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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避之屋

The Shunned House

I

哪怕是最骇人的恐怖见闻往往也少不了让人觉得有讽刺的地方。有时候,这种讽刺的感觉来源于事件本身;另一些时候,只在偶然与事件中的人物或地点有所关联。古城普罗维登斯里发生的一件事情恰巧极为贴切地验证了后一种情况。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当埃德加·爱伦·坡徒劳地向才华横溢的女诗人惠特曼夫人大献殷勤的时候,他经常会在这座古城里逗留。坡通常会居住在邦尼菲特街上的公馆之家里(在改换店名之前,那里曾是招待过华盛顿、杰斐逊与拉斐尔的金球旅馆)。在散步的时候,坡总喜欢沿着这条街往北一直走到惠特曼夫人的家里,或是附近山腰上的圣约翰斯墓园旁——对他而言,那一大片竖立在墓园里的十八世纪墓碑总有一种奇特的魅力。

然而,这也正是事情最为讽刺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恐怖与怪诞文学大师沿着这条路走过许多次,而他每次散步都必定会经过一栋位于大街东面的屋子;那栋肮脏破旧的屋子就坐落在陡峭山坡上,屋子旁还有一片荒草丛生的大庭院——那个院子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这片地区还只是空旷荒野之时。坡似乎从未描写或谈论过这个地方,甚至也没有证据说明他曾留意过这里。然而,在另外两个掌握着某些信息的人看来,这栋屋子堪比——甚至能够胜过——那位经常在不知不觉间经过它的天才所创造出的最狂野的幻想。它荒凉地耸立在那里,不怀好意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仿佛是一切难以言说的恐怖凝聚而成的一个象征。

那屋子曾经是个很容易吸引好奇者注意的地方——事实上,它现在依旧有着这样的吸引力。那里原本是一座农舍,或是类似农舍的建筑,遵循着十八世纪中叶新英格兰地区常见的殖民地建筑风格——它有着颇为富贵的尖形屋顶,两层楼房,没开天窗的阁楼,乔治亚风格的门廊以及恪守当时品味的内部嵌板。屋子面朝南方,几扇位于一面山墙上的低矮窗户掩藏在向东隆起的小山下,而其余的窗户则全都暴露在地基之上,正对着街道。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了让道路变得更直,坡度变得更缓,人们对与它相邻的街道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工作,而它的建筑结构也随着邻近地区的改造工程一改再改。邦尼菲特街,最初名叫贝克街,原本是一条在早期殖民者的墓地间蜿蜒辗转的小道;直到人们将死者全都迁移到了北墓地后,它才能体面地横穿那些古老的家族土地,变成一条畅通无阻的大路。

起初,屋子朝西的墙壁坐落在高出路面二十英尺的陡峭草地山坡上;但在独立战争时期,居民们扩宽了街道,刨掉了屋子与街道间的大部分山坡,并将屋子的地基完全暴露了出来。于是,有人在地窖前修建了一面砖墙,为原本深埋地下的地窖打造了一个正对着新扩街道、拥有两扇窗户与一扇大门的门面。一个世纪前,人行道修建完成的时候,夹在公路与屋子之间的空地已经被完全刨掉了;因此,坡在散步的时候肯定只能看到一面与人行道齐平的陡峭暗灰色砖墙,以及搭建在十英尺高的砖墙上方的古老木结构房屋。

那片像是屋后农场的土地沿着山坡向上远远地延伸出去,几乎贴到了惠顿街的侧旁。而屋子的南面,那片挨着邦尼菲特街的土地,自然比现存的人行道远远高出一截,形成了一座梯台。由布满苔藓的潮湿石块堆砌而成的旱堤充当了围绕梯台的护墙。一条陡峭又狭窄的阶梯深嵌在旱堤里,被峡谷般的墙面挤夹着,向上延伸到了梯台的表面。那上面只有斑斑秃秃的草地,潮湿黏滑的砖墙以及无人照料的花园。花园里满是从木头三脚架上垮塌的残破水泥瓮坛与已经锈蚀的金属壶罐。其他类似的零星玩意则散落在饱经风吹雨打的正门边。正门上的扇形楣窗已经破损了,爱奥尼式立柱与三角形的楣饰如今早已蛀虫丛生、腐朽不堪。

小时候,我只知道这栋让居民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屋子里死过很多人——多到足以让人紧张与焦虑。他们告诉我,正因为这个原因,房屋最初的主人在屋子建成大约二十年后也从里面搬了出去。也许是因为地窖聚集着湿气与真菌;也许是因为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也许是因为门厅时常有轻微的气流;抑或是因为井和泵出来的水有问题,总之这是个明显不太正常的地方。这些问题简直糟透了,而且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对这些说法深信不疑。只有伊莱休·惠普尔医生——我那位热爱收藏研究古物的叔叔——所写下的笔记为我详尽地披露出了一些更加阴暗与晦涩的猜想。过去,这些猜想曾在仆从与底层人群间形成过许多暗中流传的民间故事;但它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待到普罗维登斯变成一个有着许多流动人口的大都会后,这些猜测大多已经被居民们遗忘了。

事实上,社会上的中坚群体始终没有将它看成是一栋真正意义上“闹鬼”的屋子。有些故事谈论到了咔咔作响的锁链,冰冷的气流,熄灭的光芒,窗户上的人脸,但它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有些持有极端看法的人偶尔会认为那屋子“不太吉利”,可即便是他们也不会提出更加怪诞的观点。不过,有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死在那屋子里的人数量多得可怕——更准确地说,曾经有数量多得可怕的人死在了那屋子里——因为在六十年前,那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所以这座建筑被彻底废弃了,因为不可能还有人愿意租借它。那些不幸送命的人并非全都有着某个特定的死因;实际上,他们更像是被什么悄悄地耗尽了体力,因此在遇到原本只会导致身体虚弱的变故时就早早地送命了。而那些活着的人也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贫血或虚弱,偶尔还伴随有脑力衰退的迹象,这让那屋子显得非常不宜居住。必须要说明的是,相邻的几座建筑似乎完全没有表现出这种危害身体健康的情况。

过去,我只是知道这些情况,不过,由于我坚持不懈地追问,叔叔向我展示了他的笔记,而这本笔记最终促使我俩展开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调查活动。自我的童年时代起,这栋让居民们畏避的屋子就一直空着。高高的梯台庭院里生长着满是瘤节、不结果实的可怕老树,纤细瘦长、颜色苍白得有些古怪的草地,以及畸形得让人厌恶恐惧的野草——就连飞鸟也不愿在那里逗留。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经常会跑过那个地方。我依旧记得自己在年幼时感受到的恐惧——我不仅害怕那些不祥草木所呈现出的病态异状;也害怕那种弥漫在这座荒废农舍周围的诡异氛围与气味。我们经常会从没有上锁的前门进去,展开一段令人胆寒的探索之旅。屋子上的小格窗户大多已经被打破了,松松垮垮的墙面嵌板,摇摇晃晃的室内百叶窗,剥离打卷的墙纸,脱落倒塌的灰泥,吱呀作响的楼梯,以及残存下来的破旧家具零件,始终萦绕着一种叫人难以描述的荒凉感觉。而灰尘与蛛网更为它们增添了几分恐怖;若是哪个孩子自愿登上通往阁楼的梯子,那绝对算得上是非常勇敢的举动——那需要他在屋梁底下走上很长一段路,而且在那个地方只有在山墙上闪耀的小小窗户可以提供一丁点儿照明。这条路上堆满了大量橱柜、椅子与纺轮留下的残骸——无穷岁月的积淀将它们包裹、装点成了许多可怕而又可憎的模样。

但说到底,屋子里最恐怖的地方并不是阁楼,而是阴冷潮湿的地下室。虽然它临街的一侧完全位于地面之上,而且与外边繁忙的人行道只隔着一堵开设有大门与窗户的薄薄砖墙;但不知为什么,那个地方总会让我们产生最强烈的抵触情绪。因此我们总会在地窖前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沉浸在关于幽灵的幻想里走下去一探究竟,还是该避开它以保全我们的灵魂与心智。首先,在整栋屋子里,地窖是恶心气味最为浓烈的地方;其次,我们也不喜欢那些一到夏季多雨的天气就会从坚硬泥土地面下零散冒出来的白色真菌。这些蕈菌与生长在屋外庭院里的草木有着某种怪诞的相似之处,而且全都有着极为恐怖的模样。它们就像是在笨拙而又令人憎恶地模仿着毒蕈与印第安烟管,我们从未在其他地方看过与它们类似的真菌。这些蕈菌腐烂得很快,并且会在某个阶段散发出微弱的磷光;因此在晚上经过屋子的人偶尔会声称自己在弥漫恶臭的窗户边看到残破的窗格玻璃后闪烁着女巫的鬼火。

