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调荒腔说冥簿（中）

还是从孙行者说起，这个猴头抹了生死簿，再加上吃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太上老君的仙丹，真是“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但他万万想不到，原来这长生不死也有弊病，而且那苦头很快就尝到了。玉皇大帝请来了西天佛祖，把这猴子压在五行山下，只露出个猴头，饥时与他红烧铁丸子吃，渴时与他铜汁饮，平时不要说风刀霜剑、严冰烈日，就是那往七窍中乱钻的虫子就够老孙一受了。这时他并没有“五百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希望，那么他的“死不了”就成了“求死不得”，成了永无届期的酷刑。于是，不管他此时作何想，是“不自由，毋宁死”，还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全然无用，而生命内涵的另一个坐标就显现出来了：生命不只有长短，还有质量问题，也就是所谓“幸福指数”。谁都看得出来，五行山下老孙的“幸福指数”已经低成负值了。

生命的这一重要内容当然也要在冥簿中有所体现。阎罗殿中的官员似乎很有前瞻意识，所以他们为主流社会所定的“幸福指标”至今尚未过时，那就是饮食男女和升官发财。于是而有了食料、功名一类的冥簿。

一

在鬼故事中，除了生死簿之外，谈论较多的冥簿就是“食料簿”了。食料簿是冥司记录一个人一生所能享用的食物品类和数量的档案。一个人注定只能享用一定数量和品类的食料，享用完毕，再要吃，没有了，或者摆在面前也吃不进去了，这时要想不见阎王也不行了。

创造这个“食料簿”的动机当然也是宿命。唐人钟辂《前定录》中记冥府有专门掌管人间食料的冥吏，而每人的食料冥府又有专门的簿籍。三品官以上者，每天都由冥府拨支，五品以上有权位者按旬拨支，六品至九品按季支，无禄位的平民百姓则按年支。这种支取规定也很合情理，达官贵人一动杯箸就是中人之产，又何止于穷苦百姓一年的嚼谷！但这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是达官贵人每天的食料都是命定，不管是任恺的一食万钱，还是王济的方丈纷错，那都是安排定的；至于草民，给你拨上一年的糠菜，忙时吃干，闲时喝稀，你自己去搭配，老天爷才没那闲工夫编排你每顿的食谱呢——当然这也可以说得好听一些，叫“大集体，小自由”。

按照人世的常识，这自然是很合情理的，然而这也只是《前定录》的一家之说。既然“一饮一啄，系之于分”，佛家众生平等，连麻雀、老鼠这样的小东西都不能例外，草民的一糠一菜恐怕也是不能自主的吧。所以一般的看法是贵贱不分，上自帝王，下至乞丐，一生中食料都是命中预先安排笃定。但此说也照例要有时间、空间二派：

按时间派之说，天下所有人的一食一饮，时间地点，都由天定，多吃或少吃都是不可能的。每天每顿吃什么，食料簿中都已注明，注定让你吃，你想少吃一口都不行，同理，注定你无此口福，就是摆在面前也到不了嘴。唐《逸史》有个故事：万年县捕贼官李某，在公所设宴招待好友吃生鱼片。有一客偶至，迟留不去，明明是要来蹭饭了，偏又气色甚傲，略无奉承之意。李头儿看着有气，便问他有什么本事。此人答道：“某善知人食料。”李头儿问：“那你看今天这餐鱼片，在座的有人吃不上吗？”意思是明告没有你的份。不料客人微笑道：“在座的只有足下不得吃。”李头儿冒了火：“岂有此理！是我做东，哪有不得吃之理？”正说着，只见一人催马而来，说京兆尹大人急召。李头儿不敢不去，便让大家先吃，又告诉厨房务必给自己留下两盘。过了很久，李头儿才回来，诸人都已经吃完了，桌子上摆着给他留的那两盘鱼。捕头脱衫就座，拿起筷子，嘴里对术士骂骂咧咧，道：“我现在不就吃上了吗，你还有什么屁可放！”话刚说完，官亭子上一块数尺见方的泥巴落了下来，把鱼盘砸得粉碎，里面的鱼脍与泥土混杂一摊了。此时李头儿就是赌气硬着头皮吃下去，也只能算是吃垃圾。

