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调荒腔说冥簿（上）

记得小时候看《西游记》，曾有一大遗憾，那倒不是因为孙悟空没有坐上灵霄宝殿，而是他大闹森罗宝殿，勾抹生死簿时，心里只想到猴子中有名的大人物，“九幽十类尽除名”，而我们人类却不在其垂顾之内。原来这猴头也不过是个自了汉！于是想到将来难免森罗殿一行，便不免对他那场上天入地的造反行动少了些佩服。

如此很是耿耿了几年，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领教了人间造生死簿的手段后才释然于怀。从此明白了“人身后未必是鬼，鬼后面则肯定有人”，所谓生死簿，原来还是操在人的手里。那么还有必要再谈冥府中的生死簿吗？必要当然谈不上，但说说也无大妨碍，因为由此多少可以了解一些过去的那个时代。只是说得无板无眼，且跑调串词，与“正宫端正好”是不搭界了，自我抬举一下，也不过就是“野调荒腔”吧。

一

严格说来，“生死簿”只是冥簿的一种。冥府簿籍，除了仅注寿夭大限者之外，与“人事”（我们人类也只管“自了”，披毛戴甲的就随它去罢）有关的簿籍还有很多种，仅说重要的，就有备案食料、利禄、功名的，有随时记录善恶、功过的，还有勾捕生魂的名册，登录死鬼的户籍，而名称也是簿、册、录、籍，不一而足。但归根结底，这些东西的要点总不离生灵死魂的“生死”二字，所以看到《十王图》中判官手中所持册子，不管他正在翻检着什么，即便一概称为“生死簿”，也不能算是大错。

中华文明中引以为豪的东西实在不少，官府簿籍制度创立的早与完备就是其中之一。刘邦入关中，克咸阳，诸将争取金宝，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于是而尽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后世有人叹息：秦始皇帝焚诗书百家语，但并未绝灭，博士所掌自有副本，萧何为什么不赶紧抢救出来呢？结果西楚霸王又来了咸阳一炬，弄得典籍灭绝，从此给儒生找了事，有的收拾断简残编寻找超高指示，有的趁机造假弄鬼给新贵喝道，有的考证求真让人下不来台。其实这些儒生也是瞎忙，岂不知掌握了天下户口厄塞便有了打天下的重要资本，“刘项从来不读书”，及至坐了江山，孔老二不是也要听刘老三的吗！书呆子不识大体，往往类此，所以他们只配摘下帽子替大英雄接尿。

与此同理，冥府要想统治和管理生人死鬼，也非有簿籍不可。由孙行者那一场大闹的结果可以看出，冥府如果没有了猴子的生死簿，也就等于失去了对猴子的统治权。冥簿就是冥府的灵魂，所谓冥官，只不过是用冥法管理冥簿的鬼员而已。而这冥簿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记录生人平日“善恶”的案卷，人间世中，无论是人事部门的档案袋，特务机关的黑材料，准备时机成熟再结算的明细账，还有一些人世衙门里尚缺，但已经在道德家肚子里憋馊了的整人坏主意，都为这种善恶簿提供了样板。按照我们本土的传统，“天道福善祸淫”，人的寿命长短，家族的兴衰，就要靠这善恶簿的统计结果决定。而另一种大约是西方传来的说法，人的寿命长短是前世留下的业报，并不受本世为善为恶的影响，但此生的善恶就是来世果报的依据，善恶簿就越发不能少了。

所以，冥簿虽然种类繁多，但从“结算”的角度来看，却只分两大派，无以名之，姑称之为时、空二派。

“空间”派，每人的寿命就像一间空房子，等他在人世犯下的罪过把房子填满，所谓“恶贯满盈”，他也就该死了。但也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的寿命好像是一捆筹码，每犯一件过失，就根据其大小而抽掉一些，这叫“减算”，等到归零，也就算玩完了。可是如果你做了善事呢，那就要“增算”，给你添加寿命的筹码。这似乎很公平，但也不然，有人干的缺德事已经罄竹难书了，但还活得很自在，有的人刚生下，只不过哭了几声，顶多是用声音污染一下环境吧，就突然寿终正寢了。这事真不大容易说清，要想强做解释，大约只能说每个人的“房子”大小不一，筹码有多有少吧。但不管怎么看，按照这一派的观点，人的寿命长短起码可以由自己决定一部分，那就是多行善举，少做缺德事。