我们从不会在夜晚进入地窖——即便是在万圣节情结最疯狂的时候,我们也不曾尝试过——但我们在白天进入地窖探险时,偶尔会看见那种磷光,尤其是在天色阴沉、空气潮湿的时候。此外,我们也经常察觉到另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东西——那是些非常奇怪的东西,不过,我们最多也只能察觉到一些痕迹。这是一种出现在泥土地板上、略微有些模糊的泛白图案——像是模糊、变幻的霉菌或硝盐沉积物。地下室的厨房里有一个巨大的壁炉,我们偶尔会在壁炉周围稀疏生长的真菌丛里察觉到这种痕迹。偶尔,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片痕迹不可思议地像是一个蜷曲起来的人形;不过,通常情况下,这些痕迹并不会勾起任何联想,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们根本看不见这样的白色沉积物。在某个下过雨的午后,这种近乎幻觉的痕迹似乎变得特别明显,此外,我还幻想着自己瞥见那些硝石沉积物上腾起了一种闪闪发光的淡黄色稀薄蒸气,缓缓地飘进了敞开着的壁炉里。我向叔叔提起过这件事。他被我这种古怪的臆想给逗乐了,不过他的笑容里似乎也夹杂着一些回忆。后来,我在某些普通居民谈论的狂野古老传说里听到了类似的想法——有个故事同样提到了一些如同狼一般的恐怖幻影变成烟雾出现在大烟囱上,以及某些蜿蜒的树根穿过松动的基脚,钻进地窖里形成了奇怪的轮廓。

II

直到成年后,叔叔才向我展示了他收集的与那栋让人畏避的屋子有关的笔记与材料。惠普尔医生是个在头脑清楚、观念传统的保守派医生。虽然他对那个地方很有兴趣,但却并不喜欢鼓励其他年轻人研究这栋颇为反常的屋子。他简单地认为那屋子——那个地方——肯定格外肮脏污秽,所以才害得那些生活在屋子里的人生了病。但是,他不认为屋子本身有什么怪异反常的地方;不过,他也明白,屋子周围那些让他颇感兴趣的奇特景致会在孩童们那爱幻想的大脑里构建出各种各样阴森可怕的联想。

惠普尔医生没有结婚。他是个头发花白,胡子刮得很干净的老派绅士,也是个在本地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并且经常与那些坚持传统同时又热爱争辩的人——例如,西德尼·S.莱德还有托马斯·W.比克内尔——发生争论。他与一个仆人居住在一座乔治亚式的农场里。那是一座有着门环与铁栏杆阶梯的大房子。它怪异地矗立在北科特街的一处陡峭山坡上,紧紧地挨着古老的红砖法院与殖民地大楼(他的祖父——1772年率众烧毁英王殿下的武装纵帆船“葛斯比号”的著名私掠船船长惠普尔先生的堂兄——就曾于1776年5月4日在这座大楼里参与了罗得岛殖民地独立的投票表决)。惠普尔医生在这座房子里开辟了一间低矮、潮湿的藏书室。那里面安装着笨重的雕花壁炉饰架,四周墙上的白色嵌板透着一股子霉味,而墙上的小格窗户上还影影绰绰地映着爬墙藤的影子。藏书室里存放着许多有关他古老家族的记录与遗物——而其中的许多收藏都与班尼菲特街上那栋让人畏避的屋子有着含糊的联系。当然,那座声名狼藉的建筑本身也在距离藏书室不远的地方,因为班尼菲特街恰好经过法院大楼上方,沿着陡峭的山坡一直攀升到最早期的殖民地所在的位置上。

随着我逐渐成熟懂事,加上多年坚持不懈的纠缠,叔叔最终还是将他收藏的我所感兴趣的知识告诉了我。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份非常古怪的编年史。虽然其中有些地方显得极其冗长啰嗦,充满了统计数据和乏味的宗谱知识,但那种消散不去的恐怖与超自然的恶意依旧在文件里留下一条绵延不断的线索。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甚至比它给那位优秀的医生所留下的印象还要深刻。许多独立的事件都有着不可思议的联系,而一系列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变故却隐藏着令人胆寒的可能性。全新的、同时也更加热切的渴望开始生根发芽,相比之下,那些童年时期的好奇显得既苍白又幼稚。

这些发现让我进行了一次详尽彻底的调查,并最终让我们进行了那次让人心惊胆战的探险——事实证明,对于我和我的叔叔而言,这是一场灾难。因为,叔叔最后还是固执地加入了我展开的调查行动,并且在一个夜晚与我一同走进了那屋子——但是他并没有与我一同离开。他过世后,我一直觉得很孤单——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漫长的一生里充满了荣誉、美德、善举,以及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品位。为了纪念他,我在圣约翰墓地——坡最喜欢的地方——安葬了一只大理石骨灰瓮。那是一片位于山坡之上、生长着巨大柳树的隐秘树林,坟冢与墓碑安静地蜷缩在由教堂、房屋与班尼菲特街的旱堤组成的古老建筑群中间。

打开这座由日期与历史组成的迷宫,我并没有在这屋子的早期历史里找到一丁点儿凶恶不祥的迹象——不论是它的建造过程,还是那个主持兴建它的显赫家族都显得非常稀松平常,没有丝毫异样。不过,灾祸的第一个征兆却很明显,而且征兆的数量很快便增加到了凶险不祥的地步。叔叔仔细地整理出了自1763年房屋兴建时起的所有记录,并且为这一主题补充了多得不同寻常的细节。据说,最初入住那栋畏避之屋的是威廉·哈里斯与他的妻子拉比·德克斯特,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1755年出生的埃尔卡纳,1757年出生的艾比嘉,1759年出生的小威廉还有1761年出生的露丝。哈里斯是个体格结实的商人,同时也是往返于西印度航线的水手。他与俄巴底亚·布朗以及布朗的侄子合办的商行有着密切的往来。1761年布朗死后,新商行尼古拉斯·布朗公司将他安排到了普罗维登斯建造的一百二十吨双桅横帆船“谨慎号”上担任船长职务,并且授权他修建一座新的住宅——这也是他自结婚以来一直期盼着的事情。

当时,位于拥挤的齐普赛街上方、沿着山坡延伸的新贝克街刚经历过一次改造,而哈里斯便将新宅的地址定在了一段新建成的直道边。这是个再好不过的位置,而且建筑本身与周围的环境也很搭配。对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来说,这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当时,他的妻子正准备生下他们的第五个孩子,为了迎接这个全家期盼着的新生命,哈里斯匆匆忙忙地搬进了新房里。十二月份,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但却是个死胎。而且,在那之后一个半世纪里,屋子里没有诞生过一个活的婴儿。

到了第二年四月份,哈里斯家的孩子们纷纷染上了疾病。不出一个月,艾比嘉与露丝就夭折了。乔布·艾伍兹医生为孩子们进行了诊断,并将问题归结为某种儿童易感的热病;不过,其他人认为这仅仅是消瘦,或者虚弱导致的恶果。不论如何,这似乎是种有传染性的疾病;哈里斯家原本有两位仆人,但到了六月份,其中一个仆人汉娜·鲍恩也因为类似的原因去世了。剩下的那个伊莱·里德逊也经常抱怨身体虚弱,过度劳累;他原本打算返回瑞和柏斯,在自己父亲的农场里休养,但却因为突然爱上接替汉娜·鲍恩的新仆人梅海塔布尔·皮尔斯,最终还是留了下来。结果,到了第二年,他也死了——那是个让人悲伤的年份,因为在同一年,威廉·哈里斯也死了。由于职业的缘故,在过去的十年里,威廉·哈里斯花了很多时间待在马丁尼克岛上,当地的气候早已让他变得非常虚弱。

寡妇拉比·哈里斯一直没能从失去丈夫的哀痛中恢复过来,而两年后长子埃尔卡纳的过世给了她最后一击。1768年,她患上了一种较为温和的疯病,此后一直被关押在屋子的上层房间里;她那没结婚的姐姐玛西·德克斯特搬进了屋子,开始代管哈里斯家的事务。玛西是个淳朴、瘦削但却很有力量的女人;但在搬过来的那段时间里,她的健康状况也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她全心全意地照料着不幸的妹妹,并且特别关爱自己仅存的侄子威廉——此时,他已经从一个壮实的婴儿长成了一位瘦削多病的小伙子。这一年,仆人梅海塔布尔也死了;另一个仆人,帕哲伍德·史密斯,辞职离开了,甚至都没留下一个条理清楚的解释——不过,他说到一些疯狂的传说,并且抱怨说他不喜欢那地方的气味。一时间玛西也招募不到其他的帮手,因为这屋子在五年里死了七个人,疯了一个,这些事情已经引起了许多的炉边传说,而且这些传说后来发展得更加离奇怪异。不过,她最终还是从城外请来了几个仆人;其中有安·怀特,一个来自北金斯顿某处(如今已经分离成为埃克塞特的镇区)的乖张女人,以及一个名叫泽纳斯·罗尔、非常能干的波士顿人。