同理，命中所有，就是想不吃都不行。《子不语》卷十记一故事，虽然有些拿穷酸开心，却可做此派的代表：长江北岸的六合县有位张秀才，每年到南京赶考，都住在报恩寺中。寺主悟西和尚死后，张秀才也以屡次铩羽而心灰，连续数科不至。这一年，悟西之徒过江来访，说梦见其师，让他催张相公应试，说此科定然得中。张秀才大喜，便兴冲冲渡江赴试。可是一发榜，秀才依旧“康了”。张秀才一肚子晦气，大骂老僧死而无良。当夜秀才即梦悟西来道：“今年科场粥饭，冥司派老僧给散。一名不到，老僧无处开销。相公命中尚应吃三场十一碗粥饭，故令愚徒相请也。”

既然要吃什么都是命中注定，那么某人某物之被吃也不会例外，也就是说，只要命定要做人家的充腹之物，就别想侥幸漏网。唐代以来不少故事都说到被宰食的牛羊到阎王那里告状，结果一查冥簿，它们竟是命中注定，活该被某大人食用的。所以这些冤魂最后反成了刁鬼。牛羊如此，百姓们何又不然？牛羊百姓们明白了这些，阴阳二界的和谐美满必能保证，狱空刑措的太平日子也就不远了。

而按空间派之说，只管人一生的食料，那总数是一定的，至于吃的时间地点，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就不管得那么死，也就是说，不管何时，只要你把食料吃完，那就请到阎王爷那里报到。五代王仁裕的《玉堂闲话》中，冥府不但专有存放“人间食料簿”的档案库，而且还有活生生的“食料库”，某人此生该吃的粮食全都堆在冥间的空地上，上面插着写有此人名姓的牌子。当然，此人要吃的鸡鸭牛羊也都在那里养着，而且标明物主。（至于这头牛或羊是几个人同吃，那将如何？还有王三姐吃了十七年半的野菜难道也专门有几顷地栽着？且不去管它。）《聊斋志异》中有“禄数”一则，说某显贵多为不道。一方士能知人禄数，算他此生只能再食米二十石、面四十石。此公盘算着一人所食米面每年不过二石，则自己至少尚有二十年寿命，于是越发肆无忌惮了。不料他突然得了消渴病，一日十余餐，不到一年就把命中剩下的那些米面吃完，也就蹬腿儿了。令人不解的是，他既知米面有限，“何不食肉糜”？

如果说时间一派可为佛门说法，则空间一派便多为道德家所利用，于是而认为阴司设此簿，目的是让人“惜福”——此生既然有了固定数目的食料，那么越是珍惜食料，就能活得越长久。反之，若是暴殄天物，也就食早尽，人早亡。李昌龄《乐善录》记太学中有二士人，同年月日时生，八字相同，似应命运也一致，食料也同样多少。二人得官后，其中一人早死，便托梦给另一位道：“我生于富贵，享用过当，故死；公生于寒微，未得享用，故活。”结论是：“人之享用不可过分。”这话听着是极好的，但“过分”二字又极是灵活，人各有“分”，还是给大人老爷们的侈靡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聊斋志异·禄数》中的插图，此公每顿要吃几锅，图中的饭碗太秀气了。

二

食料簿与生死簿形成两个尺度，一个是以寿命的时间为限，一个是以食物的数量为限，一个人究竟按哪个标准结束一生？但由李昌龄的故事可以看出，如果把对饮食的放纵与节制看作控制生命的阀门，这两个簿子之间也还是能互相通融的。可是这似乎只适用于贵人，穷人就那点儿食料，“惜”一些就成饿莩，果了腹又要短命。苏东坡在《东坡志林》中有一段笑谈：颜回箪食瓢饮，尚且不免于夭折，如果更吃得两箪食二瓢饮，岂不连二十岁也活不到了？

然而贵人却偏偏不肯“惜福”，一桌酒席就是上千上万，吃不了倒掉，毫无吝色，你告诉他倒掉的那些虽然是公款开销，却在他的食料簿内，他肯信吗？他不信老百姓也不信，明明是我们的血汗，凭什么算他命中的福分？直到得了脂肪肝，肥肉威胁心脏，造孽有了报应，也许他才会想到“惜福”，正如赃官入了囹圄才想到“父老乡亲”一样。到了这时，天命已定，再调节食料往往也不大中用。

