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观鸟者杰米” 桑威奇伯爵
桑威奇伯爵四世约翰•蒙塔古（John Montagu），因为对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说的话而闻名，在这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里，他说：“你不是死于恐惧，就是死于梅毒。”威尔克斯回应：“那取决于我得到大人您的品格，还是您的情妇。”两人都是声名狼藉的浪子，也都是梅德门汉姆修道士（Menmenham Friar），又称圣弗朗西斯骑士（the Knight of St.Francis）。两人相识于梅德门汉姆修道院，一座位于白金汉郡的前西斯特会修道院。和桑威奇平生的各种轶事一样，修道士们在修道院废墟里的夜间聚会的色情故事被夸大其词。故事以社团的名称为起点，但名字被错误地称为地狱火俱乐部。团体的仪式故意嘲笑宗教秩序。俱乐部由一位气势汹汹的反天主教政治家弗朗西斯•达什伍德（Francis Dashwood）创办。他在俱乐部中又以“老大”著称，戴一顶红帽，看着像位红衣主教。俱乐部举办魔鬼仪式和狂欢，成员打扮成修士、妓-女扮演修女的说法，大部分源于查理•约翰斯顿（Charles Johnsone）在1760年的小说《克利斯尔，一个几尼的奇遇》中虚构的一个俱乐部。&[1]
梅德门汉姆修道会在约翰•威尔克斯于其主编的期刊《北方英国人》（The North Briton&）中指责修道会成员诽谤之后，基本瓦解。约翰•威尔克斯的目标包括时任财政大臣的弗朗西斯•达什伍德，以及第一海务大臣桑威奇伯爵。威尔克斯因为威廉•贺加斯（Hogarth）版画中色迷迷的-yin-笑形象名垂青史。在独立战争前，他被视为英国和北美自由事业之友。在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就英国媒体自由的范围询问威尔克斯时，据传威尔克斯说：“不懂，我也在试图了解这个边界。”18世纪60年代初，威尔克斯在《北方英国人》中夸张地提出各种指控，包括王太后和首相即当时的比特伯爵有染、坎特伯雷大主教鸡--奸-以及格洛斯特主教的妻子曾为职业妓-女。乔治三世因此称其为“邪灵威尔克斯”。当《北方英国人》第45期称内阁为“专制主义和腐败”的工具，暗示国王在国会的讲话存在错误后，政府试图起诉并囚禁威尔克斯未果，随后的政府又试图取消其下院席位，但这些都只能增加威尔克斯的民望。&[2]
政府放弃起诉威尔克斯以后，桑威奇试图在上院通过宣读一首威尔克斯和托马斯•波特（Thomas Potter）的合作-yin-诗兼评论《论女性》，以此-羞-辱威尔克斯。这是一篇私下流传的作品，模仿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的作品《论男性》而作，内容旨在挖苦曾为波普的《论男性》撰写评论的格洛斯特主教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威尔克斯把主教的名字附在《论女性》的一条情色“解释”里。这是一种极度低级的做法。因为坊间广泛谣传波特曾勾引主教太太，两人育有一子。此外，作品内容极为亵渎，将圣三位一体称为“阳-具和睾丸”，并嘲笑英国教会。最终轰动全国的作品行文如下：
醒醒，范妮宝贝，抛开所有的不适
清晨将证明性的极致
生命除了死亡不过就是几次畅快的交-配……
利特尔顿男爵（Lord Lyttelton）曾请求桑威奇住口，其他贵族却高喊“继续、继续”。当时在座的沃伯顿主教在欢乐的气氛中否认自己参与创作，表示作品甚至让“地狱里最顽固的人”都听不下去。&[3]
这次揭发迫使威尔克斯逃往法国，但桑威奇也因被反对派指责出卖一位俱乐部会友兼私交的友人而失去人心。霍勒斯•沃波尔表示，桑威奇成为公德卫士令人觉得荒谬，“其伪善令最虚伪的循道宗教徒也无法容忍”。人们并不在意威尔克斯首先刺激桑威奇，称其“放荡”，也无所谓桑威奇作为北方部国务秘书，必须领导政府发动反击。上院事件发生后不久，约翰•盖伊的作品《乞丐歌剧》在柯芬园（Covent Garden）恢复上演。最后一幕，麦克希斯（Macheath）抱怨自己被观鸟者杰米背叛。霍勒斯•沃波尔形容观众“爆发出会心的掌声，观鸟者杰米的绰号也因此几乎取代了桑威奇的头衔”&[4]&。
桑威奇身材高挑，鹰钩鼻、长下巴，面部沧桑且“表情丰富”。他年轻时爱好运动，中年时外形魁梧。他身材瘦长，但步态轻佻，有如“左顾右盼地逛街”。他曾自嘲地谈到其法国舞蹈教练请求他“永远别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舞蹈老师是谁”。尽管样子不讨人喜欢，但其态度自然。私下场合中的桑威奇机智活泼，喜欢舞台、歌剧和音乐。他还是一位能干的古典学者，以丰富的东方学知识自负。年轻时，桑威奇还委托画家为自己作画，画面上他穿着具有东方异域风情的服饰，搭配头巾和华丽的丝质紧身连衣裤。他也是一位诗歌、音乐、语言、历史、天文、钱币学票友兼热心的运动员，有自己的赛艇，用于海上和泰晤士河竞速运动。桑威奇还热衷狩猎、网球、钓鱼、划船、撞柱游戏。作为板球运动的早期支持者，他于1751年成为老伊顿队的队长，第一首关于板球的诗，就是由作者詹姆斯•图雷向其敬献的。&[5]
桑威奇也是一个知识丰富的潮人，参加多个社会学和科学社团，包括皇家学会和领港协会十三主持会员（the Elder Brother of Trinity House）。出于对东方语言的兴趣，桑威奇协助建立皇家艺术学会（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并成为牛排尚品会所（Sublime Society of Beefsteak）的成员。该会所在柯芬园剧场顶楼的华丽餐室举办包括演唱会在内的庆典。俱乐部还以“牛肉与自由”为座右铭。桑威奇还与业余爱好者协会（Society of Dilettanti）成员分享自己的艺术和考古学兴趣。该协会于1732年成立，资助前往古典时代遗址的探险。1763年，协会代表桑威奇派遣探险队前往小亚细亚的吕底亚遗址。不过协会除了其学术追求，也以荒-yin-著称。另外，桑威奇在1776年还与威廉姆斯•韦恩（Williams Wynn）一起建立了古代音乐会社（Concert of Ancient Music），旨在保存从古至今的各种音乐，并特别强调保存1759年去世的乔治•弗雷德里克•韩德尔的作品。桑威奇的秘书兼韩德尔的首席口译员约拿•贝茨（Joah Bates）出任导演、指挥和风琴演奏员。&[6]
桑威奇来自亨廷顿郡的蒙塔古家族。悉尼•蒙塔古爵士（Sydney Montagu）于1627年向奥利弗•克伦威尔爵士（Oliver Cromwell）购买家族地产辛钦布鲁克府（Hinchingbrooke House），卖主就是名人克伦威尔的叔叔。桑威奇的曾祖父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指挥共和国时代的主力舰队，而后，因为支持君主制复辟，获封伯爵领。蒙塔古死于海上，结束了在查理二世的海军中杰出的军事生涯。桑威奇喜欢在辛钦布鲁克举办音乐会。从约1759年开始，他开始在该地举办定期音乐会，分别为夏季一周和圣诞节一周。音乐会的独奏部分通常由当代最杰出的的职业艺术家出演，并伴有午后茶会。节目通常包括韩德尔的清唱剧。和伯戈因一样，桑威奇排演著名演员大卫•加里克的舞台作品。桑威奇还喜欢招待宾客，其中包括奥迈（Omai），他是一个库克船长从奥大赫地（今大溪地）带回的波利尼西亚土著，曾在辛钦布鲁克府小住数周。&[7]
桑威奇的个人生活有点悲剧色彩。他生于伦敦，父亲去世时年仅4岁。母亲再嫁后，桑威奇与之疏远，后于7岁前往伊顿学院寄宿。10岁时，他继承外祖父的伯爵领，外祖父患有精神病。1741年19岁时桑威奇与在佛罗伦萨认识的洪恩•多萝西•费恩（Hon.Dorothy Fane）结婚。之后通过妻弟费恩，结交政治影响力巨大的贝德福特公爵。贝德福特公爵成为桑威奇的庇护人，并确保其出任第一海务大臣。但桑威奇的婚姻并不幸福。两人虽从未正式离婚，但在他妻子于1767年由法庭监护并被大法官法庭宣告患有疯癫之前，分居逾10年。&[8]
桑威奇未再婚，但公开结交1761年认识的情妇玛莎•雷（Martha Ray），玛莎时年16，而桑威奇当时43岁。玛莎•雷的父亲是伦敦克勒肯韦尔区（Clerkenwell）的一名衣帽商学徒兼斯特兰德紧身胸衣制造商。她黑发、红腮，眼带笑意，外表沉着，身高4英尺5英寸。桑威奇训练她成为淑女，陪他出席公开场合，扮演妻子的角色。他还为情妇支付学费，让前往法国学习语言和仪容。他还为之聘请家庭教师学习唱歌和弹奏羽管键琴，并让她在辛钦布鲁克的私人音乐会上演奏。两人一起在伦敦出席表演节目。玛莎还住进桑威奇在威斯敏斯特的海务大臣府，负责在晚宴上招待桑威奇的男性友人，包括海军军官、音乐家、植物学家以及各种作家，如作曲家查理•伯尼（Charles Burney）、诗人理查德•欧文•坎布里奇（Richard Owen Cambridge）。玛莎和桑威奇育有9名子女，两人共同度过19年，直到女方在1779年独立战争高峰期间离开剧场时，被一名烂醉的爱慕者激动地杀害。&[9]
桑威奇混乱的私生活与其职业性格迥异。他的经济地位源于公职收入。这导致他急于成功，并奉献于政治工作。出于责任感和智力天赋，桑威奇每天早起，并工作到深夜才吃饭。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三明治的名字就源于他的习惯。桑威奇习惯在饭点或者赌博的时候，拿着用两片面包夹着肉片制作的小吃。他宣称对只有一页的信息，将立即给予答复，但任何要求他看第二页的人就得“等我休息一下”。1763年成为第一海务大臣后，他每周与海军委员会（the Admiralty Board）的成员开4—6天的会，有时甚至包括周日。&[10]
