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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死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发育的孩子]

 

一群人或一个人,

只要还肯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走着,就不会停止发育。

勇猛精进和欲速而不达之间,总要找到个平衡。

 

鸟人鹏鹏是我的同龄人,且同年同庚,同样好酒好色,同样矫情。

我跟他说:“你看我这么介绍你如何—种过地、发过电、修过坝、扛过枪、站过岗、握过笔、采过访、博过客、喝过茶、徒过步、背过包、登过雪山……的文人。

他嫌我介绍得一点儿也没内涵。

那我就这么介绍他:非著名登山家、非职业乐评人、非资深自由撰稿者、非活明白不可的80 后。

鸟人鹏鹏是川人,家住川陕交界处,他在秦岭与大巴山余脉里长大。

他们家乡号称是武则天的故乡,那儿有威名赫赫的剑门关。但他说,十五岁之前都不知道剑门关长什么样子,小时候倒是听到了不少关于诸葛亮和三国的故事,据说《后出师表》就是在他家山脚下的江边写成的。那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至今也没有吸引太多外界的目光,没什么特产,只盛产出苦力的农民工。他算是那片山沟里为数不多的穿着衬衫工作在大都市的人。

鸟人鹏鹏和我同年同庚,面相却比我老很多,但酷爱冒充80 后。他有一回端着茶碗和我说:“咱们的这拨80 后似乎特别倒霉,出生的时候赶上计划生育了,毕业的时候不管分配了,毕业后茫然无知……”

我说:“别一本正经和我讲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咱80 后都这个岁数了,应该说点儿有深度有文化的话。”

他苦着脸看着窗外说:“我脑壳儿有包,你脑壳儿也有包,整个80 后脑壳儿都有包。”

我想起崔健的一句话:其实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别以为你比我小二三十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

那天,窗外不是北京天安门广场,而是热闹非凡的成都宽巷子,但和北京一样,和全中国一样,街上匆匆忙忙的,满是脑壳儿有包的80 后。

他们拿着苹果手机,穿着耐克或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

……

 

两个迷迷瞪瞪的青年

不论出生在城市还是乡村,大家都一样,鸟人鹏鹏脑壳儿也有包。

他毕业后不想回家也不能回家,于是跟同学去台资木材厂打工,又去过电站实习发电,都没长久。赶上轰轰烈烈的修三峡,他又在工地上狠狠地摸爬滚打过一阵子。他不甘心,梦想着去北京北漂个出人头地的将来,他拿着发表过的大大小小的文章挤上了北上的绿皮车,汽笛声一响,淌下两行豪情壮志的热泪……两个月后,他走投无路地耷拉着脑袋回到了山里的家。

他父亲是最后一拨铁道兵,退伍后本分地务农,一辈子老实巴交,没有半点儿能力给他谋一个光明的未来。他说:“孩子,要不你当兵去吧。”

于是鸟人鹏鹏从戎,在中国地图上拉出一道长线,从难于上青天的剑门关下一直延伸到山东烟台大海边。

 

他当兵的地方,是我的家乡。

我那时正窝在敦煌,背着画箱,嚼着沙尘写生创作,画地平线、夕阳、飞天和怒目金刚……一度为饭钱和颜料钱愁白了少年头,又一度看着那些没镶框的新鲜作品扬扬得意,莫名嚣张。

 

鸟人鹏鹏新兵连训练结束后,分到一个执勤连队,那又是一个山谷。他傻眼了,这荒瘠的地方是如此类似他努力想逃脱的故乡。他给家里写信:爸爸,这里挺好的,不用爬到崮顶就能看见茫茫沧海……

高高的丘陵一座团住一座,是海风根本吹不到的地方。除了满眼的灰绿色植被,他什么也看不到。

那是个守仓库和坑道的连队,他在连部做文书,偶尔站站岗,日子过得机械而麻木。周末没啥娱乐,最近的集市要一天才能往返,他没地方可去,一般都守住一个破电视。没有有线电视,只能收到一个山东卫视。那时他爱看一档节目,叫《阳光快车道》,还给栏目组写过信,提意见建议。