戴孚《宣室志》云：唐相国李德裕被贬岭南，行前问一僧自己能否北还。和尚说没问题：“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方食九千五百。所以当北还者，是因为尚有五百只羊要等相国回来吃呢。”谁知话刚说完，振武节度使的差官到了，呈上一信，并赠五百羊（这差官出发时肯定还没收到李德裕下台的消息）。李德裕大惊，对和尚道：“我不吃它，这样就可以躲过去吧？”和尚道：“羊送到此处，已为相国所有，吃不吃都已经落在您的名下了。”于是李德裕先贬潮州，再贬崖州，竟死于海南荒裔。与此相类的有薛福成《庸庵笔记》一条，说某人平生好吃鸭子，每饭必杀。一天他梦中来至一处，见数大池中满浮肥鸭，看守者言：“这些都将是你口中之物。”此人醒后自喜，越发宰杀无度。但后来他再梦到彼处，见池中之鸭已剩无多，醒后赶忙严令家人不许再杀鸭了。偏巧不久他得病卧床，亲友来探视，每人送来的礼物竟全是熟鸭。他数了数，正与梦中所见相符，又惊又怕，一下子就呜呼哀哉了。平生嗜欲，突然禁食，那惯性却是收不住的。看来空间一派最后还要归顺于时间一派，大数难逃。

靠节食能减肥，救命却难说。但如果反过来，不想活了，暴食暴饮，即使不取胀死的速成，减寿的成功率仍是很大的。但有这样的二百五吗？当然有，而且未必是全是二百五。大贤如战国四公子的信陵君，曾率五国之师大破秦军，最后的结果是功高震主，谗毁进而废黜至，从此便“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只用四年就病酒而卒了。死后十八年而魏国亡、大梁屠，那是魏公子宁肯早死也不愿意看到的后果。或以为这里没谈食料簿，那就再说一事，虽然只是故事，却也有名有姓。

事见于《子不语》，时在康熙年间。石埭县令汪以炘有个好朋友林某，林某早死，做了石埭土地神，二人阴阳虽隔，每夜却在梦中来往，如平生欢。一夜，林土地爷对汪太爷说道：“君家有难，不敢不告：您家老太太命中该遭雷劈。”汪太爷大惊，号泣求救。土地道：“此是前生恶劫，我官卑职小，如何能救？”汪泣请不已，林某方说：“只有一法可救，你速尽孝养之道，凡太夫人平日一饮一馔、一帐一衣，务使十倍其数，浪费而暴殄之，庶几禄尽则亡，可以善终，那时雷公再来，他也没辙了。”汪太爷如言而行，果然提前把老娘送上了路。又过三年，暴雨之中雷公驾临，电光绕棺，满屋都是硫磺气，可是找不到目标，那雷就劈不下来。雷公无法交差，只好破屋而出，把土地庙的神像打成一摊烂泥。

尽孝本是美德，但孝养得过分，暴殄天物以求孝名，那就成了催死，显然不可取，除非死晚了要遭雷殛。但由此也想到，自取死道以逃避天惩，也不妨作为妙策供国蠹民贼们收入锦囊。武安侯田蚡死后不久，他和淮南王勾结的事就暴露了，汉武帝恨恨道：“亏他早死，否则就要灭他的族了！”大约那时就有人一死就免于追究的法律吧。所以有些贪官预感到事情不妙，提前“因公殉职”，那就不但保住了赃款和家人的幸福生活，自己还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追悼会。老百姓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可是如果不等时候到就开溜，你还能报个屁？所以明智的贪官最好“择日而死”，只要注意别死在宾馆小姐的床上就好，一般来说那是不能叫殉职的，虽然他的“职业”本来就是这档子事。

三

与食料簿相近的是利禄之簿，只是前者局限于饮食，而后者囊括所有的收入，不光是薪水、禄米，官匪之赃盗所得也在其内，只要不被抓住吐出来。这簿说是每人都有一本，其实与穷人没什么关系，向穷人问“利禄”就好比找叫花子要名片，那是拿人开心。但冥府硬要搞平等，有钱没钱都要在银行开个户头，那也没办法，只不过穷人存折上仅有必须省着用的饭票而已。

