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调荒腔说冥簿（下）
一
冥府的生死簿，准备了多少年，最后不过是为了一个“你也来了”，有些幸灾乐祸似的，把生人的灵魂收走。然后关押、施刑、判罪，于是冥府的主宰者便从中得到大快乐，好像农夫的耕作得到了收获，以往制造冥簿的辛勤也终于有了回报。
西方的死神手持一把大镰刀，中国冥府的收获也要从勾摄生人之魂开始。从所见到的鬼故事中，勾魂的冥差一般都是很威风的，问一下姓名算是客气，随即便把铁链子套了上去，大多是问也不问，闯入门去，套上就牵走。这大约是受阳世差役拿人风格的影响，而一向讲求公事公办的冥府似乎不应如此草率的。因为就是阎罗王勾人，也理应有个“手续”的，正如人间逮捕嫌犯一样，虽然宣读权利的洋人虚套可免，但签发一个逮捕令总是不宜省略的吧。于是冥府拘魂，成批的要有勾魂簿，单个的也要持勾魂票。
当然，勾魂而有手续，那倒不完全是因这冥府法治的严密，而是阎王判官怕小鬼们没了规矩，一切营私舞弊的利权下落到董超、薛霸手里。
这种勾魂的凭证，名目并不确定，但说它与人间的逮捕证性质相同，则是大略不差。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但那时民间称为“死人录”。晋人干宝《搜神记》记一汉时人周式的故事：周式乘船往东海郡，路逢一吏，手持一卷书册，走累了，请求搭船。周式痛快地答应了。船走了十多里，此吏对周式说：“我在此处暂有所过，留书册于君船中，慎勿发之。”这一句“慎勿发之”便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暗示，周式要是不“发之”才是呆鸟。于是周式偷偷翻开书册，原来“皆诸死人录”，而其中就有周式之名。
或简称作“死录”，见于晋人戴祚《甄异录》：华逸死后七年现形归家，对兄长说起自己的大儿子，道：“阿禺已名配死录，所余日子有限了。”
而用白话也可直称为“死人之籍”。唐人李玫《纂异记》云：“太山召人魂，将死人之籍付诸岳，俾其捕送。”
如称作“天符”，那就庄重得好像是那么回事似的了。《夷坚丙志》卷三“李弼违”条：李弼违道：“天符在此，可一阅。”从袖中取出文书让人看，其上皆人姓名。弼违指道：“此卷中人皆将死。”这天符未必就是从玉皇大帝那里发出，只是阎王的公文为了气势壮一些，加上个“按照玉皇大帝的指示精神”之类的词语罢了。
以上全是成本的名册，或如《搜神记》所说，冥吏要带着整本的册子去成批地勾魂，这在人间除非兴起大狱，是极少见的，但倘若成批地拉起壮丁，如老杜《石壕吏》所云，则也非簿册不可。反正是捉人，不管所捉为的是什么，捉法却没有大区别的。
如非簿册，则为帖子，每人一帖，就全与人间官府拘捕犯人的文书相同了。唐佚名《异闻录》中有个故事与周式乘船相类，只是那冥吏的簿册换为包袱，偷看的人打开包袱，“每袱有五百贴子，似纸，非篆隶，并不可识。”这“贴子”即帖子，已经与“勾魂票”相近，只是改成用密码书写，虽无泄露之虞，可是怎么向被捉者出示呢？此帖在元曲中就叫作“勾魂帖”，至于“勾魂票”，则多见于明清小说戏曲和民歌。这“票”大约是法律用语，现在说的“传票”似即与此有关。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勾魂牌”，那可真是无常鬼手中的道具了，其形如短柄小铲，木制，上写着“捉拿”之类字样，大约完全是县衙门差役的照搬吧。但在小说中持牌勾魂的也有。《夷坚甲志》卷九“张琦使臣梦”中的冥吏捉人就手持一朱书黑漆牌，所谓“朱书”，就是把要捉拿的生魂之名姓写到上面，而黑漆牌子则是官府所制，上面肯定刻有什么难于仿冒的印信图案之类，看起来很有权威性的。舞台上常有“金牌调，银牌宣”一类的唱词儿，看来这“牌”要比纸帖严肃庄重，即是被捉，也只有大人物才配用的。
冥差手中拿的就是勾魂牌，正和官府里的家伙一样。
——《聊斋志异·王货郎》