那节目是我主持的。

当时他没想到几年后会和我成为朋友。

那时,我已经为了一碗饱饭折断画笔,擦上了满脸粉底。不去想什么理想,只是机械地捏着麦克风,站在舞台中央扮演一个陌生的自己。几度想回头,但终究还是贪恋那份要命的虚荣。

我那时写诗:“无聊就像隐隐的饥饿,反正我没完没了地混在沙漠里。”

他那时写文章:“下山办事花在路上要一个多小时。通讯不便,唯一的一根军线也时好时坏,希望便寄托在每周一次上山的补给车上。车除了送来粮菜外,还有连队的报纸和信,也可顺便坐车下山去,重要的是司机经常会轮换,可以和相对陌生的面孔聊聊天。其实,在山上也不是没见过别的陌生面孔。

“去年一年,我见过两回。一次是两位爬山的老人,相互搀扶着过来了,看见拿着枪站岗的我们,愣了愣,未等我们上前制止,就慢慢转回去了。真遗憾,我还没来得及和他们打个招呼。

“还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两位学生打扮的女孩上来了,边走边轻轻地说着话。山谷很静,几乎能听清她们聊天的内容。在确定她们不会对哨所产生危险的情况下,我放松了警惕的神经,默默欣赏着这一美丽的风景,心情竟有些徜徉。在荒芜的沙漠听不到鸟叫,却意外听到了动听的流水声音,这意味深长的一幕,让我忽然就摆平了生活的平衡感。

“女孩走过来了,我心里竟莫名产生一丝慌张,脸莫名其妙地发烧,腿也开始有点儿抖了。但很快,我把脸部调整出柔和一些的表情,轻声地阻止了她们向营区这边走来。她们没和我说话,马上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平衡感迅速消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了一丝丝气愤……”

 

鸟人鹏鹏和我,两个迷迷瞪瞪的青年,各自转悠在各自的灰色山谷中,晦涩而别扭。我们那时都没什么朋友,在苍白的生活里各自茕茕孑立。

就像大部分迷茫的年轻人一样,薄雾里,揣测着前方的人生。

有一点儿寂寞,有一点儿惶恐。

 

宽巷子里的老故事

鸟人鹏鹏退伍后来到成都,历经艰辛混到了一个小报记者的职位,算是混进了媒体圈。

巴蜀多怪杰,平媒和电媒中要不就是平庸至极的文字搬运工,要不就是隐隐其中的牛人。近朱者赤,他那时候是块海绵,别人聊天他就竖起耳朵听,虚心求教后,他开始扎书店淘书读书。

先补课读哲学,起手读康德,然后是鲁多夫·奥伊肯……硬生生啃完了。后来越读越广,读奥威尔、读托克维尔、读约翰·洛克……直到读出一肚-皮的恍然大悟和郁郁不平。他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愤青,在报纸上发不出真实的文字,就化名混天涯社区发帖子,也在博客上写些愤世嫉俗的时评文章,博客点击率一度惊人,粉丝量在那个年代算是可圈可点的。人一得意就开始膨胀,笔锋利得像三棱刮刀一样锐,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指名道姓去剖析,导致博客开一个就被封一个,然后被请去喝茶。

喝完茶出来,工作丢了,但再求职的时候反而容易了一些,他继续撰文为生,哪儿能发就发哪儿,各种化名。川地崇文,几年之后,他莫名其妙地在某些场合成了一个颇受人尊重的人。有人开始喊他“张老师”,他少年老相,谈吐深沉,常让人误以为四十几岁。

他自认为自己已重塑了一种价值观,就不再刻意追求个体命运的改变了。川地散淡文人的基因在他这里萌芽,关于对故乡的逆反、对个体命运的不满也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

川人爱摆龙门阵,包括形而上的龙门阵。他经常坐在宽巷子的藤椅上和人聊概念:“良心是一种本能,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什么样恶劣的社会环境诞生什么样的弹性道德,有什么样的弹性道德就有什么样的弹性良心……”