禄有两种，也可以说是三种：对于官宦是“官禄”，朝廷给的那些禄米俸银，对于普通人则是“利禄”；如果连“利禄”也没有，那就只有“食禄”，吃饭的粮票了。但在冥簿中的官禄可没有像工资单那么清清白白，所有的灰色收入，包括行贿、送礼、搜刮等一切非法所得，只要是“命中该有”，俱在其内。在阳世法律上看作不合法的，只要阴间禄簿中备了案，“命中注定”，那就不但合理而且合法，再“而且”一下，就是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命”是没人能惹的老天爷安排的。我在《阴山八景》中“破钱山”一节中曾经谈到卢怀慎和张说的故事，冥间都专为张说开铸币厂了，你能说这些灰色收入不合法吗？所以看到人家横征豪敛，金山银山往家里搬，老百姓最好不要吱声儿，更不要拿阳世的法律来说事儿，要记住：那是人家的“命”！——这就是“利禄簿”告诉我们的真理。

当然，不光是现在，就是古代，巨贪也是极少数，因为老百姓的血汗是有数的。“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当官是读书人的饭碗，所以解褐的早晚、官职的大小、在任的久暂，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禄”字；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利禄之簿也就是仕宦前程之簿。

利禄之簿，小说中并无确定的名目，有的与寿命编在一起，就称作“禄寿籍”。洪迈《夷坚志补》卷十“田亩定限”条，说温州瑞安县木匠王俊，年十七八时，梦入官府，见冥吏抱案牍而过。王俊问之，答曰：“吾所部内生人禄寿籍也。”而瑞安县正好在其所部之中。于是王俊拜祈再四，愿知自己一生所享。冥吏翻检之后，让他看，上写道：“田不过六十亩，寿不过八十岁。”

依照此簿，禄与寿是相关联的，这也正是一般人都有的常识：人死了，工资或养老金自然就要随着停发。可是很少人来个“逆向思维”：如果硬着头皮不领命中该有的工资，那是不是就可以拖延着不死呢？于是有的聪明人预知自己平生食料有限，就用抵制俸禄来延长生命了。《夷坚支志·丁集》卷一有个故事：郭大任接到任命，派他去做杭州于潜县的知县。他还未赴任，便做了一梦，有人给他钱数百、米数升，说：“老兄平生禄料就是这些。”郭大任醒后闷闷不乐，既然所享若是之薄，就等于是一上任就殉职了，还有什么前程？于是便死也不肯赴任。他不领这份俸禄，当然也就死不了，这样竟混过多年。但后来朝廷查到此事，又任命他做严州建德县令。他本是个穷书生，此时家中用度吃紧，就求他上任以解穷乏，当然不是只为了每月的“钱数百、米数升”。郭大任只好接受，上任之后领了第一个“钱数百、米数升”，可是就在支第二个月俸禄的前一天，他就呜呼了。

如此看来，只要郭大任不领那“钱数百、米数升”，就可以永远活下去了。那真是太便宜死他了！但老天爷没有那么好愚弄。因为到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你就是不领官禄也要照样饿死，所以最后他还是非上任不可。说了半天，最后还是逃不过一个“命”。

而且还有一说，如果尸位素餐，人的禄命也会被阴司扣减，像郭大任那样在家泡着不上任，弄不好哪天就连那“钱数百、米数升”的俸禄也蒸发了。这也是有故事为证的。梁恭辰《北东园笔录续编》卷五有“庸师折禄”一条，就是把寿与禄分开记录的：浙江鄞县一个读书人，文章（当然只是八股之类了）写得不错，却总是困于考场。一日他梦至冥司，遇一吏，正是自己的亡友，便打听起自己的功名寿数。冥吏为他查了冥籍，说：“君寿未尽而禄已尽，不久将堕鬼录，更何望于功名！”此人说：“平生以教书糊口，并无过分暴殄，禄何以先尽？”冥吏叹息道：“你受人束脩而教课时马马虎虎。依冥法，无功窃食，即属虚縻，销除其应得之禄，以补偿所冒领。有官禄者减官禄，无官禄者减食禄。”此书生果然不久就得了噎食，吃不下东西，此时就是寿命不尽，也不得不死了。

但这些也就是拿没有官禄的小百姓说事儿，像秦桧一级的大奸大恶，也未见阴司敢动他一分一毫，照旧钟鸣鼎食，寿终正寢。但话又说回来，也许秦桧还是上天派下来执行特殊任务的呢。所以谁也别想从永远正确的老天爷那里找毛病。特别是“有官禄者减官禄，无官禄者减食禄”这个“天条”，正如人间一样，官职是人的第二条生命，官越高则拥有的“生命”越多，同样是犯罪，高官降职，低官免职，没有官职的老百姓就只好废了吃饭的家伙了——这“家伙”是脑袋还是饭碗，其结局总是一样，只不过有顿、渐之别而已。所以闲事别管，我们只须从这故事中领会，寿、禄二者总是互相串通，寿尽禄自尽，禄尽了也活不成，老百姓要好好捧着自己那个饭碗。