既然勾魂牌票类同于今天的逮捕证，那么可以推想，如果阴差不带着此证，被拘者就有权拒捕。宋无名氏《鬼董》卷四记一故事，颇可玩味：
陈生病沈困，见壁隙中有自外入者，猴而人衣，曰：“幽府逮汝。”陈生曰：“符安在？”猴曰：“安用符，无符岂不可追汝乎？”陈骂曰：“幽明一理，果追我，安得无验？他鬼假托求食耳。且阴府何至乏人而使猴？”猴呼土地神与灶神：“某案急速，故不暇符。今此人不吾信，尔二人偕送至阙可乎？”二神曰：“诺。”……
只要穿上那身“公人”的制服，不要说“沐猴而冠”，颇具人形了，即是“非灵长类”的畜生，也不可怠慢的。这陈生不但要查验公文，还以貌取人，藐视公服的权威，显然是个刁民了。多亏这猴子遇到了通情达理的土地爷和吃里扒外的灶王爷，诺诺连声之后，就齐心合力把陈生送上了黄泉路。没有牌票，阴差可以找土地和灶君做证，并协助逮捕，此是一说。另一说则相反，阴差要拘魂时，先要把勾魂票送到土地庙，请土地备案[1]，有的则是先到被拘人家的中霤神那里验票[2]，否则就甭想捉人。
我想，即是封建社会也是有乱有治的，如果是治世，总是应该讲一些法律程序，不能是人不是人，穿上身公服就可以随便抓人的。而且按规矩，那勾魂票的文字也理应规范些，所以冥府里写勾魂票的一般要用肚子里有些墨水的人，否则遇上胡搅蛮缠的浑人，就很让执行者头疼。纪晓岚家中就有这么一位浑大爷，是他父亲在外地做官时带的一个厨子，其犯浑的理由倒不是因为背后有当官的主人撑腰，而是他居然也认得字。
此人姓杨名义，这“义”字在繁体字时代的正规写法是“義”，但同时又有作“义”的俗写。这天杨大爷做了一梦，见有二鬼手持朱票来拿他，但票上写的是“杨义”。杨大爷道：“我叫杨義，不叫杨乂，你们找错人了。”二鬼道：“您老好好看看，这‘乂’上还有一点，是简写的‘義’字。我们并没有错。”杨大爷仍是不服，辩道：“我自己的名字岂不清楚！从未见‘義’字如此写，恐怕还是‘乂’字误滴一墨点。”二鬼说不服他，只好掉头回衙门改票（见《阅微草堂笔记》卷五）。
此人虽有些胡搅，但也不能说毫无根据；而公门中人能够这样和嫌犯讲道理的，无论是阴间还是阳世，大约都是极少有的了。但从这事也可以看出：让老百姓识些字倒还可以，识了字还知道和官府讲理，那可就不是好兆头了。
二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感念建安诸子，云：
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陶渊明亦有《挽歌》云：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这两篇脍炙人口的诗文中提到的“鬼录”，与前节所说的“死录”不是同一种东西。那是拘拿生人用的勾魂簿，而这个则是已经成了古人的幽魂在冥间的“户口册”。在六道轮回说的阴曹地府中，亡魂是不需有户口的，他们只是到阎罗殿去中转一下，临时户口、暂住证一律不用，就又该上路了。所以“鬼录”应该是中国式的冥簿，因为我们祖先的鬼魂是要在阴间安家落户的。只是这个词极少见于鬼故事，仅在诗文中不时提及，作为“死人”的别名雅号。教小孩子认识字词的《幼学求源》中介绍有关“死”的各种词汇，就说：“将属纩，将易箦，皆言人之将死；作古人，登鬼录，皆言人之已亡。”即是也。元人钟嗣成为已故文人词客立传，题名《录鬼簿》，亦取此义。
古人生子，街道办事处就要登记入册，除了一份存档之外，还要再誊一份上报政府机关。这是见于《礼记·内则》的最早户口册，可能也是世界第一，很值得我们骄傲的——虽然有些重男轻女，忽略了王道时期不能充当兵徭的妇女。