“时间”派，每人的寿命长短是天定而不能改动的。某公在人世犯下的罪过，冥司只管记入簿子，账要待秋后才算。也就是说，哪怕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秦桧那样残害忠良，他们照样活得很滋润，直到天定的“大限”到了，那时再到阎罗王那里算总账，而所有的果报则或在地狱里，或在下一世，总之是不会让你们看到的。同理，这辈子做了多少好事，也是白搭，因为此生的祸福寿夭已经排定，你只能把积分用到来世消费了。过去城隍庙的大梁上悬着一个丈数来长的大算盘，有的上面还写着四个大字“你也来了”，让人不觉悚然。这个“你”本是死后的魂灵，但其实却是给活人看的，意思是你英雄一世，称霸于一国或一条胡同，终究难逃一死，总有算账的时候。但大英雄看了不过一笑，死后算账与否哪有准头，眼下我就能把你这城隍窝拆了！

总之，一个好像打排球，输够分就下台；一个好像打篮球，以时间为度，可以尽着兴地输。这两派当然也可以考查出一些中外或道释之分的痕迹，也能看出其间凿枘不能相入之处，但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而且还能交相作用，互为弥补，红脸白脸配合得很不错。一会儿是教育草民们只须多多行善，终将善有善报；一会儿是辩解权贵豪绅们虽然累累为恶，却不必恶有恶报。最后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无不和谐。所以这两派貌似相反，其实是个双面人，千百年就这样摇晃着脑袋走了过来。

二

中国最早的冥簿似是空间一派。

大约产生于东汉的“土府”，可能是中国最早相对独立于天庭的正式冥府了，它就是以“善恶簿”起家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其《庚部之八》言天帝对生民的控制，通过“善恶之籍”记录生民平时的言行，一旦恶贯满盈，就把他们的灵魂交与“鬼门”中的“地神”，由地神审问、用刑，然后交与“命曹”核对其寿命与恶迹。如果其恶行已将寿命折尽，此人就该“入土”了，而且其罪孽还要影响到他的家族后代，这正是儒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诠解。

但按儒学的经典所说，如果不是特大之罪，好像并不影响子孙。所谓“大罪有五，杀人为下”（《大戴礼记·本命篇》），除了逆天逆伦要罪及后世之外，杀人也不过是“罪止其身”，绝无株连的。粗看起来，古代的统治者还是很厚道的。但一细想却更是可怕，所谓逆天地、诬文武、逆人伦、诬鬼神，这不就是思想罪吗！思想罪要罪及二世至五世不等，上掘祖坟，下诛子孙，相比之下，杀人放火反倒成了仅“上过失一等”的轻罪。这才让我明白，历史上的那些文字狱的株连范围为什么那么漫无边际，而那场纵连五代、横扫九族的浩劫冠以“文化”二字实在是再切实不过了。

至《庚部之十》，则除了提到土府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阴官，每至年终，要汇编天下生民的“拘校簿”。“拘”是拘捕，“校”是考问，拘校簿就是记录生民善恶以备拘讯的册簿。此时山海陆地从祀诸神都要把材料汇报上来，各家的家神平时监督着生民的言行，每月都要汇总，此时自然也要呈报如仪。然后就由“太阴法曹”来进行统计核算，再召“地阴神”和“土府”，由他们负责拘捕和审讯。这一套官府程序听起来很吓人，但对早就习惯了敲剥的百姓来说，也不过应了“大不了是个死”那句话而已。

但想不到的是，区区草民也要有那么多山海诸神和家神一起伺候着，给自己做着“起居注”，这倒是有些劳驾不起。所以后来就把这特务机构精简了，专职从事此业的就是道士们关心的“三尸”。（而一般草民则更愿意让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灶王爷来兼充此职，那大约是因为灶王爷颇通人性，易为小民收买，对老天爷并不很靠得住的缘故吧。）三尸神潜伏在人身体内，每过六十天，到庚申之日就要偷偷溜出去向特务头子汇报。按说修道之人以行善为本，原不必担心这汇报的，但三尸神为了想早日脱离人身的束缚，混个纱帽戴戴，便乐于让此人早死，所以一定要编派些莫须有的东西。而修道者也有他的主意，每逢庚申之日便熬着不睡，让三尸无机会溜出，日积月累，最后熬得“三尸神暴跳”（从小说中借用一下，却不是与“七窍内生烟”配对的那意思），终于气死，这位老道便不成仙也要成精了。

