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人欲与天理冲突中的悲喜剧——以金、瓶、梅与月、楼为中心

同学们，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金瓶梅》，看这部小说是如何描写和思考“人”与人性的问题的。关于人性的问题，在女性方面往往表现得特别集中、尖锐，因为女性在封建社会中所受的压抑也最严重，所以我们就以小说中的两组主要人物为中心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一组是所谓“-yin-佚”的金、瓶、梅，另一组是所谓“善良”的楼与月，也就是孟玉楼与吴月娘。

本来，人是世界的中心和灵魂。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的自我认识逐步深化、人情日趋完善、人的追求不断得到自由的历史。文学是语言艺术化的人学，本质上就是在写人。它当以人生全景为材料，以建设人性为崇高目的。一部文学史在研究文学作品如何艺术地表现人的同时，就必须总结它们是如何认识人的。事实上作家对于人的认识和对于人性的彻悟程度如何，也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他们对于人的艺术表现。《金瓶梅》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名著，不仅仅在于比以前的小说更清醒地写人，并着眼于普普通通的人，而且在于，它对人和人性的描写和思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众说纷纭。有的强调其生物性，有的强调其社会性，有的强调其思维性。但不管怎样，谁都无法否认人作为一个生命主体，他都有生存及希望生存得更好的欲望。“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一种，就是对生存的需求。”［［美］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4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为求生存，食欲与性欲就成为人类最基本的机能。这正如古人所云：“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王夫之《诗广传》卷二《陈风四》）。马克思也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当然，这种机能并不是人类特有，动物也具有，但人的这种生理本能毕竟不是兽性，而是人性。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此“几希”所以使人有异于禽兽者，就在于它本身包容、统一着社会性、思维性，而人之有社会，有思维，其基础无疑是首先有个体，有生命，因此，人的食欲、性欲是最不可压抑的本性；探究人性的起点，也只能是“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当然，它的最终指向是：社会的和谐，人类的进步。

丁耀亢说：“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续金瓶梅》第四十三回）《金瓶梅》就是从“情色二字”入手来探究人生，解剖人性。统观全书，小说作者在思想深处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性欲的满足不仅看做正当的，而且看做美好的，也将性欲看做人类在自身延续规律支配下的自然手段，而且也是个体生命赖以完好生存的必要保证和人生追求的一种超乎肉-体的精神上的享受。小说从第四回起写“交颈鸳鸯戏水，并头鸾凤穿花。喜孜孜连理枝生，美甘甘同心蒂结”，以大量的笔墨来直接赞颂性行为的“滋味美”，诸如“乐极情浓”、“美快不可言”、“十分畅美”、“其美不可当”、“美爱无加”、“翕翕然浑身酥麻，畅美不可言”等形容性行为使心理上得到愉悦的文字触处皆是。这种愉悦感，不仅仅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仅为一方所独有，而且也使女方感到“可奴之意”，达到“彼此欢欣”（第六十九回）、“情兴两和谐”（第八十二回）的境地。这在上一讲已讲过。正是在这种对于“性”的认识的基础上，小说歌颂了性与由性带来的情爱和立在情爱基础上的婚姻。小说中说“人生莫惜金缕衣，人生莫负少年时，见花欲折须当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第九十三回），以避免最后“误了我青春年少”（第三十八回）。它赞美的是：“颠鸾倒凤无穷乐，从此双双永不离”（第七十三回）；“堪夸女貌与郎才，天合姻缘礼所该，七二巫山云雨会，两情愿保百年偕”（第九十一回）。总之，《金瓶梅》作者对于人的性欲并不都是加以贬抑，而是也有肯定和赞美。“食色，性也。”或许他就是遵循这一古老的命题将性欲认定为人性的基本属性之一。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王学左派的兴起，“尊情论”的高扬，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群体长期所遵守的道德规范往往被嘲笑为“假道学”，代之而起的是鼓吹真情的直率表露、个人利益的大胆追求。一些文学家在追求“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袁宏道《龚惟长先生》）的人世生活的同时，纷纷强调文学创作“为情作使”（汤显祖《续栖贤莲社求友文》），“独抒性灵”（袁宏道《叙小修诗》），以及“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墨憨斋主人《叙山歌》），在整个社会与文学领域内涌动着一股张扬个性、肯定人欲的思潮，这无疑促进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动。

封建社会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特别艰难。千百年来，她们长期处于一种依附、从属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的教条更为沉重地窒息着她们主体意识的独立。明代中期以来，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妇女参加工作的机会增加，经济上的独立也有利于人格上的独立。同时，受教育的女性也逐渐增多。这些在整个人性思潮的涌动中，都有力地推动着女性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发。她们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不完全把自己看做丈夫的附庸，开始自觉地选择自己的命运，积极地追求美好的未来，为此不惜与社会传统观念决裂，以致被社会所不容，背上了不好的名声或招致悲惨的下场。

在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过程中，情欲无疑是最活跃的催化剂。这是因为当时女性生活的范围受到了限制，爱情、婚姻与家庭就是她们人生的主要内容，当她们的情与欲同客观世界产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她们违背社会群体的规范、主体意识觉醒的开始。晚明作家所表现的女性主体意识有所觉醒的主题，也往往集中地反映在所谓情与理，或者是人欲与天理的冲突中。在这里，《金瓶梅》所写的几位女性就很具典型性。

一、潘金莲：有所觉醒后的悲剧

在笑笑生的笔下，潘金莲是第一“-yin-妇”。小说开头，就从论“情色”出发，交代了“这一本书”的主要故事是讲潘金莲这个“好色的妇女”“日日追欢”，最后“不免尸横刀下”，同时使“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第一回）。作者要劝诫世人的，无非就是一句话：“万恶-yin-为首”。自此之后，潘金莲似乎就成了古今文学史上最著名的“-yin-妇”。

所谓“-yin-妇”，这里是指婚后的女性违背了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不忠于自己的丈夫或性行为过度。在潘金莲身上的具体表现，主要是：偷-情和“霸拦汉子”。而当进一步追究潘金莲为什么要如此背离客观社会的普遍道德而要走上“-yin-妇”的道路、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时，我们就会发现：她在情欲的驱动下，多少萌生了一种自我独立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正是她在寻找自我、主宰自己的结果。

