鲍。一旦遭谗去国，身名两摧，生平心知，平怀观望……炎凉聚散，朝暮迥若两人，何论龌龊者夫！即号称当世之有道石交，顿改面孔。（《答李玄白》）
一部《金瓶梅》不是大讲“炎凉聚散”吗？势利小人应伯爵、吴典恩等又写得何等栩栩如生！这不是与屠隆的切身感受大有关系吗？
贫困不但使屠隆感到“势利炎凉太分明”，而且进一步使他对整个士大夫和社会政治感到了失望和产生了不满。他说：“今之士大夫，不通贫贱而好接贵人，不尚清言而好涉尘务……外简将囗，而内多嗜欲。”（《与王百谷》）“世道自江陵以鸷猛束--湿--之政，酿为厉阶刻削之气，急弦绞绳，有识忧之。至今日，水旱沓仍，疫疠继作。去年元元大被其毒，今岁益甚，吴越之间，赤地千里，丧事四出，苍哭不绝。”（《奉杨太宰书》）在这思想基础上，他专门写了《荒政考》，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统治集团，对苦难的人民深表同情：
夫岁胡以灾也？非王事不修，时有阙政，皇天示谴，降此大眚！……若水旱为灾，岁以不登，四境萧条，百姓枵馁，子妇行乞，老稚哀号，甚而斫草根，剥树皮，析骸易子，人互相食，积骨若陵，漂尸填河。百姓之灾伤困厄至此，为民父母奈何束手坐视而不为之所哉！
《金瓶梅词话》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一部形象的《荒政考》。只有对当时的社会不满和批判的作家，才能写出那样一部“骂尽诸色”的长篇暴露小说来。
个人的不幸，社会的黑暗，很自然地使屠隆潜心佛道。他说自己于罢官后，“万念俱空，一丝不挂，闲中无以自娱，稍涉教理，参订和合”（《与王敬美太常》）。当然，屠隆作为一个文人才士，在不得已的处境中学道学佛，只是寻求一种“清虚恬淡”的解脱，而不可能真正“信奉仙释，持戒守律”的。然而，学仙学释毕竟对他产生了影响，使他能比较熟悉佛道的一套，包括其弊端，以至能在小说《金瓶梅词话》、戏曲《修文记》、《昙花记》，及其他文字中进行尽情的描写。同时，那种因果轮回、祸福循环、盛衰消长、独善养拙等思想也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左右了《金瓶梅词话》的创作主旨。
《金瓶梅词话》的“写-yin-”非常突出，这与屠隆特殊的情欲观也大有联系。屠隆为人“佻荡不检”，“放诞风流”，人们告发他时曾“指屠-yin-纵，并及屠帷薄，至云‘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馆侯门、青楼郎署’诸媟语”（《万历野获编》）。他罢官后，“此情也复不减”。他承认自己的男女之欲是难以克服的：“（某）又三年治欲，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乃知其根固在也。……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为此，则其根也，根故难去也。”（《与李观察》）这篇文章就反复详细地论述了他既想“治欲”而又觉得根难除的矛盾。这也正如《金瓶梅词话序》中所说的“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的矛盾。这种观点也就使小说尽管一方面企图否定过度的-yin-欲，但往往对此还是不自觉地流露了赞赏的口吻。屠隆不但有如此特殊的情欲观，而且对文学作品要不要写-yin-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其《鸿苞·诗选》中指出，文学作品为了达到“示劝惩，备观省”的目的，是可以善恶并采，-yin-雅杂陈，而不必对“-yin-”的描写躲躲闪闪的。这些认识也应该说是产生《金瓶梅》的一个特殊的思想基础。
此外，从屠隆熟悉戏曲、小说，乃至如《开卷一笑》之类民间游戏文字，具有“落笔数千言立就”的杰出的文学才能，他出身寒微而又官至礼部仪制司主事的特殊经历和胸罗广博的社会知识，以及与最初家藏《金瓶梅》的刘承禧的关系非同一般等情况看来，这些完全和《金瓶梅词话》作者的身份相符。因此，我认为屠隆即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笑笑生。
我的“屠隆说”提出后，曾得到了国内外好几位学者的赞同，有的还写了专著来进一步论证。当然，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问题进行驳难。例如：《开卷一笑》是否是明代的作品？编集《开卷一笑》的“笑笑先生”是否就是“笑笑生”？是否有后人伪托的可能？屠隆的《别头巾文》在《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中，这一回是否是“赝作”？屠隆的亲朋好友如屠本畯等在谈到《金瓶梅》时为何都没有提及？对于这些问题，我曾经撰文作过辩解。平心而论，这些辩解也只是做到了一种“可能性”，并没有能做到“唯一性”，所以问题还是存在着。在没有进一步找到过硬的材料之前，就我个人而言，本想对《金瓶梅》作者问题搁置不论了，所以近20年来，不管外面是是非非，我对于作者问题几乎没有说过什么。但近年来，一边是新说仍然不时冒出，另一边是全盘否定论的调子越唱越高，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于这二三十年来《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研究作一次实事求是的检讨了。
三、“笑学”不是“笑”学
应该说，近年来有些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推测是比较轻率的，甚至是比较离奇的；但否定论者的批评也有些缺少实事求是之心，有点哗众取宠之意。