由此可以看出，空间派的冥簿原来与中国本土的道教有此渊源，所以载于《太平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用阴柔的办法对付密探，堪称黄老之术的精髓，未始不可为后人法；可是那善恶之簿却正顺遂了后世正人君子的愿望，补了“阳间官府无记人功过之条”的缺憾，对老百姓来说，又不是“大不了是个死”就能支应过去的了。

到了汉魏之际，西方的佛教僧侣已经断断续续来了几批，虽然尚不能自由自在地到民间传教，但佛教的经典却已经开译，其中的幽冥之说中就有了一个大铁围山下的八热八寒等地狱。但他们翻译时一不留神造了个“太山地狱”的词。太山，本有极大之山的意思，说的正是大铁围山，但外国和尚没想到中国的东岳泰山也可以写作太山，更没想到自己的太山地狱被地头蛇拿走，改头换面之后成了人家的东西。原来此时中国本土的宗教也正在云起潮涌，五斗米道的张鲁甚至在汉中搞起政教合一，大英雄曹孟德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平定汉中之后，“魏武挥鞭”，就赶羊似的把势力范围之内的各流方士都轰到京城里，用养起来的形式关起来。散居乡野的方士进了大都市，三教九流也有了互相观摩交流的机会，而和尚在当时也不过是方士的一种，估计佛教的“太山地狱”就是在这时候被乡巴佬的方士“借鉴”成Made In China的“太山府君”了。钱钟书先生说：“经来白马，泰山更成地狱之别名。”泰山从神山化成鬼府，正是佛教传入之后的事，而此时太山府君衙门中的冥簿，便出现了时间一派。且看下面这个太山府君掌冥之后的故事：

汉献帝建安中，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卒亡。死时，有吏将诣太山。同名男女十人，司命阅呈，谓行吏曰：“当召某郡文合来，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新辑本干宝《搜神记》卷二一）

冥府抓错了人，弄得人死错了，不该死的死了，而该死的却还活着。回头再看看《太平经》中的抓捕程序，可知这种抓错的事，在以善恶簿为依据时就不大容易发生。但现在的冥簿只看大限已至者的名姓，重名的多了，再查一下籍贯，偶尔一疏忽，就把不相干的人勾将过来了。而按时间派的严格规定，此人如果死期不到，冥府也就不能收他的魂灵，像人世官府那样死不认错，将错就错，或者李代桃僵，当成替死鬼把人扣下的事，是不大行得通的。既然不能收，就只有送回，否则被误抓者就成了没户口的野鬼游魂，堕落成亡命徒，从此作祟于阴阳二界，那也是很让人头疼的事。（这问题后来出了解决的馊招儿，那就是设了一个类似收容所与集中营相混合的枉死城，另文再谈。）

鬼卒驱赶亡魂。
——山西新绛稷益庙壁画地狱图

这位贾文合还算幸运，司命接收时才发现重名者竟有十人之多，细查之后果然有误，只有速速放回。而贾文合在归途中又遇一女郎，也是抓错放回的。但冥司混账，抓时是急急风，哪怕是弱女子，几个冥役也如狼似虎般扑上去抢镜头，而放掉时却一哄而散，谁也不管了。那女郎在昏黑的冥途中举步维艰，幸亏遇到小伙子贾文合，二人相帮着总算回到了阳世，同时又成就了一个好姻缘，让人明白好事原来都是从坏事变来的，办喜事时别忘了第一个要给抓你的阴差大哥送喜糖。

三

自汉魏以来，冥府“抓错－放回”的故事数不胜数，可以说是幽冥故事中的一大类型。虽然这一类型的要素中总少不了那本生死簿，但故事的要点并不在于证明生死簿的权威，当然也不是为了成就贾文合、杜丽娘之辈的好事。这一类型所以反复演变，被佛教徒不厌其烦地宣讲，乃在于插入了参观地狱的情节。抓错了，理应放回，但阎王爷还兼理着幽冥世界的宣传部长，于是说，总不能白来一趟吧？便让来人把九幽十八狱参观了一遍，而且不知弄了什么鬼，平时一场梦醒都要忘得七零八落，此人死而复生却能写出一篇生动的地狱游记。总之，这一类型的主题是宣传冥狱和果报，为佛门招揽信士。