潘金莲的偷-情是从当上武大的老婆后开始的。她之所以萌发偷-情的念头，就是意识到自己的“风流伶俐”与丈夫的猥琐无能不般配。大家知道，潘金莲本是个美貌风流的女强人，其实她本来没有过高的生活欲望，比如对于“财”就漫不经心，只是对于性的要求比较注重。假如她的人生道路比较正常而顺利，也不可能刺激她的性欲恶性膨胀，畸形发展。可惜社会安排给她的命运是从小就在骄奢-yin-逸的王招宣府里浸染熏陶，将她的天性向-yin-纵方向引发。而当她年方十八，春情勃发，追求美满婚姻的时刻，却先被六旬之上的张大户收用，接着又被送给了“人物猥（犭衰）”的武大郎为妻，性的欲望远远不能满足，贞操的观念却被破坏殆尽，她感到苦闷和压抑。因此，她对这段婚姻强烈不满，觉得丈夫不能与她相配：

原来这金莲自嫁武大，见他一味老实，人物猥（犭衰），甚是憎嫌，常与他合气，报怨大户：“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口床）酒，着紧处却是锥钯也不动。奴端的那世里悔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无人处唱个《山坡羊》为证：

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你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第一回）

应该说，这种“姻缘错配”是客观存在。她不想忍受客观社会给她这样的安排，而要靠个体微弱而懵懂的努力去改变目前的局面，于是“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以“好偷汉子”出了名。

不过，小说真正写到她在张大户以后想偷或偷到的汉子共有五名：武松、西门庆、琴童、陈经济、王潮儿。

作为武大的妻子，她第一个看中的是“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二郎，禁不住心里寻思：“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于是她自觉、主动地邀请武二搬来家住，献尽殷勤，百般挑逗，乃至“酥胸微露，云鬟半亸”，“要同云雨会风流”。但她想不到，这位意中人认同的是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个体的自由意志，不想“败坏风俗”“伤人伦”（以上第一回），回答她的是一顿无情的抢白。

第二个是得手的西门庆。西门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临去时回头看了她七八遍，于是她敏锐地感觉到这人对自己“有情”，马上意识到：“不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第二回）当西门庆在王婆家正式“勾搭”她时，她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你有心，奴亦有意”（第四回），十分主动、及时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和西门庆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第四回）。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假如不论她所爱非人，她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恶”。而当武大来捉--奸-时，西门庆慌得只知道“仆入床下去躲”，她却提醒他闲常时“卖弄杀好拳棒”，叫他不要当“纸老虎”，一时间使西门庆也感到不及她有“智量”，后来也觉得自己“枉自做个男汉”。而潘金莲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第二回）她在追求个人的利益时，其胆其智，事实上已不亚于男性。可是，她为了与情夫“长远做夫妻，谐老同欢”，却采取了一种残忍而非法的手段，毒死了亲夫，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取自我的“快活”（第五回）。在这里，可以看到她的炽烈情欲所催发的主体意识在觉醒，有令人同情与令人佩服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让她一辈子守着一个不爱的丈夫以保持其忠贞的名节，扼杀其人性；但她最后并不能恰当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克服人性中的弱点，而是将其情欲可怕地扭曲、恶性地膨胀，以杀夫的手段来达到改嫁的目的，终于走向了罪恶的深渊。这里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之间的尖锐冲突。潘金莲就是这一冲突下的牺牲品。

她后来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又与她的仆人琴童与女婿陈经济偷-情，其动因已不是婚姻不配，而是由于丈夫的不专一而使她在精神上与肉-体上感到压抑，于是以图报复。

她偷琴童，就是因为西门庆一连半个多月在院中“留恋烟花，不想回家”。潘金莲“青春未及三十，欲火难禁一丈高”，写信给丈夫表示“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结果却被负情人臭骂了一顿。她在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盼不到西门庆来家，就“将琴童叫进房”，灌醉了他，“两个就干做在一起”（第十二回）。这里，一切都是出于她的主动与安排。她明明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第十七回），但当她一旦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就“不顾纲常贵贱”，“管甚丈夫利害”，“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十二回），独立地去面对现实。她是勇敢的，但又是盲目的。古往今来，男女的“偷-情”本不能以封建的道德来一概而论，从先秦《诗经》至明代《山歌》中的酬唱，从崔莺莺到安娜·卡列尼娜的追求，那种建立在真情与挚爱基础上的“偷-情”，从来被认为是千古佳话、人间美事。而潘金莲偷琴童，只是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它虽然表现了潘金莲的反抗性，但在这里看不到她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偷的只是“性”，而无半点“情”，她的主体意识反而显得模糊了。

至于陈经济与她，一开始尽管他们就相互吸引，但还没有突破界限。第十八回陈经济初遇潘金莲时，“猛然一见，不觉心荡目摇，精魂已失”。作者说他们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旦遭逢”。后来，虽然他们一有机会就嘲戏调笑，偷偷地你捏我一把，我踢你一脚，有一两次“把小丈母便揪住了亲嘴”，乃至匆匆忙忙发生过一次性关系（第五十三回），感情在不断深化，但主要还是两人间暗暗调情。直到西门庆死后，潘金莲才主动地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说道：“我儿，你娘今日可成就了你罢！”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之间先前的调情也可列入“偷-情”的范围；但若稍稍放宽尺度的话，他们之间毕竟还未有突破性的进展。只是到了丈夫死后，潘金莲才大胆、主动地又一次作出了抉择，再次做出了“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八十回）的勾当。当然，他们之间的偷-情并不如有人认为的那样“清美”、“陈经济是全书中唯一的一个具有一定程度民主性的人物形象”，但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偷琴童和后来“又把王潮儿刮剌上”（第八十六回）那样，主要出于原始的性欲。假如我们不去追究他们的偷-情基础是什么，只从潘金莲独立、大胆的追求这一点来看的话，她所追求的陈经济确实并没有辜负她，直到最后，陈经济还把搬取父亲灵柩的事放在脑后，首先想方设法凑上一百两银子，向他的“六姐”表示：“一顶轿子，娶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第八十六回）因此，从潘金莲的几次“偷-情”的情况看来，我们虽然不能排除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不排除在异性浪子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但这里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于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去改变自我的命运，明显地表现了一种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但主流的社会规范不承认、不允许这种主体意识的萌发。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这种本身并不健全的主体意识就被压抑、被扭曲，且最终被引向了绝路。