同理，冥界的户口对死人也是很重要的。如果鬼魂没有户口，也就是不为阴司所录，那就只能做野鬼。这后果从好的方面说，也许会免了冥间的捐税和徭役，但从坏的方面说，可能就所失大于所得，冥界公民的待遇是一点儿也得不到了。虽然我至今也不大明白那入了鬼录的优越性究竟是什么，但到了西方的轮回观掺和进来的时候，那不入鬼录的不优越性却是“凸显”了出来，也就是失去了投生转世的资格。这些且不去讨论，反正不管选择中式、西式还是中西结合式的何种冥界制度，野鬼幽魂总是希望为冥司所录，不为所录便精魂不安，要到阳世里出些怪相，也就是要给活人一些不自在。为什么？因为活人应该对他们沦为冥国黑人负责。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三记一莽汉，白天胡闹一通，醉乏之后卧于冢间，中宵醒来，却见一间陋室，灯光昏暗中有一容色惨悴的妇人，那自然是个女鬼了。女鬼诉起身世，道：丈夫从军不返，自己染病而亡，别无亲戚，为邻里“殡于此处”，十多年了无人迁葬，“凡死者饥骨未复于土，魂神不为阴司所籍，离散恍惚，如梦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使妾遗骸得归泉壤，精爽有托，斯愿毕矣。”
为什么尸首“未复于土”就不为冥司所录？冥司的理由也许是不把他算作正式死亡，而人间的理由则是人死必须及时埋葬，入土为安。久殡不葬，精魂无托，那种“离散恍惚”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滋味，如果还未列入“黑五类”，只是有些下乡支边、牛棚干校的经验，大约还不足以体会吧。好在唐朝时鬼心尚忠厚，只是默默地挨着，如果到明清时代，他们就非要化为僵尸闹事不可了。
冥司不录的另一个理由，是此人还不到死的时候。唐人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记有一事：
阳朔人苏太玄，农夫也。其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还家，但闻语而不见其形，云：“命未合终，冥司未录。”每至，必怜抚其子。
人寿未终，冥司不收，这是对的，可是再想回来，这边却是及时地把她“入土为安”了。不入土不行，入土太快也不对，阴阳两界都犯起官僚主义来，只苦了夹在两界之间不死不活的鬼魂。
如果有人以为野鬼可以在冥界无拘无束，像是天上的散仙似的，那就太天真了。原来城隍爷竟有收容不入鬼录的野鬼幽魂的职责，把他们当作盲流，唯恐夜间生事，要专门幽囚起来的。《夷坚支志·丁集》卷三“阮公明”条有这么一位可怜鬼魂叹道：
吾久堕鬼籍，缘天年未尽，阴司不收，但拘縻于城隍。昼日听出，入夜则闭吴山枯井中。如我等辈，都城甚多。每到黄昏之际，系黄裹肚低头匍匐而走者，皆是也。
南宋时杭州的城隍庙就建在吴山南的金地山上，现在新修的城隍庙则建在吴山山顶，应该与老庙址相距不远的，只是不知那口枯井在何处。[3]黄昏之际是给这些鬼魂“放风”的时候，“系黄裹肚”，那大约是贱鬼的标志，“低头匍匐而走”，则正与阳世的“夹着尾巴做人”同档。
这种本来不该死而死的野鬼，阴司没有他们的户口名额，阳世又回不去。最后的解决办法只能是等到自己阳寿终了的那天，冥府才能给他报户口。如果等待的时间太长，那就只能请阳世的亲友或好心人做水陆道场，也就是走后门或找关系，或可把时间缩短一些。但是《夷坚甲志》卷十九“毛烈阴狱”条又与此说有些矛盾，说野鬼不能沾受那些人世的功德：“我未合死，鬼录所不受，又不可为人，虽得冥福，无用也。”说法虽然各异，但不入鬼录的野鬼没有好日子过，那是一致的。到了元明以后，索性在冥间专设“枉死城”，算是给这些未入鬼录者找到了一个绝对谈不上美妙的去处。
关于枉死城，这里须稍作说明，算是对《阴山八景》的补充，也供有“十全”之癖者再加上“阎王殿”凑成十景；同时也因为，人们一直以为那里只收容含冤而死的鬼魂，这看法其实并不确切。
“枉死城”一词，大约是源于民间，为缙绅先生所不取吧，所以多见于小说戏曲，而最早则见于元曲之中。顾名思义，枉死城应是冥府中专为屈枉而死者设下的一个集中营，所谓“虎头门（即牢狱）里偷生少，枉死城中冤鬼多”者是。但把诸种有关的材料归纳一下，却也不尽然。诸种天年未尽的鬼魂，包括刑杀、战死、屈死、为庸医所误死，乃至因情而夭死者，也都要入枉死城的。且看下面一些例子：