另外，正如有食料簿又有“食料库”一样，冥间又有“禄钱库”与禄簿相对应。南宋郭彖《睽车志》有一故事，衢州江山县毛太爷，梦入冥府，为冥吏引至一处，两庑皆大屋，满满的都是钱，却各以每人的官职为标识，原来这就是人世诸官的俸禄。这些还是数量有限的，像和珅那级别的人物，他的禄钱库恐怕是要特造了，冥间就是专给他开一百座冶炉昼夜不停地鼓铸，也未必能供上他阳世聚敛的速度。

说到冥间的禄钱库，顺便讲个笑话，算是我辈穷酸的自我解嘲也可。冯梦龙《古今谭概》中有一条“三百瓮盐齑”，引自《苏黄滑稽帖》，据说是苏东坡所讲。道是王状元未中第时，因醉跌入汴河，却为水神救出，且道：“公有三百千料钱，若死于此，何处消破？”明年遂登进士。又有一久不中第者，亦效之，佯醉落河。河神亦扶出。此人大喜，急问道：“我名下的料钱有多少？”水神道：“料钱我不知道。只知道足下有三百瓮醃咸菜，如若死了，便无处消破耳！”

四

冥司又有簿籍专记人生功名科第，名目也是不确定，在《夷坚甲志》卷一八“杨公全梦父”一条中叫作“文籍”，而在袁枚《子不语》卷十一“秀民册”一条中则称“科甲册”，其下除了“鼎甲”“进士孝廉”“明经秀才”这些人间科第名目之外，另有“秀民”一册，算是特创。所谓“秀民”，即有文无禄者，学问大，文章写得好，但科名却没有份，当然也就没有官禄了。虽然阎王爷说：“人间以鼎甲为第一，天上以秀民为第一。”但天上这个第一却抵不上人间一个窝头实在，所以秀民册上位居第一的那位老童生，醒后颇为怏怏，毫无占了鳌头的欣喜。

由于科名取决于冥府，所以在唐朝时，每至揭榜前夕，冥府就要派冥吏向考试主司送进士名单。这之间的阴阳交接很有些玄妙，冥吏捧着公文到了试院，考官当然是看不见冥吏也看不见公文的，但不知怎么，考官们就心里一动，不打折扣地领会了冥冥中的意旨，不管那些卷子是怎么看的，此时填名的依据却是天意。唐人李复言《续玄怪录》讲了一个唐德宗时的故事：李俊连举进士不中，这年托老朋友国子祭酒包佶，总算和主考打通了关节。在榜发之前一日，有司要把中试的名单上报宰相。这天刚过五更，李俊就到包佶家探听消息，此时里门未开，他就在门外等候。旁边有个卖糕的，又有一个小吏，像是外郡来京送公文的，在一旁眼盯着热糕咽口水。李俊觉得可怜，就请他吃了个够。这小吏很是感激，便道：“说实话，我是冥间的官吏，派来送进士名册的。你不是在等这消息吗？送堂之榜在此，你拿去看吧。”那结果让李俊一惊，榜上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原来别人的关系更硬，把他顶了。但关系再硬，也没有冥吏得一先手，李俊再花了些钱，竟让这冥吏把榜上的人名改成了李俊。当然，冥间的名册是虚的，主司写下的名册还是要人去改，但既然冥间的名册已经改过，那么主司的关节一走就通，阳世的名册想不改都不成了。

但这样一来，命中本该在十年后才及第的李俊竟提前成了进士，这不是与“命定”之说相背吗？不然，所谓“命定”就是“冥定”，冥冥之中的那只手是决定一切的。现在不是有句话，叫“六月考学生，七月考家长”吗，那就要看这家长能不能把关节通到“冥冥之中”。

不仅是进士科第，即便是举人、秀才，甚至府州平时考童生的名次，也都是天命注定、著于冥籍的。这方面的故事太多，光《聊斋志异》中就很有一些，讲起来让人扫兴，让落第英雄们难免一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这些故事其实也多是落第英雄所编，相较之下，还是聊以自慰的成分多一些。