那时宽巷子里的同道不少,没人觉得他太幼稚,也没人觉得他太过迂腐。

那种氛围,让人羡慕。

 

宽巷子那时还没改建,古老的少城瓦檐阴萌着老石板街,几把竹藤椅一摆就成一个茶摊,几个茶客一聚就是一场小沙龙,惬意得很。当时那里游人罕至,只有两三家卖茶、卖烧烤的小门脸儿,不像现在这样仿古建筑扎堆,塑料感这么强。当年的宽巷子里有个叫龙堂的青年旅舍,价格低廉,是纯正背包客才会去住的地方,一度聚拢过一群户外牛人、徒步达人。偶尔自发召开的经验交流沙龙品质之高堪称国内翘楚,但听说现在的龙堂一般背包客已经住不起喽。

宽巷子也曾一度是部分成都传媒人和文化人的聚会地,几块钱一碗的盖碗茶一泡,一个下午就在露天龙门镇里打发了。茶客走马灯似的轮流端着茶碗开讲立说,聊什么的都有:时政民生、宪政针砭、古事考据……甚至情色女-人,我听到过对荒木经惟最精彩的分析就是在宽巷子的藤椅圈中。还有一次是听两个人辩论伊朗电影,当时那是刚刚才开始流行的话题,守的人头头是道,攻的人如数家珍,俩人都争得有理有据的,记录下来就是一堂不错的公开课。我记得那俩人都穿着大白汗衫拖着大拖鞋,半点儿文艺范儿都没。

比起北方的侃爷来,成都的龙门客没那么会吹牛逼,遣词造句也质朴。说是闲谈扯淡,但思想性实在是很强。空谈未必有益,但总归比喝大酒、打小麻将来得有点儿意义。

 

我初次去宽巷子时曾和鸟人鹏鹏感慨:“这简直是个稷下学宫哦……”

那时,我刚刚开始混西藏,也刚刚和鸟人鹏鹏结识。

我们一开始是酒友,后为茶友,再后来是文友、卖唱的乐友、思想上的诤友,以及互相没有什么顾忌隐瞒的江湖老友。

我刚开始混宽巷子应该是在2003 年前后,当时经历了一些人生变故,走到了一个成长的临界点上。我开始重新游走,油画箱换成登山背包,从内蒙古到云南,边走边寻找适宜完成心理建设的环境。内蒙古、滇西北、康巴藏区、卫藏,都是我那时的出口,于是成都自然而然地成了重要的中转站。

我在拉萨开了浮游吧以后,有好几年一度把西藏当成根据地,来来回回折腾,济南反倒成他乡。那时, 济南到拉萨唯一的航线要在成都中转,结识了鸟人鹏鹏一干人等以后,我就不再多带盘缠去成都,固定地由他和朋友们管饭。每次都先在成都聚上几天,然后再自己想办法,或搭车,或徒步,沿着川藏南线或北线去往西藏。返程亦然。

我做着一份貌似体面的工作,实际上却是三更穷五更富,收入一直不稳定。那时忙着心理建设,懒得跑堂会挣商演的钱,一直穷兮兮的,故而能省则省地蹭来蹭去。好在待我亲厚的朋友着实不少,光成都就能数满十根手指,尤其是阿狼和鸟人鹏鹏。

 

阿狼是混在成都的广东人,资深户外玩家。他只会说粤语和四川话,一句标准普通话也不会。他那时在宽巷子开阿狼烧烤,不论我何时去都有热乎乎的烤海鲜和煮啤酒奉上。后来他的烧烤店赔了,在川师旁边开了家狼窝酒吧,不论我何时去都有鸡翅啃、哥顿金喝。后来狼窝酒吧赔了,他开了家阿狼广式茶餐厅,不论我何时去都有猪扒牛扒吃。后来茶餐厅赔了,他开了家阿狼川粤混搭私房菜馆,不论我何时去都有……

