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在英国陆军军官出版的首部北美独立战争史中，作者查理•斯特德曼（Charles Stedman）表示：“人们被迫承认，英国军队指挥失误，而且在今天的启蒙时代，没有一支入侵军队能够战胜人民高度团结的国家。”尽管作者批评部分英军指挥官的决策，他也承认南方战役的经验“明确”显示战争取胜无望。作者回顾了镇压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历程，据他回忆，“那些省份的英国指挥官打赢了所参与的所有总体行动，也从未在哪次单独战斗中被击败”，但其成就除了保住萨凡纳和查尔斯顿外毫无意义。“事实导致以下推论，继续一场昂贵的战争纯属疯狂。在这场战争中，甚至战胜也无法带来理所当然的结果。”&[1]

舆论批评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国指挥官谨小慎微又过于鲁莽。和南北战争中的北军总司令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George B．McClellan）一样，人们认为威廉•豪爵士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缺乏主动，未能更积极地作战。但也有意见认为，失败应归咎于副司令伯戈因在萨拉托加和查理•康华里在约克镇的冒险进攻心理。评论认为，英国人错误地分散兵力，但实际上英国人如果需要在各地推动作战或者支持亲英派，只能这么做。他们的战略失误并非源于不称职或者莽撞，而是资源不足、亲英派支持出乎意料的不力以及独立深入人心。

英国拥有一支征服大军，但这不是一支占领军。战争中，这支军队攻占了几乎每座主要城市，但面对民众叛乱，英军缺乏兵力保住占领区并行使警察职能。在所有决定性失败——1776年的波士顿、1777年的哈巴德顿（Hubbardton）、1777年的萨拉托加、1780年的国王山和1781年的约克镇中，英军都处于绝对劣势。英军总在分散兵力、延长补给线并远离海岸基地深入内陆时遭遇最严重的挫败。它们不断遭遇“卡罗来纳斗鸡”托马斯•萨姆特（Thomas Sumter）和“沼泽之狐”弗朗西斯•马里昂（Francis Marion）一类的颠覆力量牵制，这些人后来都成了美国的民间英雄。英军指挥官认为，不幸源于小分队离开主力实施远征时遭遇蚕食，换言之，英军在小规模遭遇战和远征中被逐步侵蚀，一种在18世纪被称为“小型战争”的过程。这一现象使得北美战争沦为消耗战，英军在面对平民士兵的非常规战争中逐步消耗殆尽。查理•奥哈拉准将表示，“每当说到叛军被粉碎时”，“更精确的说法也许是，它们分散，准备在条件合适时马上再度集结”。尽管英军在北美的大多数战斗中获胜，但是这对那支被纳撒尼尔•格林将军称为“我们战斗、挨揍、崛起、继续战斗”的敌军而言毫无意义。&[3]

但是，英国的失败并不完全源于游击战，由于动员困难，在战斗中也不可靠，民兵也可能成为革命事业的负担，而且英国的轻步兵和德国猎兵对付民兵也绰绰有余。此外，部分英国军官拥有早前殖民地战争的经验，能够适应北美的战术条件。总之，虽然游击战盛行，但战争的重要胜利依旧在于抓获并消灭敌军。乔治•华盛顿也承认职业化陆军和掌握传统欧洲战术的重要性。大陆会议在陆军纪律操典和军事执法中，甚至采用英国的战争规则，美国人也以采用英国人的规则、在同一种游戏中击败英国人为荣。&[4]

但是，英国的胜利仅仅有助于重新激发革命事业的活力。胜利推动了大陆军的民兵招募，也激发手册作者和宣传家们磨砺言论，刺激各州更加团结，更主动地向大陆会议移交权力。1780年英国在查尔斯顿和卡姆登的胜利就推动引发了扩大华盛顿指挥权的全国运动，还因此创建了国家银行，任命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出任财政总监。正如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在1780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反思的：“每次胜利总是某种不幸的起点。”&[5]