桑威奇和表兄弟哈利法克斯一起就读剑桥圣三一学院时，他们是第一批公开抨击古典作者的贵族学生。在离开大学以后，桑威奇在选择毕业泛欧旅行时，展现了卓尔不群的独立意识和好奇心。他打破欧洲陆地旅行的传统，预定了一艘游艇，在地中海航行，造访了科西嘉、萨丁尼亚、西西里、塞-浦路斯、马耳他、希腊、土耳其和埃及。返程时他访问了马耳他、直布罗陀、米诺卡、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他去世后，详细记录观察结果的日记和笔记以《已故桑威奇伯爵1738—1739年环地中海航程》的名字出版。日记预示了他后来对科学调查和探险旅程的兴趣。他也因此于1749年首次在英国提出探险太平洋的建议，詹姆斯•库克船长为此将北太平洋的一处岛屿命名为桑威奇岛，向其致敬。&[11]
一
1771年1月出任第一海务大臣后，桑威奇也是诺思内阁最能干的成员。他在次年形容自己有如“一个行业老手，我也担心自己成为一个老头子，因为昨天已经是我的54岁生日”。他回忆，在37年国会生涯后，他已经是上院即使不是最老，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议员。桑威奇在26岁已经成为大臣，当时诺思伯爵还是伊顿公学的男孩，乔治•杰曼只是骑兵近卫军里的一介中级军官。1779年，他已经是国会中最后一名曾经在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政府里担任政务官的议员。他的政治经验包括外交经验，他曾作为英国代表，在布雷达参与为时两年、旨在结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的《亚眠条约》谈判。18世纪60年代，他还曾负责乔治•格伦维尔政府上台初期的外交政策。&[12]
桑威奇此前曾两度出任第一海务大臣，作为一名文官出掌传统上由海军司令负责的职务，这是不同寻常的。桑威奇的军事经验源于1745年苏格兰詹姆斯党人叛乱期间的服役经历。但他基于偏好出任海军职务，尽管工资因此下降，他还是为了担任第一海务大臣辞去国务秘书工作。对于一个经常抱怨手头紧的人而言，这不是件小事。在被任命为第一海务大臣后，桑威奇在给儿子的信中，表示不是自己巴结政府，相反政府“因为我要求改变部门，得感谢我”&[13]&。
作为第一海务大臣，桑威奇面临和平时期海军的常见问题。许多舰船脱离现役，大部分军官无所事事。纸面上的海军兵力难以反映现实。即便如此，18世纪的海军规模还在扩大，但是对于造船、修理和清洗船底具有关键作用的码头并未因应海军规模扩大而扩充。七年战争期间，舰队规模扩大65%，而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的码头从安娜女王（1702—1714年在位）时代起，基本没变。大部分码头位于南部而非面对大西洋的西岸。普利茅斯成为服务西半球舰队和北美舰队的唯一战略性港口。修造船的木料依赖进口，大多数舰船必须用未充分干燥、容易快速朽烂的“绿”木。码头缺乏熟练技工以及绳索、桅杆。当然，头号问题还是在国债高居不下时维持舰队的成本。&[14]
桑威奇清楚海军的问题，他毕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1744年12月，他曾在贝德福特公爵担任第一海务大臣期间是海务委员会成员。贝德福特将海军部的日常事务管理工作交由桑威奇和乔治•安森负责。乔治•安森被认为是18世纪最伟大的海军行政首脑。在其1751年6月结束的短暂任期里，桑威奇首次引入海军陆战队，并被视为皇家海军陆战队创始人。此外，他还开创了海务委员会成员亲自检查码头的先例，过去有关工作多被交给级别较低的海军委员会代劳。检查工作有助于激励码头工作。桑威奇还尝试根据生产力或“任务工作”向码头工人付酬的做法。当他于1763年返回海军部以后，首要任务设定为改善码头，但其影响力受限于任期短暂。桑威奇的经验导致其始终敏锐地看到建立长期建造和维护船舶计划的必要性。他理解短期内动员海军的难度，并为此鼓吹在和平时期保留大规模战备舰队。&[15]
1771年复任后，桑威奇继续其改革工作，执行18世纪历任第一海务大臣中最雄心勃勃的海军行政改革政策。他恢复了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务委员会亲自检查码头的制度，这一工作此前一度松懈了20年。现在，桑威奇和海务会议及负责舰队日常工作的主要部门海军会议成员一起开展视察。该制度创新旨在减少部门摩擦并改善合作。桑威奇与海军委员会密切合作。1778年7月，他任命查理•米德尔顿（Charles Middleton）出任审计官，这次任命成为英国海军史上最重要也最有天赋的行政官员崛起的开始。米德尔顿对桑威奇的能力尊重有加，直到特拉法尔加之战为止，他对海军影响深远。桑威奇尤其关注木料供应以及前任忽略的干燥木料储备。他还为此打破了这方面的垄断，之前是木材商卡特尔从波罗的海进口橡木并安排干燥木材储备。因此，在三年内，桑威奇得以成功建立木材库存。&[16]
桑威奇还致力于培养乔治三世对皇家海军的兴趣。再度出任海务大臣后不久，他立即邀请国王观看74门炮的格拉夫顿号（HMS Grafton）在德特福德（Deptford）的动工仪式。在桑威奇引导下，乔治三世成为自詹姆士二世以来，最了解海军的英国国王。1771—1774年，桑威奇开始向国王赠送在建、设计和计划中的战舰模型。模型被正式呈递，成为乔治三世的“海军藏品”。这种具有激励作用的举措，也增加了皇家海军的曝光率。&[17]
整个18世纪，英国致力于维持相当于法国和西班牙海军总和的两强海军。17世纪晚期，波旁家族继承西班牙王位，导致法西成为紧密的盟友以来，英国与两国始终存在战争阴影。1770年英国几乎与西班牙就福克兰群岛爆发战争时，皇家海军已经基本就位，其快速集结能力遏制了冲突走向爆发。这次成功也造成了对海军战备水平的错误信心。&[18]
二
在导致北美丢失的主要责任方面，桑威奇也是乔治•杰曼之下，反对派最喜欢攻击的目标。他被指忽视确保北美外海的海军优势，以及未能维持对敌联合兵力的均势。他还被指必须为敌私掠船活动及未能充分封锁北美负责。反对派还指责桑威奇在委任高级官员时，任人唯亲，导致庸才先后就职北美。
独立战争爆发前，桑威奇极力鼓吹应对北美殖民地采取高压政策。他始终坚信英国的未来在于投资殖民地和海上贸易而非军事介入欧洲。他反对在1748年的《亚眠条约》中向法国归还路易斯堡。他政治生涯的基础在于与加入诺思政府的贝尔福特公爵，及其所属议会派系结盟。这个被称为贝德福特集团的派系主张对殖民地采取强硬政策，其主张可能强化了诺思政府打击北美的决心。在加入诺思内阁前，桑威奇曾是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赞助人。詹姆斯经常以“老恶作剧者”和“反赛扬努斯”的化名撰文攻击美国。在1775年1月20日被本杰明•富兰克林称为“一份坏脾气的恶毒讲话”中，桑威奇反对上院接受查塔姆伯爵的和解动议。“并表示，必须以其应得的鄙视，立即拒绝（动议）。”他还表示，自己无法想象“这份在他看来更像出自美国人手笔的计划，竟然出自一位英国贵族”。而后，桑威奇转向正倚着上院观众席扶栏（间隔观众席与议场的扶手）的富兰克林，继续说：“他惊讶地看到眼前竟然就是起草它的人，这个国家已知最凶猛、恶毒的敌人。”&[1]&[19]
作为政府在上院最有力的发言人，桑威奇以措辞清晰、擅长把握主题、话风优雅、沉着面对攻击、擅长挖掘对手陈词的漏洞著称。在1775年3月16日讨论限制新英格兰贸易和渔业权的辩论中，桑威奇对北美无法征服的看法做出著名的反驳，他在谈话中引用大陆军在路易斯堡围攻战中的怯懦事例说：“就算殖民地人员充足又怎样？他们是粗野、没纪律的胆小鬼。我希望在战场上，这些勇敢的人不是四五万人，而是至少20万人，越多越容易征服，如果他们不逃跑，就会因为饥饿屈服。”法案意在做出暂时惩戒，但桑威奇希望法案的惩罚能长期化，尽管这对新英格兰的经济存在负面影响。&[20]
就在同一场鄙薄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战斗力辩论中，桑威奇还挑战内阁同僚萨福克伯爵。桑威奇的讲话导致16名贵族在上院日常议程记录的刊物上正式表达抗议，大意是其干预无关痛痒，而且贬低上院。桑威奇不为所动，年内晚些时候，他重提老话，表示吹捧殖民地的反抗力量只能“加速他们的失败”。1775年10月，他表示：“自从我了解国会以来，国家比以往任何重大时刻，似乎更加团结地对抗北美人。”在1776年11月一次经常被引用的讲话中，桑威奇宣称“大炮的巨响”将吓得叛乱者“拼了命地逃跑”。他的观点成为讽刺的对象。&[21]
