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事实的一种特殊形式就是引用旁人说的话或写下的东西。在许多讨论中，例如在家庭争论、政治辩论、副刊的争论或哲学谈话中，这种类型的事实甚至会起决定性作用。把其他人说的话、发的牢骚或看法变成我的话、我的牢骚和看法的基础。这也正是让人感到棘手的地方。
只要一个人说了什么，其他人就试图为己所用。如果这些话是写下来的，其他人就可以去读他写的东西，并逐字逐句地引用。这是一种客观的做法，而通过“注脚”便能准确无误地注明引用的出处，从而更增加其客观性。在文章中，被引用的话是用引号标出来的，意思是，引号里的话确实是说过的。引号是客观性的标记，并能使那些好挑毛病的人无话可说。但引号更多是提醒人们要特别关注出现引号的地方：因为那些貌似客观的引用，很容易被人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即便是逐字逐句地引用，也免不了这样。人们可以通过引用，使新的上下文结合在一起，从而赋予引用的内容全新的意思。那么那些被引用的人会怎么想呢？他们当然都反对这样的做法。下面要介绍几种典型而常见的对引用的不同看法。
断章取义
引用他人的话，是为了让说话人承认自己说过的话。而被引用的人当然不愿轻易地被别人抓住把柄。如果他还能抵抗的话，就会否认，或者声明，这些话被断章取义了。这一反对的做法可谓历史悠久。路德（1483—1546）用中世纪德语写的一番话就证明了这一做法有多么古老。路德指责他的对手德国基督教神学家希尔罗尼穆斯·埃姆塞尔（1478—1527）时说：“他随心所欲地引用我的话，再加上他的概念，完全不顾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
那时还没有发明注脚，那些要引用他人看法的人，只需要含糊其辞地提一下出处就行，今天则要求人们重复原话并注明准确的出处。这么做是否就减少了断章取义的做法呢？
绝非如此。下面这个生动又典型的例子会说明，今天人们仍然会兴致勃勃地只从别人的话里摘取最适合自己想法的内容，这个例子源于马丁·瓦尔泽的小说《批评家之死》所引发的争论。
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位作家一生中的几天，作家的名字汉斯·拉赫（拉赫的发音类似德文中的“笑”）听起来有点奇怪。他同批评界泰斗安德列·埃尔·柯尼希势如水火，后来批评家失踪，作家被指控犯了谋杀罪。
这部小说在正式出版前本来要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连载，瓦尔泽的许多小说都曾在这家报纸连载过。可这次，报纸发行人弗朗克·希尔马赫写了一封公开信给瓦尔泽。1998年瓦尔泽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希尔马赫还在颁奖典礼上极力称赞瓦尔泽。他在公开信中写道：“亲爱的马丁·瓦尔泽，我们不会连载您的这本书。”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他的结论是，这本书是一次“判决”，是对当代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的一次清算，书中柯尼希的原型就是拉尼茨基。他还认为，这本书是反犹太主义的，并以一种特别低级的方式反犹，其关键不是要杀害一个批评家，而是要杀害一个犹太人。
对于证明这一点，小说中的一段引言起到了重要作用。希尔马赫写道：“亏您想得出来，让那个极其愤怒的作家用希特勒的话‘从零点起予以反击’来威胁评论界的泰斗。当然，这么一来更增加了您的嫌疑。”这句话使人隐隐约约地回想起德国对波兰宣战，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宣布对波兰开战，原话是：“自五点四十五分起予以反击。”弗朗克·希尔马赫利用了小说的这个片断，作为攻击瓦尔泽的借口。
他写道：“您在小说里讽刺性地模仿的话，是阿道夫·希特勒向波兰宣战时所说的，这也是对当时生活在波兰的拉尼茨基及其家人宣战。因为这句话，只有为数不多的欧洲犹太人幸免于难。而这些幸存者中，只有少数来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那里发生起义后，活下来的人就更少了。能在波兰一个地下室里活到战争结束的犹太人则少之又少。所有这些幸存者里，今天只有很小一部分依然还活着，其中两个就是今天八十二岁的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和他的妻子特欧菲拉。他们活着可以说是违背所有概率论的。请您理解，我们不会连载一部试图复原这一谋杀的小说。”
我们感觉到这一攻击的尖锐性，《法兰克福汇报》仅仅根据一个引用就发起了对瓦尔泽的攻击。这篇文章刊出后引发了一场大辩论：瓦尔泽是否为反犹太主义者？接着，事情出现了反转；然后有人发现了不利于瓦尔泽的新线索；随后，又出现了反驳新证据的证人……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场论战中采取什么立场，但为了说明问题，大家有必要看一下小说的原文，并看一下弗朗克·希尔马赫是如何引用的。
