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青年
卢浮宫在塞-纳河北岸，隔着河，是南岸的奥赛美术馆。库尔贝的《画室》（The Artist’s Studio）和《奥南葬礼》（A Burial at Ornans）、米勒的《拾穗者》（The Gleaners）和《晚祷》（The Angelus）、马奈的《草地午餐》（The Luncheon on the Grass）和《奥林匹亚》（Olympia），都在那里。
这些画，原来挂在卢浮宫，据说放不下了，八十年代法国人就把老火车站改建为奥赛馆，以上经典全部挪到南岸去了。2001年我头一次去巴黎，发现我不喜欢奥赛美术馆。那些作品的气息和奥赛馆的气息，是分离的。我真想看到它们仍然挂在卢浮宫是什么感觉。可是永远没有机会了。
一幅画与它展示的空间，与它应该属于的空间，原来属于的空间，大有关系。最佳关系，就是上回说到的意大利--湿--壁画，还在原先请画家为教堂制作的老位置，脱离那个位置，画还是那幅画，意思就打了折扣，甚至不是那个意思了。
马奈的《吹笛男孩》（Young Flautist），委拉斯凯兹的《侏儒》（Dwarf）之一，都曾到北京来展过，我在中国美术馆看到这两幅画，虽然很高兴，老百姓可以看见了，孩子们团团围着，拼命看，可是我难以感动。大家想想看，要是一个十七世纪的王公贵族，或者一个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人，忽然独自在人民大会堂走来走去，是什么感觉？
1978年，法国乡村画展头一次来京沪展出，我在上海原中苏友好大厦看了柯罗（Corot）、米勒的原作，几乎昏迷。当时我完全不在乎，更不会意识到一幅画待在什么空间，什么场合，只管盯着画框里的画，没命地看。后来出去开了眼界，渐渐发现，一幅画的镜框，这枚镜框挂着的房间，那房间所属的建筑，这建筑所属的街道和城市，总之，一切的一切，这才构成所谓文化，在这文化的环绕中，于是，正好，有那么一幅画，对极了，就像一双对的眼睛长在一张对的脸上。
同样道理，许多中国古典绘画和文物分布在欧美各国，他们肯定发觉，展示斯文透顶的东方绘画，必须小心翼翼、煞费周章，给这些纸本水墨营造一个隔绝的、孤立的环境，欣赏北宋或晚明的文人画。在讲究的美术馆，他们会把周围弄暗，让一束束适度的光线照亮水墨画，让观众暂时忘记地点与场合，尽可能只看到画。
不但是对中国绘画这样子，大都会美术馆年年特展，只要请来中东的、印度的、中世纪的、希腊罗马以色列的种种特展，策展人都会花大钱，为特展专门设计一个空间，根据彼时彼地的种种文化气质，慎重选择墙色、灯光、衬布，包括变幻无穷的展示方式。
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每种艺术都有诞生的时刻，都有她生长生成的胎记和灵光，你可以叫做“文化土壤”，也可以叫做“时代气息”，总之，这灵光无法替代，而且，一去不返。
今天介绍我格外喜欢的一幅印象派早期作品。在这幅画中，我自以为看到印象派小子们诞生成长的灵光，甚至分享他们的心情——我们每个人，每个画家，都有过同样的灵光，一闪而过，一去不返，很少有人画下来，而且画得又真实，又自然。
这位画家名叫巴齐耶（Jean Frédéric Bazille）。画作的题目，恕我粗心，到现在还不知道。这幅画挂在奥赛美术馆二楼主展厅，主展厅里最牛逼的大画，是马奈《草地上的午餐》，永远围一堆人。巴齐耶这幅画呢，挂在展厅出口的墙上，没人注意，我就拍了好几张照片。
“文革”中，我还是小孩子，在借来的画册中见过这幅画，心里好羡慕，啊，要是有一天我也和一帮哥们儿在一起，有画架，有钢琴，墙上挂满画，那该多棒啊。后来到了农村，妄想变成绝望。“文革”后考上美院，终于和一帮同学混在有画架有天窗的画室里，算是梦想成真。再后来，好像是1989年吧，这幅画和许多别的印象派作品借来大都会美术馆，我头一次看见了真迹，原来并不大，颜色好看极了。事后我在《纽约琐记》里写了一篇文章，说，瞧画面中这几个哥们，意气洋洋，一切刚开始的时候，最最珍贵。
印象派的几位大哥，分别是马奈、德加、塞-尚，全是富家子弟，还有三位小兄弟，就是莫奈（Claude Monet）、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巴齐耶。1860年代，他们仨在一位叫做夏尔·格莱尔（Charles Gleyre）的画家作坊里同班学画，很要好。莫奈和雷诺阿，穷，巴齐耶不穷，是个中产阶级小公子。这三个哥们儿讨厌学院沙龙的老一套，不久退学单干，到处画写生。很可惜，莫奈、雷诺阿，都是高寿的人，活到二十世纪初，甚至到一次大战后，莫奈还活着。可是呢，巴齐耶只活了二十九岁。1870年法国与普鲁士开战，他是个爱国好青年，立刻放下画笔，上了前线，编在类似侦察前哨的队伍里，头一仗开打，他就牺牲了。