但以生死簿与命定说为主题的类型也有，那就是冥官持生死簿到战场上给尸首点名的故事。

这也是一个有近千年生命力的幽冥故事母题，最早见于唐人谷神子《博异志》和薛渔思《河东记》，而直到清末仍然为人津津乐道。《博异志》讲的是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平淮西吴元济时的事。赵昌时为吴元济裨将，与唐将李愬战于青陵城，项后中刀，堕马而死。至夜四更时分，他忽如梦醒，听到有军将点阅兵士姓名的声音，呼至某人，即闻大声应诺。如此大约点了千余人。赵某侧耳听之，可是直到点名完毕，也没有呼自己的名字。不久天就亮了，点名的人早已不见，赵某挣扎起身，环视左右死者，全是夜来闻呼名字者，他这才知道原来是冥官点阅，战死者也是有宿命的。

故事的主题就是“宿命”。但人既已死，冥司只须点鬼魂之名就是了，为什么还要与死尸核对呢。莫非军事化的鬼魂也要集合排队然后开步走？道理是讲不大通的，可是那夜半点名时死尸应答所造成的恐怖气氛，在鬼故事的创作上无疑是成功的。它堪与毛僵、尸变、回煞、讨替等恐怖题材并列，因此在后代就不厌其烦地重复，但也不时添些新的作料。于是而有“指姓名叫呼，尸辄起应”（南宋洪迈《夷坚志补》卷十“王宣宅借兵”条），点到名字，已经成了僵尸的死人要硬挺挺地跳起来喊“到”，然后再咕噔一声直梆梆栽倒。月色惨淡之下，千百僵尸此起彼伏地折腾，这“活死人之夜”的场面让人想起来都毛戴。可是似乎还有再发挥下去的余地，于是到了清初人写的《蜀碧》那里，竟要“每一呼，死者提头起立”了。秀才公举人老爷们屡战于考场，明白验明正身的必要，便认为冥簿中也要有“年貌”一项，似乎死者如不提着“血模糊”的髑髅便容易被当作冒牌货一般。这种纯粹追求惊悚效果的创造，就是最恐怖的“尸变”都无法与它相比了，可是蒲松龄老先生仍能把古战场之夜的恐怖气氛再推上一层。

《聊斋》中有《辽阳军》一则，也是套用点名的程式，只是命不该死的那人头颅已断，冥官便命左右把他的断脰续上，然后送他离开，算是一些新意，却并未做其他的渲染。而《野狗》一则，写清兵镇压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一人逃难经此，僵卧于丛尸中装死。及至清兵离去，已是夜深：

忽见缺头断臂之尸，起立如林。内一尸断首犹连肩上，口中作语曰：“野狗子来，奈何？”群尸参差而应曰：“奈何？”俄顷蹶然尽倒，遂无声。

忽然的尸起如林，又忽然的蹶然尽倒，于是深夜中一野死静，等待着最可怕的东西上场。此篇虽然不是“战场点名”的故事，但袭用了那故事的恐怖环境，把清兵杀戮百姓的屠场写得惨烈无比。那么如果是船沉了淹死在江河里的呢？据吴炽昌《客窗闲话·续集》卷四“富贵死生定数”条所记，也照旧要有冥吏来点名的。那自然不会有荒野僵尸的倏忽惊乍，但想象那一具具悬在水中的死鬼飘悠悠地排起队来，就别有一种阴森了吧。

但故事也不止于制造惊悚而已，宿命的主题也在深化，于是命不该终者不唯不点名，冥官还要点破此人应在若干年后死于何处。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记南宋宁宗时一事：金人南侵，杀戮甚多，积骸如山，数层之下，复加搜索，击以铁锤乃去。有一人未绝，夜见有官府燃灯呵殿而来，按籍呼名，死者辄起，应已复仆。及至其人，亦随起应之。此时便听有人言云：“此人未当死。”于是按籍曰：“二十年后当于辰州伏法。”此人既得免死，尽管他此后特别小心不去辰州，安分守法，但最后还是没有躲过这宿命，在辰州法场挨了冤枉的一刀。