潘金莲作为“-yin-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霸拦汉子”。这里不仅是一个“欲”的问题，还由于“气”的驱使。

潘金莲性欲旺盛，这是事实。孙雪娥说她“怎的霸拦汉子”：“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成不的，背地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十一回）但她之所以使尽心计，甚至屈身受辱，无所不至地去“窝盘住”汉子，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她处在一个妻妾成群的家庭里，论地位只是排名第五的小妾。在当时中国封建妻妾制的社会里，妻与妾的地位是极其不平等的。《释名》曰：“妾谓夫之嫡妻曰女君。夫为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仪礼注疏》卷十一《丧服》释曰：“妾事女君，使与臣事君同。”在明代，妻妾尊卑的次序还十分严格，《明会典》卷一百四十一以“妻妾失序”为目引《大明律》卷六《户律》三“婚姻”条的规定曰：“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大明律》卷二十一《刑律》四“骂人”条又规定：若妻妾骂夫，要杖八十，而“妾骂妻者，罪亦如之”。这种妻妾不平等也表现在《金瓶梅》的世界里，小妾对奴才而言是主子，但在主子之中实为奴才。西门庆稍不愉快，就可以对潘金莲“赶上踢两脚”，甚至强令她脱-了衣服，用马鞭子抽。潘金莲与正妻吴月娘口角，西门庆二话不说即站在吴月娘的一边。聪明的孟玉楼劝潘金莲：“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头？”潘金莲再要强，也不得不忍气吞声，“插烛也似与月娘磕了四个头”（第七十六回）。这种不平等，无疑使她在精神上感到压抑与痛苦，感到“气不愤”。而众妾共奉一夫，利益又得分散，妾越多，利越少，相互之间的嫉妒与倾轧在所难免。小说对此写得很明白：“这妇-人（潘金莲）一娶过门来，西门庆家中大小多不喜欢。看官听说，世上妇-人眼里火的极多，随你甚贤慧妇-人，男子汉娶小，说不嗔，及到其间，见汉子往他房里同床共枕，欢乐去了，虽故性儿好杀，也有几分脸酸心歹。”潘金莲在众妾中排名本在后面，又没有李瓶儿、孟玉楼那么多的钱财；就是以色相论，尽管被吴月娘叹为“果然生得标致，怪不的俺那强人爱他”，但其他几位也并非都长得不美，且潘金莲在翡翠轩里亲耳偷听到西门庆特爱李瓶儿皮肤白，后来如意儿就评论潘金莲虽然长得好模样，但由于“红白肉色儿”，比起“白净皮肉儿”的李瓶儿来，只能算是“中中儿的”（第七十五回），更何况李瓶儿后来又生了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这一切都是潘金莲在西门庆家里寻求权利平等，追求出人头地的障碍。假如她承认这种种不平等和放弃个人应有的人身权利，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那也就罢了。但潘金莲素来看重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愿落在人后，这又不能不给她平添了几分“气”。而她要平这份“气”，显示出她的人生价值，最有效而直接的办法就是“霸拦汉子”，乃至征服汉子。于是她软硬兼施，耍尽手段去勾住西门庆的魂。且看第八回，西门庆自从娶了孟玉楼，燕尔新婚，如胶似漆，早把潘金莲打靠后了。潘金莲在家望眼欲穿，心烦意乱，“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托玳安带信，请王婆帮忙，终于将西门庆请了来。这时，请看她的表演：

比及到妇-人门首，婆子先入去，报道：“大娘子恭喜，还亏老身，没半个时辰，把大官人请将来了！”妇-人听见他来，就像天上吊下来的一般，连忙出房来迎接。西门庆摇着扇儿进来，带酒半酣，与妇-人唱喏。妇-人还了万福，说道：“大官人，贵人稀见面，怎的把奴丢了？一向不来傍个影儿！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胶似漆，那里想起奴家来！”［按：先声夺人。］西门庆道：“你休听人胡说，那讨什么新娘子来。只因小女出嫁，忙了几日，不曾得闲工夫来看你。”［按：只能用哄骗来招架。］妇-人道：“你还哄我哩！你若不是怜新弃旧，另有别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说个誓，我方信你。”［按：进逼一步。］西门庆道：“我若负了你，生碗来大疔疮，害三五年黄病，匾担大蛆叮口袋。”［按：只能用赌咒来招架。］妇-人道：“负心的贼！匾担大蛆叮口袋。管你甚事？”［按：击中要害。］一手向他头上把一顶新缨子瓦楞帽儿撮下来，［按：动口后动手。］望地下只一丢。慌的王婆地下拾起来，替他放在桌上，说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请大官人来，就是这般的。”妇-人又向他头上拔下一根簪儿，拿在手里观看，却是一点油金簪儿。上面钑着两溜字儿：“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却是孟玉楼带来的。妇-人猜做那个唱的送他的，夺了放在袖子里，说道：“你还不变心哩！奴与你的簪儿那里去了？”西门庆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酒醉，跌下马来，把帽子落了，头发散开，寻时就不见了。”［按：只能用哄来招架。］妇-人将手向西门庆脸边弹个响榧子，道：“哥哥儿，你醉的眼恁花了，哄三岁孩儿也不信！”［（按：动手又动口。］王婆在旁插口道：“大娘子，休怪大官人，他离城四十里见蜜蜂儿剌屎，出门交獭象绊了一交——原来觑远不觑近。”西门庆道：“紧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妇-人见他手中拿着一把红骨细洒金、金钉铰川扇儿，取过来迎亮处只一照——原来妇-人久惯知风月中事，见扇上多是牙咬的碎眼儿，就疑是那个妙人与他的——不由分说，两把拆了。［按：动手得干净利落。］西门庆救时，已是扯的烂了，说道：“这扇子是我一个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一向藏着不曾用，今日才拿了三日，被你扯烂了。”那妇-人奚落了他一回。只见迎儿拿茶来，便叫迎儿放下茶托，与西门庆磕头。［按：硬的过后，来软的一套了。］王婆道：“你两口子聐聒了这半日也勾了，休要误了勾当，老身厨下收拾去也。”妇-人一面分付迎儿，将预先安排下与西门庆上寿的酒肴，整理停当，拿到房中，摆在桌上。妇-人向箱中取出与西门庆上寿的物事，用盘盛着，摆在面前，［按：早就准备着。］与西门庆观看。却是一双玄色段子鞋；一双挑线香草边阑、松竹梅花岁寒三友酱色段子护膝；一条纱绿潞紬、水光绢里儿紫线带儿，里面装着排草玫瑰花兜肚；一根并头莲瓣簪儿。簪儿上钑着五言四句诗一首，云：奴有并头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按：怎不欢喜？］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把妇-人一手-搂-过，亲了个嘴，说道：“怎知你有如此聪慧！”［按：真是聪明绝顶。］妇-人教迎儿执壶，斟一杯与西门庆，花枝招飏，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那西门庆连忙拖起来，两个并肩而坐，交杯换盏饮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几杯酒，吃的-脸-红红的，告辞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乐顽耍。……当下西门庆分付小厮回马家去，就在妇-人家歇了。