英国并未考虑占领北美殖民地。丢掉北美的人最大的失算在于假定亲英派占多数，他们将集结起来支持陆军。由此导致英国决策者最灾难性的决定，通过胁迫解决帝国危机、战争初期的军力组建工作缓慢，也包括没能更有效地在1777年战役中，协调伯戈因和威廉•豪的行动，以及妥善计划1778年的南部战役。尽管存在误判，但对潜在亲英派支持的过高估计建基于貌似可靠的证据上，因此并非不容辩解。这种看法源于一手知识更丰富的人，比如殖民地的行政官员乃至亲英派人员本人。还有多名在1776年英国占领纽约和新泽西、1777年占领费城、1778年占领萨凡纳、1780年占领查尔斯顿期间宣誓效忠英国的北美居民为英国政府提供确凿证据。革命运动中的不满与冷漠情绪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重要的亲英派首脑坚信多数北美居民反对大陆会议。这一假定最终成为本土政府抓住的救命稻草，因为它们需要相信失败并非注定。北美对英国过于重要。

实际上，亲英派并不固定，结构持续改变，且对英国不利。英国的军事存在导致北美的民意分化。尽管存在兵力不足的理由，但是用德国雇佣军对付本国臣民激怒了北美居民。赋予逃奴自由则激怒了南方的民意。《独立宣言》指责乔治三世无情、冷酷地动用“蛮族”，暗指英国与北美土著的同盟。亲英派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许多亲英派意图复仇，导致内战以及北美冲突中最恶劣的事件。英军的暴行、抢劫成为革命宣传的热门话题。双方逐渐视彼此为外人而非同胞。此外，英国人无法与革命的共和承诺相竞争，该承诺提供更加光明的未来，尤其适合相对平等的北美白人社会。英国人也无法复制坚信上帝在自己一边的革命宗教热情。&[6]

海军也反映了陆军的困境，前者规模同样太小，无力履行其支援陆地军事行动及有效封锁沿海的承诺。早在1775年，这一情况就已凸显，并持续至1778年法国参战。因预算约束，海军至1778年尚未全部动员。与陆军忙于对付切断补给线的民兵一样，海军忙于打击骚扰英国商业航运的私掠船。海军因此和陆军一样，因为面对包括从提供武装护送，到保护殖民地官员在内的各种需要，无法充分集中兵力。

早在战争初期，有些英国人就已经知道国家凭现有资源是无法取胜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冲突之后，《圣詹姆斯纪事报》（Saint Jame's Chronicle&）警告称：“北美阵亡1000名英国士兵，就需要大不列颠为现场补充1000人。”面对这类维持补给和增援的困难，“任何战争都将在极度不平衡的条件下展开”。1777年，一位匿名记者在《伦敦纪事报》（The London Chronicle&）警告称，征服一国是一回事，绥靖人民是另一回事。文章指出需要向每个省派驻大量军队建立秩序、镇压叛乱，相关费用之高令人却步。另一位来自《晨早纪事报》（The Morning Chronicle&）的记者指出，军队必须划分为小队，以便同时打击叛军并对群众采取警察行动。这个过程只有恐吓与暴力，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他们的感情”。文章精明地指出，敌人希望拖延战事，因为时间在他们一边，并将毁灭不列颠。英国将被迫在战斗的同时启动重建。&[7]

查理•詹姆斯•福克斯于1778年睿智地预言了北美英军将领的命运，认为政府无论派出谁，都难逃其前任面临的批评，不是被指慵懒，就是被视为漫无目标、四处游荡、寻求冒险的游侠，自行其是，不服号令。其结论认为，将军们不乏专业技能、勇气和奉献精神，“只是接手胜利无望的任务”，注定失败。&[8]

在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更换将领的频率比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更高，同样未能成功封锁南方。联邦的最终胜利源于人力、生产力、技术和海权的优势。格兰特和谢尔曼求助于大规模消耗战，因为他们知道南方无法进行相应补充。在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同样无法忍受兵力损耗。它缺乏足够兵力承受镇压叛乱，同时对250万居民实施警察行动。英军受制于漫长的距离和复杂地形。此外，由于政权的地方性和分散性，也没有首都或者中心地区为英国提供赢得北美控制权的战略要害。