诺思的预算限制影响了桑威奇的舰队扩建计划。近在1772年，诺思曾希望和平时期的舰队规模从20艘降低到16艘，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更少。诺思为此宣称：“我从未见到比现在更和平的时期。”就在1774年3月，英国立法惩戒马萨诸塞-时，诺思制定了海军削减计划，迫使桑威奇在1775年9月时必须把舰队吨位从8114吨削减至7543吨。造船人员对于保养、修理和建造战舰具有关键作用，但其人员编制水平从未恢复到应有水平，直到1778年英法战争爆发。桑威奇最终恢复了根据工人完成任务的进度而非工时付款的便宜之计。该制度在伍尔维奇得到采纳，但在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遭到抵制。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前夜，新制度引发了多次罢工，影响了英国两个最大海军码头的员工士气。政府随即解雇129名造船工人作为惩罚，随后又被迫召回大部分罢工者，并暂缓执行上述制度。1774年12月通过《强制法案》后，诺思继续削减海军，解雇4000名水手，此举反映了他对在北美取得速胜的信心。海军预算估计1775年只需要18 000名水手，1776年21 000人，1777年45 000人，并未考虑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诺思担心维持大规模海军的高税率将开罪支持战争的选民。&[22]
桑威奇坚持扩大海军，但再度受到诺思阻挠。诺思不仅担心财务，也顾虑大型舰队可能导致与法国和西班牙爆发战争。桑威奇持异议，认为大型舰队有助于先行做好与波旁家族开战的准备。1776年夏季，传来法国恢复海军建设的情报，局势更加紧张。6月，桑威奇获准增加码头工人报酬，并新增12艘战舰。他于夏季重申之前提出的要求。10月23日，桑威奇向国王递交备忘录，建议实施战时动员。政府最终决定要求34艘战舰进入进驻英吉利海峡的战备状态，并下令全面强制征募水手。根据这一制度，抓丁部队将强制要求人员参加海军。内阁做出决定当晚，抓丁部队随即出动。12月，政府挫败了一次海军码头破坏计划。主谋詹姆斯•艾特肯（James Aitken）出于政治动机，计划在英格兰南部全境纵火。艾特肯以“油漆匠约翰”（John the Painter）著称，是北美叛乱的同情者。他后来被绞死，遗体悬挂在斯皮特黑德水域上方一座50英尺的高绞架上。但在1778年1月，与法国开战前夜，海军并未实现全面动员。桑威奇同时表示，他担心措施滞后的后果，并指责政府将要负主要责任。&[23]
1778年以后，随着法国加入独立战争，战舰短缺的问题日益尖锐。桑威奇最终获得他在1776年谋求的许可，全面动员海军，其随后的行动速度足以媲美七年战争。他已经准备了重组的木材及其他造舰材料储备，修造一艘舰船的速度因此与七年战争时差不多。桑威奇的对手继续指责他玩忽职守和腐败。1779年，桑威奇做出反击，表示自己继承了一支“状态极度凄惨”的舰队，“舰船朽坏，无法服役，仓库空虚，海军部门士气普遍低落”。他进而表示，自己将战列舰的数量从36艘增加至90艘，在役总舰船数达到314艘，海军规模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24]
尽管造船能力提高，但由于码头能力限制、熟练技工不足及缺乏政府资金支持，导致桑威奇无法实现更高的造船率。此外还有周期性的船舶朽坏问题，每艘战舰只有约11—16年的服役周期。他的前任致力于修理和重建战舰，但这只能让该报废的成舰再延长服务年限。海军因此经常在账面上保留已经朽坏的战舰，因为修理资金比造舰资金容易获取。桑威奇的工作看似玩忽职守，因为舰队规模一度确实缩小，而战争期间的舰队扩充似乎又不足以反映已经投入海军的经费规模。桑威奇由于没有公开承认上述问题，加上提供关于舰队实际规模的误导信息，导致自己成为受怀疑的替罪羊。他以国家安全为由为其举措辩护，但他不够坦诚，导致人们误认为他是欲盖弥彰。&[25]
此前的大臣也提供仅仅属于估算的预算，并且罗列某些实际上从未执行的项目。这种做法给海军提供了操作空间，因为很难就此预测恢复具体战舰所需的工作量，而且码头也必须在战争期间改变其工作优先次序。模糊的估计也有助于防止敌国了解英国海军的情况。使用不同预算通常有助于隐瞒海军的实际成本，简化拨款表决。桑威奇并未试图从海军合同及开支中获益，他提交的预算也符合前任的传统。1778年在下院，暴怒的埃德蒙•伯克将海军预算扔向政府席位的前排，宣称文件纯属捏造，并表示政府“为了从未动用的拨款”向议员提交了“一份精确到最后0.25便士的镀金预算册”，极为鄙视下院。伯克的愤怒源于估算清单里包括从未动工的战舰建造项目。桑威奇被认为不称职，因为反对派开始要求更详细的说明，预算必须展示全部成本和具体的项目列举。出于对政府的猜忌以及战争造成的巨额成本，海军预算面临更为严苛的审查。&[26]
海军码头的建造项目只能维持一支60艘战列舰组成的舰队。每艘战列舰需要6.25年建造完成。1770—1777年，海军建造了22艘战列舰，但拆除了另外21艘无法修理的战列舰。建造项目因此仅限于取代现有舰船而非扩大舰队。1777—1782年，造舰速度略微提高到5.6年，但即便这种产量水平也只能在向私营船厂外包造舰合同的情况下实现，成本也因此上升。1771—1775年，桑威奇共将半数战列舰外包给私人船厂，若非如此，海军规模将缩减。他也因此在其内阁同僚反对更加宏伟的造舰项目，以及海军全面动员倡议时，面临巨大障碍。&[27]
桑威奇还必须为舰队及码头人员配备问题进行斗争。一艘74门炮战舰需要600人负责驾驶和操炮，此外人员损耗惊人，每年单舰损失半数成员。半数舰员来自抓丁队这种不受欢迎的临时手段，另外政府也动用奖金作为诱惑。当政府最终于1777年8月同意全面动员后，大部分人力已经投入北美地区的战舰和运输舰。1779年国会表决为海军提供的70 000人中，55 906人存在疾病、死亡、失踪等各种问题。海峡舰队受疾病影响尤其严重。1779年约翰•拜伦海军中将曾经将两个步兵团总数1000人编入舰队，填补圣卢西亚舰队的人员缺口。上舰的步兵团是陆军的精锐部队，亨利•克林顿曾经希望这两个团能返回北美。剩下的步兵被分配到各岛填补海防力量空缺。1781年，海军雇佣约105 000人。1776—1782年，在桑威奇亲自领导下，海军陆战队兵力从10 129人增加到15 291人。独立战争期间，约23万—25万人服务于本土及海外皇家海军。&[28]
桑威奇还必须在国会应付海军状态的批评者，尽管他个人对战略持保留态度，但其积极推动同僚支持战争初期更具扩张性的舰队扩编计划。桑威奇经常提醒反对派，其决策获得内阁的参与和支持，而非独断。桑威奇的言论极为重要，因为他的讲话首次阐述了内阁在制定政府政策时的集体责任这一宪法理论议题。
三
桑威奇还必须面对陆军面对的兵力不足问题。早在1778年法国参战前，皇家海军的规模已无力满足需要，其兵力无法同时满足封锁北美东岸和支援北美英国陆军两项工作。鉴于大陆军依靠欧洲进口的弹药和补给，封锁工作极为重要。此外，海军也无力阻止叛军的私掠船活动。私掠船在加勒比、北美东岸和英国海峡水域极为活跃，频繁蹂躏英国的商船。海军能力不足源于政府无意为桑威奇在独立战争初期全面动员的要求拨款。&[29]
战争初期，海军中将奥古斯塔斯•凯佩尔形容海军“不足以应付战争，和平时期又规模过大”。1774年，海军司令萨缪尔•格拉夫只有26艘战舰支持陆军行动和封锁北美东岸全线。这一数量仅为海军部的休•帕利泽（Hugh Palliser）认为的必要数量的一半不到。帕里泽认为，仅协助陆军和封锁波士顿，就需要22艘战舰。1775年，本土政府未能有效增援海军。英国政府并未考虑舰队的其他工作，包括为殖民地官员庇护，以及为陆军提供补给。返回伦敦后，格拉夫寻求组织军事法庭，为其洗脱放纵叛军贸易的指责。暂代格拉夫指挥的詹姆斯•甘比尔海军少将（James Gambier）就指挥所面临的尴尬总结称这是“困难中的选择，缺乏手段”。在短暂指挥北美分舰队期间，海军司令莫利纽克斯•舒尔德姆（Molyneux Shuldham）在1776年7月，只能派遣不到17艘战舰巡航北美沿岸。其48艘舰船的其他部分将用于支援陆军，其中部分只是武装双桅船。&[30]
1776—1778年，理查德•豪优先照顾兄弟（威廉•豪）及其部队，但代价是放弃了阻止叛军进口武器和压制私掠船活动的工作。1776年，虽然有更多战舰从英国抵达北美，理查德•豪仍然缺乏足够的战舰同时支援陆军和强化封锁。与格拉夫和舒尔德姆不同，理查德•豪并未获得“优先”实施封锁的指令。1776—1777年冬季，南部各州和新英格兰的港口及贸易基本不受限制。当理查德•豪最终于1776年12月解除部分战舰的陆军支援任务后，随即对巴扎德湾（Buzzard Bay）至切萨皮克湾水域实施了相对成功的封锁。1778年9月卸任时，理查德•豪就北美分舰队92艘战舰的现状撰写了一份刻薄的报告。内容表示，13艘战列舰中只有1艘，39艘护卫舰中只有7艘“适航”。其舰队大部分由皇家海军的中程巡航舰船组成。这类小型护卫舰最适合追杀灵活的私掠船，但它们进驻北美也妨碍其为保护欧洲水域的英国商船发挥作用。&[31]
英属北美殖民地具有航海传统。独立战争前，其造船厂产量占英国商船队总量的1/5。大陆会议在与法国结盟前，就已经建立了一支小而精的大陆海军，在伊塞-克•霍普金斯（Esek Hopkins）指挥下成功袭击了巴哈马的新普罗维登斯（今拿骚）。行动以首次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著称。此外还有美国海军最著名的指挥官、“好人理查德号”（Bonhomme Richard）舰长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在场。苏格兰裔的琼斯于1776年加入大陆海军时29岁。他凭借丰富的航海经验，曾经供职于加勒比水域的贩奴船和商船。在无数次冒险中，琼斯于1778年4月成功袭击怀特黑文（Whithaven）和塞-尔扣克伯爵（Earl of SelKirk）的住所。这成为1667年荷兰人焚毁希尔内斯（Sheerness）以来，英国本土市镇首次遭遇外国袭击。1779年9月，琼斯俘获英国海军船舶塞-拉皮斯号（Serapis）。