《聊斋志异·野狗》的插图，画得很失败，远不能把活死人之夜的恐怖表现出来。

此后明人陈霆《两山墨谈》卷十二“土木之败”条、董榖《碧里杂存》“婼某”条、钱希言《狯园》卷九“点鬼朱衣神”条，继续抄袭，清人薛福成《庸庵笔记》卷六“死生前定”条所记基本上也是这一套，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只是到了清人陈彝《伊园谈异》卷二“周大麻子”条，“空间派”才想起介入这一故事套数。

咸丰己未、庚申间，太平军占领大江以南镇江以西地区，江北扬州一带无恙。江南被陷百姓企图偷渡，多为逻骑所杀，江岸横尸如麻。某甲未死，卧于尸中，夜闻呼声自远而至，却是城隍神率冥吏持簿呼尸点名。至某甲，城隍曰：“非也，此明日周大麻子劫内人也。”次日，某甲遇一女子，自言银钱被抢，无以为生，便要寻死。某甲想，反正今天要死在周大麻子之手，留钱何用，便慷慨赠给了女子。果然一会儿就遇到一将挥刀赶来，某甲便直呼“周大麻子”，其人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某甲凑上前说：“我今天命该死于周大麻子之手，请赶快把我杀了吧。”周大麻子诧道：“神经病！你让我杀你，我偏偏不杀。”于是某甲追着让周砍自己脑袋，周大麻子却像见了鬼似的，把抢那女子的银子一丢，策马绝尘而逃了。故事好像有些变化，其实不过是把另一种行善改变宿命的老套子穿插进来，说到底，还是不离“宿命”二字。[1]

冥簿中的宿命，追究起来是很冷酷无情的，它让屠伯的草菅人命俨然成为“替天行道”了。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六有“艾延祚”一条，就用冥簿点名的故事为镇压成都李顺起义的屠戮做辩护：“乃知圣朝讨叛伐逆，屠戮之数，奉天行诛，固无误矣。”朝廷杀人是恭行天讨，成千上万的百姓被屠戮，绝对无一冤枉。那么外族入侵时对平民百姓的屠戮又算什么呢？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谈到南宋建炎初，金兵南侵，朝廷扔下百姓继续南逃，豫章沦陷。有郎官侯懋等三人未及逃离，藏在一座园林的堂屋大梁上。一日见有金兵数十百人继来，共坐于堂，命左右把逻捕到的百姓，不论男女老少，一律用大棒子敲杀，积尸无数，直到天暮死尽始去。到了夜里，冥官又来点名了，其中只有四尸冥吏说“不是”，第二天果然只有此四人活了过来。这当然也是天命如此，与朝廷的腐败无能、只管逃命毫无关系了。饥荒、冱寒、兵燹、瘟疫、洪水、地震，这都是老天爷“收人”。既然是老天爷要收，你不去行吗，皇上想拦住行吗？何况万岁爷是真正的天之子（这时候可不要把领助学金的“天之骄子”也扯进去），帮他老爹一把岂不是天经地义？

四

由前面所引的《太平经》可知，善恶之簿可以说与冥府同时出现。其总的情况，虽然时历两千年、阎王爷换了二百代，却也没什么变化，就是特务汇报、冥吏汇总那一套而已。

这种记录功德罪过表现的簿子，到了唐代或被称作“戊申录”。何为“戊申”，从来未见有人解释过，好在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对它的格式做了记录：“录如人间词状，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纪，下注生月日，别行横布六旬甲子，所有功过，日下具之，如无即书无事。”登入此簿的人“数盈亿兆”，据掌管此簿的朱衣人说：“每六十年天下人一过录，以考校善恶，增损其算也。”如此说来，那六十年算总账的时间或是戊申之岁，故称为“戊申簿”乎？这也是猜测而已。这“戊申簿”很类似于官府的人事档案，要把生人的功过随时记录下来，再以此为据，增损人的寿命和禄位，其间分门别类，定有很多考究。