元杂剧《孟良盗骨》中杨令公撞李陵碑而死，其魂即入枉死城；《西游记》第十回中李世民入冥，“过了奈河恶水，血盆苦界，又到枉死城”，见一伙拖腰折臂、有足无头的鬼魅，尽都是六十四处烟尘的草贼，七十二处叛寇的魂灵，这都是死于战场者。《喻世明言》中“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一回，言沈衮、沈褒熬炼不过，双双死于杖下，书中叹道：“可怜少年公子，都入枉死城中。”这是刑杀，当然也是负冤而死，而丁耀亢《续金瓶梅》中写潘金莲被武松杀死后，魂归枉死城投缳司，这就不能算是太冤了。小说《都是幻》第一回中言无朝河决口，淹死众多百姓，也都落入枉死城。枉死城中最有名的美人自然是杜丽娘了，她更是因情而夭，说不上冤屈。而《右台仙馆笔记》卷七记一鬼阳寿未终，死于庸医，而“阴律，凡寿未尽者，必置之枉死城中”。
此外，枉死城有两个特色不可不说。其一，即其中全是饿鬼。当然不是见了饿鬼就抓入城中，而是入城之鬼全部禁食，连城外有户口之鬼的一年三餐都没有的。伏雌教主《醋葫芦》第二十回中写枉死城中的鬼魂衣食无措，痛苦异常，夏敬渠《野叟曝言》第二十八回中把那些见了豆腐青菜没命地抢的道士，比成“枉死城中的饿鬼”。
特色之二则是：枉死城中的鬼魂难得托生。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生金阁》中有道：“一点冤魂终不散，日夜飘飘枉死城。只等报得冤来消得恨，才好脱离阴司再托生。”《续金瓶梅》中的武大郎被毒杀后入枉死城毒蛊司，和投缳司的潘金莲一样，十几年不得投生。《说岳全传》中侍者道：“前面就是鬼门关，右首就是枉死城。大凡鬼犯进了枉死城，就难转人身了。”
本是屈死凶死的鬼魂，却要弄到枉死城中挨饿忍饥，冤屈不伸就不能托生转世。这道理确实有些混账。但细想起来，这正是人间沉狱的写照，那些被冤枉的囚犯，除非遇到千载难逢的包青天，是只能在牢狱里饥寒交迫直到瘐死的。所以，一向爱说昏话的《玉历宝钞》难得在“枉死城”一节偶尔说了几句通情话，虽然仍有些“昏”：
酆都大帝曰：枉死城，系环绕本殿之右。世人误以为凡受伤冤枉死鬼悉皆归入此城之说，遍传为实；须知屈死者岂再加以无辜之苦乎？向准冤魂各俟凶手到日，眼见受苦，使遭害者以消忿恨，直至被害之魂得有投生之日，提出解发诸殿各狱。收禁受罪者，并非被害遭屈之魂概入此城受苦。若是忠孝节义之人及捐躯报国之军兵，或有死节成神，或即完肤，发往福地投生，岂亦有入枉死城中受苦之理乎？
三
一个冥簿，唠唠叨叨讲了许多，心急的读者可能早就要问了：“你还有完没有？”说实话，冥间簿册数不胜数，就是其中荦荦大者也不过只说了部分。即如《埋香幻》中张盈盈小姐唱的“患难夫妻前生定，姻缘簿上早题名”的“姻缘簿”，到此时就还没有沾着边儿。此事占了“饮食男女”中的一半，不可不说，无奈古人谨厚，此事竟列入“难言之隐”一类。其实古人的姻缘簿应该比现今的简单得多，眼下老百姓为吃饭发愁的时间少了，男女问题的扯淡事就多了，冥间制造姻缘簿的部门肯定也要忙得不可开交，不但有多少“正册”“另册”难于弄清，即是按时下“小三”“小四”这种排法也是嫌于简单了。而在古人的记载中，只记得正册之外有一个“露水夫妻簿”。袁枚《续子不语》卷三有一故事，记一女鬼来访，对男主角道：“查露水夫妻簿上，与君有缘，但注定只应交媾一百十六次。若无人知，则相处可长，否则缘尽便散。”一百六十次竟然还算作“露水”，真不怕贻笑大方，在“换手率”奇高的今天，难免要生“抱着黄脸婆自称好色”之讥了。此处引来，权作点缀，此题实在太大，还是留给春秋正富的学者去写专著吧。