这一连串的软硬兼攻，使西门庆乖乖地“就在妇-人家歇了”。这里充分地显示了潘金莲“霸拦汉子”的才能。当然，潘金莲“霸拦汉子”的最重要的武器是“好风月”，“到夜里，枕席鱼水欢娱，屈身受辱，无所不至”（第十二回），使西门庆深深地体验到“这色系子女（绝好），妙不可言”（第四回）。实际上，这也是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子女的潘金莲在妻妾斗争的旋涡中能取胜的最重要的本钱，也是投西门庆之好的最佳路径。潘金莲就是主要靠它才得宠于西门庆的。“妇-人云雨之间，百媚俱生”（第七十二回），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总算确使西门庆对她最为迷恋，用西门庆的话来说：“怪油嘴，这一家虽是有他们，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这使潘金莲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得到了满足，一定程度上实现她所认定的自我价值，但同时也使她更加背负了“-yin-妇”的恶名。

潘金莲偷-情也好，“霸拦汉子”也好，显然都与她大胆、积极、主动的自我追求有关。她想越过社会强加在她头上的种种不公平，而有意识地靠自己去把握自己个体的命运。她凭着自己的聪明与色相，尽管有时小遇挫折，如受到武松的抢白、西门庆的冷落，但总的说来还是节节胜利，特别是进入西门庆家后，孙雪娥、宋惠莲、李瓶儿，一个个障碍被她扫清，甚至西门庆最后实际上也成了她的玩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西门庆已经到了疲惫不堪之时，潘金莲为了个人的“畅美”，还不肯轻易放过他。直至西门庆死到临头，潘金莲“还骑在他上边”，使他“死而复苏者数次”（第七十九回）。在《金瓶梅》中，横行霸道的西门庆把所有的女-人当做他泄欲的工具和性虐的对象，唯独潘金莲，作为一个女性，同样把西门庆及其他男性当做自己需求的玩物、征服的对象。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女间的性关系早被彻底地异化，两性间往往没有平等与爱情，女性只是作为性的对象或工具、作为一种客体而存在，难以显现其主体的自觉。而潘金莲则不然，不但其性意识强烈而自觉，而且作为一个女性，由此而萌发的个体独立与自强的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但在她那个社会里，她的主体意识的萌发、对个体价值的追求，毕竟还超越不了那个社会的规范。她镇住丈夫，也只是利用了西门庆人性中的某一弱点，而不能控制住丈夫的全部。社会所承认的，还是夫为妻纲。西门庆真的一发火，她还得忍气吞声，甚至脱—光了衣服乖乖地准备挨马鞭子。就是在正妻吴月娘面前，她也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别人是天，她自己是地。最后也是被正妻抓住了辫子，轻易地就被逐出了家门。这说明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与其整体上处于朦胧状态相对称，其力量还是十分微弱的。

正因为其意识上的朦胧性与力量上的微弱性，故其个人奋斗的结果往往是以悲剧告终。潘金莲的真正悲剧并不是被逐出家门，而是由于个人与社会冲突中的力量悬殊，而使潘金莲的主体意识萌发、膨胀时，不能不以一种扭曲甚至是变态的形式出现。她为了与情人“长做夫妻”而最后毒死了丈夫，触犯了任何社会都不能容忍这种行为的法律。以后她在西门庆家里，“颠寒作热，听篱察壁”，时时挑起事端，搞得家反宅乱，最后又为了满足一己之欲，又隐隐用置武大于死地的同样手法——使西门庆“吃药”再“骑在身上”，将又一个丈夫送上了西天。潘金莲的这些所作所为，假如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的角度来看的话，无疑会使人觉得她的情欲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同时给丈夫、家庭与社会带来了危害。这正是笑笑生所担心的“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第一回），“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第四回）。但反过来看，她之所以走向罪恶的深渊，何尝不是社会压迫的结果？她作为当时社会中的女-人，社会强迫她遵循“嫁鸡随鸡，从一而终”的训诫，不允许她独立自主地去重择佳偶，改变命运。但是，她的自我尚在，人性未灭，在与社会的冲突中终于无路可走，不得不走上了心狠手辣、作孽犯罪的道路。此孽此罪，无论如何也包含着那个扼杀人性的社会的罪恶。正是在这里，小说用潘金莲这个生动的形象，提示了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观冲突的历史悲剧。最后，作家让武松用一把锐利的尖刀，剖开了这个触犯了社会普遍认同的礼与法的年轻女-子的胸膛，挖出了一颗强烈地追求个体价值的心，让读者感觉到：在晚明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主体意识稍有觉醒的青年女-子要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在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尖锐冲突中，既难以冲破社会的定势，又难以克服自我的弱点，等待着她们的往往是悲剧！