弗吉尼亚等州也都组建了自己的小型舰队。不过，英国的主要威胁来自私掠船。它们像陆地上的民兵一样，发动海上游击。私掠船通常来自试图通过俘获物捞一票的武装商船。随着大陆会议至1781年为止发放556份私掠船许可证，这类船舶数量剧增。各州也纷纷授权私掠船活动。这类行动为私掠船的赞助人和参加分配战利品的船员带来巨大利润。来自费城的爱尔兰裔船长古斯塔夫斯•科宁厄姆（Gustavus Conynyham）指挥魅力佩吉号（Charming Peggy）和复仇号（Revenge）周游北海、地中海、爱尔兰海、英吉利海峡和加勒比海。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俘获了16艘英国船舶，并成功袭击了爱尔兰和苏格兰沿岸。在欧洲港口寻求庇护期间，他还导致英国与荷兰、法国及西班牙关系紧张。1777年末，英国海军部仅为追杀科宁厄姆就派出了28艘战舰。1779年5月，英国终于在纽约外海逮捕科宁厄姆。英国人极为厌恶“敦刻尔克海盗”，将科宁厄姆押赴英格兰囚禁。但他还是在第三次逃跑时成功，并为约翰•保罗•琼斯效力。后来再度被俘，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沦为阶下囚。1776—1777年，私掠船捕获了350艘英国船舶。他们的行动分散了皇家海军资源，导致贸易中断、保险费率上升。&[32]
在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商人及种植园主会社的强烈游说下，桑威奇被迫通过提供海军保护以及商船护航应对私掠船。早在1775年8月，商船就获得自行武装自卫许可。1776年7月，海军为爱尔兰海的亚麻贸易提供护航。8月和10月，海军又先后为回国的西印度商船和大西洋地区的东印度商船提供护航。至1777年1月，海军已经为大西洋、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洋和加勒比海几乎全部的贸易分支建立了护航制度。护航制度为前往里斯本、波尔图（Oporto）、直布罗陀、巴斯特尔（圣基斯）、金斯顿（牙买加）、纽约、纽波特及其他地区的航运提供保护。商船的承包人因此经常要求商船出行时获得护航，并为守规则的投保人降低保险费。但是海军也面临掣肘，无法报复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等为私掠船提供庇护，并供应北美叛军的中立强国。&[33]
桑威奇就如何分配有限的海军兵力与内阁同僚存在分歧。他总是倾向处理英国的欧洲威胁而非北美战争。由于必须关注英国防务，桑威奇坚持强调在欧洲水域集中海军兵力，准备与法国和西班牙的冲突。这是一种源于此前战争的经验。在过去的战争中，英国通过警戒西部通道（the Western Approaches）&[2]&和比斯开湾，有效遏制了法国舰队。这不仅是一个防御战略，也包括对法国在地中海沿岸的土伦基地和大西洋的布列斯特基地实施松散封锁。但是，诺思及其他内阁成员将赌注压在北美战争将在法国宣战前结束。&[34]
桑威奇早在1777年就曾抵制理查德•豪提出的增援北美要求，条件是必须在同等数量的战舰取代调离英国本土的战舰之后。但内阁推翻其决策，支持理查德•豪，希望能在法国和西班牙介入前镇压北美叛乱。当年年初，诺思指令皇家海军250艘战舰中的80艘、60 000人中的15 000人出动。北美舰队几乎占用了皇家海军的全部巡航舰艇，但仍然无法应付突然增加的私掠活动，同时支援陆军的北美行动。&[35]
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战败的消息抵达英格兰后，桑威奇撰写备忘录，建议彻底改变战略。在1777年12月8日的辩论中，桑威奇的《涉及北美战争的文件》批评海军在北美从属于陆军的做法。他认为，强调优先支援陆军葬送海上封锁行动及保卫国内贸易，抵御私掠船的工作，也因此导致叛军能够从欧洲获得补给。他建议，至少应在东岸确保三个港口作为海军基地，同时袭击叛军港口。面对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英国在加勒比海、地中海和东印度的属地局势危殆，舰队的数量不足以逐个保卫殖民地。他因此主张在每个殖民地充分部署卫戍部队。该备忘录与桑威奇此前的诉求一致——与英国“宿敌”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在所难免。&[36]
桑威奇采用过往战争的战略，倾向于在欧洲而非北美集中舰队，借此迫使波旁王朝将舰队主力留驻欧洲。他同时面临敌舰队动向不明的影响，情报无法显示敌舰究竟将前往地中海、东印度还是北美。在欧洲水域，皇家海军具有监控所有敌方重要港口、追击敌方舰队至海外的优势，尽管因此也存在敌方舰队可能逃脱，进而在英国的增援远征抵达之前，在北美对英国发动决定性打击的风险。由于桑威奇必须进行全球思维，并关注北美以外更广阔的战场，其思维重点势必与乔治•杰曼等负责北美战争的人员冲突。杰曼认为桑威奇过于关注国内安全且谨小慎微。1780年，杰曼为此表示：“我认为国内不必大惊小怪，但是桑威奇大人不愿意国家面对任何风险。我因此担心我们在海外的运气不佳。”两人对于优先事项和现实认识的分歧因此表现为加勒比和北美战场上，海陆军指挥官的一系列激烈争吵。&[37]
四
当独立战争升级、法国和西班牙先后于1778年和1779年卷入后，皇家海军的兵力已经由于增援镇压叛乱工作捉襟见肘，现在又必须面对两个敌对海军强国的联合力量。和早前的战争不同，英国在欧洲没有盟友。其次，法国和西班牙从1763年开始启动造舰计划。两国联合舰队相当于英国的两倍。至1775年，联合舰队总数超过英国25%，至1780年，总兵力增加44%。由于没有卷入欧洲的地面战争，法国和西班牙还能够继续将主要资源投入造舰。和七年战争相比，西班牙与法国结盟的时间更早。而英国方面，由于没有类似普鲁士一类的盟友在欧洲牵制敌人，英国现在只能自行为了生存而战，1778夏季至1781年两度面临入侵威胁。&[38]
1778年与法国的战争爆发后，桑威奇成为最悲观的内阁成员，他主张撤离北美，表示无法继续在当地的战争，但其观点再次被内阁同僚否决。乔治•杰曼希望在法国舰队抵达前，派遣一支舰队增援北美的理查德•豪以及萨缪尔•巴林顿（Samuel Barrington）指挥的背风群岛分舰队，否则英国舰队将在北美和加勒比面对敌军优势兵力。但桑威奇极力反对在法国舰队出击前派遣舰队。分歧因此导致决策难以出台，并且因为诺思的犹豫而使这一情况加剧。杰曼最终胜利，但结果却暴露了海军规模不足。
1778年，桑威奇的困境和海军的弱点在北美和欧洲暴露无遗。内阁指令桑威奇派遣拜伦海军中将指挥的分舰队在德斯坦指挥的法国舰队之前前往北美。被称为“坏天气杰克”（Foul Weather Jack）的拜伦中将就是诗人拜伦的祖父，曾以探险南海著称。桑威奇反对派遣过多舰艇出国。他试图驳回命令，但反对舰队在海外过冬未果。法国舰队云集海峡水域证实了他的迟疑。法国的佯动的确扰乱了英国对于德斯坦最终去向的判断。在德斯坦离开直布罗陀水域之前，桑威奇拒绝指令拜伦起航，甚至拒绝派遣一艘护卫舰运送急件，就拜伦离英通知北美指挥官。有关信息因此只能通过定期客船运送，三个月以后才抵达北美。在前往北美的航行中，拜伦所部13艘战列舰被风暴吹散，部分兵力被迫返欧，其他舰艇漂向北美各个港口，德斯坦的行动因此遥遥领先。[39]
由于拜伦缺席，德斯坦的优势舰队对北美和加勒比海形成重大威胁。法军甚至可能先行击败英国军队，目标可能是纽约和罗德岛的威廉•豪，从费城撤往纽约的克林顿，悄然从纽约出航前往加勒比、前往攻击圣卢西亚且航线与德斯坦平行的英国运兵舰。结果，豪侥幸逃过劫难，克林顿幸运地从费城撤回纽约，英国运输舰也很走运，没有碰上德斯坦。法军离开波士顿5周以后，拜伦也由于所部战舰急需在纽波特接受检修，无法追击法国舰队。在加勒比，英国人在德斯坦舰队出现前24小时占领了圣卢西亚。当时，法国舰队对萨缪尔•巴林顿爵士指挥的背风群岛舰队拥有数量优势。尽管英国损失了多米尼加岛，但拜伦及时赶到挽救了圣卢西亚岛。&[40]
尽管拜伦的航行挽救了北美和加勒比英国海军，但对欧洲的海军局势造成负面影响，引发了一场差点让桑威奇倒台的政治危机。为了增援北美，桑威奇被迫削弱保卫本土的海峡舰队，将其11艘战舰调拨给拜伦。海峡舰队的指挥官是桑威奇任命的海军中将奥古斯塔斯•凯佩尔，一位50岁的单身汉。他也是除了理查德•豪之外，唯一拥有分舰队指挥经验的海军司令。这一经验来自七年战争。但是，凯佩尔属于反对派，并曾拒绝在北美服役。他的兄弟埃克塞-特主教去世时甚至感谢上帝，自己没有投票支持在北美流血。凯佩尔的表亲里奇蒙德公爵则是上院反对北美战争派系的领导。里奇蒙德曾警告凯佩尔警惕桑威奇。他可能在欧洲出现任何海军挫折的情况下，让凯佩尔成为替罪羊。因此，在接受海峡舰队指挥官任命时，凯佩尔要求国王列席旁证，并提出条件，只接受他认为适航的战舰。这项条件预示了凯佩尔与桑威奇后来的积怨。1778年3月，凯佩尔抵达朴次茅斯接任海峡舰队司令时，部分战舰被拆卸用于配备拜伦舰队。甚至分舰队启程前往北美时，凯佩尔才发现全海峡舰队只有“6艘战舰水手看着顺眼”&[41]&。
由于舰队中部分“最好的战舰”被调拨给拜伦，凯佩尔担心如果法国的布列斯特和土伦舰队联合控制海峡，其舰队难以保卫国家抵御入侵。同时，诺曼底沿岸法国陆军突然不知去向佐证了凯佩尔的顾虑。由于北美损失的战舰，凯佩尔无意暴露海峡舰队，舰队巡航海峡也仅限于两周就必须返回朴次茅斯。凯佩尔致信桑威奇表示，每当虑及舰队战败的致命后果，尤其是“数量严重不足时……我就不敢拿国家冒险”。1778年7月23日，在二次出航时，凯佩尔在法国外海与法国舰队发生了非决定性交战，史称阿申特之战。战斗引起对凯佩尔的指责，并导致组织军事法庭以及海峡舰队内部的政治分歧。这次战斗错失了击败法国、确保英国集中海军力量于北美的机会。&[42]