巴齐耶留下的作品也就几十幅吧，可是一张是一张，都好极了。他是个少年老成的天才，很早就有库尔贝和马奈的坚实造型，有德加刻画人物的精准和微妙感，有雷诺阿的富丽的色彩变化，有莫奈捕捉光线的天赋。他还有一项其他印象派哥们儿不具有的才华，就是组织场景，善于群像的构图，这一点，印象派其他哥们不能跟他比。
我老是想，巴齐耶不死，再画几十年，印象派的光谱，印象派的丰富感，会多出一极，为什么呢？
撇开三位后印象派憨人，我们来看看印象派几位主将：马奈的潇洒丰润，德加的神经质与洞察力，毕沙罗的浑朴，莫奈的变幻，雷诺阿的妩媚，西斯莱（Alfred Sisley）的小规模绚丽……相对比较，巴齐耶兼有科学的与诗意的禀赋，气质是冷静的，理知的，中性的。他是印象派弟兄中最少走极端的一个，他的画风，始终温和。
他和马奈一样，率先描绘巴黎当代资产阶级生活，但取材并不惊世骇俗。他画家人度假，画朋友在林子里洗澡，画自己的画室，画朋友相聚，是个不具有绘画史野心的画家，一个宁静内向的人。他也喜欢描绘阳光，他的色彩的纯度、浓度和灰度，富于均衡感，但不像莫奈和雷诺阿那样夸张，论造型的精确，德加之外，就是他，但他的精准，不是惊叹号，而是句号。
除了画家人，画少数的女-人体，他画男性格外精彩。十九世纪中叶，同性恋文化尚在困难时期，但巴齐耶看男性的目光，刻画男luo体的魅力，没有压抑感，而是坦然、明朗、适度，不掩饰，也不标榜，像阳光一样清澈，刚刚比友谊的温度，超过一点点。在哈佛大学美术馆收藏的那幅画，应该被视为同性恋绘画的先驱，在画面中，几个男子的身\_体、正午的阳光，全是纯真的心情，是青年人的理所当然，一点不渲染，但是异常饱满、明快、健康。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幅画。它就像一个早晨，一个日子，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青春记忆，好像就在昨天，谁谁谁来了，谁站在什么地方，谁在和谁说话，谁只管自己在边上玩，然后，窗外是都市的晴天，一切都好极了，都是心情，充满年轻人才会有的自信和希望——木心先生有过一句俳句：
年轻人充满希望的清瘦啊！
真的，我们自己年轻时，一点不觉得，不稀罕，成天瞎混，有一天回想起来，多么珍贵。
从画面看，这是巴齐耶自己的家，墙上挂的是他早年的几幅画，这是一座典型的巴黎公寓，很高的天花板，很高的窗户，还有老式旋转楼梯。很多年前，我读过一个资料，详细标明画中谁是雷诺阿，谁是莫奈，谁是谁，可是现在忘记了，没法指认了。所有描述都会说，印象派是一群穷画家，可是在画面上，他们衣冠楚楚，都是体面的青年，所以巴黎的穷和我们北京武汉的穷，不好对应的，另外，别看他们留着胡子，我在纽约常常惊讶那些满脸大胡子的家伙，只有十八九岁，顶多二十出头。
这里，我又要提到巴齐耶组构群像、描绘场面的天分。要知道，画这样一屋子人，随随便便站着坐着，构图非常难，一点不能看出摆布的痕迹，好像所有人原本就是那样，就在那里。而每个人物，至少要描绘一两天，一个一个画过来，要让莫奈、雷诺阿站在那里不能动，给他画，画完后，看不出先后画成的顺序，看不出衔接的痕迹，那是要大本领的。其中个子最高、站在画架边的青年，就是巴齐耶本人，他怎样画出自己的侧面呢？照着镜子吗？镜子在哪里？
所以还有更具体的困难：这幅画的景深，面对窗户，光从窗户中进来，而他摆画架和画布的位置，远离窗户，似乎正在进门处，想必在昏暗中。十九世纪中叶还没发明电灯，更没有照相机，他靠什么光线画？以我的估计，这幅画要画上百个小时，费时将近一个月，他怎样使画中的一切如此自然，真实，可信？他画那幅家人坐在庭院的大画，更要画得久，可是背后的夕阳，以及所有人在夕阳阴影中的色彩变化，他怎样把握？
巴齐耶那时的岁数，不过二十来岁，这个年龄，在我们这里，即便再有天分，还在熬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写什么狗屁论文。我常对高学历的大龄青年说，你到二十五岁还在熬学位，还没画出自己的作品，你死定了，完蛋了。不信，看看巴齐耶——他死得早，印象派历史很少提及他，如果他活到七八十岁，这些画全都是早期作品。
大家要是看看印象派同期那些沙龙绘画、官方绘画——画巴黎贵族的宴饮，画中东的异国情调，画滑腻腻的luo女，画那些被画了几百年的《圣经》主题和希腊神话——你会同意，而且惊讶，当年这帮巴黎野小子的画，多么前卫，多么勇敢，多么坦然，就画他们自己，画他们活着的每个清晨和中午，因为这帮家伙，美术史从此改道了。