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否定论者的一些代表性观点。
否定论者说，《金瓶梅》作者研究的第一个毛病是“考证缺乏可靠的前提”。所谓“前提”就是明代谈到作者问题的屠本畯、谢肇淛、袁中道、沈德符、欣欣子的五种说法。而这五种说法，否定论者认为都“不可靠”。为什么“不可靠”？这是因为他们各说各的，互不统一，又都用了“闻”、“相传”等字眼，显得没有把握，所以“都”不可靠。特别是作为“研究的基石”的“欣欣子”的序，“很可能”“掺入书坊主作伪因素”。这样，既然“考证前提的可靠性得不到证实，尽管论者旁征博引、头头是道，这却像一座大厦装饰得花团锦簇，地基却有一条深深的裂缝，整个大厦自然也就摇摇欲坠”。这就是给目前《金瓶梅》作者考证的第一幅“整体现状的写照”。
否定论者又认为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方法不科学”。有人曾经概括了诸如“取交集法”、“诗文印证法”、“署名推断法”、“排斥法”、“综合逼近法”等一些方法，认为这些方法“方法本身却没错”，却无法解决“唯一性问题”；相较之下，他认为“另有一些方法压根儿就不该出现在学术论文中”，比如“联想法”、“猜想法”、“破译法”、“索隐法”、“顺昌逆亡法”等。
应该说，这样的概括，尽管有时候说得过了些头，特别是上来先用了两顶帽子，可能太大了些，有时候自己也会否定自己，比如先上来说“考证方法不科学”，后来却又说“方法本身却没错”等，但大致上还是比较集中地指出了《金瓶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平心而论，尽管我自己也卷入了研究作者的行列，提出了一个“屠隆说”，但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这一问题的研究疑难多多，所以一方面避而远之，一方面也是忧心忡忡：什么事情搞过了头，搞滥了，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更何况有些人搞《金瓶梅》作者研究本身就不是从学术出发，而是别有所图，一锅粥里掉了一点脏的东西，整锅粥不就都会成了问题嘛！因此，我从心底里感谢这些先生们出来浇浇冷水，将这一领域冲得干净些，使人们的头脑清醒些。
但是，我们同时要问：《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研究果真都是“一切都是猜测”，果真都是“强作解人”，果真是一门可笑的“笑学”吗？
虽然，《金瓶梅词话序》称作者是“笑笑生”，因而将研究《金瓶梅》作者称为“笑学”，也未尝不可，但提出者是将这个“笑学”解释为“首先是非常可笑的，其次，是不科学的”，甚至是一种“伪科学”。我不知道他所指的可笑的“笑学”是指过去所有研究《金瓶梅》作者的论著呢，还是指研究《金瓶梅》作者这门学问的本身，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我想，不论是指什么，下的这个结论未免显得有点匆忙而且粗暴，本身就使人感到非常可笑和不科学。当然，我不否认以往的《金瓶梅》作者的研究中，像研究“红学”、“曹学”，以及研究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一样，确实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一些可笑的、不科学的东西，但总体上说，它还是严肃的、有成绩的，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在我们盘点《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成绩之前，不妨先对一些责难作些正面的回答。
首先，看一看所谓“前提”的不可靠性。屠本畯、谢肇淛、袁中道、沈德符四家，虽然“各说各的”，但也不能由此简单地得出“没有统一结论”的结论来。在我看来，他们还是有一些比较“统一”的结论的，比如从时代来说，三人说是嘉靖时，一人说是万历的“旧时”，我看还是比较统一的；再从作者的身份与创作的动机来看，约可分两类，一类认为是门客写主人的风月-yin-荡之事（谢肇淛、袁中道），另一类说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写的，写的内容与时事有关（屠本畯、沈德符）。至于他们多用“闻”、“相传”之类的字眼，这无非是说明了他们认知的来源，并没有对这些来源的可靠性含什么评判的意思，谈不上他们“对于自己所说都无把握”或是有把握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些说法，因毕竟与所离作者的时间较近，或得之当初传闻，或故意掩饰真相，是在真真假假、隐隐约约之中，或许还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我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说它们“可靠”，但同样我们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它们完全“不可靠”，也就是说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至于欣欣子序所称的《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是以朋友的身份说的，当然应该相信。