然而,正是她雇佣的安·怀特让那些不祥的闲言碎语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轮廓。在雇佣来自努斯莱克丘陵的居民前,玛西应该多做一些了解;在那个时候,那片偏僻的蛮荒林地流行着许多极度令人不安的迷信。而且即便到了现在,那里的情况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在1892年的时候,埃克塞特的一个社区还曾发掘出过一具按照某种仪式焚烧过心脏的尸体,似乎是有人想要阻止某些谣传中的灾祸危害公众的健康与平静。在1768年,持这种观点的人或许也会想到同样的做法。安是个多嘴的人,而且话多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没出几个月,玛西就辞退了她,并且又请了一个来自纽波特、名叫玛丽亚·罗宾斯的亚马逊人取代了安的工作。

与此同时,可怜的拉比·哈里斯变得更加疯癫了。她开始在疯病发作时谈论某些让人极度毛骨悚然的噩梦与幻想。有时,她会高声呼喊出让人无法忍受的尖叫,而在大多数时候,她会描述一些令人尖叫的恐怖事物——为此,她的儿子不得不临时搬到了位于新修的学院大楼一旁的帕斯特瑞安巷里,与自己的堂兄皮莱格·哈里斯住在了一起。在借宿过一段时间后,那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似乎有了改善;虽然玛西满怀好意,但如果她足够聪明的话,就应该将自己的侄子留在皮莱格身边,一直住下去。每每提到哈里斯夫人在疯病剧烈发作时高声呼喊的内容,传说就会变得格外含糊其辞;或者,人们觉得若是转述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词,那么自己的故事就会因为太过荒诞悖常而变得毫无意义。一个仅仅接受过法语入门教学的女人为何会经常使用这种语言高声呼喊出粗俗、地道的词句?或者,一个单独囚禁、被人看守着的女人会狂乱地抱怨说有某个瞪着眼的东西在咬她?这样的叙述听起来肯定非常荒唐。1772年,仆人泽纳斯死了;而当哈里斯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出了令人惊骇的愉快神情——这完全不像是她的作为。一年后,她也死了。人们将她安葬在北墓地里,与她丈夫的坟墓紧靠在一起。

1775年,美洲殖民地与大英帝国之间的战争爆发了。虽然威廉·哈里斯当时只有十六岁,是个身体羸弱的小伙子,但他还是设法通过了征兵审核,加入了格林将军手下观察兵团;从那时起,他的健康与声望开始与日俱增。到了1780年,他已经成了罗得岛兵团的上尉,驻扎在新泽西州,听从安吉尔上校的指挥。他遇见了来自伊丽莎白敦的菲碧·赫特菲尔德,然后娶了她。第二年,在荣誉退伍之后,他带着她回到了普罗维登斯。

年轻的士兵回到了故乡,但这并不完全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的确,那屋子依旧保存得相当完好;街道也已经得到了改造扩宽,而它的名字也从最初的“贝克街”换成了现在的“邦尼菲特街”。但玛西·德克斯特原本健康的身体却发生了令人悲伤的奇怪衰退,她变成了一个佝偻的可怜女人,说话的声音空洞含糊,脸色也苍白得让人担忧——玛丽亚,那个留下来的仆人,也极为异常地表现出了类似的情况。1782年的秋天,菲碧·赫特菲尔德在屋子里生下了他们的女儿,但却是个死婴。第二年五月十五号,玛西·德克斯特告别了她朴素、高尚同时也辛勤操劳的一生。

威廉·哈里斯最终意识到了问题,他确信自己的住处是个极度危害身体健康的地方。于是,他打算从里面搬出来,并且永远关闭这屋子。首先,他在新开张的金球旅馆里为自己与妻子寻找了一个临时的住处;然后,他又在威斯敏斯特大街上修建了一栋舒适的新房子。房子位于格雷德大桥的另一侧,属于镇子扩建后的新区。1785年,他的儿子迪提出生在他们的新家里;这家人一直住在那儿,直到后来商业活动占领了那块地方,于是他们被迫迁移回了河的这一侧,居住在了安吉尔大街的小山丘上。这里是新规划出的东部住宅区(1876年的时候,当时尚在人世的阿切尔·哈里斯还在那儿修建了他那座有着法式屋顶、极尽奢华却丑陋难看的豪宅)。威廉与菲碧全都死于1797年爆发的黄热病大流行,但迪提却被他的堂兄拉思伯恩·哈里斯,皮莱格的儿子,给带大了。

拉思伯恩是个务实的人,尽管威廉希望让那栋位于邦尼菲特街上的屋子一直空着,但他依旧将屋子租了出去。他觉得自己必须充分利用孩子的财产,这是他对被监护人应尽的责任。虽然死亡与疾病让屋子里的房客换了一拨又一拨,虽然人们越来越厌恶那座房子,但他却并不在意。恐怕他只在1804年的时候为屋子烦恼过一段时间——当时,有四个人在屋子里相继死亡,这引起了市民们的广泛讨论,有些人猜测这可能是由当时正在逐渐消失的流行性热病造成的,因此市议会命令他用硫磺、柏油和樟脑将整个屋子熏蒸一遍,彻底消毒。他们说,那地方有一种像是热病的气味。

另一方面,迪提也很少思索那屋子里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成为了一名私掠船上的水手,参加了1812年战争,并且在卡霍船长率领的“警戒号”上有着极其出色的表现。战后,他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家乡,并且在1814年结了婚,然后又在1815年9月23日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成为了父亲;那晚,海湾里的潮水在狂风的驱动下冲上了堤岸,淹没了半个镇子,还将一艘高高的单桅小帆船送上了威斯敏斯特大街——这艘帆船的桅杆几乎拍打到了哈里斯家的窗户,它以一种充满象征意味的方式宣告这个新出生的男孩,维尔康,是一名水手的儿子。

维尔康比父亲死得更早。1862年,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光荣牺牲。他和他的儿子阿切尔只知道那令人畏避的屋子是一处令人厌恶的地方,几乎不可能租借出去——他们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屋子长年无人打理,产生了大量霉菌与令人作呕的臭味,才落得这样的结果。事实上,在1861年,屋子里发生了一连串的死亡事件——这起最终的惨剧甚至让人们将激烈的战况抛到了脑后——而在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租住那屋子。而卡林顿·哈里斯,这位哈里斯家族的最后子孙,在听我叙述完自己的经历前,只把那屋子看成是一处聚集了许多传说、荒废已久、有点儿诱人产生幻想的地方。他原本打算拆毁那屋子,并在原地新建一栋公寓,但在听过我的叙述后,他放弃了原有的计划,决定把它留下来,加装上新的管道系统,然后再租出去。对他而言,想要招来房客并不是件难事。毕竟,屋子里的威胁已经消失了。

III

可以想见,哈里斯家族的历史给我带来了极为强烈的震动。我仿佛在这份连续的记录里寻见了某种纠缠不散的邪恶,它与我所认识的自然界里的一切事物都不相同;而且,这种邪恶显然与那屋子——而非那个家族有关。叔叔收集的许多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零散资料也证实了我的看法——这些资料中有从仆人们的闲言碎语里抄录下来的民间传说,也有相关事件的剪报,还有医生开出的死亡证明复印件等等。我没法完整地给出所有的材料,因为叔叔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古物收藏家,而且对那令人畏避的屋子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但我或许能够给出一些较为重要的事——这些事曾反复出现在许多有着各式各样来源的报道里,因而显得格外引人注意。例如,那些流传在仆人间的传说几乎一致认定屋子下方那个长满真菌、弥漫有恶心臭味的地窖是最为邪恶的地方。有几个不愿意使用地窖里的厨房的仆人——特别是安·怀特——以及至少三则清晰可查的传说都提到地窖里有某种由树根和霉菌斑点组成的、像是人或者恶魔的奇怪轮廓。我对那些有关霉菌斑点的叙述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在童年时期就亲眼见过类似的东西;可另一方面,我觉得每一桩叙述里都掺杂进了许多属于本地鬼故事的常见桥段,因而它们所包含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模糊了。

