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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国度

在日常争吵中,精确化是有用的手段。那些力争使自己的表达精确和细致的人、希望对方能理解的人,也喜欢使用这一手段。许多哲学研究也具有这类性质。

对旁观者来说,这样的做法显得特别麻烦。那么有没有一种可以清楚表达的简单方式呢?实际上,人们只需要清楚地表达出自己想说的意思,就像小学的语文教科书,一页上是画有东西的图片,另一页上是说明东西的文字。

但一个字的含义,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可以通过具体例子予以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把这个字同其他意思接近的字联系在一起,犹如要了解一个人,最好也熟悉这个人的家庭一样。

例如,一个学生发现自己成绩册上的化学、物理和数学的成绩都是“差”,这份成绩单告诉这个学生,他的成绩很差,仅此而已。如果他也这么想,他就完全可以安慰自己道:“唉,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但他如果真这么做,就完全没有理解成绩册的意义,因为只有在同其他成绩册比较的情况下,才能看到自己的问题。

这一情况同在哲学讨论中使用词汇的情况非常相似。孤独地看字的含义是不可靠的,必须要把这个字同意思相近的字联系在一起,起码要把两种近似的、但又不是完全吻合的说法进行对比。同时还可以走得更远,可以把单词放在一组同义词里,以确定这个字的意思。

至少那些研究语言细微区别的哲学家和语法学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研究同义词,也就是语言中意思相同的词汇。第一个研究同义词的是名叫普罗蒂克(公元前五世纪)的诡辩家,他很可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自那以后,时不时地会有人对词语的细微区别产生兴趣,但一直到十八世纪,也就是启蒙时代,才出现了大规模的同义词研究热潮。法国人阿贝·吉拉尔(1677—1748)是这方面的先驱,他的著作《法国语言的准确性》是后来许多同义词词典的榜样。文化底子深厚的吉拉尔,非常注意词汇极其细微的区别,并能够非常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他正是通过这一能力把自己同没有文化的人区别开来。同义词就如同试金石,对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来说,同义词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意思,而有文化的人就能分辨其中的区别,并能在思考和说话时考虑这些区别。

吉拉尔的著作给他的同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受到那些启蒙者的欢迎。上流社会也开始关注他的作品,一个同代人甚至提到当时的同义词热,并认为全巴黎都在研究词义差别。这一股潮流发展迅速。在德国,施托斯(1714—1796)以吉拉尔为榜样。1770年他出版了《确定德语中一些同义词的尝试》。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发现,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意思完全相同的词汇,因而在书中他只提到了“意思相似的词汇”。哪怕面对两个看起来意思完全相同的词时,如表示“徒劳”的“umsonst”和“vergeblich”两个词,目光敏锐的施托斯也能发现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学者如果既得不到一分钱,又没有得到别人的喝彩,他就白写了(umsonst);如果他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标,而且没有传递自己的意思,他则是白干了(vergeblich)。”

施托斯自己的著作肯定没有白写。他的著作充满了智慧和令人惊讶的观点,他本人因此而成为德语同义词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他的神奇著作中发现了词汇的细微差别,而这些差别一般人根本就不会考虑。如都含有“平”这一含义的“glatt, eben, platt,flach”,这些词听起来难道不是相同的吗?描写的不都是一目了然的几何现象吗?难道不应该把这些词汇的多样性磨平,并把这些多样性看作是语言衣服上的褶皱吗?不,施托斯发现,这些词是有区别的:“glatt是粗糙的反面,eben是隆起的反面,platt是崇高的反面,而flach是高或深的反面。”

施托斯在词义国度的发现无非就是探究细微区别。他的发现也是与他人共享的产物:在家中晚餐时,他把他的想法供全家人参考,然后和大家一起进行讨论,而他则做笔记,然后他把笔记给朋友们看,最后再进行加工和处理。寻找准确的词义区别是一种极具娱乐性的游戏,犹如猜谜。并且,以玩票的心态参与这种游戏是成功的先决条件。除了路德的《圣经》外,身为牧师的施托斯在写作时,很少使用文献资料。他找出了许多精彩的区别,其中就有zufrieden(满意)和vergnuegt(满足)之间的区别:“如果人们得到了自己向往的东西,就会满意;如果不再继续向往了,就很满足。”

/门捷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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