但时下有些人怀疑这篇欣欣子的序是后人伪作的，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那么，他们怀疑的理由是否很充分、很可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么一点：目前所见有这篇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序刊的，比较晚一点，而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读到抄本的一些人，都没有说起过有欣欣子序，因而，这篇序的来路就可疑了。应该说，这个怀疑也是合理的。但问题是，他们考虑问题是从要否定这篇序的可靠性的思路单向进行的，假如反过来考虑一下这个怀疑是否“可靠”时，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问：难道读到抄本的那些人手中拥有的是全本吗？屠本畯说自己“恨不得睹其全”，袁中道也只是“见此书之半”，沈德符的书就是从袁中道那里抄来的，谢肇淛虽然抄得多一些，但也说“阙所未备，以俟他日”，所以说，他们看的压根儿不是全本，根本就没有读到过这篇序是在情理之中。再退一步，即使读到过，为什么一定要他们满足我们今天的要求来交代一下这篇序呢？不交代难道就等于不存在吗？而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本《金瓶梅词话》明明不同于袁中道他们所见的残本，它是一个全本，而且据我前面所说，是一个根据原本的初刻本，因而，它所保存的这篇序就完全有可能是原来就存在的。再从这篇欣欣子序与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的排列来看，也可窥见其奥妙。这部书当是在冯梦龙辈怂恿下，在苏州刊刻的。欣欣子序后还有东吴弄珠客的序与廿公的跋。这个东吴弄珠客，从名字来看，很有可能就是龙子犹即冯梦龙，因为龙戏珠是大家熟悉的故事。他作序付印时，还是十分尊重原序，把欣欣子序放在最前面。两篇序也没有相互呼应、一吹一唱来作伪的样子。更重要的，刊印者完全没有必要要伪造一个欣欣子来加一篇序，专门提出个“笑笑生”来招徕生意，用现在司法的语言来说，古人哪有这种作案的动机！说它作伪无非是我们现在的想当然。可是，可笑的是，现在就是用这种很“不可靠”的想当然，来否定本来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反过来说本来是真实的东西“不可靠”，这真是应了这样一句话：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其次，再论考证的方法。责难的焦点无非说：都无实据可凭，也无可靠结论；反过来说，一切属于猜测，都是种种“可能”。粗看起来，这些话都有道理，但稍加推敲，就觉得都是似是而非了。
论者说：“考据，考据，要考而有据；考而无据，考据等于儿戏，没有意思，跟小孩玩捉迷藏一样，那不是学术，所以我说是伪科学。”此话说得蛊惑人心，似乎所有的《金瓶梅》研究都没有根据材料出发。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者都是根据书内书外的一些材料出发来作分析的。这里有两个实质性的问题需要辨清：第一个是，所据的材料是否一定要有“正面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第二个是，是否一定要得出一个唯一的可靠的结论。本来，所谓“考证”，就是根据一定的资料来考查、研究而已。目标当然是要找到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但事实上每每并不能一下子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甚至千百年都难以如此。从作者研究来说，从《诗经》、《楚辞》，到明代的“四大奇书”中的种种疑团，人们不断去探究，去争辩，但到目前为止，难道都有一个确凿的、可靠的结论了吗？孔子是否删诗，屈原是否存在，《三国》、《水浒》、《西游》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难道都能拿出“正面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来说明吗？拿不出这样的材料的探讨难道都是“伪科学”吗？学术之所以要研究，正因为一时找不到“正面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正因为存在着种种疑问，一时找不到可靠的结论，才去发掘材料，才去分析推究，假如能找到一个确凿的材料，大家还要去考证吗？反之，假如找不到直接的证据，那些间接的材料、线索难道就不是考证的根据了吗？总之，考证的目的是要考实，但考证不等于考实；考证要力求找到一箭中的的材料，但也不能排斥运用间接的材料来分析。只要从真实的材料出发，向着探究的目标前进，作出合乎常理的分析，都是一种健康的、科学的研究。