在瓦尔泽的小说里，没有直接出现“反击”这句话，而是书中的叙述者多次提到，他曾经读到过这句话，并且恰恰是在《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里。在这篇（虚构的）文章里，提到了作家汉斯·拉赫醉酒后的一次丑闻。拉赫的新书《没有脚趾甲的女孩》被柯尼希在《诊断》节目中批评后，他大动肝火，辱骂了评论家柯尼希。
叙述者写道：“我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读到，汉斯·拉赫马上要去找柯尼希算账。两个服务员把他拉出去后，他喊道：‘忍受的时候结束了。柯尼希先生要小心。从今晚零点起予以反击。’他的话除了让在场的那些文学、媒体和政界人士感到奇怪，更引起了他们的惊讶和反感，因为大家都知道，柯尼希先生的祖上里有犹太人，其中也不乏大屠杀的牺牲者。”
上面就是那段原文。这就是说，在原文里，这句话并不那么杀气腾腾，也不像希尔马赫写的那样，故意要引起公愤。原文中的话听起来更多的是荒诞，就像作家的名字和小说的名字那样奇怪。所以，那些保护瓦尔泽，不让他戴上“反犹主义”帽子的人反驳道，希尔马赫的引用是预谋的。《法兰克福汇报》对此的回答是：很明显，瓦尔泽的话是脚踩两只船，好给自己留有后路。
感到混乱的读者看到这里，肯定想从这场辩论中撤离。他也许会想起小说中某个地方出现的一句明智的话：“根本就没有事实，有的只是想象。”
永恒的误解
引用常常会引起被引用者不满，以至于有些人采取极端的措施来反对这么做。小孩子们和重要的政治家喜欢采用的对策就是声称：“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个！”如果无济于事，他们就只能退一步，说道：“我记不起来了。”如果这也不管用，就会加上一句：“这完全是误解！”
哲学家们也特别喜欢用“这完全是误解”保护自己。海涅（1797—1856）甚至认为，哲学家显然觉得自己总被人误解。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文中，他写道：“当莱因霍尔德 [6] 同他的看法一致时，费希特 [7] 声明，没有人比莱因霍尔德更理解他了。而当莱因霍尔德后来和他分道扬镳后，费希特又说，莱因霍尔德从来就没有理解过他。当费希特同康德有分歧时，他写道：‘康德自己都不理解自己。’我在这里触及的是我们哲学家滑稽的一面。他们总是抱怨自己不被理解。黑格尔临死前说道：‘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随即他又很不高兴地说道：‘就是他也没有理解我。’”
曲 解
被人理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是逐字逐句地引用，也可通过细微的改动制造出全新的意思。尤尔根·哈贝马斯这个好争辩的法兰克福哲学家就是运用这一技巧的大师。在所谓的历史学家大争论中，他就想利用这一技巧，证明颇有名望的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贝尔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法西斯主义思想。
对于证明这点，引用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些引用是要证明希尔格鲁贝尔的“倾向”，当然是一些非常值得怀疑的倾向。哈贝马斯对这些引用所作的改动极其细微，却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人们只有逐字逐句地与原文对照后，才能发现他的“操刀之作”。
那么这里涉及什么问题呢？希尔格鲁贝尔在他的一本题为《双重毁灭》的书中，描写了纳粹德国的最后几天。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在纳粹的高官中，有些人在最后守卫战绝望的困境中，在面临灭亡和逃跑的困境中，经受了考验。其他的一部分人则以一种可怜的方式束手待毙。”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段话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落在一个有经验的知识分子的手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段话一下子就变成了罪证。哈贝马斯作了一个细微的改动，其结果就是把希尔格鲁贝尔变成了一个纳粹同情者。哈贝马斯写道：“希尔格鲁贝尔是要从勇敢士兵的角度、从绝望的平民角度和‘经受考验’的纳粹高官的角度来写历史。”
这段话里唯一引用的词就是“经受考验”。除此之外，哈贝马斯写的那段话里没有任何希尔格鲁贝尔的原话。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看，就会发现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小改动。在哈贝马斯的手中，动词“经受考验”变成了形容词“经受考验的”。在原文中，这句话只有一个解释：即几个纳粹高官在灭亡的那几个星期中经受了考验（例如拒绝接受命令），而哈贝马斯有预谋的引用则可解释为，希尔格鲁贝尔把纳粹所有的官员都看作是“经受考验”的人员。正因为哈贝马斯每次对引文的改动都微乎其微，所以也会让人觉得去为希尔格鲁贝尔辩护是小题大做。而这正是这一技巧的精妙之处。
在 线阅DU网：http://Www.yuedu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