同是一死，只因为死法的不同，也要各有分册，由此也可见冥簿的细密。清僧戒显《现果随录》记魏应之梦中入冥，在生死簿中寻找自己的名字，竟然没有，原来另在“缢死簿”中，下注“三年后某日当自缢书寮”。又袁枚《子不语》卷八亦云冥间除“正命簿”之外有“火字簿”，那自然是死于火灾了。举一可反三十，冥间有“水字簿”“土字簿”之类自可以理推之；而所谓“正命”，应是寿终于正寢的床上，死于宾馆之床也是要入于另册的（据丁耀亢的不雅之说，枉死城应该为此种人物专设“×死司”）。卷二十四又云，死于战场者，当入于“黑云劫簿”，此簿又分两类，即“人簿”和“兽簿”，兽死多于人，遂有“人三兽五”之说。而依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人簿中又分黄、红、紫、黑诸册：“赤心为国，奋不顾身者，登黄册。恪遵军令，宁死不挠者，登红册。随众驱驰，转战而殒者，登紫册。仓皇奔溃，无路求生，蹂践裂尸，追歼断脰者，登黑册。”繁细如此，看来如果冥界有档案学，那一定是非高才者难能肄业了。
不惟如此，冥簿之品种也与时俱进，到了清代鸦片烟流入中国，冥府又专设了一个“乌烟局”，局中则有“乌烟劫簿”。汤用中《翼駉稗编》卷七“乌烟劫”条说这乌烟局：
正殿用琉璃瓦，高接云汉。殿上并坐五神，或古衣冠，或本朝服饰，正中一人白须冕旒，俨然王者。阶下列巨缸数百，贮黑汁。诸鬼纷纷入，辄令酌少许始去。沈私问缸贮何物，曰：“迷膏也，即世称鸦片烟。凡在劫者令饮少许，入世一闻此味，立即成瘾矣。”
凡遭此劫者，冥司都要专门立簿，只是人数太多，簿籍都写不过来，只好从人间聘请书手。这故事编出来的目的当然是讽世，但由此也可以看到，人们已经取得了共识，只要需要，什么簿子冥府都可以造出来。这类即兴编出的簿册在小说中很常见，像《续金瓶梅》中说的“元会劫运册”“周天因果册”之类，仅从名目上就可以看出，那是属于宏观宇宙大文化之类的胡天胡帝，非小民所能理解了。
以上全是按内容来分别，而在外部形式上，冥簿也有区分。据说冥簿又有绫、绢、纸三等之说，三种材料有贵贱之等，里面登录的人自然也要做如是区分，所谓内容决定形式：贵人入绫簿，其次者入绢簿，纸簿就是贱民了。这有什么用处？想想也就明白。洪迈《夷坚丁志》卷二十有“乌山媪”一条，记南宋孝宗乾道年间江西新建县大饥连同瘟疫，是老天爷要“收”此方之人了。先把纸簿中人全部收走，还不够数，再收绢簿中人，收了一半就满额了，绫簿中人自然就不在此劫了。当然，如果是上天降下什么优惠政策，那就要先从绫簿开始了。[4]
冥簿掌于冥府，但在中国，从先秦到明清，冥府的形态一直发生着变化。像前面说到过的“土府”只是其中形态之一，虽然它的体制传承到另一种形态，可是从名目上说，它存在的时间是很短的，而且在后世基本上就消失了。但有一些冥府形态却有很强的生命力，新的来了，旧的却不去，即如最早的冥间归于天帝属下的北斗司命，汉魏间出现的太山府君，六朝时出现的阎罗王，这些冥府形态在唐代时竟然同时并存，说是“一国三公”固未尝不可，但叫成“一国三制”却更为恰当。那么此时的冥簿也就自然分出了三种，自然是你信谁，你的冥簿就归谁来管，正如元始天尊的门徒绝对不会到耶和华或真主那里去报到一样，但遇到没有信仰的主儿，那死后的魂灵就面临着最后的抉择，但也不必担心没有人收容。
戴孚《广异记》里有“张瑶”一条，说张瑶好杀生，死后他的魂灵被押到阎罗王那里，只见生前所杀诸畜都聚于殿庭，自是讼冤追命了。而他生前所供养的一名病和尚也来了，说起张瑶念了多少经，福多罪少，不该就这么死了。该不该死要看生死簿。于是阎罗王命取来“司命簿”查勘，这簿是天帝手下的司命大神所掌，一查，张瑶名字已经掩了，该死；再调来“太山簿”，也就是太山府君所掌之簿，也是掩了，该死。最后命取来本阁簿，即阎罗殿之簿，一查，竟然是：“名始掩半，未合死。”于是张瑶就被放回阳间，继续一面杀生一面念经去了。
这故事好像是“三教圆融”，在佛教徒眼里，司命、太山府君这两处冥府都有存在的合理性，每个人在三处都有生死簿，正如此人握着三国的护照一般。但现在他犯事了，按照司命、太山的法律，应该枪毙，而阎罗王的法律却是罪不掩福，无罪释放，那么他要到哪里去开庭呢？货比三家，于是这故事的用心就露出来了，原来是用对冥簿的宣传做武器，来搞不正当竞争，招揽顾客都来念南无阿弥陀佛。这竞争的结果是，到了后世，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司命簿和太山簿，从此冥簿由阎罗殿一家垄断，不知还有没有以往的优惠政策；再看做水陆追荐亡魂，却是和尚、道士各占一堂，原来已经是强强联合，联手宰老百姓了。