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猜测”与“都是‘可能’”的问题。本来，科学研究不排斥合理的推测。这不要说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的研究也需要推测，需要想象。这一点是常识，我想用不着举过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在探究《金瓶梅》作者的过程中，难道就绝对地不应该有合理的推测吗？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是后来的伪作之前，为什么不能从“兰陵笑笑生”出发来考证他是谁呢？既然说是“兰陵”人，为什么不能从山东峄城、江苏武进那里寻找合适的对象呢？既然小说中写到了那么多的金华酒等南方的酒，为什么不能推测作者是南方人呢？诸如此类，多数的推测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从一定的材料出发的。当然，这种推测只是一种可能。我们拿不出证据说这种可能一定“是”，但否定论者往往也拿不出一定“不是”的证据来。比如，我因屠隆用过“笑笑先生”的名字，而“生”就是“先生”的意思，他的作品又在《金瓶梅》第五十六回中出现，再结合他的籍贯、习尚、情欲观、文学基础、生活基础及在《金瓶梅》产生时代他的处境与心境等都比较合拍来讨论，所以推测屠隆就是小说的作者。否定论者说这个“笑笑先生”不一定就是“笑笑生”，即使是“笑笑生”也不一定是创作《金瓶梅》的笑笑生。用这类推理来否定我的推测，充其量也是一种“未必有联系”的推测，只是用一种“可能”来否定另一种“可能”而已，实际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假如反过来，用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就应该承认能找到这种种可能也是成绩，因为这些可能中无论如何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其实，我们探究的作者，从本质上讲，也只是一个符号而已。重要的不一定就是要确证张三、李四，重要的是了解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人创作了这样一部文学作品，从而进一步研究他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为什么能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他又是怎样创作这部作品的，这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与欣赏这部作品，认识文学发展的历史才是有意义的。而我们的研究，正是在做这样一个使作者复原的工作，使这样一个符号丰富、生动、有血有肉起来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即使没有能敲定作者是张三、李四，甚至走了不少弯路，但也是在为《金瓶梅》的基础研究铺平着道路。
我们再放开眼界看，《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成绩不能仅仅局限在是否确凿地找到张三、李四，而是通过作者问题的研究，推动了一系列问题研究的深入。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说过这样的话：“说起1983年的《屠隆考》，海内外论说纷纭。平心而论，要落实《金瓶梅》的作者是屠隆，目前尚有一些障碍。但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在于能不能立即确定《金瓶梅》的作者是否就是屠隆，而在于围绕着这一作者问题引发和推动了《金瓶梅》成书年代和作者用语、习俗的大讨论。”我想，这不仅对我提出的屠隆说是这样，对其他严肃的研究都是这样。而且，牵动的面可能还要大些，比如还关系到小说文本、作者心理素质等研究，促成了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乃至给其他作家作品和晚明社会、政治、经济、民俗等问题的研究都会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关于此书成书或者说写定的年代的讨论，就与作者问题的研究关系密切。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嘉靖说与万历说两种。本来，明代的屠本畯、谢肇淛、沈德符都说作者是嘉靖间的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吴晗、郑振铎他们才力主万历说，特别是吴晗，列举了《金瓶梅》中“太仆寺马价银”、“皇木”等史实，来证明它是万历年间的作品，到50年代，有人写文章反驳吴晗，力证吴晗所举的那些史实，在嘉靖年间就有了。后来，人们对这成书的年代并没有用力去考证。到80年代初，像徐朔方先生等论者认为作者是李开先，所以很强调嘉靖说，我提出作者是屠隆，就主张是万历说，且认定作者创作在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这样，讨论作者问题就势必与成书的年代紧密相连。所以，我在讨论《金瓶梅》作者时，先划了几条线，第一条就是成书的年代，并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因为万历时期的作家可以描写先前嘉靖年间的情况，而嘉靖时代的作家绝对不能反映出以后万历年间的面貌来。”我当时根据小说抄万历十七年（1589）刊的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小说中的干支问题，以及后来补充的有关小说中的人物凌云翼的受处分与去世的时间，一些戏曲作品与声腔的流传情况，等等，“认为定《金瓶梅》写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是可信的”。