从潘金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金瓶梅》写“人”之所以深刻，不仅仅在于真实细致地暴露了封建社会中人性的压抑，而且也在于捕捉住了在这令人窒息而躁动不安的社会中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正在复苏的人性。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金瓶梅》中的妇女无疑是处于被蹂躏、被损害、被侮辱的地位，但在她们身上同时也显示了某种朦胧的自我意识。她们在压抑中开始意识到自己终究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而不是任人摆布、供人玩弄的“物”。她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和自己的水平线上，进行了各自的追求乃至反抗。这种追求和反抗往往是出自本能而带有原始的、盲目的色彩，其结局往往又是悲剧的，甚至本身就是反人道的，但它毕竟在此透露了一丝新的气息，值得人们去悲叹，去思考。

二、瓶儿与春梅：还未觉醒中的悲剧

我们说潘金莲对于个体情欲的追求，多少伴随着一点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味道，这是由于她比较清醒地感觉到自我的存在，感到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明确地去追求自己的所爱，极力想摆脱一个女性“百年苦乐由他人”（第十二回）的命运。而且，她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是那样的大胆与主动，不顾社会礼法，不信任何说教，只相信自我，努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比如第十二回，吴神仙给大家相面，其他人都比较积极，唯独“叫潘金莲过来，那潘金莲只顾嬉笑，不肯过来。月娘催之再三，方才出见”。吴神仙相她“多-yin-”“短命”，她后来说：“算的着命，算不着行……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第四十六回）她根本不把命运当做一回事，我行我素，毫无顾忌。与潘金莲不同，李瓶儿、庞春梅等尽管在寻求情欲的满足过程中也有自己的个性，违背了社会传统的规范，所以也背上了“-yin-妇”的恶名，但这主要是出于原始情欲的冲动，缺乏主体意识的自觉，所以与潘金莲是有所不同的。

请看李瓶儿，她生来“好风月”，与潘金莲一样，是一个性欲亢进的女-人。不过，她与潘金莲不同。潘金莲尽管也嫌“三寸丁”“人物猥（犭衰）”，“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但总体上凡是男人都可以，人尽可夫；李瓶儿却有所选择，只有像西门庆这样的对手才能使她感到满足。然而，命运安排给她的是，先嫁给了“夫人怀甚嫉妒”的梁中书做妾，因畏惧夫人，“只在外边书房内住”；后来名义上嫁给了花子虚，实际上被花太监霸占着。请看第十七回她与西门庆的一段对话，其中就露了这个天机：

西门庆先和妇-人云雨一回，然后乘着酒兴，坐于床-上……西门庆醉中戏问妇-人：“当初花子虚在时，也和他干此事不干？”妇-人道：“他逐日睡生梦死，奴那里耐烦和他干这营生！他每日只在外边胡撞，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况且，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我还把他骂的狗血喷了头。好不好对老公公说了，要打倘棍儿。奴与他这般顽耍，可不砢硶杀奴罢了！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

这不是很清楚吗？花子虚一直在外边鬼混，李瓶儿“等闲也不和他沾身”，“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花太监到广南去，竟带她去“住了半年有余”（第十回）。但是，花公公毕竟是个没有性能的太监，其结果只能给瓶儿的性苦闷火上浇油。这正如第三十二回李桂姐被薛公公“掐拧的魂也没了”后所谈的感受一样：“乞他奈何的人慌。”这样一个长期处于性-饥-渴和性苦恼中的李瓶儿，一旦遇上了西门庆的“狂风骤雨”，自然会感到心欢意畅，真如得到了灵丹妙药，故她一再对西门庆说：“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她满心希望西门庆这帖“药”能永远除却她的心病，“真心要娶我”，以后能“并头相守”，百年偕老。谁知她遇到的是一个薄幸的西门庆。西门庆一去后“朝思暮盼，音信全无”。在人生痛苦的旅途中刚得到的满足和希望一旦失落，其痛苦倍加万分！正是在其人性受到严重的摧残之下，她病了。小说写道：

妇-人盼不见西门庆来，每日茶饭顿减，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转踌躇，忽听外边打门，仿佛见西门庆来到。妇-人迎门笑接，携手进房，问其爽约之情，各诉衷肠之话，绸缪缱绻，彻夜欢娱。鸡鸣天晓，顿抽身回去。妇-人恍然惊觉，大呼一声，精魂已失。……妇-人自此梦境随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来摄其精髓，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

这种病，中医称之为“鬼交之病”。《医心方》卷二十八《断鬼交》引《玉房秘诀》云：“由于阴阳不交，情欲深重，即鬼魅假象，与之交通。”在西方笃信鬼怪的中古时代，人们也常常把这类性梦“归咎到鬼怪身上，认为是鬼怪的诱惑或刺激的结果”，于是有种种-yin-魔的名称，例如专与女-子交接的-yin-魔（Incubus），或专与男子交接的-yin-妖（Succubus）［［英］霭理士：《性心理学》，136页，潘光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其实，据现代心理学家的分析，归根到底，“鬼交之病”还是由性压抑而造成的心理障碍引起的。《玉房秘诀》说：“若得此病，治之法，但令女与男交。”西方宗教改革的祖师马丁路德也认为此病“对症发药的方子就是婚姻”（潘光旦译《性心理学》同上）。这时李瓶儿遇到了“轻浮狂诈”的蒋竹山，只是胡乱地要他“有甚相知人家亲事举保来说，无有个不依之理”（第十七回），一无自己的主见，结果被蒋竹山轻易地骗到了手。然而蒋竹山性能低下，“腰里无力”，是个“蜡枪头，死王八”,“往往干事不称其意”，远不能满足李瓶儿的性欲。重新陷入性苦闷之中的李瓶儿不得不企求再度投入西门庆的怀抱。但西门庆回报她的是娶过门后故意“一连三夜不进他（她）房来”。这对于罄其所有，一心追求性和谐的李瓶儿来说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正是在一种对于性的绝望之中，她对人生也绝望了。于是她“饱哭了一场，可怜走在床-上，用脚带吊颈，悬梁自缢”了。因此，她的自缢就是人性被压抑、被摧残的直接结果。后来，她尽管“情感西门庆”，两人重归于好，但生活在那样一个妻妾矛盾重重的家庭中，特别是面对着一个“霸拦汉子”的潘金莲，自己在生理上又在被西门庆蹂躏后得了“血崩症”，远不能适应心理上的需要，于是这个原来一心贪图床笫间“暴风骤雨”的“-yin-妇”，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撺掇汉子到潘金莲房里去，那帖“医奴的药”实际上并未能医她的心病。第六十一回写她又一次硬把西门庆推到潘金莲那边睡去后，忍不时伤心地哭了：