我不知道印象派同仁怎样看待这幅画。我觉得这是印象派乌合之众的集体记忆，是这个叛逆群体灵光乍现的一首诗。我喜欢看到崇高悲壮的绘画史诗，我也喜欢看到梵高、珂勒惠支和蒋兆和画的悲苦的人，可是，我也喜欢看到巴齐耶这样的艺术，明亮，均衡，健康，好心情。
这么好的一个青年，一枪给打死了，倒在战场的泥浆里。欧洲人口少，因为公民制度，因为最早出现的爱国主义和神圣责任，无数知识青年，无数有才华的诗人、音乐家、画家，包括科学家、哲学家、教授，战争打响就被征兵入伍，上前线。前些年我去彼得堡参观著名的列宾美术学院，发现那里已经很没落了，可是在进门的厅堂里，我看见创校的叶卡捷琳娜女皇雕像旁边，竖着两块石碑，上面密密麻麻刻着列宾美术学院入伍当兵、为国捐躯的名单，可能不下两百位。
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民国时期，文艺人，艺术家，死于战场和政争的青年，不是没有，作曲家张曙，死于桂林轰炸，作家柔石，死于极刑，但我们很少听说数以百计的中国艺术学生，成为烈士。
咱们再来看看这幅画，多么明快亲切，远离战争与死亡的阴影。可见许多绘画背后，有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故事。
全世界有没有另一座艺术学院的门厅，竖着为战争捐躯的本校学生纪念碑？2010年造访列宾美院，碑前有鲜花：战争胜利六十五年了，校方也许年年供着花束（或为烈士遗属所摆放）。多朴素的碑，只是名姓。我所看过的国内烈士纪念碑，很少刻有死者的姓名，也很少，几乎没有，后人的花束。
上图：1900年的奥赛火车站；下图：奥赛博物馆。
上图：拉斐尔《女先知们》（Sybils），1514年，现藏于罗马圣母玛利亚大教堂；下图：敦煌莫高窟。
上下图：奥赛博物馆；右页：《巴齐耶的画室》（Bazille’s Studio）局部。
《维斯康蒂路画室》（Studio of the Rue Visconti），1867年，现藏于美国弗吉尼亚美术馆。
《弗斯滕伯格路画室》（Studio in the Rue de Furstenberg），1865年，现藏于法国蒙彼利埃法布尔博物馆。
《卡斯泰尔诺勒莱风景》（View of the Village of Castelnau-le-Lez），1868年，现藏于法国蒙彼利埃法布尔博物馆。
《粉色的裙子》（The Pink Dress），1864年，现藏于法国奥赛博物馆。
左图：《夏日场景》（Summer Scene），1869年，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右图：《拿网的捕鱼者》（The Fisherman with a Net），1868年，现藏于瑞士苏黎世提尔莫德基金会。
《巴齐耶的画室》（Bazille’s Studio），1870年，现藏于法国奥赛博物馆。画中人物从左至右：雷诺阿、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马奈、莫奈、巴齐耶、埃德蒙·迈特尔。
上图：1914年，法国军队准备白刃战；下图：1919年，一战中的法国士兵。
背景图为巴齐耶《自画像》（Self-Portrait），1865——1866年，现藏于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小图从左至右：画家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诗人艾萨克·罗森伯格（Isaac Rosenberg）、雕刻家亨利·戈蒂耶·布尔泽斯卡（Henri Gaudier-Brzeska），三人均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雷诺阿有句名言是：“我画女-人的背，画到可以抚摸的样子，就停下了。”他的儿子，小雷诺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国著名导演。据六十年代新浪潮翘楚特吕弗说，他每年都要好好再看一遍小雷诺阿的名篇《游戏规则》。这位好儿子为父亲写了动人的回忆录，最后写道：父亲生前一再关照他们，千万确认他已死透了，才能入殓。为什么呢，因为雷诺阿生怕被活活钉入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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