我不记得这些年叨扰了他多少顿接风酒送行饭,也不记得他到底干赔了多少家店,只记得他一直对我很好,永远记得我爱吃的口味,把管我饭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想,他心里或许一直把我当成个需要节省盘缠的旅人朋友,他在用他的方式善待一个在路上的朋友。

这种善待常让我有无以为报的感觉。

阿狼去丽江的时候习惯住在束河阿彝娜的院子,我总没机会招待他住宿。他去我酒吧玩儿,我吩咐看店的义工一定要让他喝好,千万别收钱。义工半夜打过来电话说:“狼哥说不收钱就不喝……结果他一晚上真的一口都不肯喝。”

我冲义工发火:“你是猪头啊你!这么点儿事儿都干不好。”

义工也冲我吼:“怨我吗?! 他来了就忙前忙后地帮招呼客人,又是开酒又是收账又是陪人聊天……我根本没找到机会安排他坐下来喝会儿。”

我想起来我和阿狼说过,我在丽江不论开任何店,他都是挂名掌柜。他还当真尽本分去了……好吧,这事儿怨我。

 

阿狼中年得子,孩子今年刚两岁,他让我当孩子的干爹,我想我只能将来从孩子身上还回去了。最起码将来要教狼崽儿不说一口广东口音的四川话……

 

接风送行都是阿狼在管,其他就全归鸟人鹏鹏了。

鸟人鹏鹏稿费够的时候就请我吃饭,囊中-羞-涩的时候就带我蹭饭,但他基本上十次有九次是囊中-羞-涩的。于是就专捡和我们一样三更穷五更富的江湖兄弟们,带我去蹭饭。慢慢地,我竟养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一自然就自然了很多年。后来, 他来丽江我也必带他蹭,不是蹭来的饭吃起来都不香。那几年,俩人简直贱到一块儿去了。

2012 年底我去成都,他还带我去山鹰户外蹭山鹰的牛肉火锅,去泡腾树街蹭幺妹儿的私房家常菜,而且受的都是上宾待遇。有天晚上,我们酒足饭饱坐在小通巷喝茶,我忽然琢磨起这茬,说:“不对哦,咱俩现在都不缺钱吧,怎么还在蹭朋友们的饭?”

他摸摸头:“你要听哪种分析?感性的还是理性的?”

我说:“来点儿理性的尝尝。”

他说:“你我都是严重缺乏自我认可度的人,都渴望被人认可,尤其是朋友的认可度。你我这么多年的蹭饭其实是一种对认可度的自我验证方式。能从朋友处蹭到饭而且能一直蹭到饭,寓意着自己一直处于被认可的状态。这种认可极大地满足了你我的心理需求,并形成了一种常态供需关系,导致了现在我们还在惯性索取认可度……”

我完全没了胃口,我说:“你赶紧换盘儿感性的来清清口。”

他说:“我们都属于那种喜欢贱贱的感觉的人……”

“啊呸!那是你,我是在你的不良影响下被带坏的好儿童。”

“那就来点儿实际行动吧……从明年开始,你每次来成都都换你请,挨个儿请。”他很认真地把这个消息发了微信朋友圈。

所以,2013 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去过成都。

 

当年,宽巷子里阿郎烧烤时期,鸟人鹏鹏和阿狼喜欢带我喝一种叫煮啤酒的玩意儿。热热的,里面还放上姜丝,用小陶碗端着喝。大家一晚上可以喝掉几大壶,喝大了就在巷子里跑着唱歌,有一回甚至很神奇地从长顺街唱到了锦里。

阿狼很喜欢找我聊天,但喝大了以后,我完全听不懂他在用哪国语言说些什么话,后来次数多了,才知道他在和我讲他背包路上的那些经历。

关于背包旅行,阿狼开始玩儿的时候,背包客这个概念还没有在国内风行,他完全是一个人的寂寞旅程。于他而言,他的背包旅途根本没有结伴这一说,也没有青年旅舍,只有雪野上回头时的两行足迹。