除了民意对独立战争的认可，英国的最后失败还可归咎于领导人素养以外的其他因素。他们受制于一场3000英里外的跨大西洋战争造成的补给问题。乔治•杰曼任命伯戈因指挥加拿大英军的函件历时8个月才送达驻魁北克的总督盖伊•卡尔顿爵士。由于海运马匹的困难，北美英军从未拥有足够畜力。由于未能控制足够领土，本土政府必须直接满足陆军从煤炭、草料、马匹、食物到木料的各种需求。陆军的多次失败都与在北美发动征集草料的袭击有关。后勤挑战导致补给、兵力运输、航运和增援迟延，进而延缓了军事行动。1775年冬季，缺乏运输舰导致威廉•豪无法提前撤离波士顿和进攻纽约。1780—1781年，“缺乏适当的传输”阻碍了康华里和克林顿联络。1782—1783年，航运导致的后勤问题恶化到如此地步：英国无法从北美派遣部队前往加勒比，从而有效利用桑特斯海战的胜果。&[9]

缺乏补给不仅妨碍了威廉•豪1776年进攻纽约前在哈利法克斯的行动，也耽误了卡尔顿横渡尚普兰湖追杀大陆军。类似原因导致伯戈因向奥尔巴尼的推进在抵达爱德华堡后多次中断。对草料及其他补给品的需要导致其发动灾难性的本宁顿远征。来自英国的补给迟延先后耽误了威廉•豪启动1777年战役，以及克林顿发动1779年战役。补给也成为克林顿未能利用罗德尼抵达的机会进攻罗德岛，或者在1780年夏末至秋初采取重大行动的原因。&[10]

战斗中的后勤问题压垮了原始的18世纪政府行政系统，这其中包括向不同阁僚负责的各种政府部门。战争初期，陆军得面对约一打政府管理部门，由三个不同部门负责为北美和加勒比英军运输补给。威廉•豪和克林顿都认为应由陆军负责这项运输。部门缺乏整合导致延误。1778年，从德特福德（Deptford）向纽约运送生姜历时7个月。此外，由于北美和加勒比的储备设施不足，船运延误问题还因为舰上的指挥官留用船舶作为仓库而恶化。运输船还被占用作为医院、俘虏营和运兵船。此外，陆军遍布北美和加勒比的情况也导致情况更为棘手。遥远的百慕大、米诺卡、直布罗陀和西非戈雷（Goree）等地的驻军都需要补给。战争期间，政府尝试改革行政，举措包括更严格地控制承包人和供应商，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11]

18世纪的英国政治制度影响了政府的部门间协调，造成支离破碎的指挥系统。依然脆弱的政党政治迫使政府和各种派系结盟，从而稀释了主要目标。首相甚至无法任命全部内阁成员。战争秘书并非阁僚。阁僚围绕既定政策联合的内阁集体责任观念尚未充分发展。尽管联合两栖行动对在北美获胜具有关键作用，海陆军却分别向不同的阁僚负责，也没有最高指挥官。各种问题导致无法明确优先战略。

对经济的需求和国债增加的现实成为制约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政府面临降低战争开支、维持国内纳税人支持的压力。预算考虑成为北美战争初期压缩皇家海军拨款的主要原因。政府也无法派遣更多陆军前往北美，这也成为政府否决威廉•豪的请求——增派15 000人执行1777年战役计划——的原因。补给缺乏的罪魁祸首也在于此，因为财政部无意预留紧急拨款，也没有考虑到由亲英派、逃奴和印第安人构成的难民增加造成的需求。随军妇孺的补给配额只是反映了官方批准的额度，而非战争期间暴增的实际数量。结果，财政部送发北美英国陆军的食物和补给始终不足。&[12]

1778年以降，英国陆海军的战线由于和法国、西班牙及荷兰先后开战继续延伸。从1704年的不来梅到1815年的滑铁卢，英国通过与欧洲其他国家结盟获得胜利，七年战争中，英国有普鲁士牵制法国在欧洲的行动，同时西班牙至1762年才加入法国一方作战，因此导致英国有能力集中兵力打击法国。独立战争的情况相反，英国没有盟友，而且面对以1780年武装中立同盟为代表的多数欧洲国家，局面极度不利。西班牙和法国反而能够集中力量建设海军，导致两国海军兵力联合后超过皇家舰队，英国也因此面临自1588年无敌舰队以来最严重的入侵威胁。由于海军战线过长，也导致无力在切萨皮克湾之战中击败法国，实现解救约克镇康华里所部的目标。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英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也逐步偏离北美。&[13]