在凯佩尔指挥海峡舰队第三度巡航海峡无果后，反对派报纸上出现了一篇匿名文章，指责休•帕利泽应当为阿申特之战不了了之负责。由于战舰在战斗中受重创，帕里泽无法执行再度发动进攻的命令。作为桑威奇的关系户，帕里泽代表凭借个人才能获得晋升的职业军官阶层。对比贵族背景的凯佩尔，帕里泽出身寒微，靠自己的实力成为准男爵兼海军少将。他还曾出任审计官兼次席海务大臣。乔治三世认为，帕里泽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中将一事是“现在爆发的矛盾的真正起源”。因为他的晋升速度超过了理查德•豪和凯佩尔等其他高级海军将领。他的晋升引起众多的争议，反对不仅来自凯佩尔。在对帕里泽的抵制中，凯佩尔多次致信桑威奇抱怨，并阴郁地说：“走着瞧。”报纸上发表匿名文章指控帕里泽无视配合司令组建战列的命令，导致凯佩尔无法再度攻击法国舰队。&[43]
尽管凯佩尔从未在官方表态中批评帕里泽，但他并未否认或者驳斥报纸文章的指责。在下院辩论中与帕里泽对峙时，凯佩尔对否认或者肯定报纸所指控的操作失误态度迟疑。帕里泽随后不仅没有要求组织军事法庭为自己正名，反而出版了自己对战斗的描述，并要求军法审判凯佩尔，局势继续恶化。这是一次导致个人荣誉之争升级成为政治风暴的冲动决定。帕里泽宣称凯佩尔应当为其座舰无法参与行动负责，因为凯佩尔并未组成合适的战列，随后在战斗中袖手旁观，未对帕里泽施以援手。霍勒斯•沃波尔在审视反对派的观点时认为，帕里泽“不过就是桑威奇大人的工具”。桑威奇打算-羞-辱凯佩尔。&[44]
五
1779年1月起，军事法庭对凯佩尔的审判成为反对派攻击政府的著名诉讼案件。此时人们依旧记得导致约翰•宾被处决的不公军事审判。这成为反对派的工具，他们指责政府把指挥官作为政策失误的替罪羊。审判前夜，英国报纸出版了一份由12名海军将领签字的致国王声明，谴责军事审判。在这些作者中，最高海军上将（Lord High Admiral）爱德华•霍克表示：“宁愿立即砍掉自己的手也不会成为审判中的帮凶。”豪兄弟和约翰•伯戈因也于同时呼吁启动军事法庭或者国会调查，为自己在萨拉托加战败中的角色正名。&[45]
根据国会的特别令，法庭以凯佩尔身\_体不适为由，在陆地而非舰上开庭。开庭地点极为有利于反对派，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云集在朴次茅斯审判地，包括查理•詹姆斯•福克斯、里奇蒙德公爵、谢尔本伯爵、坎伯兰公爵、格兰比侯爵、罗金厄姆侯爵和埃德蒙•伯克。审判历时5周，法庭成了凯佩尔一方的舞台，他的朋友们为有利于司令的证据欢呼，为有利于帕里泽的证据喝倒彩。公众兴趣十分浓厚，多份报纸为此刊印了法庭简图。最终判决宣告凯佩尔无罪，这是法官全体一致的决定。判决认为最初的指控“毫无依据的恶毒”，实际上等于谴责帕里泽。但帕里泽后来在另一个作为被告的军法审判中也获判无罪。凯佩尔案的结果毫无悬念，以至于咖啡馆的赌注登记人拒绝接受败诉下注。这天也成为北美战争反对派的节日。&[46]
1779年2月11日，各地于判决公布同一时间发生骚乱和庆祝。在朴次茅斯，凯佩尔领导了一次游行，打头的是其座舰的模型，2000名造船工人和绳工随行。还有1万名围观群众。凯佩尔的支持者身披蓝色绶带，上面镶有由金色的字母拼写的凯佩尔名字。乐队弹奏《看，英雄的征服者回归》（See, the Conquering Hero Comes&）。在巴斯，人们装饰皇家新月楼（the Royal Crescent）。在达特茅斯，人们购买1万码蓝色绶带用于制作帽徽和装饰品。在纽卡斯尔，人们焚烧象征杰曼和桑威奇的人像，咒骂两人为“北美战争的始作俑者”。伦敦爆发的暴乱持续了3天。暴徒叫嚣房屋要装饰庆祝，否则会被抢劫。帕里泽在其伦敦贝尔梅尔街官邸被抢劫后被迫藏匿。他的家居被拖到圣詹姆斯广场烧毁，暴徒还于塔山（Tower Hill）焚烧其人像。另外，暴徒还毁坏了桑威奇在海军部的官邸，拆除大门、砸毁窗户。惊魂未定的桑威奇带着情妇玛莎•雷从花园逃跑，躲到骑兵禁卫军营。同时，乔治•杰曼、萨缪尔•胡德上校（后来晋升少将）、利尔伯恩大人（Lilburne）康斯坦丁•约翰•菲普斯（Constantine John Phipps）及马尔格雷夫大人官邸的窗户也遭光顾。暴徒们向这些官邸投掷焰火和鞭炮，反对派领袖们的仆人则开枪还击。首相府因为军队介入以及出台《暴乱法案》（the Riot Act）得以幸免。和在1780年戈登暴乱中一样，诺思在暴乱中躲到唐宁街官邸屋顶。&[47]
据霍勒斯•沃波尔披露，反对派领导人煽动暴徒。沃波尔曾描述，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德比伯爵和他的弟弟斯坦利少校以及其他几名年轻贵族在伦敦的奥尔马克俱乐部（Almack's club）通宵聚饮。凌晨3点，他们加入街上的人群，并与刚刚参加打砸窗户的安克斯特公爵（Duke of Ancaster）碰头。在发现暴徒集结于帕里泽官邸后，年轻的贵族们喊道：“你们干吗不去砸乔治•杰曼大人的窗户？”他也住在贝尔梅尔街。“无知透顶”的暴徒反问谁是杰曼，然后出发去砸窗户。次日夜晚，桑威奇谢绝了赫特福特和西班牙大使的晚餐邀请，表示只有白天出行才能确保安全。夜晚他“可能遭遇冒犯和虐待”。一个月以后的夜晚，街上依旧可见暴徒的身影。他们在海军部桑威奇公寓的后窗下，对着桑威奇和玛莎•雷弹奏反政府的歌曲。尽管城里局势动荡，但凯佩尔得到上下院的表决致谢，同时获得伦敦、约克、都柏林、诺里奇和伦敦德里敬献自由标志的荣誉。&[48]
桑威奇日益被政府视为负担。乔治三世和诺思准备让理查德•豪取代他的职务。但是与理查德•豪的谈判由于他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而作罢。理查德•豪要求同时撤换杰曼。1779年3月，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在下院动议调查桑威奇。据沃波尔描述，桑威奇由于他的生命和荣誉面临威胁而极度恐惧，甚至为此请求内阁成员参与辩论。在上院，博尔顿公爵（duke of Bolton）甚至指责大海里除了舰队什么都有。&[49]
1779年4月7日夜晚，继凯佩尔审判带来的政治打击之后，桑威奇再度遭遇个人悲剧。玛莎•雷在柯芬园剧场被谋杀。当晚她去参加一场为另一名女演员举办的义演。在准备返回自己的马车时，一名狂热的仰慕者冲上前用枪击中她的头部，然后举枪自戕未遂。凶手名为詹姆斯•哈克曼（James Hackman），一名被任命为牧师的前军人。随后他被以谋杀罪绞死。谋杀的故事后来被添枝加叶。谋杀前，桑威奇和玛莎•雷已经出现不和。桑威奇指责她作风奢侈，而玛莎•雷则埋怨桑威奇无法供养她和孩子。她还为自己被排斥在已婚妇女社交圈外感到不满。1772年，桑威奇在婚生儿子和儿媳妇造访前打发玛莎•雷外出，导致玛莎威胁离开。她经常称桑威奇为“大人”，并自称“最仰慕的雷小姐”。玛莎•雷去世时34岁，桑威奇时年60。在一个名为詹姆斯的黑人仆役向其传达玛莎•雷的死讯后，桑威奇抓住一根蜡烛，奔上楼梯，痛苦地表示：“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除了这件事，我能忍受一切。”后来，在一次官邸聚会上，一位客人无意中唱起了玛莎•雷喜欢的曲目《牧羊人，我失去所爱》（“Shepherds I have lost my Love”），桑威奇中途离开。&[50]
桑威奇还在为玛莎•雷遇害茫然不知所措之际，反对派在国会对他的攻击已经升级。1779年4月19日，福克斯在下院动议免除桑威奇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当月末，布里斯托伯爵在上院提出类似动议。在成为上院议员之前，布里斯托伯爵曾经是桑威奇的盟友，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海军军官，但失望地未能晋升将旗军级（flag rank）&[3]&并成为第二海务大臣。理查德•豪也加入国会反对派针对桑威奇的行动。反对派认为桑威奇的罪名包括：错误提供适航战舰数量信息；导致法国土伦分舰队出逃而英军未加追击；派遣凯佩尔率领弱势舰队迎敌以及试图让指挥官成为替罪羊。反对派试图将辩论升级为犯罪指控，并要求把凯佩尔对问题的答复作为证据。动议遭到诺思反对。辩论在喧嚣中结束，并且一度由于场面混乱导致工作人员无法计票。反对派在下院的动议最终以118∶221票失败。&[51]
1779年夏季，海军兵力缺口再次由于入侵恐惧而凸显。6月，西班牙参战并与法国结盟。两国联合舰队兵力超过英国舰队。7月底，敌方联合舰队从西班牙北部的科伦纳（Corunna）起航前往英国。在诺曼底—布列塔尼沿线的勒阿弗尔和圣梅洛（St Malo），后来在约克镇与华盛顿并肩作战的罗尚博伯爵率领一支31 000人的法军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在离开美国时，德拉菲德侯爵被任命为罗尚博的助手，负责监督勒阿弗尔的补给征集工作。在被内阁同僚质问敌军为何拥有优势时，桑威奇答复：“目前为止，英国从未与一个完全团结、海军兵力集中、没有其他战争或者目标分散或牵制其注意力和资源的波旁王朝作战过。”同时，英国还有一场北美战争牵制其财政和大批部队。英国没有朋友或者盟友，其他国家都在支援敌人。桑威奇忍不住提醒其同僚，提前准备，比如根据他的建议动手，有可能扭转这场灾难。&[52]