阿狼貌似在很多年前从广东沿着海岸线走到过大连,又好像不止一次去过只有隐士才涉足的终南山最深处地域。他和我描述过内蒙古牧草最丰美的乌珠穆沁,还有他骑过的马。等我有机会去的时候,只看见斑斑斓斓的草皮,以及嘉陵摩托车。等他基本收山隐居成都的时候,我们这帮人才晃晃荡荡地刚刚开始出行。

阿狼很缅怀年轻时的背包生涯,他拜托我写首诗在他烧烤店的墙上,用以纪念青春。我憋了一天没写出个字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2005 年,我在藏地行走的时候,写了一首歌《背包客》,回到成都,我拍着手鼓把这歌唱给他听,他居然听哭了。我说:”哎呀,你真是一只爱感伤的老狼啊。他说:“哎哟,这首歌怎么那么像在唱我啊。”

我送他一个小手鼓,把《背包客》的歌词全部写在鼓面上:

正面看我是穷光蛋/ 背面看我是流浪汉/ 我享受孤独总人在旅途/ 我女朋友说我没前途/ 我不主动不拒绝不要脸/ 我艳遇多得可以写本书/ 我是最牛的背包客/ 我走过墨脱爬过K2/ 我想自由自我自娱自乐自唱自歌/ 纵然跌倒我不服输/ 我向来只爱陌生人/ 我从来不走寻常路/ 我想造一栋小木屋/ 面朝雪山背靠着湖/ 我想养几只流浪狗/ 门前再种上几棵树/ 我想自由自我自娱自乐自唱自歌……

那鼓现在还在,摆在他的阿狼川粤混搭私房菜馆里。而早前的宽巷子阿郎烧烤,早就变成历史了。

 

阿狼烧烤是在宽巷子改建中期关门的。

当宽巷子开始改建的时候,成都人忽然开始怀旧,纷纷来告别这条老街。当时,整条街被挖成了大沟,人只能站在沟边的黄泥上小心翼翼地往前走。龙门阵依然还存在,只是被挤压在了屋檐下窄窄的一溜,彼此说话要扯着脖子,使劲儿扭头。

鸟人鹏鹏那时在沟边请我吃杨姐饺子,给我讲成都少城的历史。

他说:“总有一天大家都会后悔改建宽巷子的。”

那时候,有个朋友天天去给宽巷子拍照片,从破土动工的第一天一直到街道封闭施工,再到新宽巷子重新开街。她以纪录片导演的精神坚持拍摄,记录始终。那些照片,我后来有幸按照日历顺序一张张看过,从绿荫老墙的宽巷子到现代商业街式的宽巷子。她拿出一张北京后海酒吧街的照片让我和现在的宽巷子比对,我们坐在东门大桥的胖妈烂火锅店里哈哈笑了好一会儿。

她和我说:“我将来会给我的孩子看这些照片,告诉孩子妈妈为什么会带你离开。”

我和她一起打车去双流机场。我继续我的东奔西跑,她开始她的去国离家—拖着装着相片的大箱子,带着四个月的身孕。分别前, 我问她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否太孩子气了,她说:“当个孩子不好吗?到死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发育的孩子。”

我们拥抱了一下,自此相忘于江湖。

 

关于宽巷子,鸟人鹏鹏说总有一天大家都会后悔,也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开始后悔了。

需要去后悔的,岂止是一条宽巷子。真的有那么难吗?不过是停下脚步,等等灵魂,不过是勒住奔马,正正衣冠,不过是勇敢一点儿,像个诚实的孩子一样去长大。

不知道那个爱拍照片的孩子现在过得怎样,不知她和她的孩子现在身处何方,那里的人们是否崇尚反思。

 

认输,你就赢了

我开始徒步或者卖唱穷游藏地的时候,鸟人鹏鹏正开始爬雪山。我还没把进藏线路全蹚完时,他已经是四川户外圈子里小有名气的登山家了。

这让我很奇怪。当时一套基本的雪山攀登装备大概要一万多,加上技术装备,至少也得两三万。无法否认登山是有钱人的运动,这对当时银行户头从不过万的鸟人鹏鹏来说,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我不太理解雪山对他的诱惑。他忽然就开始疯狂迷恋登山的感觉,装备、技术、危险都没能阻挡他忽然加快的脚步。为了能继续参与这项运动,他甚至把报社的工作辞了。他去了一个俱乐部当高山领队,一边带菜鸟登山,一边挣装备钱。