最后，日益强硬的国会反对派阻止英国继续北美战争。1774年夏天，国会近乎一致支持强硬政策促发北美革命。随着战争于1775年爆发，意见日益分歧，英国出现民众反战请愿。政府也出现倾向和解和坚信只能通过全面军事胜利解决困局两种意见。冲突期间，处于少数派的反对派聪明地提出反战理由。此外，由于报纸数量剧增以及记者获得报道国会议程的新权力，政府还面临日益严厉的公众监督。实际上，只有乔治•华盛顿获得了英国媒体的普遍赞誉。然而，诺思政府的地位依旧坚固。甚至在约克镇之后，乔治三世和乔治•杰曼依然试图继续作战。但在当时，公众和国会的多数意见相反。约克镇之后，政府的多数派地位开始崩溃，直到无法掌权。1782年3月，罗金厄姆侯爵取代诺思，并决定结束战争。

历史学者不太愿意表示任何事件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非常清楚机会和其他偶发事件的作用。本书试图指出，条件虽然不利于英国人，但他们是有可能战胜不算高明的对手的，如果不是有对美国革命成功起关键作用的华盛顿。华盛顿擅长选择顾问和高级将领，比如纳撒尼尔•格林、德拉菲德侯爵、冯•施托伊本男爵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高6.4英尺、骑白色战马的华盛顿成为战争时期活的传奇。他激励属下的忠诚，允许属下指挥官发泄沮丧情绪，展现了人道主义。他还能冷静地对待法国人，并在处理与大陆会议的关系时表现出类似的镇定和外交手腕。华盛顿也了解战争的政治。更重要的是，他始终保持军队完整，基本处于英军射程之外。当本杰明•维斯特表示华盛顿将在革命结束后“退休归隐”时，乔治三世答复：“如果他真这样做，那他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14]

英国人逐渐敬畏叛军的作战能力。詹姆斯•格兰特将军对经常被引用的1775年言论表示后悔。当时他认为美国人胆小，不敢战斗。不到四年后，他在下院认错，表示：“从未看到比部分叛军团级单位更优秀的部队。”1781年6月，康华里表示，南方民兵造成的英军伤亡率证明“其不容小觑”。巴纳斯特•塔尔顿在回忆录中对前对手的恭维甚至超过某些对任何英国军官的赞誉。他尤其钦佩纳撒尼尔•格林将军及其部队在从卡托巴河挺进弗吉尼亚期间展现的“睿智”和“积极”，并称赞“美国人采取行动的智慧和激\_情”。这次行动导致康华里对威尔明顿的企图未遂。约翰•格拉夫•西姆科中将也曾向其对手在边境战争中展现的技巧致敬。他认为他们是了解本地的“卓越射手”兼印第安战争的老兵。黑森雇佣军上校约翰•冯•埃尔瓦德过度恭维大陆军，认为大陆军不仅纪律和训练与英军相同，且足以“媲美后者”。他对“几乎赤身luo体、极度匮乏”的敌军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惊讶，并发问：“一百年前，谁能想到这群乌合之众胆敢藐视国王，近乎染指过君主们的头颅。”他还对“被这些可怜的家伙称为‘自由’的那种热情表示敬意”。埃尔瓦德后来成为杰出的军事文献作者兼荷尔斯泰因公爵领的司令级将领，他的证言因此也极具影响力。&[15]

尽管如此，革命中央政府的软弱性和几乎破产的状态导致战局仍然可能有利于英国。在军事生涯的某些阶段，托马斯•萨姆特、纳撒尼尔•格林和丹尼尔•摩根等多名大陆军将领因为大陆会议对他们的待遇而辞职。约克镇之战后的数月，大陆军军官接近兵变，导致著名的1783年纽伯格阴谋。这成为乔治•华盛顿愿意以其声望背书，主持1787年制宪会议的主要原因。