上述诸冥簿似乎都建立在天命不可移的说法上，人的寿禄功名都是天命已经安排好的，已经没有更动的余地了。其实并不然，冥府里其实也执行着一种“重在表现”的政策，如果生民表现不好，生死禄命都要受到影响的。所谓表现，当然各有各的标准，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派性”。比如要让和尚来评判，尽管你贪赃枉法，但只要爱念经，当然是我佛如来的经，那就要增禄增寿的。所以在佛教徒编的各种故事中，阎王见了勾来的鬼魂，总要先问上一句：“汝念经否？”俨然这就是好人坏人的界限，最起码也是念经者罪减一等。读者且莫将阎王当作呆鸟，其实和我们那些年上来就问“你是什么出身”分不出高下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这个小城市的中心大道上，一个老农民骑辆没闸没铃的自行车，把个老太太撞得爬不起来。警察过来解决，要扣他的车，可是无论你问他什么，他死攥着车把，嘴里翻来覆去只是一句话：“俺是贫下中农。”最后弄得围观者和警察都忍俊不住。老农民一脸茫然，估计心里也正纳闷：我已经说是贫下中农了，你们怎么还要追究呢？城里人真不明事理！所以阎王爷一句“你念经否”，就是先分清是家里人还是外人，阶级觉悟还是很高的。
四
冥府里的簿籍如此之多，姑且不去管它为了取得那些材料要在人间安排多少鬼差鬼探，就说把材料记到各种簿籍上，恐怕上万个书手也忙不过来。如果认为神鬼世界的一切都是神奇莫测，那些材料根本无须用人记录，它自己就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簿子上，却也未必然。前面讲的乌烟劫簿，不是特别要从人间抽调书手帮忙吗？其实这是老规矩，只要冥府大批量拘捕人间生灵，也就是人间将有大灾难的时候，造勾魂簿的人手往往不足，就需要从人间借调。
戴孚《广异记》有“李及”一条，言李及被误拘至冥府：
见牛车百余具，因问吏，此是何适。答曰：“禄山反，杀百姓不可胜数，今日车搬死案耳。”时禄山尚未反，及言：“禄山不反，何得尔为？”吏云：“寻当即反。”又见数百人，皆理死案甚急。
这里说的“死案”，就是准备勾魂的生人名册，几百个人埋头不停地抄写名册，其名册之多，竟要用百余辆牛车搬运。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八：
世间每遇水火刀兵诸劫，辄有人梦见冥中缮写册籍，疑亦理之所有也。咸丰之初，粤寇萌芽，有海盐人查某者，梦至一处，见文书堆积如山，数十人缮写，犹若不及。
这是指太平天国与清廷的战争所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聊斋志异》卷八“小棺”有“虞堂附记”一条，云清河教案发露之前，“直隶有走无常者，言阴司造册甚急”，即为死于此案的众多人口造簿。造好簿就要用车拉到阎王判官那里，可能又要有几百人写勾魂票了吧。至于本文上篇说到战场上持簿点名，那属于批发性质，大可把写票一道工序省略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既然有了生死簿、食料簿之类的东西，生人的寿命已经限定，到时候只需把大限已至的诸人拉成单子，应该也就可以了，何必专门要“造簿”呢？估计这是沿用了人间“兴大狱”的程序。兴大狱在历朝历代都有，好像不隔上七八年来一次就不足以显示皇权的威风。一狱之兴，动辄成千上万人拉扯进去，哪怕只是取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那造簿的工程也是相当大了，但人间好在不造簿也照样可以抓杀抄没，不会误事；即是将来发现错了，只要龙恩浩荡一下，把知名的头目追谥个文正、忠愍之类，写到二十五史中还是很辉煌的，至于其他人，那就被代表了吧。