而陈叔文《回阳记》中的冥簿似比“戊申簿”更为丛杂，“凡行事动念，无不录者”，那就不仅限于言行，就是脑袋里想的，哪怕只是“私字一闪念”，也要记录在案。这本流水账“大善书黄字，小善书红字，大恶书绿字，小恶书黑字”，能让人看了“不觉毛骨悚然”，想必是狠狠地触及灵魂了。只是脑袋里转了个念头，就会被冥府侦知，这可能连潜伏在人身上的三尸神都难于做到了。但也不会是什么高科技，估计不过就是洋教中的告解、土教中的“交心”之类，变着法儿把你的心里话诓出来就是。可叹的是，一旦这种交心受到鼓励，成为风尚，摆起擂台，那就不止于深挖穷搜，甚至还要胡编乱造——当时或者以为是出了风头，成了交心模范，及至簿子一摊开，大算盘一响，便只有“毛骨悚然”了。

当然，如果动机好，真能淳化风俗，致君尧舜，手段的卑劣也不妨宽容些罢了，问题便在于，善恶簿可不是鼓励人学雷锋的。明人钱希言的《狯园》卷十一有“都城隍神”一则，正可看出正人君子们造善恶簿的用心。

明穆宗隆庆五年，北京一个十九岁的小秀才，聪慧异常，因与同学到西山游玩，遇一十六七的少女，二人眉目传情，正是张君瑞在普救寺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的情景。小秀才回来后，难免就“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得了相思病。他的家教老师是个年轻的举人，也颇通人情事理，问出学生的心思，便要玉成此事，替学生写了篇祷词，二人便到都城隍庙去烧香祈愿。到此为止，实在看不出小秀才犯了什么错，谁知从庙里回来，都城隍爷就附体于巫师，对秀才发布了宣判：秀才命中应是万历二年的状元，享寿九十，其师也应是同榜进士。但如今减折其禄算，十九岁即夭；而其师则抽肠剐之。罪状是什么？是不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企图和女孩子谈恋爱！果然，到第二天，小秀才梦见金甲神以斤斧凿顶，而其师则腹疼如绞，三日之后，双双毙命。至于那个山里的女孩子，想必也不会有好下场，因为按照“郿坞县”父母官的逻辑，小傅朋的“起淫心”都是孙玉姣“卖风流”的结果。

男女之情是最基本的人性，只是因为有此“邪念”，就连寿带禄剥夺干净，来个“斩立决”，其用心就是把人性彻底泯灭。看了这个故事，当时我只有一种想法：天地间无地狱则可，有则必为编这故事的人所设！这则故事到了清末，陈彝认为有助于世道人心，全文录入他的《伊园谈异》，而《谈异》一书又为谭复堂所称许，可见钱希言是不乏同调的。不要以为这些人真是不通“人道”的迂夫子，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说，他们“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越是那些满肚子猪狗杂碎的人，就越要装成正人君子；可是心中那一股邪念，却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装不像，至多也就是一种没了人味儿的畸型怪物而已。陈彝在《谈异》中就曾慨叹人世官府不能把世人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记录在案，认为冥府的善恶簿大可补阳世之不足。此人历官安徽巡抚、礼部侍郎，看来他是很想把阎王殿那套特务政治引进到官府中来治国治民的，其人格之卑、见识之陋可见一斑。清末小说《冷眼观》中有一位“每日同一班倚佛穿衣、赖佛吃饭的东西在一处鬼混”的陈六舟就是此公，小说中他最后死于吃了乩仙的灵药，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吧。

宋元以后，冥府善恶簿基本上成了假道学中最低下那一档的表演道具。早在南宋时，这善恶簿就有另一种说法，即冥间有善、恶二簿，以人分别，即善人入善簿，恶人入恶簿。（见洪迈《夷坚志补》卷十六“太清宫试论”条。）至清人陆长春《香饮楼宾谈》卷下，又出现了“功过册”之说，即每人均立善恶之簿，除了“记生平禄业”之簿之外，还有一本专“记逐时功过”。某公自言于冥间看到本人的册子，就是儿童时取龟蛋为戏耍，不小心弄破，也要以杀生论过，而此公极为诚实，竟把自已一生最“无德”的事也做了公示：

回顾己身，胸前现墨字两行，大书“看淫书一遍，记大过十次”。

无独有偶，《聊斋志异》有“汤公”一条，是“道德家”的自述，也很像是假道学的“功过格”，在由生入死的瞬间，人一生的善恶都要像放录相带似的快进一遍，而这位汤公值得一记的最大“恶迹”竟然只是“七八岁时，曾探雀雏而毙之”。故事是他醒来之后自己编的，其人之虚伪矫饰历然如画。蒲老先生这篇文章如果不是意含讥讽，那就有些恶心了。