1779年8月16日，敌方联合舰队进驻海峡的消息抵达伦敦。舰队的66艘西班牙战舰由法国海军司令路易•德奥维利耶（Louis d' Orvilliers）指挥，对英国舰队达到2∶1的数量优势。远征军计划运送法军登陆怀特岛，而后占领戈斯波特作为进攻朴次茅斯的前奏。进攻计划还包括打击爱尔兰科克港（Cork）的陆军补给站。在逼退海峡英国舰队以后，奥维利耶封锁朴次茅斯三天。危机促使英国国会通过法案动员全国民兵，同时下令马匹撤离海岸，并移除沿海的航行辅助设施。在普利茅斯，敌舰队进入视野后，指挥官和卫戍部队一度出现骚动。全国性恐慌持续至月底。法国的入侵计划最终失败，但并非源于英国的防务政策奏效，而是因为风暴、补给缺乏以及船员染病迫使奥维利耶返回布列斯特。&[53]
同时，德斯坦也在计划征服英属加勒比。就在拜伦护送夏季返回本土的西印度船队之际，德斯坦于6月19日占领圣文森特，7月3—4日占领格林纳达。由于德斯坦在加勒比趋于活跃，桑威奇除了牺牲牙买加增援背风群岛外，选择余地不大。他写道：“我承认我说话的时候发抖，因为我看到岛屿被围，却无法给予有效援助。”德斯坦还得到德拉莫特•皮凯准将（Commodore de la Motte-Picquet）的增援，法国海军因此拥有在加勒比水域的数量优势。此后，德斯坦与拜伦进行了一场非决定性海战，造成英军183死340伤。拜伦舰队在战斗中遭遇严重的桅杆和索具损伤。战斗也打开了德斯坦攻击加勒比水域英国残余殖民地的通道。1779年9月，德斯坦对牙买加的威胁迫使康华里从纽约派遣4000人协防牙买加。但德斯坦最终选择攻击萨凡纳和佐治亚的英国卫戍部队。英国在北美的弱势兵力也成为亨利•克林顿至12月为止未能在纽约地区采取关键行动的因素。尽管德斯坦占领萨凡纳未遂，但攻击迫使克林顿停止向佐治亚增兵并弃守纽波特。[54]
帕里泽和凯佩尔的纠纷导致海峡舰队既有的政治摩擦恶化。海军军官日益分裂为“蒙塔古”和“凯普莱特”（Capulets）两个阵营。但是，这一影响主要局限于本土舰队。尽管罗德尼的确宣称对抗已经波及背风群岛分舰队，但他的说法只是为1780年未能击败德吉尚提供的各种解释之一。对抗并未影响北美分舰队，在这里，“凯佩尔派”（Keppelite）不过就是“耽误”和“麻烦”的同义词。危机的真正意义在于延缓了指定海峡舰队司令的进程。由于萨缪尔•巴林顿中将拒绝任命，选择范围更小，他对桑威奇未能恭维他占领圣卢西亚感到沮丧。其他高级将领拒绝接受罗德尼在背风群岛舰队副手的任命，最后桑威奇任命萨缪尔• 胡德出任这一职位。桑威奇对此评论称：“其他人的派系背景不合适。”胡德曾经担任朴次茅斯造船厂委员，该职务通常意味着担任者的海上服役生涯告终。对于1779年的北美战事而言，桑威奇任命阿巴思诺特担任北美分舰队司令的影响最大。因为阿巴思诺特没有争议，也不属于凯佩尔派系。阿巴思诺特从未指挥过一支舰队，而且已经有20年没有经历海战了。他和亨利•克林顿的持续争吵在约克镇之前的数月里产生了负面影响。&[55]
六
桑威奇如此重视其他战场，以至于他似乎准备牺牲北美。人们指责他任命无能的指挥官出任北美舰队司令。战争在波士顿爆发之际，他被迫罢免萨缪尔•格雷夫斯的司令官职务。因为反对派指责格雷夫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宽待叛乱者，且未能执行《波士顿港口法案》。尽管桑威奇尽力维护格雷夫斯，但还是暂时以詹姆斯•甘比尔海军少将取代格雷夫斯。对于甘比尔，诺思表示自己很少听到别人把他视为优秀海军军官，“或者认为是一位值得委以重要指挥职务的人选”。甘比尔被描述为一位64岁的纨绔子弟，忙于通过装点使自己看起来像30岁。他实际上为55岁。由于致信乔治•杰曼时措辞不当，甘比尔在其他致歉信中表示：“舰艇是40年来唯一允许他学习上进的大学。”&[56]
桑威奇还曾试图阻止理查德•豪出任司令，豪被证明是北美最成功的海军司令。桑威奇反对豪兄弟同时指挥海陆军。他表示两兄弟合伙“全神贯注打惠斯特牌”时，他们甚至不是两个只玩过“高尔夫球或者卢牌戏”的乡巴佬的对手。他反对的主要理由在于已经承诺任命其他人，但他的反对被内阁否决。1779年离任时，68岁的马里奥特•阿巴思诺特替代了理查德•豪。前者曾任哈利法克斯海军专员，并曾在审理凯佩尔案的军事法庭中出任法官。阿巴思诺特和克林顿的关系后来降至仅通过中间人接触的水平。两人甚至通过中间人咒骂对方。克林顿形容阿巴思诺特“坏得像地狱”，阿巴思诺特则形容克林顿是“空虚又善妒的白痴”&[57]&。
尽管克林顿得到承诺，阿巴思诺特将于1780年去职，但他实际上多待了9个月，直到1781年7月。尽管阿巴思诺特早已准备离开，但他的继任罗比特•迪格比迟延抵达，于是由托马斯•格雷夫斯海军少将暂行指挥，格雷夫斯指挥了独立战争中最重要的海战——1781年9月的切萨皮克角海战。亨利•克林顿致信杰曼时表示：“是桑威奇老爷没完没了地派了甘比尔又送来阿巴思诺特吗？据我所知，他始终把北美战争视为次要问题。”克林顿抱怨称，他听说“除了这里，远征军和增援部队哪都去。是不是因为北美已经不是目标？如果是，趁着还没丢脸赶快撤。”杰曼的副手副国务秘书威廉•诺克斯认为，桑威奇和海军部不但小看北美事务部，而且敌视杰曼办公室提出的任何对北美提供海军支援的请求。&[58]
指责桑威奇忽视北美的言论存在误导，因为桑威奇为美洲指派了最好的指挥官，并将大部分海外资源投向加勒比——法国海军挺进北美的门户。18世纪多数海军司令并非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战术举措历来谨慎，因为损失舰队可能影响国运，乃至全球帝国间的力量平衡。多数海战因此不具有决定性。服役于加勒比的海军指挥官包括部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海军司令，如萨缪尔•巴林顿爵士、萨缪尔•胡德爵士以及乔治•罗德尼爵士。其中，背风群岛分舰队的地位最重要，因为这是保卫一个小岛弧的第一道防线。它被19世纪的历史学家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称为“奥德赛之弓 ”。其次，由于贸易风的西行风向，背风群岛分舰队同时也是牙买加和北美的第一道防线。1778年，92艘服役于美洲的英国战舰中，桑威奇指令20艘回国，13艘前往加勒比。7月，英国舰队兵力的8%位于加勒比。1779年，比例增加至33%，1780年7月，加勒比兵力比例增值41%，1782年4月达到48%。&[59]
海军小到无法有效提供护航、打击叛军私掠船、封锁北美东岸并支援克林顿麾下的英国陆军。此外，还得保卫英国本土、爱尔兰、泽西、印度、米诺卡、直布罗陀、百慕大、西非、牙买加、圣基斯、巴巴多斯、安提瓜、多巴哥、蒙特塞-拉特、尼维斯、圣卢西亚、新斯科舍、魁北克和蒙特利尔。除了监督舰队，海军委员会于1779年接手原属财政部的工作，负责向北美运送陆军，并以海军护航取代此前的武装商船护航制度，同时，运输成本也成为主要的财政负担。随着陆军防区扩大、卫戍部队数量增加，对补给船和护航队的需求同时增加。1779年9月，桑威奇在致内阁的备忘录中表示，制定计划的同时如“未同时指出确保其成功的方法”毫无意义。鉴于舰船短缺，考虑范围“不仅应包括应当做什么，也得包括能做什么”；期待的事未必就是可行的事。由于攸关国家利益，桑威奇认为政府应当将军队用于“最重要且具有成功可能的任务”&[60]&。
桑威奇坚持海军力量应当集中在前往欧洲的海峡西部通道。这是一项建基于此前两次战争经验的成功战略。但乔治三世期待更为大胆的策略，为此将冒险派遣主力舰队前往北美，海峡水域仅保留较少兵力。他谴责与敌舰队兵力实现平衡的主张。国王认为，海军指挥官们应当更具进攻性，并认为“行动和决心将弥补”海军的弱点。总之，无论战略重点在欧洲还是美洲，替代选择意味着重大冒险。&[61]
政府未能在两大战略选择中作出判断，反而游移于杰曼和桑威奇的意见之间导致局势恶化。犹豫反映了缺乏强势领导的现实。桑威奇为此公开批评政府的决策过程，并指责诺思未能为内阁会议提供议程，也没有为阁僚提供充分简报。桑威奇同时成功地要求记录内阁议程。在凯佩尔—帕里泽争议之后的7个月里，1778年6月萨福克伯爵突发心脏病后，诺思未能立即任命北方事务部秘书的替代人选，内阁会议因此停滞。1779年9月，桑威奇致信诺思：“很有必要指出您必须承担领导我们的任务，不应有任何问题在争论不休后悬而未决、疑窦丛生。”10月，在致函财政部长约翰•罗宾逊时，桑威奇又表示：“我认为你不应成为在诺思那边决策之后再采取行动的人。”在得知诺思离开伦敦却没能指定内阁两个空缺的人选时，桑威奇又鼓动罗宾逊作为唯一能够“为王国命运依仗的人提供良好建议的人”介入。&[62]
期间，桑威奇继续成为反对派的攻击目标。1780年夏季伦敦爆发戈登暴乱时，他被拖出马车，在被骑兵禁卫军解救前脸部被划伤。据纳撒尼尔•拉克索尔后来回忆，1780年11月，桑威奇面临14年议会生涯以来最尖锐的人身攻击。&[63]
戈登暴乱之后，反对派开始极力实施动员，因为北美陆地战局似乎正在改善，政府的民意同时改观。但是海军的低劣表现为打击不受欢迎的阁僚提供了弹药。这一年的开年伴随罗德尼解救直布罗陀和阿巴思诺特占领查尔斯顿到来。但就在1780年8月，一支西班牙舰队在亚速尔群岛外海俘获了携带贵重货物返航的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船队。除了一艘战舰和约3艘商船，总共63艘船舶被俘。1693年以来，这样的护航灾难史无前例。损失货值达到150万英镑，外加损失1350名海员和第90团的1255名陆军士兵。事件直接导致英国终止在马德里旨在引诱西班牙脱离与法国同盟的秘密谈判。&[64]