而安·怀特,这个满脑子都是埃克塞特地区迷信观念的女人,提出了最为夸张同时也最为前后一致的传说:她声称那屋子下面肯定埋葬有一只吸血鬼——就是那种依旧保留着自己的肉体,以活物的鲜血和气息为食的死尸。传说,到了夜晚,这些怪物组成的可怖军团就会放出它们的尸体或精魂猎食活物。那些祖母辈的人说,若想要杀死一只吸血鬼,就必须将它从地下挖出来,然后烧掉它的心脏,或者至少也要用一根木桩刺穿它的心脏;所以,安一直孜孜不倦地要求对地窖下方的土地进行全面彻底的挖掘搜索,而这也是她被解雇的主要原因。

不过,她的故事依旧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此外,由于屋子所在地曾是一片坟场,所以人们也很容易接受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这些故事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倒不是因为屋子所处的环境位置,而是因为它们以一种贴切得有些诡异的方式印证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那位辞职离开屋子的仆人帕哲伍德·史密斯从未见过安,也从未听说过她的故事,却也抱怨说晚上总有某些东西“吮吸他的气息”;其次,由奇德·霍普金斯医生出具的1804年热病患者尸检报告中显示,四名死者都表现出了难以解释的贫血症状;此外,可怜的拉比·哈里斯在胡言乱语的疯话中也提到了某个目光呆滞、半透明的存在,以及它露出的尖利牙齿。

虽然我不想理会那些毫无根据的迷信观点,但这些事情仍让我有了某种古怪的念头。而另外两条关于畏避之屋内有人丧生的新闻报道也加强了这种念头。这两条新闻报道相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中一条刊登在1815年4月12日的《普罗维登斯公报与乡村日报》上,另一条则刊登在1845年10月27日的《每日抄录》上——两条新闻分别详细描述了两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但二者的内容却明显有着一些重叠的地方。其中,1815年死亡的是一位温和慈祥、名叫斯塔福的老太太;而1845年死亡的是一位名叫埃利埃泽·德菲的中年教师。根据新闻报道,两名病人死前都表现出了非常可怕的变化;他们瞪圆了自己混浊的眼珠,并且试图撕咬主治医生的喉咙。然而,那起最终让房屋租赁业务彻底停摆的事件却更加诡异——起先,一些居住在屋子里的人发了疯,他们纷纷开始狡诈地割开自家亲属的喉咙或腰腹,试图用这种方式夺走被害者的性命,而后这些疯子又因为贫血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1860年到1861年的那段时间里。那会儿,叔叔刚开始自己的医学实习工作;在赶赴前线之前,他从共事的职业医生前辈那里听说了不少有关这件事的议论。然而真正不可思议的却是事情的一桩插曲:由于屋子里弥漫着恶心的气味,还有着众所周知、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名声,因此除了那些愚昧无知的家伙外,根本不会有其他人来租用这屋子;然而,这些人在疯癫时却会操着一口法语喋喋不休地大声咒骂,即便他们根本不可能学习过这种语言。这不免让人想起了在一个世纪前生活在屋子里的拉比·哈里斯。这件怪事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叔叔,自战场上回来后不久,他便从切斯医生与惠特马什医生那里打听到了第一手的叙述,接着便展开了相关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事实上,我知道叔叔曾深入思考过屋子里发生的事情,也知道我的关注让他感到备受鼓舞——毕竟我是一个思想开明同时也愿意赞同他观点的关注者,这意味着他可以与我讨论那些其他人只会付之一笑的东西。虽然他的想象不如我那样夸张,但他依旧觉得那屋子有着激发人们想象的潜力。这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值得将它当作一个能够授予人们怪诞和恐怖灵感的地方多加注意。

就我而言,我更愿意严肃认真地看待整件事情。因此,我不仅回顾了已有的证据,而且还尽己所能地收集了新的证据。虽然年迈的阿切尔·哈里斯已于1919年去世,但他在世的时候,我曾与这位拥有屋子的老人有过多次交谈;此外,我还请他以及他那尚在人世、并未婚嫁的妹妹爱丽丝核对了叔叔收集的有关哈里斯家族的全部材料,从而确保了材料的真实性。可是,当我询问他们那屋子与法国,或者法语有什么关联时,两人均坦白地表示他们和我一样全无头绪,不知所以。阿切尔什么都不知道,而哈里斯小姐也只能说出一个可能有点儿关系的古老故事。那是她的祖父迪提·哈里斯从别处听来的传闻。迪提·哈里斯比他牺牲在战场上的儿子维尔康多活了两年。这位老水手本身并不知道这个传说;他只记得自己最初的保姆,年长的玛丽亚·罗宾斯,似乎隐约察觉到了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或许为拉比·哈里斯胡言乱语的法语词句赋予了某种古怪的意义——毕竟,在那个不幸的女人过世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玛丽亚经常能听到那些疯癫的胡话。自1769年起,到1783年全家搬出屋子时,玛丽亚一直生活在那让居民们畏避的屋子里,而且她亲眼见证了玛西·德克斯特的死亡。有一次,她告诉年幼的迪提玛西辞世前曾出现过一个略微有些古怪的情景,但迪提很快就忘记了玛丽亚的叙述,只记得那情景略微古怪。况且,即便是这件事情,迪提的孙女爱丽丝回忆起来都很困难。至于那屋子,她与她的兄弟都表现得没有兴趣;屋子现在的物主,阿切尔的儿子卡林顿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在经历过那件事情后,我曾和他有过一次交谈。

从哈里斯家族那里搜刮完他们能提供的全部信息后,我将注意力转向了早期的城镇记录与契约证书。在这件事情上,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甚至比叔叔在同一件事情上偶尔表现出的热情还要迫切得多。我想要获得那个地点自1636年有人定居以来的完整历史记录;或者,如果能够发现任何可以填补资料空白的印第安人纳拉干西特族传说,我甚至会将收集资料的范围扩展到更加古老的过去。起先,我发现那块土地曾是一块长条形的住宅用地中的一截。这块住宅用地最初授予了约翰·思罗克莫顿;这里曾规划过很多块和它相似的长条形区域,而这块区域从河畔的城镇大街起始,一直向上延伸,翻过小山,抵达一条与如今的霍普街勉强重合的分界线为止。当然,这块位于思罗克莫顿名下的土地后来又经历多次分割;我非常努力地追踪到了那块日后贝克街,或者说邦尼菲特街经过的土地。有些传闻说,那里是思罗克莫顿的墓地;但在仔细核对过记录后,我发现当地的坟墓在很早以前就全部迁往波塔克思特西路的北墓地了。

接着,我突然发现了能唤起我最大热情的东西——这件东西将整件事情中最为古怪的几个部分联系了起来。我通过一个非常罕见的机会找到了它,因为它并不属于记录的主体部分,而且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这是一条关于土地租约的记录:1697年,一位名叫依蒂安·胡勒的人和他的妻子租下了一块土地。直到此刻,与法国有关的线索终于浮出了水面——除此之外,这个名字还让我联想到了另一条掩盖得更深的可怕线索,我曾阅读过许多怪异而又混杂的书籍,而这条线索就一直躲藏在这些阅读记忆中最阴暗的角落里——于是,我开始兴奋地研究起了在1747年到1758年贝克街部分改造与拉直工程展开之前绘制的当地区划图。研究的结果基本在我的预料之中,胡勒夫妇曾在一座单层带阁楼的农舍后规划出了自己的墓地,而那令人畏避的屋子就坐落在墓地所在的位置上,而且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有人迁移过墓地。事实上,文件的结尾部分显得十分混乱;因此,为了找到一扇由依蒂安·胡勒这个名字所开启的大门,我被迫彻底查阅了罗得岛历史协会与谢普利图书馆的档案。最后,我的确找到了些东西;这些东西有着模糊但却极为可怕的含义,因此我立刻开始了新的探险计划,准备进入那令人畏避的屋子,怀着兴奋的心情彻底检查它的地窖。

根据文件记录,胡勒夫妇于1696年从纳拉干西特湾西岸的东格林威治镇搬到了普罗维登斯。他们是从科德来的胡格诺教徒,在普罗维登斯镇政委员准许他们定居下来前,他们曾遭遇过很多阻力。1686年,南特敕令被废除之后,他们来到东格林尼治村,但那里的居民们很不欢迎他们,这让他们格外痛苦。有传闻说,他们遭人厌恨的原因并非只是种族歧视和国家歧视这么简单,也和英法移民展开殖民竞赛、并引起就连地方长官安德罗斯也无法调停的土地纠纷没有多大关系。不论如何,他们几乎是被东格林尼治村的居民给驱赶到了海湾的边上。不过,他们显而易见的凄惨状况,以及忠实热忱的新教信仰,还是博得了城镇官员们的同情。然而,根据某些闲话所说,他们对新教的热忱似乎有点儿过了头。政府官员们愿意为他们提供庇护;相比田园耕种,肤色黝黑的依蒂安·胡勒更倾向于阅读古怪的书籍与绘制奇异的图表,因此他被安排到了城镇大街最南端的帕顿·蒂林哈斯特的码头上,在一家仓库里从事文书工作。不过,那地方后来发生了骚乱——那大约在四十年后,老胡勒死后的事情——此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胡勒家族的消息。