冥间的“功过册”就是人间“功过格”的翻版。道学先生们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要拿出几个小时来斗私批修，再揪心撕肺地检讨批判一番，在今天看来，是很有些滑稽的，但在四十年前我们却力图把它普及成全民所有制，几乎达到“六亿神州尽道学”的境界了。

于是想到整整四十年前，我刚到农村做教员（说是初中，其实是“小学戴帽”），先参加一个教员学习班。一位老师发言，题目念出，令人骇异，是“狠批我的淫乱思想”。但听下去渐渐明白，他只是检查一件事，就是想把衣服上的布纽绊换成塑料钮扣而已。但他说“既有俊意，便有淫心”（“俊意”就是爱美的欲望吧？方音这句话念为“既有重意，便有硬兴”，虽然多次重复，还是听不懂，为此专门请教了发言者，所以才让我熟记至今），然后用当时的上纲上线法推演下去，起承转合，最后终于把自己推理成反革命坏分子（那时无论是什么犯，都要加上“反革命”三字的）。散会之后，我再见到这位发言者时颇为局促，盖怕这位“候补流氓犯”不好意思也。其实我真是多虑，因为此人不但绝无忸怩之态，而且很快便蒙领导安排为大会典型发言了。有人说，那最初的发言其实就是领导所策划。这倒也不必大加责难，因为当时的几十个讨论小组会都是面面相觑，冷清得实在让人难堪了。而大会之后的结果便是“激活”，再开小组会，每个发言者就都竞相“淫乱”起来了。

但如果以为我们小民那么容易就被修理成道学家的门徒，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那个禁欲的年代，人们的神经变得格外敏感，从刨白薯、打土坯到样板戏、讲用会，人们把双关联想运用得让中书君都要佩服。仅那个“淫”字就很能刺激想象（鄙同事說起时往往发出重音，一席话间，“硬”“硬”不止），从而不断地发挥、开掘，往往把一顿忆苦饭最后弄成八荤八素的大宴。先是有人低头吃吃窃笑，继而有人应和，于是渐渐把正题引入邪道，讨论便活泼起来，教育局的领导驾临到此，也只不过笑骂一句“操蛋鬼”以表示自己既不苟和也不禁止的立场，但心中也可能很是为自己的调控本领感到得意。在这时女同志往往有不必发言的特权，就是红着脸跑掉顺便溜走逛大街也没有人追究的。现在想起，四人帮一伙真是蠢蛋，蠢就蠢在真的以为普天下都让他们弄得舆论一律、思想一统，人人都成了机器人一号，岂不知人的天性和良知一样，都是不大容易被泯灭干净的。

于是继续发展，而更有一种冥簿叫“出恭看书之簿”，即凡有“三上”之癖者都要入册，大约是由专门在厕所蹲点的特务逐笔记下，最后阴司按其“厕筹”，夺其寿算。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一“佘秋室学士”条云：

王取生死簿阅之，顾判官曰：“彼阳寿尚未终，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恭看书，已夺其寿算矣。”王命取簿，则一册厚寸许，签书“出恭看书”四大字。[2]

看到此处，不禁骇然，我虽然只有一上之癖，却偏偏正是厕上！但窃思所以未提前被阎王接见之故，大约是因为如厕时从来不捧读圣贤之书，即是报纸也只看二手房广告的缘故吧。圣贤之书绝对不能入厕，这一点就是愚鲁小民也无须耳提即可明了。常见办公室同事惶惶然地在书堆中乱翻，那如果不是上级抽查，必是内急相催，此时你试着递上一本圣贤书，百分之百是要遭到峻拒的。而按诸葛恪鸡屎与鸡蛋“所出同耳”之例，那些只应在讲坛上宣示的心得肺得、高头讲章，自然也是不能入厕的。