但是，这类事件无法解释针对桑威奇的仇恨。他不受欢迎的原因部分源于海军的重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巨额开支。桑威奇的批评者中不乏真诚相信因其操作失误，桑威奇已经背叛公众信任且必须为海军欠佳表现负责的人。他们依旧记得海军在前一场战争中的胜利，并且无视环境变化。桑威奇作为一名文官是最好捏的柿子，人们假定其海军知识不如海军军官出身的国会成员，如布里斯托伯爵。同时，面对更为内行、希望增加内阁的责任的反对派，桑威奇也面临高于前任的审查标准。
有观点认为，桑威奇不讨好的原因在于其作为政治家建立支持基础的方法。尽管他缺乏类似罗金厄姆侯爵或贝德福特公爵那样的财富和个人恩惠关系，但桑威奇建立了内阁中除诺思外最庞大的国会追随者群体。他在下院领导了一个由约17名成员组成的派系，在政府支持率下降期间，这一势力让他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支柱。在其政治生涯初期，桑威奇曾经依赖贝德福特公爵的座主关系，但凭借其政治独立性增加，桑威奇在服务于诺思内阁期间得以疏远贝德福特。拉克索尔表示：“凭借高超的手腕，桑威奇在内阁内部建立了某种政治卫城，只承认其本人的领导地位。”他能够影响国会中三个代表亨廷顿郡和市镇以及由海军部控制的席位选举结果。此外，约从1768年起，桑威奇又在东印度公司内部培植政治追随者。拉克索尔形容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大厦（the East India House）的总部是一座“桑威奇可能拥有密匙”的堡垒。桑威奇卷入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导致其与下院中的休•皮戈特海军中将和乔治•约翰斯顿准将产生矛盾。&[65]
不过，桑威奇与草根背景的行政官员的座主关系才是其遭遇批评的主要理由。由于周边围绕着出身相对低位的官员，桑威奇受到高级官员的猜忌和怨恨。他的庇护对象包括休•帕利泽爵士。据拉克索尔形容，帕利泽爵士的打扮不成体统。这类恩惠关系的接受者完全忠于桑威奇，并被期待支持政府。桑威奇于1775年为康斯坦丁•菲普斯上校（Constantine Phipps）购买亨廷顿的国会席位时，条件就是“追随我对所有北美问题的思考和行动，并支持现政府的全部制度”。反对派于1780年11月的攻势源于推举帕里泽出任格林尼治医院（Greenwich Hospital）院长。桑威奇由于保护帕里泽而面临政治打击。这一境况与他的绰号“观鸟者杰米”正好相反，这个绰号指代某种卖友求荣的人。&[66]
七
舰队的过度负担影响了北美战争，直接导致切萨皮克湾之战失败和康华里被困约克镇。早在这些灾难之前，随着英国于1780年12月底对荷兰共和国宣战，海军还必须承担对付荷属加勒比及东印度殖民地、在北海拦截荷兰护航队以及封锁荷兰海岸及特塞-尔河口的额外任务。对荷兰的战争不仅分散了英国舰队资源，也导致罗德尼偏离目标，攻击圣优斯特歇斯岛。
1781年4月，海峡舰队起航解救直布罗陀。当地的堡垒和海军基地已经被西班牙围攻三年。英国舰队试图解救直布罗陀之际，德格拉斯起航前往马提尼克，开始终结于切萨皮克湾和约克镇的致命之旅。同时，皮埃尔•安德烈•德叙弗朗海军司令起航前往东印度，在这一水域，他阻止了另一支英国舰队占领好望角荷属殖民地。德拉莫特•皮凯准将也于同时率领一支法国舰队出航并捕获运载罗德尼在圣优斯特歇斯罚没财物船队的2/3。5月，西班牙总督唐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占领了彭萨科拉和包括今佛罗里达州大部分地区的西佛罗里达。英国的牙买加分舰队原本负责保卫西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守军指挥官为此指责海军应为佛罗里达易手负责。但海军司令彼得•帕克有充分理由指出，其舰队已经被保卫牙买加——英国最重要兼最有价值的美洲殖民地的工作占用。7月，另一支西班牙舰队攻占了英国的地中海基地米诺卡。&[67]
在约克镇之战前的数月里，英国舰队数量快速赶上了法西联合舰队。1781年3月16日，饱受责难的马里奥特•阿巴思诺特挫败法军为弗吉尼亚的德拉菲德提供增援的尝试，这次尝试一旦成功，将使本内迪克特•阿诺德的远征军面临康华里后来的命运。但在一次于林黑文湾外海的战斗之后，法国指挥官德图什率领罗尚博派遣的1200名士兵返回纽波特，这批部队原本准备增援弗吉尼亚的德拉菲德部。4月，乔治•约翰斯顿（George Johnstone）准将在开普敦附近的萨尔达尼亚湾（Saldanha Bay）俘获了6艘运载贵重货物的荷属东印度商船。当敌方船员试图焚毁船舶时，约翰斯顿亲自率部登上敌船。8月在北海，海军中将海德•帕克（Hyde Parker）在多戈尔沙洲获得对荷兰舰队和护航队的战略性胜利，导致荷兰从此停止向波罗的海派遣任何护航队。夏季，法西联合舰队另一次入侵英国的计划被挫败。12月12日，理查德•肯彭费尔特海军少将攻击德吉尚指挥的法国优势舰队和护航队，并在勇猛的行动中俘获了20艘商船，其胜利也延缓了法西联合入侵牙买加。&[68]
但是，没有一次胜利能够弥补9月5日英国海军在切萨皮克角的失利，以及对康华里所部的灾难性影响。许多巧合与不幸造成这次挫折。桑威奇曾成功组建了一个情报系统，派遣间谍监控法国和西班牙的大型海军造船厂。但该系统在关键时未能奏效，没能通报法国大型舰队前往北美的消息，因此导致桑威奇未能派遣增援舰队，也未能及时向加勒比和北美的海陆军指挥官们示警。但是，在切萨皮克角之战时，桑威奇却为保卫北美提供了更大规模的舰队。他期待罗德尼与德格拉斯汇合，格雷夫斯因此将增加8艘战舰，从而减少在切萨皮克角面临的数量劣势。此外，桑威奇无法预想德格拉斯率领全部舰队离开马提尼克前往弗吉尼亚。德格拉斯承担的风险也带来了法国舰队的数量优势。&[69]
但是，海军的失败主要源于对海军的过度要求而非不走运或者指挥官无能。海军曾经幸运地先后于1778年在纽约罗德岛、1779年在萨凡纳摆脱被德斯坦击败的命运。亨利•克林顿回忆在其就任北美司令期间，海军曾在某些时段每年都处于劣势，并假定陆军分队可能在海上或者陆地被切断的情形。桑威奇清楚兵力不足，并曾敦促尽早启动对法战争的动员优化备战。当与法国的战争于1778年爆发后，他希望英国通过从北美撤军减少损失。他也知道鉴于资源有限，必须做出困难的选择。
1781年11月，约克镇的消息抵达伦敦时，反对派锁定桑威奇和杰曼，试图通过打击两位与战争关系最为密切的大臣推翻政府。12月，在得知理查德•肯彭费尔特指挥的舰队在阿申特面对一支法国优势舰队被迫撤退后，反对派找到了打击桑威奇的新弹药。在12月20日的下院辩论中，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启动齐射，以“丢脸”形容肯彭费尔特的无能，并呼吁进行调查。罗金厄姆同时在上院发动攻势。&[70]
政府里面人心涣散。苏格兰总检察长亨利•邓达斯和大法官瑟洛希望诺思解除桑威奇的职务，避免国会调查海军。杰曼也指责桑威奇。两人对于北美的基本战略存在分歧。杰曼认定桑威奇对其隐瞒海军问题，而且故意掣肘。两人的分歧日益公开化。双方的派系成员彼此撰写报刊文章相互批判。杰曼希望召回格雷夫斯并就其在切萨皮克角的行为组织军法审判。而桑威奇却指令格雷夫斯前往牙买加，并认为审判一位海军司令不礼貌。格雷夫斯正好也是诺思的内弟。两位大臣的分歧高度公开，以致查理•詹姆斯•福克斯表示打算在弹劾桑威奇时，邀请杰曼作为首席证人。乔治三世也对自己的弟弟表示，桑威奇向自己和诺思坚持，杰曼必须当着下院的面，撤回其对桑威奇隐晦的批评。杰曼最初否认评论来自其本人，但随后向桑威奇做出“某种道歉”&[71]。
随着杰曼即将于1782年1月离开内阁，反对派的火力转向桑威奇。内阁全力支持桑威奇，政府的未来取决于其能否幸免。1月24日，福克斯动议调查海军在1781年的行政失误。他形容这是“战争期间全部错误的缩影”。为了加速调查，福克斯宣布，调查主要集中于去年的问题。诺思无法阻止动议，因此只能以政府无所隐瞒表示同意。桑威奇则对于有机会为其记录辩护表示欢迎，并能够说服独立议员。这次辩论导致国会近十年以来的最高出席率。1月，花名册上共出现了443名议员。独立议员大批到场，政府将依赖他们的支持。不过，在2月7日的表决中，福克斯的动议以205票反对、183票赞成失败。投票时，许多传统的政府支持者缺席或者弃权。诺思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桑威奇大人的22张优胜票令诺思大人心惊肉跳。”大法官瑟洛佐证诺思“吓得要命，事态前途未卜”&[72]&。
1782年2月20日，福克斯二度动议审查桑威奇。情况极为险恶，桑威奇和财政书秘书约翰•罗宾逊亲自致信政府支持者，请求他们在投票时到场。福克斯得到小威廉•皮特的支持。这也是两位未来的政治对手首次兼最后一次联合投票。总检察长兼桑威奇的内阁同僚亨利•邓达斯在首轮辩论中，全程表情“阴晴不定”。第二轮审查动议最终仅以236票对217票被勉强否决。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派赢得逾200票，另外反对票增加标志着政府即将倒台。纳撒尼尔•拉克索尔目睹辩论，并形容福克斯“融合了最尖锐的批评和对海军行政最有效和最艰苦的调查”。理查德•豪“全力支持反对派”并且得到凯佩尔协助，逐条指责桑威奇的行政措施。他们“指责”桑威奇“判断能力、精力和行动都存在不足”&[73]&。