其实除了几年一次的大灾大难之外，即是平时，冥司造簿也有人手不足之虞。只是写勾魂簿还算是简单的，临时抽调几十人或几百人都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冥司有那么多种簿册，特别是善恶功过一类的簿册，平时就要需要大量特务和书手，那工作量之大是无法想象的。而据明末无名氏《集异新抄》卷三“土地册”的说法，这簿册要从土地公公那里造起，而土地爷也不时从人间抓差。据说那土地庙中：
十余人昼夜不停笔，皆人家灶神所报，凡善恶巨细，举日举时，虽饮馔食品，以至床帷间谑浪之语，靡不具载。
土地爷的管辖范围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居委会或派出所，他又在每家都安插了眼线。各家的灶王爷每天都来汇报，鸡零狗碎，巨细无遗，这些簿子录下来自然是汗牛充栋，而办公费的开支也就相当可观了。
然而这些尚是小事，书手辛劳，至多也就是累到“腕脱”而已，真辛苦的还是那些在下面搜集情报的外勤人员。只说专为记录“出恭看书之簿”而在厕所里“蹲点”吧：灶王爷就在人家里办公，有数的几位成员如厕，都是历历在目，所以他无须特意专设“茅厕办”，只要顺便留神一下即可；可怜的是那些到公共厕所蹲点的探子们，特别是大街闹市、机关学校，人多而杂不说，其气味更是不可向迩，这情报搜集得有多辛苦，起码在我们常人看来是不可忍受须臾的吧。鬼探中肯定有不少人要抱怨“除挟书之禁”之多事，怀念始皇帝时期连偶语诗书也要砍头的太平日子，但“揆以人事”，却也未必没有乐此而不疲者——涂抹至此，便又忍不住要跑调走板了。
当然阳世还没有为记录“出恭看书”而蹲点的蠢蛋，但类似的事却不是没有，那是为了获取更重要的情报。某个被监视的同学刚从厕所里出来，随即就有一对一盯着他的另一位同学溜进去，从手纸篓中翻找出用过的那张，再研究那手纸上写了什么东西。因为那时的穷学生出恭，是只用写过字的草稿纸，而草稿纸的空白中也要用来练字的，这往往就可能于无意中泄露出什么。日复一日，这样辛苦之后也不是没有成果。据说我们系档案室后来就发现过一包什袭藏之的“材料”，接连打开几层纸之后，里面是一张写着字的手纸。我常想，老天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有种平时连宾语补语也分不大清的同学，遇到这种做奸细的事，却偏偏心有灵犀，能琢磨出很多奇巧的方略。
手纸成为情报，这事无可厚非。如果对方是美蒋特务，或者这手纸能揭出什么叛国反党之类的惊天大案，那么此事还可以作为素材，交给大师级的写手，一气呵成美文，编入中学课本的。试想一下，这位盯梢同学每日的窥伺、钻入、翻检、辨识，是何等地投入和忘我；而此人其实忠厚得根本看不大懂反革命用的隐晦语言，所以只能送到领导那里定夺，于是办公桌上就放着如此的一堆，由嗅觉超凡的阶级斗争玩家逐字逐句地分析研究，最后筛选成这样的一纸。整个这一过程是多么地让人感动啊！只是可惜，这张手纸里没有透露出惊天要案的一丝信息，所以它只能暂且委屈在档案室中，只待来日与其他的情报“缀合”，罗织成案，才能实现对一个青年一生的谋杀。