似乎,在一个多世纪里,胡勒家族一直被人们当作新英格兰平静生活的鲜活插曲而牢牢记了下来,并且一再地被提起。依蒂安的儿子保罗是个乖戾的家伙,引起了许多的猜测,而他捉摸不透的行为可能就是引起骚乱并最终导致家族被消抹干净的原因;但普罗维登斯并不像它的清教徒邻居那样对巫术感到恐慌,而那些老妇人也会毫无顾忌地暗示说,他总会在完全不合适的时段、朝着完全不合适的物件进行祷告。老玛丽亚·罗宾斯所知道的传说,无疑就是以这些事情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而我完全能依靠想象力,或是将来的进一步发现,断定它们与拉比·哈里斯,以及那屋子里的其他居民疯癫呼喊的法语咒骂有什么关系。但我怀疑,那些知道此类传说的人当中有多少会察觉出它们还与另一些可怕的事情有着联系——即便我也是通过广泛的阅读才了解到这些事情的;在那些讲述病态恐怖的编年史里记录这一件极为不祥的事情,事情的主人公名叫杰库·胡勒,生活在科德,1598年,他被宣判了死刑,罪名是被魔鬼附身,但巴黎议会后来撤销了他的死刑,并将他关进了疯人院。据说,当时有一个男孩被两头狼杀死并撕碎了,而随后赶来的人们就在一处树林里发现了浑身是鲜血与碎肉的胡勒。同时还有人看见有一头狼毫发无伤地快步跑开了。这的确是个相当不错的炉边故事,而那个名字与地方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不过,我觉得在普罗维登斯说闲话的人大多数都没听说过这个故事。如果他们知道了,姓氏上的巧合可能会造成某些非常惊恐的极端行为——事实上,是否就是那些并不全面的流言蜚语促成了最终的骚乱,并将胡勒家族从镇子里完全消抹掉了呢?

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造访那受诅咒的屋子;研究花园里病怏怏的植物,检查建筑上的每一处墙面,同时详细审视地窖里每一英寸的泥土地面。最终,在得到卡林顿·哈里斯的允许后,我为地窖里那扇直通班尼菲特街的废弃大门配上了新的钥匙,准备采取更直接的方式在屋外和地窖里来回,不再需要经过黑暗的楼梯、一楼大厅、前门等别的地方。在这个潜藏着大量病态事物的地方,我花了许多个漫长的下午搜索、拨弄身边的一切。阳光漏过位于地面之上、满是蛛网的窗户,照亮了地窖。那扇没有上锁的大门让我距离平静的人行道只有几英尺的距离,这让我感到无比安全。但我的努力并没有换来任何新的奖赏——只有一如往常、令人沮丧的霉菌,微弱模糊的有毒臭味,以及硝盐水渍在地板上勾勒出的奇怪轮廓——我觉得,许多行人在路过破旧的小格窗户时都会好奇地看我一眼。

终于,在听取了叔叔的建议后,我决定进行一次夜晚探险;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用手电筒的灯光扫视那些发霉的地面,那些不可思议的轮廓,以及那些散发着微弱磷光、扭曲丑恶的蕈菌。那天夜晚,这个地方让我古怪地感到沮丧,而当我看见——或者说,我觉得看见了——那些发白的沉积物格外清晰地呈现出我童年时期猜想过的“蜷缩形状”时,我觉得自己几乎已经预料到了。它清晰得令人惊讶,我从未见过这样清晰的轮廓。看着它的时候,我似乎又看见了那种闪闪发光的淡黄色稀薄烟雾,在许多年前的雨后下午,它曾经让我无比惊恐。

那东西从壁炉边的人形霉菌图案上涌了起来;它抖动着,悬挂在潮湿的空气里,就像是一种若隐若现、令人作呕、几乎有些发光的蒸气,似乎逐渐发展出模糊而又令人惊骇的朦胧形状,然后逐渐收缩,如同云雾般消散开来,穿过大烟囱里的黑暗,并在经过的地方留下一股恶臭。那的确是非常骇人的景象,对我而言更是如此,因为那些我曾深入了解过这个地方。但我不愿就此逃走,执意看着它逐渐消散——注视着它的时候,我觉得它也转过身来贪婪地注视着我,那更像是一双想象中的眼睛,而非真实可见的。当我把这些事情告诉叔叔的时候,他显得很感兴趣;在经历了一个小时的反复思索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明确而极端的决定。在脑里考虑过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两人的关系后,他坚决主张我们应该一同进入那座被霉斑与蕈菌诅咒的地窖,轮流守上一夜,或者好几个夜晚,摆出一副进攻的姿态,去试探——并且摧毁,如果可能的话——那屋子里的恐怖事物。

IV

1919年6月25日,星期三,我与叔叔向卡林顿·哈里斯适当地透露了我们的计划,但却并没有向他透露我们计划在那里发现些什么。随后,叔叔与我将两把折椅、一张折叠式行军床,以及一些极为笨重复杂的科学设备搬进了那令人畏避的屋子。白天的时候,我们将搬进来的东西安置在了地窖里,接着用纸遮挡住了窗户,计划从晚上开始我们第一天的守夜。我们锁上了从地窖通往一楼的房门;由于事先准备好了地窖大门的钥匙,我们计划将那些昂贵而又精密——并且花了很大代价才悄悄准备好的设备一直留在地窖里,直到我们决定不再继续守夜为止。我们准备坐着熬夜到很晚的时候,然后轮流值班两小时到天亮。我是第一班,不需要值班的人可以在行军床上休息。

依靠着自己天生的领导才干,叔叔从布朗大学实验室与克兰斯顿街军械库调来了设备,并且出于本能制定了我们冒险的方向。这种才干绝妙地展现了这位八十一岁老人潜在的活力与韧劲儿。作为医生,伊莱休·惠普尔始终倡导卫生学方面的各种准则,并且身体力行地按照这些准则生活,但我们随后遇到的事情需要耗费他今天的全部精力。只有两个人——卡林顿·哈里斯和我——能够推测出那晚生在地窖里的事情。我必须告诉哈里斯,因为他是那屋子的主人,同时也有权知道有什么东西从屋子里离开了。当然,在开始探索前,我们也曾与他有过交流;而且我觉得,在叔叔去世后,他能理解并协助我发布某些极其必要的公开说明。在听过我的叙述后,他的面孔变得毫无血色,但哈里斯还是同意协助我,并且认定那屋子如今已经可以安全地租赁给其他人了。

如果我说,在那个下雨的夜晚,守候在地窖里的我们并不觉得紧张,那显得过于夸张和荒谬了。我曾说过,我们不相信任何天真幼稚的迷信,但科学研究与思考教导我们,已知的三维宇宙所包含的仅仅是一些小小的片段——由物质与能量构成的宇宙系统里的一块小小片段。若是这样,从无数真实可靠的来源那里获得的数不胜数的证据指明,世界上始终存在着某些无比强大——并且对于人类而言——异常邪恶的力量。因而,相信吸血鬼或狼人或许也是一种粗心而又概括的陈述。更准确地说,生命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的定义或许还存在着某些既未知又不可归类的特征,而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否认这种可能性;而且,由于和其他的空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它们很少出现在三维空间里,但却又足够靠近我们的边界,因此能够偶尔呈现给我们一些意象,然而在缺少合适机会的情况下,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些意象。

总之,在叔叔和我看来,一系列不容置疑的事实表明,某些东西仍在那令人畏避的屋子里徘徊;它起源于两个世纪前某个丑陋的法国殖民者,并且依靠某些罕见而又未知的原子、电子运动规律在屋子里继续运转着。与他们有关的历史记录证明,胡勒家族与实体世界的外缘——那些让普通人感到恐惧和厌恶的阴暗领域——有着某些不同寻常的联系。那么,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那些骚乱可能让他们中一两个人——尤其是那个凶恶不祥的保罗·胡勒——在自己病态的大脑里构建了某些动态的模式,使得他们能在肉体被暴徒们消灭和埋葬后继续以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生存下来,并且存留在某个多维空间里——暴徒侵害造成的疯狂憎恨决定了这股力量的基本方向,而它们会按照这个方向一直运转下去。