1782年3月6日，在上院议程中，钱多斯公爵（Duke of Chandos）动议称“康华里伯爵所部在弗吉尼亚投降的直接原因似乎是缺乏海军兵力提供掩护”。比起福克斯在下院的同类动议，钱多斯的动议在上院更容易被否决。不过，3月，法国占领圣基斯、蒙特塞-拉特岛、尼维斯岛、德梅拉拉和埃塞-奎博以及西班牙于2月占领米诺卡的消息抵达伦敦，进一步的海外损失为反对派提供了新的弹药。对桑威奇的攻击只是对政府不信任表决的前奏，诺思在反对派成功获得多数票之前辞职。
八
1782年3月桑威奇离职前，他的工作并未取得成效，但他为罗德尼在桑特斯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拉克索尔表示，胜利“成为对桑威奇大人所受指责的最佳答复”。此后再无人谈论弹劾或者指控。替代桑威奇出任第一海务大臣的凯佩尔无法享受胜利的殊荣，因为他在获得桑特斯的消息之前，召回了罗德尼。&[74]
1781年末，比起独立战争的其他任何时期，英国舰队兵力和敌军联合兵力的力量对比处于最佳状态。造舰计划正在填补差距。桑威奇成功地确保了干燥木料及其他关键原料如桅杆、亚麻、焦油、铁件和沥青的供应。桑威奇继任时面临木料及其他修造船料的储备不足，此后，他成功确保储备至少能够承受两年的战争消耗。1779年，由于引入卡龙炮，战舰的火力更加高效。这是一种能够近程发射重磅炮弹的短身管加农炮，能够安放在无法配备其他重炮的艏艉楼甲板上。同时，舰队还为上甲板、后甲板和艏楼配置的大炮配备攻击风帆和索具的钉弹。这是一种装填不规则铁片的弹筒的战术，曾为法国海军青睐。奥维利耶曾在阿申特之战中对凯佩尔动用这一武器。同时，肯彭费尔特（Kempenfelt）还引入了一种新的信号系统。尽管并未获得皇家海军普遍采用，但是这一系统使海军司令能够使用的战术术语从60个指令扩大到999个。&[75]
船底镀铜技术能防止船底的甲壳类动物及其残骸沉积增加阻力，也防止了船蛆蛀蚀，提高了舰队的适航性。这是一项重大成果，到1781年为止，共有82艘战列舰、14艘50门炮战舰、115艘护卫舰、102艘单桅船和快艇完成了镀铜。一艘中型战舰需要14吨铜板和扣件完成镀铜。工作早已启动，但此前英国海军无力解决化学反应问题以及铜铁结合后出现的腐蚀效果。镀铜减少了清洗船底、清洁和修理船舶的工作量，从长远角度减少了船厂的工作压力，尽管短期而言，镀铜程序延缓了建造和修理船舶的速度。此外，铜底船更快，更便于机动，续航能力更强，也是18世纪最重要的海军创新。&[76]
桑威奇曾批准派遣舰队主力随同罗德尼前往加勒比，促成罗德尼在桑特斯之战中对德格拉斯的数量优势。桑威奇还曾经要求威廉•诺克斯，由杰曼办公室下达增援背风群岛的命令。因此，在桑特斯海战期间，英国海军的主力正在加勒比，包括96艘战列舰中的42艘，而本土仅有34艘战列舰。尽管罗德尼对德格拉斯享有数量优势，但桑特斯海战中双方兵力大致持平，因为法国战舰吨位更大，火力更强。桑特斯之战的决定性也不及特拉法尔加角之战，但是，战斗震动了法国海军，并确保英国谈判人员在1783年的和平条约中，收回大部分被法国占领的领土。&[77]
在桑威奇掌权期间，皇家海军在维护英帝国其他领土方面起重要作用，同时在美洲获得有限战果。1776年皇家海军解除魁北克之围并协助收复加拿大，同时协助直布罗陀守军抵抗围攻长达三年。皇家海军还牵制了对巴巴多斯、安提瓜和牙买加的袭击。1779、1780和1782年，皇家海军多次牵制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入侵英国的企图。1776年成功协助英国陆军撤离波士顿，1778年完成从费城撤离平民。1778年和1779年先后遏制敌军攻击纽波特和萨凡纳的企图。1780年，皇家海军阻止德吉尚在北美发动联合行动的企图。尽管缺乏足够的资源封锁北美沿岸，但给反叛各州造成经济危机和贸易量下降。海军与陆军配合实现两栖袭击的突出战果，包括1776年占领纽约和纽波特、1771年经由切萨皮克占领费城以及1780年占领查尔斯顿。对各地城镇的占领和焚毁，阻止了叛军贸易，也影响了周围地区的经济。&[78]
桑威奇甚至在战争期间持续推动詹姆斯•库克船长领导的探险航行，后者建立了英国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权。桑威奇的探险兴趣推动了库克1772—1775年的第二次太平洋航行成行。这次航行打破了两千年以来，赤道地区存在南大陆的神话。库克在二度环绕地球后返回英格兰。1773年桑威奇还资助康斯坦丁•菲普斯上校前往北极，排除了从北极缩短航程的可能。桑威奇还推动和计划了库克的第三次航行。这次航行实施于1776—1779年北美独立战争期间。1777年12月，库克探查并命名桑威奇岛，而后从该岛启程前往美洲西岸。库克在二度造访桑威奇岛以后，于1779年1月17日，在夏威夷被喀拉喀托湾（Karakakoa）土著杀害。桑威奇在退休后还通过鼓励编辑和出版各种记录，继续推广航海知识。&[79]
桑威奇领导海军部期间，曾开展抗击疾病和降低皇家海军死亡率的重要工作。1779年阿巴思诺特司令从纽约回国时，手下共有700人由于跨大西洋航行感染坏血病。库克船长第二次航行的重要性在于，他发现定期进食柠檬有助于预防长期困扰海军的坏血病。1780年陪同罗德尼出海的吉尔伯特•布兰医生（Gibert Blane）也曾解决坏血病问题，有效改善了舰队的健康状况。桑威奇在位阶段不仅不是1759年基伯龙湾和1805年特拉法尔加角两次凯旋之间最糟糕的时期，相反他及所推动的海军行政奠定了英国海军日后击败拿破仑的基础。
九
1782年退休时，桑威奇年届63岁。次年，诺思与查理•詹姆斯•福克斯结盟再度组建政府时，桑威奇失望地发现自己没有获得提名。不过，他得到了公园护林人（Ranger of Parkers）的荣誉差事，他的儿子则被任命为皇家狩猎统领（Master of the Buckhounds）。当儿子因为认为大臣们试图“使国王处于永久的从属地位”，考虑辞去政府职务时，桑威奇表示异议，认为儿子有义务支持一个给予其优待的政府。和许多供职于诺思政府、被称为国王“工具”的人一样，桑威奇从来都不是乔治三世的仆人。他和诺思一样，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代价。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随着福克斯—诺思联盟的倒台而结束。&[80]
退休后的桑威奇重焕活力，在辛钦布鲁克乡间官邸悠游林泉。战争期间，他无暇纵情音乐、宴会和俱乐部。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假日里，他于1776年6月前往纽伯里（Newbury）开始鳟鱼垂钓旅行。最后一场音乐会于1776年圣诞节在辛钦布鲁克举办。不过在独立战争结束后，他就已恢复了音乐会活动，成为1784年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韩德尔诞辰纪念音乐会组织者、“灵魂”和赞助人。王室参加了这次音乐会。他还举办了另外几次韩德尔音乐会，对韩德尔的复兴和弥赛亚曲目的流行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他和乔治三世共同的爱好。此外，他还在历史学家马克•诺贝尔的帮助下耗时搜集资料，撰写辛钦布鲁克官邸原所有人克伦威尔家族的历史。&[81]
桑威奇在玛莎•雷遇害后次年再结新欢。情妇名叫内莉•戈登（Nelly Gordon）。他们至少育有一子，并在遗嘱中提及。在第一段婚姻里的子女中，只有儿子兼继承人辛钦布鲁克子爵比他长命。他的原配也比他长寿，但因为精神病长期被监禁在温莎。两人还有一个儿子，在加入海军后，于23岁时死于里斯本。另外四个孩子早夭。在桑威奇和玛莎•雷的后代中，男孩在切特豪斯公学接受教育，其中两人后来入读剑桥。玛莎所生的长子罗伯特•蒙塔古（Robert Montagu）在第二次英美战争中是一名海军上尉，后来成为海军上将。次子巴兹尔（Basil）是一名成功的律师，1851年去世。桑威奇的女儿奥古斯塔（Augusta）嫁给议员兼前萨丁尼亚大臣的孙子亨利•斯皮德（Henry Speed），斯皮德后来因为祖辈的身份，继承了维里伯爵（the Count de Viry）的头衔。另外两个儿子早夭。桑威奇钟爱孙辈，并且喜欢和三个外甥女打发时间。&[82]
1792年4月30日周日下午约15点左右，就在仆人传话“大人有话，他准备睡觉”后不久，桑威奇于伦敦赫德福特街的寓所内去世。临终时他面临财务困扰，也充满对迫在眉睫的破产的恐惧。1778年，他甚至被迫要求儿子归还在结婚时为他提供的贷款。桑威奇的遗嘱中有一份对黑人仆人詹姆斯的遗赠。这位仆人陪伴桑威奇度过余生，并向其传递玛莎•雷遇害的消息。这是一个时代的结尾，法国大革命正处于“恐怖年份”的巅峰。罗德尼海军上将在不到一个月后，于5月去世。而后诺思和约翰•伯戈因先后于8月去世。政治对手的看法影响了对桑威奇回忆录的评价，直到“海军记录社”（the Navy Records Society）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桑威奇的官方文件。拉克索尔对桑威奇的评价对许多丢了北美的人都适用——问题“主要在于战争的性质，而非桑威奇大人的错误；但他却背负所有骂名和惩罚”&[83]&。
[1]& 表面上是继续攻击皮特，实际上顺道指责富兰克林。——译者
[2]& 指英吉利海峡西侧水域。——译者
[3]& 指军队中在行使指挥权时，有资格悬挂独立旗帜的高级将领。——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