最后捎带提一下冥间的另一个机关，就是专管人间纱帽的“纱帽室”。明人陆粲《庚巳编》卷二有“戚编修”一条，记的是戚澜年少时入冥所见。这戚澜病死入冥，却原来是冥府颟顸，抓错了人，于是放回，途中遇雨，便到路旁一佛寺稍避。（冥间有雨和寺庙的记载极少见，所以此处特意留下一笔。）步入一室，满地都是纱帽楦，戚澜用手扳取，却拿不动。这时旁边有人说：“这些和你无关，你的在这儿呢。”指着一架让他看，他用手一扳，果然轻轻取下，内有“七品”二字。这戚澜后来果然只做到了翰林编修就死了，正是七品之职。《庚巳编》的另一卷中还说，戚后来成了鄱阳湖的水神，不知那又是几品官，即便是“聪明正直为神”，估计也不会有多大吧。死后成神的人物生前才不过是个芝麻官，有人见到猪头狗头上戴着珊瑚顶、孔雀翎，便怨气不平，应是大可不必了吧。

拙文至此本应结束，但这结尾未免枯燥乏味。恰好那天和几个朋友说起冥簿与“阳簿”哪个更为“胜出”，一个朋友便说：“你说冥间簿籍‘一如人间’，甚至比阳世还要繁琐严密；我看未必。我讲一个亲眼所见的‘阳簿’，你写的冥簿中就未必有。”他讲了之后，我试着把它归入“生死簿”，不妥当，归入“食料簿”，也不合适。现复述于文末，请读者诸公帮忙归一下类。这虽然有些不伦，但也正是“野调荒腔”之体——

鄙人就学的某系，五十年来，做官的发财的自然也有，但估计还入不了现在时兴的大学富豪排行榜。但敝系也自有足以千古的事迹，虽然谈不上惊天地，但有时也真能泣鬼神的。古人云：“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今人云：“不怕吹破天，我有一招鲜。”事情虽小，也未必入不得“无双谱”的。只是可惜，现在虽然诸高校大写校史，执笔者却是不知为何人而讳，不肯把这些事录入他们的“正史”。

那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而我们那个系就总能造出事实来论证这条“纲”。就地取材，材料就是不用花钱买的学生，每年总能弄出一两个“反动”的，而且主题随时变化，紧跟形势屁股。比如1963－1964年度正值“反修”，那年入选的同学便以爱长跑、学俄语为特色，这两样足够让他叛逃到中苏边界了；1964－1965年度的主题是“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于是那年毕业班的团支部书记就应声堕落，而另一个手脚不大干净的则被我们无产阶级拯救为系级政治明星。到了1965年下半年，我们进入“准毕业班”流程，主题虽然尚未明了，但整人和被整者便都暗暗紧张起来。这时有个同学出人意料地入了党。所谓出人意料，一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和班长均未入选，此人显然是“躐等”了；二是此位酷似沈曼云所画《封神榜》中的土行孙，平时嬉皮笑脸，很乐于把自己当作小丑来作践，以博同学们的一笑，真让人琢磨不透，上面究竟看上他什么了。此时一回想，大家便想起他常常背着人在一个小本子上记着什么，见到人来便匆匆收起。这一天他又在宿舍中装“二百五”供人耍笑，大约是想趁机再搜集一些情报吧。大家就坡下驴，打闹中就把他身上的小本子搜了出来。打开一看，真的是令人骇然，这倒不是因为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某人某地说了些什么，而是把一位同学（后来知道，此人已经内定为重点培养对象，准备作为下一届反动学生的）每天早晨吃几个馒头这样的事一天不落地记录下来，如果哪天少吃了半块馒头，下面就注明那一天在越南战场上击落了几架美国飞机，这显然是他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了。麻烦在于，那时的报纸几乎天天有打落飞机的新闻，所以只要此人少吃几口馒头，就必然能和美帝国主义挂上钩。这种记录实在可怕，怪话可以不说，牢骚可以不发，但每顿饭都要考虑不要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牵连”上，那就太难了。

在此之前我就一日三餐，无论早中晚，全是三个馒头（1965年经济好转，敝校食堂不限定量），绝无例外。有同学说我是“自全之计”，那是善意的玩笑；但后来听说“内部”有人曾怀疑我故意与组织“周旋”，那可是天大的冤枉了。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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