根据新近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包括相对论以及有关原子内部运动的理论,这样的事情,从物理学或生物化学的角度上来说,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人们或许更容易想象这样的景象:那是一个由物质或能量构成的怪异核心,可能没有固定的形状,也可能有,它能够刺透其他那些我们更容易触碰察觉到的活物,吸食其生命力,或是身体组织与体液;甚至偶尔与这些生物的身体组织完全融合在一起。它可能会表现得非常主动并且充满敌意,也可能只是盲目地按照自我保护的本能行事。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认知体系中,这样的怪物必然是极端异常的闯入者;任何不愿与这个世界的生命、健康和理智为敌的人类都会将消灭它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然而,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会遇上什么模样的东西,这让我们非常困惑。从未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见过它,甚至只有少数几个人明确地察觉到了它的存在。它可能是纯粹的能量,虚无,而且完全不属于物质世界;或者,它也可能拥有部分的物质形态,例如某种可以改变形状、完全未知,同时也难以界定的团块,并且能够随意转变成固体、液体、气体或者空洞的非物质状态。地板上类似人形的霉菌斑点,黄色蒸气的形状,某些古老传说里提到的、由树根构成的轮廓,至少全都强调了它与人类的形状有着一种微弱但又诱人联想的联系;可是,这种形状上的相似能否具有代表性,又能持续多久?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为了对抗它,我们准备了两种武器;如果我们要对付的敌人没有可以触碰的形体,并且只能依靠极具破坏性的以太射线加以对抗,那么我们有特别订制的大型克鲁克斯管,它由非常强力的电池驱动,并且配置了独特的屏幕与反射器;如果我们要对付的敌人有一部分是物质的,能够被物理方法摧毁,那么我们还找来了一对为世界大战设计的军用火焰喷射器,就像是迷信的埃克塞特仪式,我们准备好烧掉那个东西的心脏,只要它有心脏让我们烧毁。我们将所有的进攻性设备搬进了地窖里,小心地与行军床及折椅摆在一起。这些东西都很靠近壁炉,因为那里的霉斑会呈现出奇怪的形状。此外,当我们布置仪器与家具,以及夜晚回来开始守夜时,我们只能模糊地看到那些诱发许多联想的形状。有那么一会儿,我有些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见过它更加明确清晰时的模样——然后,我想起了那些传说。

夜晚十点,我们在地窖里开始了守夜工作。日光缩短了守夜的长度,而且只要还有阳光,我们就没法确保获得任何进展。窗户外,饱受雨水摧残的街灯透过层层阻挡投射进暗淡的光芒;地窖里,令人憎恶的真菌散发着羸弱的磷光。两种光芒混合在一起,点亮了墙面上湿漉漉的石头。石灰粉刷的痕迹早已从石头上消失了;潮湿、腐臭、遍布点点霉斑的坚硬泥土地面上生长着令人厌恶的真菌;桌椅板凳以及其他老旧得不成样子的家具只剩下一堆堆渐渐腐烂的残骸;构成一楼地面的笨重木板与厚实横梁铺架在我们的头顶上;一扇破旧的木板门通向其他那些位于屋子下方的房间与贮藏室;摇摇欲坠的石头阶梯上还残留着毁坏的木头扶手;搭建壁炉的砖石早已被熏黑了,仿佛洞穴般的简陋炉膛里还保存着些许锈迹斑斑的铁片——那是弯钩、铁叉、吊钩、柴火架以及荷兰灶的炉门留下的痕迹。而我们将简朴的行军床、轻便折椅以及笨重而又精密的破坏性武器摆放在了这些东西的中央。

和前几次我独自探险时一样,我们没有锁临街的房门;如果无法击败显现出来的敌人,我们至少还有一条笔直的随时可用的逃生通道。按照我们的设想,不论屋子里潜伏着怎样的邪恶存在,如果我们连续好几个夜晚都出现在这里,或许就能将它吸引出来;在做好周全的准备后,只要有充足的时间辨认和观察它,我们就能按照预先准备好的计划彻底消灭它。但是,我们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引起这个东西的注意,也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彻底消灭它。我们都知道这次冒险并不安全;因为没人知道那个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会有多强大。但我们相信这是个值得冒险的猎物,因此我们在没有告知其他人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展开了行动;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寻求其他人的帮助只会遭来嘲笑,甚至还可能破坏我们的整个计划。交谈的时候,我们始终在思索着这些事情——直到深夜时分,叔叔开始昏昏欲睡起来,于是他躺了下来,并要求我在两个小时后提醒他换班。

凌晨时分,我一个人坐在地窖里。某种类似恐惧的东西让我觉得毛骨悚然。我之所以说“一个人”,是因为坐在一个熟睡的人身边,的确让人觉得无依无靠;或许比想象的还要孤立无援。叔叔的呼吸很沉,他深深的呼气与吸气声伴着屋外的雨声起起伏伏。而令人神经紧绷的滴水声从屋子的某处远远地传过来,不时打断了叔叔熟睡的呼吸声——即便是在干燥的天气里,这屋子依旧潮湿得令人厌恶,而在风暴里,这地方简直就像是个沼泽。借着真菌的磷光与透过纸糊窗户从街上悄悄漏进来的微弱灯光,我细细地研究起了四周墙面上古老而又松动的砖石结构;有一会儿,地窖里的恶臭空气让我觉得有些恶心,于是我打开了门,沿着街道来回打量了一番,让眼睛尽情地享受熟悉的景色,让鼻孔尽情地呼吸洁净的空气。在守候的这段时间里,我什么也没发现;于是,我开始频繁地打起了哈欠,疲劳也渐渐盖过了忧虑与恐惧。

这时,叔叔在熟睡中的骚动吸引了我的注意。在第一个小时的后半段,他开始在行军床上不安地翻来覆去;随后,他的呼吸也变得异常不规则起来,偶尔还会吃力地发出一阵叹气声,像极了窒息的人。我将手电筒对准了他,却发现他把脸转过去避开了光线。于是,我站了起来。走到了行军床的另一边,再次将手电筒的光线对准了他,想看看他是否表现出任何痛苦的神色。可是,考虑到一些相关的琐事,眼前的景象大大地出乎了我的意料,让我立刻慌乱了起来。这肯定只是由于我们所在的地方,以及我们所执行的任务有着某些凶险不祥的性质,让我将任何古怪的情况都与其联系了起来。因为,当时的情况算不上恐怖,也不是那么怪异反常。我所注意到的只不过是叔叔脸上的奇怪表情,他无疑正被某些由眼前处境所激发出的古怪梦境纠缠着,脸上的表情同样也泄露了强烈的焦躁,而且一点儿也不像是他应有的模样。他原本总是一副亲切而又极富教养的镇静神情,然而此时却似乎有各种各样的表情在他脸上挣扎。总的来说,最令我感到不安的还是各种各样的表情变化。随着他越来越烦乱地喘气、辗转,甚至开始睁开眼睛,我的叔叔似乎并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并且表现出一种与他本身不太相同的古怪特点。

突然之间,他开始小声嘀咕。而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的嘴巴与牙齿反复运动的模样。起先,我没办法分辨他嘀咕的内容;然后——在极度惊骇的情况下——我从那些嘀咕里分辨出了一些词句。有那么一会儿,这些词句让我觉得毛骨悚然;随后,我想起叔叔曾接受过非常全面的教育,而且还曾翻译过无数刊登在《两世界评论》上的人类学与考古学文献,于是我感到了一丝宽慰。因为年高德劭的伊莱休·惠普尔正在用法语低声嘀咕,而且其中几个我能辨认出的短句似乎还牵扯上了某些他根据巴黎著名杂志改编而成的邪恶神话。

这时,熟睡中的叔叔的额头上突然渗出了豆大的汗滴。随后,他猛地跳了起来,露出一副半睡半醒的状态。含混的法语嘀咕也变成了一声用英语发出的高呼——他用嘶哑的嗓音兴奋地尖叫道:“我的呼吸,我的呼吸!”接着,叔叔完全清醒了过来,面部的表情也渐渐回归到了正常的状态。他抓住了我的手,开始叙述起自己的梦境。而我只能怀着几分惊惧的心情暗自揣度这个梦境中最核心的含义。