不但古代，即是在我们“手不离红宝书”的年代，如厕时也遇到同类问题。曾见有一手高举另一手方便者，那动作虽然难度不大，却极难持久，绝非一般大众所能效仿，弄不好就一失手成千古恨。既然难乎为继，也就成了异类，而此人一入厕就高举，弄得正在方便之人忙手忙脚地紧跟，显然有诱人蹈入死地之嫌，于是便有人声而讨之，揭露此人意在让人把红宝书投于粪坑。好在他根红苗正，虽然其心叵测，但其情“朴素”，也就不了了之，可是这创举便也随之湮没。后来曾串联至南方一地，见街道上的公厕之外置一木桌，上铺红布，并有红纸提示，意谓供如厕者暂奉宝书于此。这设想的周到体贴极让人感动，可惜当时一些人不能稍忍忠爱之情，顺手牵走或以次换好的现象甚多，卒使善政未能“克终允德”，良可叹也。

但如厕总还是应该找些事来做的。古人言“贱人”四相，即“饭迟屙屎疾，睡易着衣难”，要想做贵人，至少也要在恭桶上消磨十几分钟才行。在那里无所事事是不合“禹惜寸阴”的古训的，所以你可以在那里“三省吾身”，也可以“养浩然之气”；及至渐渐做成贵人，自然就会明白，运筹帷幄，盘算着整人斗人，真是没有比恭桶之上更好的地方了。《汉书·汲黯传》中说，大将军卫青侍中，汉武帝“踞厕视之”，而对鲠直到不近人情的汲黯，只要自己衣冠略有不整都不肯接见。史家以此来证明武帝对汲黯的敬重，其实是大谬不然的。对曲学阿世的丞相公孙弘可以提着裤子出来接见，说明武帝对他的关系要比对汲黯亲近。而身为内朝领袖，卫青能荣膺为入厕之宾，一边翊赞猷谋，一边替万岁爷擦屁股，那才真正是“密勿大臣”的待遇。

有句话道是“为领导做一百件好事，不如与领导合伙干一件坏事”，不知这话是不是从汉朝那时传下来的，但明代肯定是已经有了。顾亭林曾引“时人之语”道：“媚其君者，将顺于朝廷之上，不若逢迎于燕退之时。”而更早一些，朱熹在宋孝宗时也曾上言：“士大夫之进见有时，而近习之从容无间。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其议论又苦而难入；近习便辟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其胥吏狡狯之术，又足以眩聪明，恐陛下未及施驾驭之策，而先已堕其数中矣。”说的正是同一道理。

而“燕退”之私当然也有层次之别。想必古代官场上自有一些“一般人就不告诉你”的秘诀，那向上进步的层次，在升堂、入室之后，倘若顶头的不是武则天而有上床之幸，那最高级的就只能是陪厕了吧。话扯得远了些，又未加考证，所以本人并不敢断言恭桶就是皇权政治中心的中心，但某些最高决策往往出于茅厕，却也是不能遽然否定的吧。

二〇〇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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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大麻子的故事，在清末丁治棠《仕隐斋涉笔》卷一“一善免劫”条中则作王三麻子，大同小异，但更为生动详尽些。

[2] 《北东园笔录初编》所记是佘集对梁恭辰之父梁章钜亲口所说，云有广东吴某者来访，因延人，吴曰：“君其出恭看书耶？”佘怪之。吴曰：“我亦犯此罪过，去岁曾大病，梦入阴司，自念……母将无依，痛哭求阎王放还，待母天年。王取生死簿阅之，顾判官曰：‘彼阳寿尚未终，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恭看书，已夺其寿算矣。’王命取簿，则一册厚寸许，签书‘出恭看书’四大字。王展阅至予名，予方跪迎案前，叩头哀泣，因得偷目视册，果减寿二纪。予之上名即君也，君名下注‘浙江钱塘人，壬午举人，丙戌状元’，以下禄位注甚长，乃于‘状元’字用笔勾去，改‘进士’二字。”时佘闻吴言，方愕然痛悔，誓改前愆云云。佘学士亲口所言，不容你不信，而后来有朱海的《妄妄录》卷九“溺器上观书削禄”一条，更进一步坐实此事。山西神童刘戡，九岁即成秀才，可是到了中年仍是一领青衿，心中颇怪祖上必做了什么缺德之才，连累了自己的前程。至夜，其亡父现形，说：“你本当位列清华之选，只是因为大便时溺器上观书，亵渎了圣贤，故而削夺了福禄。杭州佘秋室才华命禄都远胜于你，尚且因此过丢了状元。你再怨尤，必增罪戾！”刘戡醒后不信，竟自带干粮来访佘秋室，问知果尝临溺观书，遂大哭而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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