当时,他的理想是登上海拔6000 多米的雀儿山,有机会再去登一登新疆7000 多米的慕士塔格,然后就满足了,就回成都继续卖文为生。

人有目标是个挺带劲的事儿,我记得当时还狠狠地鼓励过他。

但这个理想他没坚持多久,就迅速自我解构了。再跟他提征服慕士塔格,他就摇头。他有段时间只要一和我聊到“征服雪山”这几个字就会说:“登山不是征服雪山,也不是征服自己,登山是亲近和融入雪山,山是不容亵渎的,必须要有颗虔诚的心。”

我说:“你怎么变得神神叨叨的?融入?死在雪山上算不算融入?别和我矫情,你带队登顶四姑娘山二峰的那二十来次,你敢说一次都没有征服心态吗?”

他不怎么解释,但很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也爬雪山,如果自我挑战算是一种自我征服的话,那我至今为止都是征服的心态。我看不出这种征服的心态有什么不好,而且我坚信鸟人鹏鹏也未能免俗。

他说:“你要是愿意听,我就给你讲一次失败的登山。”

 

他给我讲的是一座海拔5588 米的雪山。

《松潘县志》云:“晴空森玉笋,瘦动插天根,倘毓中原秀,应居五岳尊。”说的就是海拔5588 米的雪宝顶。此地位于阿坝藏族自治州松潘县境,是岷山的最高峰。

雪宝顶是藏区苯波教七大神山之一,藏语为“夏尔冬日”,即东方的海螺山,在信众心中享有崇高地位。那里盛产水晶,各种色泽的都有,很多人说那里的水晶比其他地方的更纯净透亮,当地藏民说,那是来自智慧之神冬巴歇洛的恩赐。

鸟人鹏鹏那次登山的同行共十五人,他是领队。其他都是菜鸟户外爱好者,基本没什么高海拔登山经验。鸟人鹏鹏出发时自信满满,言谈中全是轻松,他向队友们一挥手:“走起!弟兄伙,我们去占领那个高地喽!”他是第一次爬这雪宝顶,但之前已经登过4 座以上比雪

宝顶技术难度高得多的雪山,自认为有轻松的理由。

鸟人鹏鹏说:“你不知道我那时心中有多傲慢,比博客上与人骂战时还要傲慢,比宽巷子里龙门阵和人辩论时还要傲慢。我那会儿是那么相信自己的能力,也相信自己的运气……”

雪宝顶主峰被众多高峰簇拥,是入门级到提高级的转型类山峰。

东北坡有70 度以上的悬崖绝壁,西南坡终年积雪,沟壑纵横,有险景丛生的滚石区和狼牙区。传统线路相对容易,但就算是这条线路上也已经有好几位登山爱好者长眠于此了,所以不管鸟人鹏鹏怎么轻松,其他大部分菜鸟队员每个人都悬着一颗心,这颗心几乎悬到了脸上,

满头满脸的紧张。

 

前往C1 营地的800 米陡坡,鸟人鹏鹏预计不超过四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但实际上,背着大包的他们用了五六个小时。坡太陡、雪太厚,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在悬崖边缘行走。貌似悬崖边危险无比,但只要不起大风,只要稍微小心,这段路就不会出什么问题。这段路最难的是体力分配,连着六个小时的运动,人会经历几个体能的极限。

近六个小时后,他们到了山脊的营地。所有人还来不及坐下休息,一股夹杂着雪粒的大风忽然刮来,一位队员的帽子瞬间被掀走了,立马被吹到几百米的雪壁之下了。这风来得好奇怪,好像一个无形的巨大的脸正对着他们,撅起嘴来,恶作剧地呼出一口带唾沫星子的气流。