他说,他从一系列非常普通的睡梦渐渐飘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场景。这个场景是如此奇异,甚至和他读过的任何文字都不相似。他还在这个世界里,然而又不在这个世界里。那个地方在几何方向上有着一种模糊的错乱感觉,因而放眼看去,那些由熟悉事物构成的各个元素纷纷组成了许多极端陌生、极端令人心烦意乱的集合。有些迹象显示,那似乎是许多古怪扭曲后的图像一个接一个重叠起来的结果;在这种排列中,时间与空间的要素似乎都溶解了,并以一种毫无逻辑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在这个由幻影组成、犹如万花筒般的漩涡里,偶尔会涌现出一些特别清晰、内容却混杂得不可思议的图像,就像是快照,如果要用专业术语来描述的话。

有一会儿,叔叔觉得自己躺在一个匆匆挖出的露天深坑里。在他的周围,一张张眉头紧锁、头发散开、顶戴三角帽的面孔正愤怒地俯视着他。接着,他似乎又回到了一间屋子的内部——那显然是一间老屋子,但内部的细节与居住其中的居民却始终在变化,他一直无法确定某一张面孔,或是某一件家具,甚至他都无法看清房间本身,因为门和窗户也表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变迁,就好像那些通常情况下比较容易挪动的物件一样。这很古怪——该死的古怪——我叔叔说话的时候显得有些局促,就好像隐约觉得我不会相信他的话一般,尤其当说到那些陌生的面孔中有许多都清晰无误地显露出哈里斯家族的特征时,他就变得更加窘迫起来。此外,他始终都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仿佛某种弥漫四周的幽灵已经分散游走进了他的身体,正在设法将他身体里的重要生理活动占为己有。当想到这些生理过程时,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经过连续八十一年的工作之后,它们应该已经过度劳损了,如今却还需要对付就连最年轻、最强壮的身体系统也可能会感到畏惧的可怕力量;但片刻之后,我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些噩梦。这些令人不安的幻觉充其量不过是叔叔对于调查冒险,以及预期目标的思考而已。这些东西最近填满了我们的大脑,将其他所有东西统统赶了出去。

与叔叔的交谈也渐渐驱散了我心中的异样感觉;最后,我开始打起哈欠,准备小憩一会。叔叔此刻似乎已经完全清醒了,尽管噩梦让他在既定的两个小时远未结束前就惊醒了过来,但他依旧非常乐意接过守夜的任务。我很快就睡了过去,并且立刻就被一些极端令人烦乱的噩梦给缠上了。在梦境里,我感到宽广无垠、深不可测的孤独;我躺在那里,被某个监狱牢牢地禁锢着,敌意从四面八方涌来裹挟住整个监狱。我似乎被捆绑着,并且塞住了嘴巴。远方有许多人在叫喊,他们渴求我的鲜血。那回响的吼叫不停地嘲弄着我。叔叔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相比醒着的那段时候,此刻的我产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联想。我还记得许多毫无意义的挣扎,以及试图尖叫的徒劳努力。那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睡眠。甚至,有那么一会儿,当回响的尖叫劈开梦境的藩篱,将我投进突然而又惊骇的清醒中时,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后悔。我在尖叫声中惊醒了过来,所有客观存在的实物都无比清晰、无比真实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V

躺下的时候,我恰好背对着叔叔坐的椅子,因此在突然惊醒的片刻,我只看到了地窖中朝向大街的房门,向北的窗户,以及地窖北面的墙壁、地板与天花板。一种比真菌散发的磷光以及街上路灯光芒更加明亮的光线让所有的景物以一种鲜明得近乎病态的方式印刻进了我的大脑。那并不是一道很强的光线,甚至连较强也算不上;肯定没有强到能读书的程度。但它仍然在地板上投下了我与行军床的影子。而且它是淡黄色的,有种刺激并穿透肌肤的力量——这暗示着那东西要比单纯的光线更加强烈。在这一刻,我的耳朵里回荡着令人惊恐的尖叫,我的鼻孔里翻滚着地窖里弥漫的恶臭,两种感官都被猛烈地侵袭着,但是我仍然清晰而敏锐地感觉到了那种光线对我的影响,甚至敏锐得有些异样。与感官一样警觉的大脑立刻意识到了严重的异样;我几乎是自动地跳了起来,转过身去想要抓住摆放在壁炉前发霉地面上的破坏性武器。可当我转过身时,我有些害怕自己即将看到的东西;因为那是叔叔的尖叫声,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对抗此刻的威胁,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他和自己。

然而,眼前的景象比我担忧的还要糟糕。那是超越了恐怖的恐怖,是一切人们能够梦到的恐怖梦魇的核心。长满真菌的地面上腾起了一股蒸气般的鬼火,那是一种病态的黄色磷火,鼓胀拍动着扩张到一个巨大的高度,显露出了一个半人半怪物的模糊轮廓。此外,我还能透过它看见后面的壁炉与烟囱。它全是眼睛——略带嘲弄、仿佛狼一般的眼睛——它的头部满是褶皱,犹如某种昆虫,而这颗头颅的顶端已经溶解进了一缕纤薄的迷雾之中。雾气恶臭地在四周缭绕,最后消失在壁炉的烟道里。虽说我看见了那东西,但我是在仔细回顾这个场景时才确切地想到了与它的外形类似的可憎比喻。在当时,我只觉得那是一团闪烁着微弱的磷光同时也散发着可憎真菌气味的云雾。它翻滚涌动着,缠绕在一个没有固定形状的可憎物体上,并且在逐渐溶解它。那个物体吸引了我所有的注意力。它是我的叔叔——令人尊敬的伊莱休·惠普尔——他腐坏、发黑的面孔正睨视着我,对着我胡言乱语,并且伸出不断溶解滴落的爪子,试图依靠着那个恐怖事物带来的狂怒将我撕得粉碎。

按照既定计划执行下去的念头保全了我的心智,让我没有立刻发疯。为了应对这样的关键时刻,我曾进行过许多训练,而这种盲目的反复训练救了我的命。在认定物质或化学反应无法接触伤害那个不断鼓胀的邪恶后,我忽略了摆在左手边黑暗里的火焰喷射器,直接打开克鲁克斯管的电流开关,对准那幅不属于凡世的亵渎景象,启动了人类技艺从自然界的空间与运动中所能获取的最强以太射线。空气里出现了一道淡蓝色的薄霭,以及一阵疯狂噼啪声。随后,我眼前的淡黄色磷光渐渐变淡了。但我随后意识到这种暗淡只是相对的,机器的电磁波没有产生哪怕一丁点儿效果。

这时,在这魔鬼般的情景里,我发现了新的恐怖变化。这让我张开嘴唇大声尖叫了起来,并且手忙脚乱、跌跌撞撞地向没有上锁、通往安静街道的房门跑去,毫不理会自己将怎样的病态恐怖送进了这个世界,也不在乎人们如何议论和评价我。在那蓝色与黄色的混合云雾中,叔叔的身形已经逐渐融化成了一堆令人作呕的液体,再没有什么言语可以描述他的实质。他逐渐消失的面孔变化着从液体的表面掠过,只有疯子才能想象出那种面孔的转变。他是一个魔鬼,也是一大群人,是一处停尸所,也是一场盛大的游行盛会。在混合而又变幻的光线中,那胶质般的面孔呈现出了十二个——二十个——一百个——面孔;它咧嘴笑着,扭曲地模仿着一大群陌生然而又不那么陌生的面孔,从像是油脂般融化的身体上,沉向地面。

在那中间,我看到哈里斯家族的面孔,有男人也有女人,有成人也有孩童,还有其他面孔,或老或少,或粗俗或文雅,或熟悉或陌生。有一秒钟,那上面闪过的一个微小的面孔就像是在拙劣地模仿可怜的疯女人拉比·哈里斯——我曾在设计学院博物馆里见过她的画像;而另一个瞬间,我觉得我看到了骨瘦如柴的玛西·德克斯特——我曾在卡林顿·哈里斯屋子里的一幅画里见过她的模样。那是无法想象的恐怖;直到最后,一团混合了仆人与婴儿容貌的古怪脸孔摇晃着渐渐贴近了满是真菌的地面,在它的周围一洼淡绿色的油脂正在扩散,就在此时,那不断变幻的面孔似乎开始猛烈地抵抗自身,同时奋力形成了一个仿佛叔叔和蔼面孔的轮廓。我觉得,那一刻,叔叔还存在的,并且正在试图向我道别——我希望这是真实的。我似乎从自己干涸的喉咙里吼出了一声道别,同时跌跌撞撞地冲上了屋外街道;流动的油脂跟在我的身后,形成一股纤细的溪流,穿过房门,淌进了雨水浸湿的人行道。