这瓶儿起来，坐在床-上，迎春伺候她吃药。拿起那药来，止不住扑籁籁从香腮边滚下泪来，长吁了一口气，方才吃那盏药。正是心中无限伤心事，付与黄鹂叫几声。

这“无限伤心事”中最重要的无非是伤子之痛和性的压抑。而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可以说，李瓶儿的一生，是性苦闷的一生。她的病，她的死，莫不与人性被长期压抑和摧残紧密相连。古人说：“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神仙传·彭祖》）。李瓶儿这个形象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成功的“性压抑”的形象之一。她的性压抑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一系列的社会与人生的问题，值得重视。与李瓶儿一样，潘金莲雪夜弄琵琶，感叹“苦恼谁人知道，眼泪打肚里流”，“心里乱焦，误了我青春年少”；吴月娘与西门庆合气，发牢骚说：“我只当没汉子，守寡在这屋里”；孟玉楼含酸，冲着西门庆说：“俺每不是你老婆，你疼心爱的去了”，“把俺每这僻时的货儿，都打到揣了（字）号听题去了，后十年挂在你那里”；孙雪娥悲叹自己是“没时运的人儿”，被西门庆“拘了他头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妇上灶，不许他见人”；乃至22岁的小厮平安儿也埋怨“大娘许了替小的娶媳妇儿”而没有兑现……都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性压抑。《金瓶梅》是一部着重表现“情色”的书，当然在暴露人性压抑时，着力于刻画性压抑，但不等于它不顾及人性的其他方面，诸如人的食欲、财欲、思欲，乃至求生、爱美、自主等方面的欲望及其被压抑，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反映。这部书就是在描写一部分人极情纵欲的同时，也描绘了另一部分人的人性备受压抑，并在总体上描绘了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压抑人性的世界中，小说通过李瓶儿的三桩亲事（梁中书、花子虚、蒋竹山），同时清楚地告诉了人们：本“好风月”的李瓶儿却长期被压抑在性-饥-渴的状态之中；她在寻求解决“郁结于中”的“不遂之意”时，实无个人明确的主见（第十七回）。后来她之所以倾倒于西门庆，主要也就是领教了他的“狂风骤雨”，深深地感到：“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第十七回）只有西门庆，才真正使她的性欲得到了满足。因此，李瓶儿尽管也“偷-情”，但她只是停留在原始本能的层面上，缺乏自我意识和明确的追求，与潘金莲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不但如此，李瓶儿不像潘金莲那样，无法无天，有个体的自觉而不顾社会的规范，即使亲手毒死了丈夫，这事一转眼就被新的追逐和欢乐冲得无影无踪，在良心上没有留下任何阴影。李瓶儿却不然，她的个体意识即是社会的规范意识，她的主体性是完全消融在客体之中的。她的头脑里，还是将不忠于那个不喜欢的、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丈夫作为深重的罪孽。气死花子虚，虽然使她得到了西门庆，但同时使她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她的死，实际上就是被社会道德所压垮的。当然，小说写她是病死的。她的病，据一位医生诊断说，其起因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后着了气恼，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第六十一回）。特别是官哥夭折后，她悲伤之极，又不时受到潘金莲的欺侮，“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心神恍乱，梦魂颠倒儿，每日茶饭都减少了”（第六十回）。但她病情加重而致死，显然与她的不能自拔的负罪感有密切的关系。当年，她在与西门庆合谋抵盗财物气死花子虚时，决定“不与男子汉一心”，一切都做得比较绝，活活将花子虚气死。这时，她沉醉在一种挣脱羁绊的亢奋之中，况且花子虚的死毕竟有异于武大郎的死，她可以不负什么法律的责任。但是时过境迁，特别是到了西门庆家，遇到种种不如意之后，回首往事，她免不了要觉得自己有负于过去的丈夫，升腾起一种负罪感。她的这种内心深处的苦恼，被善于通过梦来描写心理的作者刻画得是何等的精微。在她病重时，恍恍惚惚、几次三番地梦见花子虚来催命，这显然是她一种内疚心理的折射。特别是第五十九回写道：

当下李瓶儿卧在床-上，似睡不睡，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活时一般。见了李瓶儿，厉声骂道：“泼贼-yin-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儿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花子虚一顿，撒手惊觉，却是南柯一梦。醒来，手里扯着却是官哥儿的衣衫袖子。连哕了几口，道：“怪哉，怪哉！”一听更鼓时，正打三更三点。这李瓶儿唬得浑身冷汗，毛发皆竖起来。

到次日，西门庆进房来，把梦中之事告诉西门庆。西门庆道：“知道他死到那里去了！此是你梦想旧境。只把心来放正着，休要理他！……”

梦，是她潜意识的反映。实际上，她一嫁到西门家，受尽-羞-辱，思想上就起过波折。西门庆骂她：“-yin-妇，你既然亏心，何消来我家上吊！……”（第十九回）“亏心”两字，正点着她的痛处。后来，官哥生病、夭折，她更怀疑这是遭到了报应，因此常常梦见花子虚来夺她的孩子。西门庆对此倒是很清醒，告诉她这是“梦想旧境”，每一次李瓶儿向他诉说梦境时，他都劝她“把心放正着，休要理他”（第六十二回），即是要她从对花子虚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可是沉重的道德压力，伴随着因果报应的意识，终究使她喘不过气来。一直到临死前，她还是梦见“那厮领着两个人，又来我跟前闹了一回，说道：‘你请法师来遣我，我已告准在阴司，决不容你！’发恨而去，明日便来拿我也”（第六十二回）。“告准在阴司”一语，也正反映了她内心有亏，自觉罪孽深重。她请王姑子在她死后“多诵些《血盆经》，忏我这罪业”。她深深地感叹说：“还不知堕多少罪业哩！”（第六十二回）因此，李瓶儿的死，可以说最后不是在法律，而是在道德的重压下走向了绝路的。社会道德观念实际上包容了她的个人意志，她还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