这样，我就将一批作者的候选人都排斥在外：“早已故世的李开先、薛应旗、冯惟敏，濒临死亡的王世贞、徐渭，尚属年幼的沈德符，还未出世的李渔，均无写作之可能。”后来，人们对小说下限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如荒木猛、梅节等先生对于小说中干支的研究就很有见地。当然，主张嘉靖说的先生们，在这几年中所作的努力也非常突出，如霍现俊先生为了力证作者是王世贞，花了大量的力气来查证小说中所描写到的有关嘉靖时代的一些史实，潘承玉为了证明作者是徐渭而写的《佛、道描写：有关〈金瓶梅〉成书时代的新启示》，论证了“《金瓶梅》一书所写的时代，是佛教由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由长期得势转而失势的时代”，都是摆事实来说明问题的。这些工作不仅仅对于作者的探究、时代的考定，而且对于加深对这部小说文本的价值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解，都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在考察《金瓶梅》的成书年代时，牵涉到了《水浒传》和戏曲声腔，也就促进了有关《水浒传》版本问题的研究和戏曲声腔盛衰等问题的探讨。本来，比较多的学者认为《金瓶梅》抄的是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可是前几年刘世德先生对各种《水浒》版本作了进一步的对勘后写了一篇文章《〈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得出了一个“令《金瓶梅》研究界震惊的观点”：“《金瓶梅》恰恰袭用了《水浒传》容乙本的文字，因此，它的创作年代可以进一步缩小为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左右。”在稍知一些《金瓶梅》ABC的人看来，一定会觉得这个推测十分“可笑”，会想刘先生似乎真的在搞什么“笑学”了，因为至少早在万历二十四年，袁中郎就读到《金瓶梅》了。但我觉得，刘先生的研究还是很有用处的，这至少可以告诫人们：《金瓶梅》抄引哪一种《水浒传》的问题十分复杂，还需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做得不够。
另外，一些研究者在探究《金瓶梅》作者时，其工作对于促进明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是有用的。比如对于王世贞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过去一般都将他作为“后七子”的一个代表人物来研究，虽然在谈《鸣凤记》时也带到一笔，但注重的还是他的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对于他在其他俗文学方面的成就关注不够，而今将他作为小说《金瓶梅》的作者来考察，就十分自然地注意他对于民间谚语、习俗、情歌等方面的关注了。这对于全面、立体地了解王世贞也是有促进作用的。又比如关于我提出的“笑笑先生”的问题，尽管我根据《开卷一笑》（《山中一夕话》）的署名，将这“笑笑先生”与屠隆联系了起来，而主张作者是徐谓的邢慧玲等却在署名徐渭的《刻徐文长先生秘集十二卷》中找到大量的相互雷同的笑话。尽管目下对于这两部作品的真伪及孰先孰后的问题都需进一步研究，但这一发现至少为徐文长研究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这不也是由《金瓶梅》作者研究所带来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吗！
由《金瓶梅》作者研究而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假如用一种开放的思维来看待这方面的研究的话，就更会觉得天地之大，不会陷在就事论事的狭隘的小圈子里一叶障目，看到《金瓶梅》作者研究只是漆黑一团了。在这里，我不妨引用严云受先生为《金瓶梅新证》一书所作的序中的一段话来作为结束吧，因为我觉得他写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在《金瓶梅》作者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分歧还非常大。今后，还可能出现新的见解。我个人觉得，由于缺乏材料，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寻求很难找到比较确定的答案。这也许将是一个永远的遗憾。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作者问题研究的价值与必要性。为了研究小说作者问题，必然会使研究者在文本上下更多的心力。科学的《金瓶梅》作者问题探讨，纵然没有提供出为很多人接受的答案，却能在小说文本研究方面深入地揭示许多重要特质，推进对文学的观照与体验。如《金瓶梅》的创作时间、方言运用、生活素材来源以及审美特征等，都在作者问题研究中得到了不断深入的探求，人们对这些方面的认识也随之日益全面、丰富。所以《金瓶梅》作者问题尽管难以解答，却魅力永在，历久长新，不断吸引着后来者为它付出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