余下的记忆既模糊又可怕。雨水浸泡的街道上没有一个人。我不敢将这件事情告诉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我漫无目的地向南走去,经过学院山与普罗维登斯图书馆,沿着霍普金斯街走下去,穿越大桥走进了商业区。那里的高大建筑保护着我,就如同现代的物质文明保护着世界免遭远古不洁奇迹的侵袭一般。此时,灰色的黎明开始湿润地显现在了东面的天空中,勾勒出了古老的山丘与它上面的庄严尖塔。它召唤着我,示意我回去,因为我还没有完成那桩可怖的工作。最后,在清晨的阳光中,我没戴帽子、浑身湿透、头晕目眩地回到了那屋子前,走进了那扇位于班尼菲特街上的可怕房门。它半开着,一如我离开的时候,并且仍然在当地那些早起居民的注视下意味深长地晃动着。可我不敢向他们说起夜晚发生的事情。

油脂已经消失,因为生长霉菌的地面满是空隙,很容易渗透。壁炉前那个由硝盐勾勒出的巨大鼓胀轮廓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细细查看了行军床,各种设备,自己落下的帽子,还有叔叔那顶黄色的草帽。眩晕的感觉牢牢占据着我的大脑,我几乎无法回忆起究竟哪些是噩梦,哪些是真实。随后,思绪一点点地挤了出来,我渐渐意识到自己目睹的事情甚至比自己梦见的东西更加恐怖骇人。我坐了下来,试着像神志健全时那样猜测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又该如何终结这个恐怖的怪物——假设它是真实存在的话。实际的物质武器似乎不起作用,以太也不行,凡人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似乎都无法消灭它。这时,我想到了另一件事情,除了那些散发出来的奇异光彩外,还有些什么呢?某种吸血鬼般的雾气,就像埃克塞特地区的乡下人所传说的那样,潜伏在某些墓园里的吸血鬼?我觉得这是一条线索,于是我再次查看了壁炉前的那块地方——因为霉菌和硝盐总会在那里勾勒出奇怪的形状。十分钟后,我坚定了信念,拿起帽子出门回家了。在家里,我洗了个澡,吃了些东西,然后打电话订购了一把鹤嘴锄,一柄铁锹,一张军用防毒面具以及六大罐硫酸,并吩咐卖家,于第二天早晨将这些东西运送到班尼菲特街上那栋令人畏避的房子前。在安排妥当之后,我试着睡一会儿;于是躺到了床上,阅读了些书籍,还斟酌了一些愚蠢透顶的诗句来安抚自己的情绪,打发掉余下的时间。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我开始了挖掘工作。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让我觉得非常欣慰。我依旧是独自一人,虽然我害怕自己搜寻的未知恐怖,但我更害怕将整件事情告诉其他人。即便是后来,我向哈里斯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只提了那些完全必要的部分,由于他曾从老一辈人那里听说过许多古怪的传说,所以他很少相信类似的故事。我渐渐挖开了壁炉前发臭的黑色泥土,并用铁锹斩断了白色的蕈菌。破碎的真菌缓缓地渗出黏滑的黄色脓浆。至于自己有可能挖出些什么,我已经有了模糊的猜想,而那些想法让我觉得不寒而栗。大地里埋藏着许多对人类有害的秘密,在我看来,自己所挖掘的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双手抖得厉害,但我并没有停下;不久,我挖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坑的面积大约有六平方英尺,随着它的深度不断增加,那种邪恶的臭味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我开始确信自己即将接触到那个魔鬼般的东西——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岁月里,这屋子一直被它所散发出的气息诅咒着。我想知道它看起来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它会有着怎样的外形,怎样的质地,在依靠吮吸活人生命度过漫长岁月后,它变大了吗?最后,我爬出了深坑,扒开了周围堆积起来的泥土,然后将几大罐硫酸搬运到深坑的两侧。这样一来,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快速地将所有酸液全都倒进那个深坑里。在做好布置后,挖出来的泥土被倾倒在了深坑的另外两侧。我放慢了挖掘的速度,并且带上了防毒面具,因为四周的恶臭变得越来越强烈了。我知道自己正在接近某个埋藏在深坑底部、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东西——这种想法让我觉得有些慌乱,几乎丧失了继续下去的勇气。

突然间,我的铁锹接触到了某些比泥土更柔软的东西。我打了个寒战,下意识地做了个动作,仿佛想要从齐脖深的坑里爬出去。接着,勇气回到了我的身上,借着手电筒的光芒,我刮掉了更多的泥土。泥土下露出了一块有些浑浊却如同玻璃般的表面——像是某种已经凝固并且有点儿腐烂的胶冻,而且给人一种半透明的感觉。我又刮开了一些泥土,发现它有着一个确定的形状。那个东西是由折叠在一起的两部分,叠靠在一起的两个部分间还留着一道空隙。露出来的部分非常巨大,呈现出大致的圆柱形;就像是一个对折起来,巨大而又柔软的蓝白色套管。套管中最粗部分的直径约有两英尺。于是,我又刮掉了些泥土。接着,我猛地从坑里跳了起来,远远地逃离了那个污秽的东西;疯狂地打开沉重酸罐的盖子,将它们倾倒在地,让极具腐蚀性的液体一罐接一罐地灌进那个阴森的坑洞里,浇洒在那个不可思议的畸怪上——我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正是它巨大的手肘。

随着酸液源源不断地灌进坑中,由黄绿色的蒸气组成的灼目洪流狂暴地从深坑里涌了上来。居住在小山上的居民一直在谈论那天的黄雾,他们说那是工厂垃圾倒进普罗维登斯河后,腾起的可怕刺鼻气味,但我知道他们弄错了黄雾的源头。他们还谈论说同一时间从地下的水管或气体管道里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咆哮,但他们又弄错了,我可以纠正他们,只要我敢将那些事情说出来。那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惊骇,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活下来的。在倒空了第四罐硫酸后,我的确昏了过去,因为在那之前刺鼻的气味已逐渐突破了防毒面具的保护;但当我再度苏醒过来时,我发现深坑里已经不再散发新的蒸气了。

随后,我将剩下的两罐硫酸也倒进了坑里,但却没有产生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已经能安全地将土填回坑里了。黄昏降临时,我还没做完手里的工作,但恐惧已经离开这屋子了。湿气中的恶臭已渐渐消散,所有的奇怪蕈菌全都枯萎了,变成了某种无害的灰白色粉末,被风吹散在地面上。大地深处的某个恐怖怪物已经被永远地消灭了;如果这世上有地狱,那么它终于收获了一个不洁怪物的可憎灵魂。我轻轻地拍实了最后一锹泥土,第一次痛哭起来,希望借此真诚地悼念我敬爱的叔叔。

到了第二年春天,苍白的草地与古怪的野草已经从这畏避之屋的梯台花园里消失了。不久之后,卡林顿·哈里斯将它租了出去。它依旧有些阴森,但它带来的奇妙感觉依旧让我着迷。后来,为了给一家俗丽的商店或是一栋低档的公寓大楼腾出地方,它最终还是被拆除了。知道这个消息时,我感到颇为宽慰,同时又古怪地觉得有些遗憾。庭院里那些原本不结果实的老树渐渐结出了甘甜的小苹果。去年,鸟儿已经开始在满是瘤节的树枝上做窝了。

(竹子 译)


本文写于1924年10月下旬,洛夫克拉夫特在世时,此文并未在任何杂志上发表。不过在1928年,在朋友的支持下,这篇小说有幸以私印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了大约250册。1937年洛夫克拉夫特去世后,《诡丽幻谭》终于在同年的10月刊上发表了这篇故事作为悼念。创作这篇小说时,洛夫克拉夫特已经从普罗维登斯搬到了纽约居住。此文在一定程度上也掺杂了他对于普罗维登斯的怀念之情。他在文中提到那个地方(普罗维登斯市邦尼菲特街135号)是真实存在的,洛夫克拉夫特对那栋房子非常熟悉,因为他的姑妈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但是,“畏避之屋”的真正原型其实是一栋位于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古屋——他在当地旅行时曾探访过那个地方,并且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表示那房子让他想要“创作一个发生在普罗维登斯,以巴比特夫人的房子为基础的新恐怖故事”。

《畏避之屋》的打字稿。

  1. ◎水晶兰在北美地区的别称。水晶兰是一种白色或粉色的植物,开花时类似真菌。​

  2. ◎胡格诺派,法国基督教新教教派。​

  3.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曾在1598年签署颁布的一条敕令。这条敕令承认了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并在法律上享有和公民同等的权利,后来被称为南特敕令。后来路易十四世认为,要获得无上的权力,就必须统一法国人的宗教信仰,因此他在1685年废止了南特敕令,迫使大量胡格诺教徒移民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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