一停顿,又是一口,然后一口接一口,直到连成片连成墙,一面一面地压过来。

鸟人鹏鹏心里跳了一下,转身喊:“赶紧搭帐-篷!”转念又想喊:“没事,都别紧张,大家早点儿搭起来,早点休息哈。”可这时风已经大了起来,后半句话被疾风结结实实地塞-回到他自己口中。说是营地,实则总共不到十平方米,是前面无数登山者在陡峭山脊上一点点开辟出来的小平台,最多也就能搭三顶帐-篷,人进去勉强能睡平。

营地一共分成两块,上面一块是一个宽一米多、长三四米的平地,另一个在一个紧邻小坡下面,也大不到哪儿去。左边是他们上来时的悬崖,右边是雪檐,整个C1 营地暴露在山头上,爹不亲娘不爱,甚至没有一块可以遮风的石头。

初次登山的人没几个可以在这样的帐-篷里睡安稳,谁不担心一个外力横过来,连人带帐-篷滚下山去。在这种地方瞬间摔死是件太容易的事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旦有了意外,既没获救的可能,人又一时半会儿死不了,那走投无路的滋味才叫一个难受。

风很大,帐-篷几次差点儿被吹飞。搭好帐-篷进到里面后,大家都不约而同沉默了。一层薄薄的布外,是越来越肆虐的狂风和越来越大的雪片。风和飞雪撼动着帐-篷,或者说是玩弄,就好像一只在轻轻拨弄线团的淘气的猫。虽然知道不会出现被吹跑的危险,但每个人都止不住去想象大风把帐-篷连根拔起、抛下雪山的情景,连同鸟人鹏鹏在内。

他皱着眉头琢磨:真奇怪,我是开始害怕了吗?我是领队,我不能让人看出我害怕了……他调整了半天表情,却不能让眉头解锁,抬头一看,每张脸都抿着嘴锁着眉头……

通往顶峰的山脊情况不明朗,在这个海拔高度,大家的体能不知道还能维系多久。这么大的风,愈演愈烈,不论是冲顶还是下撤,接下来的死亡概率都在倍增,这种境地让人怎能舒展开眉头……

风吹到半夜,稍微停歇了一会儿,然后又是更猛烈的来袭。那个稍微停歇的空隙,鸟人鹏鹏透过帐-篷缝隙望见雪宝顶的峰尖,一轮圆月停在雪峰上方,不是黄色而是惨白的……这轮月亮也勾起了大家的心事。第二天就是中秋了,按计划本来是可以下山赶个中秋节尾巴的,谁知道明天的中秋节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

幸运的是,在这个位置居然还有手机信号,几个人心照不宣地不断发短信、打电话跟家人朋友报平安,有人打着打着电话,轻轻抽泣了起来。后来,我和鸟人鹏鹏坐在泡腾树街的山鹰户外聊起那个夜晚。他那晚也给家里打过电话,但没打通。那天晚上他想了很多,半睡半醒中,一下子好像回到剑门关旁的山沟里,一下子又好像回到了当兵时的那个灰色山谷。他说想起了当铁道兵的父亲那沉默劳作的一生……他说他想了很多朋友,欠他钱的,对他好的,和他吵过架的……也想起了我。

他说:“我那时琢磨,唉,这小子很久没来成都找我蹭饭了。”我说:“你爬雪宝顶的时候,我正在若尔盖热尔大草原,如果那时你死了,飞去找到我不是太难的事。”他笑着说:“找你蹭饭去吗?你给我烧纸吃吗?”他很诚实地告诉我,他其实想得最多的是那个高高的姑娘。我知道那个姑娘,但没见过。听说那个姑娘有一米七六,给他做过广东边锅。他那时藏着掖着不让我们见,生怕谁抢走了她。那个姑娘在他此行之前曾打来一个电话,说:“我又回电台做旅游节目了,你还在登山吗?我带着未婚夫回来的,就不见你了……怕见了会掐架。想起以前,你帮我找节目素材,一起讨论选题,准备稿子,帮我邀请嘉宾,搞得好像是我节目的编外成员一样……一直还没谢谢你。等你登山回来吧,一起吃个饭。”鸟人鹏鹏对我说:“我一想到如果我死了,她会很伤心,心里一下子又难过又高兴。”