我把这些记下来，是让今天的读者知道，我们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起码在一些部门有过这么一些人，曾经不无自豪地从事着一种龌龊的职业。那些主持者到今天总有七八十岁，大约也快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了吧，那么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对哪段往事认真反省一下：国家和人民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你们，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对祖国有用的人才，而你们这些“师长”却做了些什么？把少数人训练成密探，再利用他们把另一些少数人打成阶级敌人，从而把剩下的大多数训教成失去思维能力的顺民，这就是你们发誓要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予的事业吗？或者仅仅是为了染红头上的顶子和满足精神变态采用的，根据需要随时可以把左中右颠倒组合的一个趋时手段？
“文革”之后，档案袋里的东西据说进行了清理，那些捏造诬陷的告密材料也全都销毁了。当时是人心大快，但事后想起，却觉得未免有些鲁莽，其实是应该留下些有代表性的标本的。因为它不仅证实着人性可以卑鄙到什么程度，还记录着这种卑鄙造成了多少无辜者的血泪和牺牲。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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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人邵纪棠《俗话倾谈二集·瓜棚遇鬼》：沧州河间县上河涯，有一人姓陈名四，以卖瓜菜度活。一晚往瓜园看守，遇四五鬼欲入瓜田。一鬼不欲入，道：“遇着陈四，被他吓死，反为不美。”另一鬼笑道：“但我怕他人，不怕陈四。”彼鬼问其故，此鬼曰：“我于十日前，曾经入土地祠，见阴司勾魂票到，有陈四之名，不两日要死。迟得几晚，陈四与我等携手游行，怕他什么。”又一鬼曰：“你只晓得讲鬼话，知一不知二。陈四死不得了。我昨日入土地祠，见案上有一角文书，系城隍发来，说陈四老母近日做一件阴功，添多十二年寿。”
[2] 南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二“中霤神”条：中霤之神，实司一家之事，而阴佑于人者。庄仆陈青为阴差者，梦中多为阴府驱令收摄死者魂灵，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门，则中霤之神先收讯问，不许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审验反覆得实，而后颦蹙而入。青于门外呼死者姓名，则其神魂已随青往矣。”又朝奉郎刘安行，一夕忽梦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禄命告终，阴符已下而少迟之，幸速处置后事，明日午时不可踰也。”刘起拜老人，且询其谁氏，曰：“我主人中霤神也。”袁枚《子不语》卷十“狮子大王”条，则以本宅土地为中霤神：贵州人尹廷洽，为阴差所拘。其土地神阻拦道：“某为渠家中霤。每一人始生，即准东岳文书知会其人，应是何等人，应是何年月日死，共计在阳世几岁，历历不爽。尹廷洽初生时，东岳牒文中开：应得年七十二岁。今未满五十，又未接到折算支书，何以忽尔勾到？故恐有冤。”
[3] 吴山下还有一个不枯的井，也很有名。南宋钱世昭《钱氏私志》中就特别提到，说里面有失足落井的溺鬼，往往拉人下水，最后只好弄块大石板压上了事。
[4] 钱希言《狯园》卷九“陆文裕游地狱”条言，阎王道：“本司有二等簿。一黄簿，是记缙绅学士禄寿，上帝为政，某不得而与也。一青簿，是记士庶禄寿，此则某为政，或可增损其间耳。”由此看来，上等人和下等人就是死也要有高下之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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