至于庞春梅，她同样是一个缺乏主体意识的女性。西门庆有意要“收用”她，在潘金莲的安排下，她二话不说就被“收用”了（第十回）；后来，潘金莲又叫她“和你姐夫睡一睡”，她也二话不说就卸下湘裙，让陈经济“受用”了（第八十二回）。第八十五回写潘金莲与陈经济“两个正干的好”而被吴月娘捉住后，闷闷不乐，她就劝潘金莲说：

娘，你老人家也少要忧心。……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

这就是她的人生目标。崇祯本于此有眉批云：“后之贪欲而死，已见端矣。”张竹坡有夹批云：“是春梅结果。”这都点明了春梅贪欲的本性。当时，她“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张竹坡在此批曰：“求为狗而不能矣。”她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动物本能的满足。后来在守备府里，也就是因为丈夫“逐日理会军情，干朝廷国事，焦心劳思”，“至于房帏色欲之事，久不沾身”，使她“难禁独眠孤枕，欲火烧心”，终于与周义“-yin-欲过度”，“死在周义身上”（第一百回）。她完全是因欲而-yin-，以-yin-为的，最后“以-yin-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yin-妇”。人作为主体，其相对的客体本来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另一个是社会。人的主体意识的独立，既要不受制于自然，又要不受制于社会。假如说，李瓶儿的意识还不能从当时的社会规范中独立出来，而只能将个人消融在社会之中的话，那么，庞春梅的“-yin-”恐怕连对于自然也未能驾驭。她只是人的自然本能需要的殉葬品。儒家所强调的“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班固《汉书》），就表现了人类在对待情欲问题上能超乎自然、征服自然的主体性。可惜庞春梅的-yin-欲在多数情况下连一点点情与爱的波澜也没有，纯粹是本能的冲动，最后就被这种自然的本能吞噬了一个年轻女性的个体生命。

或许有人会说，李瓶儿与庞春梅有自己处置个人身\_体的权利，她们的偷-情也是一种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的偷-情乃至滥交，也是主体意识觉醒的一种特殊的表现。的确，时下有一种比较“前卫”的观点：“一个女性有没有权利同‘多名男子’发生两性关系？这是一个女性的基本权利。女性自愿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是惩罚。”［李银河：《性的问题》，9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但瓶儿、春梅的这种争取“人权”自由的举动，完全是出于肉欲的满足与生理的发泄，没有爱情的基础，缺乏理性的自觉，所以她们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沾不上边。在社会道德的笼罩与自然规律的控制下，她们的那种原始的肉欲冲动，只能将她们推上人生的悲剧舞台。当她们很快地香销玉殒之时，她们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自身个体价值之何在。

三、吴月娘等两类：不是悲剧的悲剧

《金瓶梅》中的女性，还有两类是悲剧性的：一类是区别于金、瓶、梅的“-yin-妇”，另一类则是“贞妇”。

“-yin-妇”中的金、瓶、梅们一个一个走向了绝路，但世上偷-情的并非只有一条死路。这正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浮翠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开头所说的：“怎么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奸-骗的到底无事，怎见得个个死于非命？”没有死于非命，倒不是因为所谓前缘所定，从《金瓶梅》来看，有三类“-yin-妇”并没有断送性命：一如王六儿，她干脆蔑礼无法，公开与丈夫合谋“借色生财”，倒也活得很实惠，又很轻松；二如林太太，偷偷摸摸地躲在礼法的背后，“好不干的细密”，仍然不失为尊贵的夫人；三如如意儿、贲四嫂等，其-yin-尽管也有违于礼法，但顺从于权势，中国的礼法从来是敌不过权势的，在权势的砝码面前，所谓礼法早已显得无足轻重了。总之，她们与封建礼法擦肩而过，或者说封建礼法对她们也无可奈何，但她们的确是“-yin-妇”，而且是没有灵魂的-yin-妇，根本没有主体意识可言。

“贞妇”类中的代表是吴月娘。她与偷-情不沾边，但更是毫无主体意识可言。西门庆临死前，她曾发下了如下的誓言：“夫，我本女流之辈，四德三从，与你那样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同途，一鞍一马不须分付。”（第七十九回）应该说，她是《金瓶梅》中唯一的一个从一而终、恪守妇道的女性。她压抑了个人的情与欲，一切都以顺从丈夫、遵循礼教为立身的准则，让封建的妇道完全吞噬了活泼泼的自我。

四、孟玉楼：走出悲剧的必然与偶然

在《金瓶梅》中，唯有孟玉楼一人，不但不是-yin-妇，而且有主见，有头脑，一直在探寻着一个女性所应该走的路。

（1）不做寡妇。她出场时，已经是一个寡妇，身边又没有子女。这时放在她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顺“天理”，守贞节；另一条是尊人欲，再嫁人。她毅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青春年少，守他甚么！”

（2）自择对象。她坚持自己选择对象。选择谁？她不稀罕“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尚举人，而是选择商人出身的暴发户西门庆。

（3）态度平等。这种选择，包括后来看中李衙内，在态度上都是表现为与男性平等的。西门庆来相亲时，她“望上不端不正道了个万福，就在对面椅上坐下”。小丫鬟拿了三盏茶出来，先给西门庆一盏，第二盏给媒人薛嫂，然后“自取一盏陪坐”，态度表现得不卑不亢，丝毫没有流露出一星低三下四、乞求可怜的样子。