中秋,5100 米的营地继续风雪交加,更添了大雾弥漫。能见度变得不到二十米,原定的冲顶计划被迫放弃,但谁都没提下撤。上山容易下山难,现在下山是百分之一百找死,所有人只能窝在帐-篷里继续等天气。不少人的初期高反开始加剧。

鸟人鹏鹏躺在帐-篷里,看着手表,度日如年地一秒一秒数着秒针。下午,风稍停了,他喊上副领队,两人将装备穿戴完毕,走出帐-篷。

鸟人鹏鹏说:“我想往上再试试。”副领队没说什么,捣了捣他的肩窝。

他们小心翼翼在雪深至大腿的山脊上用岩钉固定路绳,慢慢往上爬。有时风雪刮来,手套根本不管用了,手冷得刺骨的疼,那意味着手会冻伤。

他们爬到一个叫“骆驼背”的地方,山脊两侧的坡度在60 度以上,一旦滑下去将尸骨无存,这里曾经夺去了好几名登山者年轻的生命。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鸟人鹏鹏和副领队被困在一个鼓起的雪壁前,风雪竖着吹横着吹,死活要把他们从60 度的平面处揭下来。

他用尽力气冲高处喊:“好吧!我服了……”

他们两个人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撤回C1 营地,瘫倒在帐-篷前。

当晚又是狂风肆虐,风吹得帐-篷呼呼作响,吹出了一次让人毛骨悚然的意外:一个帐-篷松动了,差一点儿连人带帐-篷被吹进山崖下面。

辗转熬到天亮,风雪再次稍停。峰顶再度显露出来,好像在诱惑着人们再度去攀登它。

有队员问:“我们该怎么办?”

鸟人鹏鹏望着雪宝顶说:“放弃吧。”

两天两夜的风雪围困后,此次攀登最终停留在了距离顶峰200 米的位置。所幸的是,下撤的间隙回头望去,纯净的高原阳光赐给了他们最壮丽的雪山美景,美得完全不像人间。

鸟人鹏鹏说:“当时越往下撤,心里反而越平静,没有理所应当的遗憾和惋惜,是真的有点儿平静。”我说:“来来来,你嘚吧嘚吧说了这么多,到底想说个什么大道理?”“我从那次起才真正学会去接受并承认一点儿失败,也开始慢慢明白一点儿道理:实在没必要去征服什么。”“怎么都是一点儿一点儿的?”

他咂着嘴说:“要是一下子全都明白透了,那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我想问他下山后有没有去找那高高个子的女生吃饭,但看看他一脸非活明白不可的样子,终究还是没问出口。

 

慢慢来,不着急

我一直觉得,我和鸟人鹏鹏,我们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有着异曲同工的往昔,或者殊途同归的未来。我们都曾经脑壳儿有包,面对那些包的时候,我们或委屈或愤懑,或小彷徨。我们都在雾霾里前行,摸索地走着。步调基本一致,有着大体一样的方向。

当他学会了承认失败,学会了不去证明什么,不去征服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成长滞后于他。这让我有一点儿嫉妒,间或也看到一点儿希望。

阿狼曾说:“年龄虽然慢慢大了,却总觉得一直未曾停下过脚步,也总觉得不应该停下脚步。”

那个去国离家的姑娘,告诉我:“成长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到死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发育的孩子。”

我一天比一天认可这些话。

一群人或一个人,前路总是一步一步、一点儿一点儿地延展。

头上的包一点一点儿地消肿,脚下的新鞋子一点儿一点儿地被穿软,身后的歧路一点儿一点儿地模糊消散,面前的天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拨云见日。

一群人或一个人,只要还肯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走着,就不会停止发育,是吗?

勇猛精进和欲速而不达之间,总要找到个平衡。

所以,大时代或者小个体,沉住气,着什么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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