然而，英军在独立战争初期幸运地免于败绩。在美国，每当皇家海军对法国海军处于数量劣势时，陆军随即面临危机。在类似约克镇的环境下，1778年从费城撤退的克林顿、1778年的罗德岛驻军、同年从纽约起航前往圣卢西亚的陆军运兵舰以及1779年的萨凡纳守军，一度可能被法国舰队轻易包围。英军在上述处境下凭借运气、技巧、训练、优秀的领导和勇气才仅仅能够自保。另外，也因为法国人更关注占领加勒比领土和帮助西班牙。1779年11月，由于德斯坦返航法国，华盛顿曾被迫放弃在纽约包围克林顿的企图。如果成功，这将成为比约克镇更瞩目的决定性胜利。实际上，英国人的侥幸部分源于法国和大陆军在1778年和1779年先后在罗德岛、萨凡纳未能成功实施联合行动。错误从来不只属于一方。

英国人在独立战争中并未彻底失败，即便在北美，也并未被彻底击败。1781年约克镇之战后，英国依然占领查尔斯顿、萨凡纳、纽约、圣奥古斯丁和佩诺布斯科特，此外还永久保留加拿大。北美英国陆军3/4的兵力依然完整，纽约共有15 240名普通士兵，南卡罗来纳有7588人，佐治亚1624人，东佛罗里达541人。1782—1783年的和谈期间，英国无需对美国做出让步。

约克镇之后，乔治•华盛顿无法继续获得法国的海军支援，大陆军也无力占领纽约、萨凡纳或者查尔斯顿。晚至1782年，华盛顿甚至被迫建议大陆会议动用德国雇佣兵。俄亥俄谷地和西北地区的战斗依旧未见分晓，直到18世纪90年代，英国继续控制奥斯威戈上中西部、尼亚加拉、底特律和米契尔麦基诺。同时英国还继续佛蒙特州加入加拿大事宜的谈判。尽管谢尔本伯爵反对战争，但最初也反对给予北美独立。他的观点获得北美英国陆军司令盖伊•卡尔顿爵士赞同。谢尔本期待和各州单独谈判。和卡尔顿一样，他认为可以在美国和英国之间建立某种政治联盟。谢尔本最终选择提出宽大的条件，谋求与美国实现摆脱法国的单独媾和，并与前殖民地保持良好关系。英国和美国的贸易没有出现重大损失，不仅恢复，而且总量超过革命之前。英国的影响依旧无处不在，以致杰斐逊和共和党担心美国沦为英国的仆从国。&[16]

丢了美国的人也挽救了加拿大、印度、直布罗陀和英属加勒比。1782年的桑特斯之战证明诺思政府的政治领导能力，同年，直布罗陀解围，英国陆军和德国雇佣兵组成的卫戍部队英勇抵御西班牙围攻，直至理查德•豪增援。与英国海军在切萨皮克湾的表现相反，理查德•豪的战舰成功掩护运输船和补给船，使之能够解救守军。这一高潮结局结束了三年的围攻，也成为翰辛格尔顿科普利这类艺术家经常采用的最著名战争主题。约翰•库克船长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最后航行也发生在独立战争期间，原本准备运往美国的囚犯成为澳洲的首批定居者。

由于西部帝国因美国而部分瓦解，英国转而致力于经营印度代表的东部帝国。独立战争的最后几年，艾尔•库特爵士（Sir Eyre Coote）收复了大部分被迈索尔的海德尔•阿里占领的领土。海德尔•阿里此前曾与马拉地王公（Maratha）及法国人联盟入侵卡纳提克，兵力达10万人。在1781年7月的波多诺伏之战（Novo Porto）中，库特所部8500英军和印度土兵击败47 000人的迈索尔军队，继而又取得波利洛尔（Pollilore）和索林戈耳（Solingar）胜利。1780年11月海军中将爱德华•休斯爵士（Sir Edward Hughes）占领了荷兰在尼加帕坦姆（Negapatam）的堡垒。此前荷兰守军获得了海德•阿里的2300名步兵增援。后者被迫撤离坦贾武尔邦（Tanjore）的堡垒和哨站。通过成功封锁马尔巴尔海岸，休摧毁了阿里的海权梦，也摧毁了他在卡利卡特和芒伽罗（Mangalore）的航运。1782年，休与法国进行了5次系列海战，成功地保护了英国的印度属地。乔治三世去世时，英帝国已经拥有占全球1/12的人口，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在它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