（4）头脑清醒。当娘舅张四说了种种理由阻挠她嫁给西门庆时，她的头脑十分清醒，一一加以辩驳，“佳人心爱西门庆，说破咽喉总是闲”，坚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嫁给所爱的人。

（5）光明正大。怎样嫁去？“二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正大光明地过门。

（6）处之坦然。她对过门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困难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七回）。果然，她进西门庆家后不能得宠，含酸失望，但并不悲观，也不胡来，处之坦然，巧于周旋，等待时机。

（7）抓住机会。机会终于来到，西门庆死了，妾妇们死的死，卖的卖，逃的逃，一片零落了。她瞄准时机，也不想“耽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一眼看中了“一表人物、风流博浪”的李衙内，决心第三次嫁人，理直气壮又光彩焕发地走向了另一个“两情愿保百年偕”的世界。小说详细地写了她又一次自择婚配时的心理活动：

那日郊外孟玉楼看见衙内生的一表人物、风流博浪，两家年甲，多相仿佛，又会走马拈弓弄箭，彼此两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无妻子？口中不言，心内暗度：“况男子汉已死，奴身边又无所出，虽故大娘有孩儿，到明日长大了，各肉儿各疼，归他娘去了，闪的我树倒无阴，竹篮儿打水。”又见月娘自有了孝哥儿，心肠儿都改变，不似往时。“我不如往前进一步，寻上个叶落归根之处，还只顾傻傻的守些甚么？到没的耽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第九十一回）

这里很清楚，她认识到自己的青春年少的价值，对自己的前途有深入的考虑，要亲自去再择丈夫，改变命运。在选择对象时，她不像庞春梅那样“属皮匠的，缝着就上”，也不像李瓶儿那样稀里糊涂，而是有点像潘金莲那样多有主见，但显然比潘金莲考虑得更精细，更显示出女性的独立意识，她一再追问媒婆：“且说你衙内今年多大年纪？原娶过妻小没有？房中有人也无？姓甚名谁？乡贯何处？地里何方？有官身无官身？从实说来，休要说谎。”“你衙内有儿女没有？原籍那里人氏？诚恐一时任满，千山万水带去，奴亲都在此处，莫不也要同他去？”如此等等。在《金瓶梅》的女性中，恐怕没有一人那样自觉、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婚姻和命运。后来陈经济来勾搭她，甚至拿着她遗失的玉簪来要挟她，她也不为所动，忠于“人物风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满”的丈夫和“郎才女貌、如鱼似水”的“天合姻缘”，机智地挫败了陈经济的无赖行为，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她显然不像吴月娘，只知道三从四德，恪守妇道；也不像潘金莲、庞春梅，纵情欲而不顾一切。她尊重的只是自我的价值，在合礼合法的范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择婚配，光明磊落地追求美好的生活。

（8）结局幸福。她抗争的结果是挣脱-了封建势力的羁绊而得到了一个“百年知己”的有情人，过起“两情愿保百年偕”的夫妇生活（第九十一回）。

在人欲与礼法的矛盾中，孟玉楼既满足了人欲，又无伤于礼法。她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生活的强者。这就无怪乎张竹坡称赞她是一个“乖人”、“高人”、“真正美人”、“第一个美人”（《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笑笑生塑造的这个能独立自主地摆脱封建礼法的束缚，不断地自觉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长篇通俗小说史上是不多见的。在她身上，是不是让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女性意识的苗头？她选择的路，是不是代表了当时女性应该走的路？

在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假如西门庆不死，她怎么办？她再聪明、能干和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最后能自由地选择到美满的婚姻吗？换句话说，孟玉楼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终还是建筑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是的，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孟玉楼的主体意识有所觉醒，不断地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同时，封建的社会礼法与婚姻制度，不允许已婚女性自由地另择婚配，这也是一种必然。这两种必然的冲撞，即以微弱的个体与强大的客体相拼，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而已，最后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悲剧告终。孟玉楼的美好结局，确是一种偶然的机缘成全了她。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假如没有她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坚持不懈的追求，同样是得不到美好的结局的。而后一点正是她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也是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

总之，统观《金瓶梅》全书，作者描写了人性的压抑、觉醒和扭曲。它一方面针对封建社会对于人性的扼杀而肯定人欲，另一方面又针对人欲的膨胀而强调理性，尽管作者所理解的理性中摆脱不了封建的教条，甚至在小说中充斥着“理欲之辨”，然而就在这里也包含着对自然规律和人类公德的关注，他所肯定的人欲有时也模糊不清，但其试图将兽性与理性统一的指向还是十分清楚的。我们不能因为它有时统一得不那么完善而只承认其一面而否认其另一方面，或者干脆指责它的矛盾而加以全盘否定。《金瓶梅》实在是一部试图在兽性和理性中把握住人性的一部作品。它正像明代末年黄宗羲、刘宗周、陈确、王夫之等理论家在李贽的理欲观基础上，既肯定欲、利“是人心生意，百善皆从此生”，而又反对私欲不受限制，主张“有过不及之分”，“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陈确《瞽言四·无欲作圣人辨》）一样，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关于人性论的一种探讨，只不过它是以文学的样式表现而已。作者作为一个出色的小说家，他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生龙活虎，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晚明社会中的这样一群女性，在人欲与天理、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中各自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们都有热烈的情欲。情欲本像饮食一样，原是人性中的自然存在，但各人表现了不同的追求，得到了不同的结局：有的人未能超越自然的本能，将原始的欲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结果被茫茫的欲海所淹没；有的仍然以社会的道德来规范个体情欲，让沉重的礼教窒息了活泼泼的生命；也有的主体的意识开始在萌发，却既不能节制主体私欲的无限膨胀，又无法对抗客观世界的严厉制裁，最终只能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出现，走向犯罪的深渊；但也有的能意识到“青春年少”的自身特点，在既合理又合法的道路上不断地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主宰自己的命运，得到了美满的结局。它让我们看到了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真实情况，从而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人的主体意识从何而来？为何而发？作为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个体，究竟如何对待自然、对待社会与对待自我？个体主体意识的高扬，究竟如何与社会有序的进步相和谐？当然，这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或许是文学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它同时将是思想家们永远要争论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