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呀呀！我听着就吓死了！」
「啊呀呀！我听着就吓死了！」
零碎记下的「非逻辑片断」
我和张充和老人的聊天叙谈，常常没有具体题目。抓着什么谈什么，顺流而下，随行随止，有时候也会话题重复或者横生枝蔓。如今翻开笔记本，就留下了许多随手记下的「非逻辑片断」——不容易归拢到一个什么具体题目上独立成篇，但又非常有意思，让我难以割舍。
比方——
「我认识张大千，是在抗战开始时的成都。那时我二姐在成都，我到张大千的家里去过，他们家也常常举办曲会，请我去唱曲。后来抗战快完了，大约是一九四五年左右，日本人投降了，我又去成都看二姐，也到张大千家里去看他。那次我是和戴爱莲一起去的，我和戴爱莲很谈得来，她跳西方的现代舞，我唱中国昆曲，一中一西，那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表演。」戴爱莲是现代中国最早留洋学舞的老一辈舞蹈家，被称作「中国的邓肯」——中国现代舞蹈的灵魂人物，「祖师奶奶」。
（上）张大千画张充和表演的昆曲
（下）张大千以水仙的形态画张充和表演的水袖
「喏，墙上的这两张小画，就是张大千画的我——画的是戏中的我。这张背面的仕女图，记不得他画的是我唱的《闹学》还是《思凡》了；这张线勾的水仙，却是他画我的身段——他说我甩出水袖的身段线条，让他产生了水仙的联想。就这么一转一甩，」老人向我比试着动作，「我问他是否画的就是我这个身段，他笑嘻嘻地说是。戴爱莲跳的是现代舞，他当时也画了戴爱莲。」
说着张大千，老人兴致也高起来了，「其实，他们俩兄弟，我们本该早就认识的。张大千的哥哥叫张善孖，战前就住在苏州网师园，也爱昆曲书画。那时我也在苏州，但我不敢认识他。为什么不敢？因为怕老虎。张善孖以画老虎出名，听说他把一只大老虎养在家里，平日就让老虎在家里走来走去。说是张善孖睡到半夜，被老虎推醒了，原来是老虎饿了。张善孖就从床底下拉出一篮鸡蛋，老虎哗哗地就把一篮鸡蛋吃了——那一篮二十几个鸡蛋只能算它的零食，等老虎吃完了，张善孖翻过身又睡去了……啊呀呀！我听着就吓死了，所以我就不敢去看张善孖，也不敢认识他们兄弟俩。」
「我在成都住在二姐家，离张大千家不远，他就常常邀我一起去看戏——看川剧。那时候张大千喜欢捧川剧的两个戏子，一个唱男小丑，另一个唱花旦，是两口子，我跟着他一起去看戏，是一出叫《点灯》的怕老婆的戏。台上说的是，男人犯错，老婆罚他点灯，变着各种法子要他点灯、吹灯。高潮是要他跪在那里，灯顶在头上，要罚他吹灭，要吹灭了灯才能站起来。可是不知怎么弄的，他一吹就把头上的灯给吹灭了。台下就拼命鼓掌。张大千很得意地指着台上说：『你看见小丑耍的那把扇子了么？那扇子是我给他画的！』好多年后张大千到耶鲁访问，停留了几天，看见我家的芍药刚好开了，他就画了好多幅芍药。我拿我的旧宣纸给他画，他画了芍药、人物，还有一个自画像，送给了我两幅大画。他是在耶鲁一个屋子里画的，不是在我这里。张大千豪爽，爱说爱笑，有很多女朋友。在台湾，他在一个女人身上画画，我看着笑死了，不成体统呀……」
「叶公超我本来不熟，那时他在清华教书，我是北大学生。我弟弟——小我十二个月的弟弟张宗和是清华的，倒是当过他的学生，说他在家里是『坦白会长』，教起英文来也是直来直去的。」
「『坦白会长』是什么意思？」
「大概是夫人管得严，他听话，什么都得坦白着吧？可是到了西南联大，就跟他熟起来了。他喜欢京戏、昆曲，听戏、唱戏都很热衷。可他看戏又不爱一个人去看，看戏总要请客，这样一来，戏票的钱码数字就很大了。朋友们中间，总流传着叶公超这样的对话：『昨晚又干什么去啦？』『看戏。』『看什么戏？』『没钱看富连成，就看看小翠花吧。』所以大家就把这『没钱看富连成，就看看小翠花吧』当笑话来说。那年月在北平，要看像富连成那样正牌的戏班子，杨小楼、梅兰芳什么的，都挺贵的；小翠花出道不久，戏也好，票价可就便宜多了。我和他算是曲友，平时常有来往，也爱互相开玩笑。只是后来他做大使去了，就中断了联系，抗战后回到北平，也就再没见过他。」
戴爱莲（1916—2006）
「……金岳霖是最好玩的一个人了。他一辈子都爱着林徽因，没有结婚。人家养宠物，都是养狗啊猫啊的，他却养一只大公鸡。平日最疼爱的就是他的大公鸡，经常给它喂维他命、鱼肝油什么的。那时候在昆明，我们沈家、刘家、杨家几家人住在一起，有院子，有厨房；他住西南联大的单身宿舍，没有地方养鸡，就把大公鸡放在我们这里，经常跑过来照料。防空警报来了，大家都往城外跑，金岳霖却往城里跑——他惦记着他的大公鸡哪！因此，『金岳霖抱着大公鸡跑防空洞』就成为当时大家挂在嘴上的好玩话题。他也不在乎我们笑他。每回他登门，我们几个女孩子就故意说：『金岳霖可不是来看我们的，是来看他的大公鸡的！』他就冲着我们憨笑：『嘿嘿，都看，都看！』呵呵呵……陈寅恪更有意思，他当时把跑警报叫做：『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左）叶公超（1904—1981）、（右）金岳霖（1895—1984）
一九三六年张元和、张充和摄于苏州。（张寰和提供）
「我跟溥侗很熟，溥侗就是『红豆馆主』，他是宣统皇帝的族兄。抗战前一年，我在南京代储安平的职——储安平当时到英国留学去了，我代他编《中央日报》的『贡献』副刊，我在那里跟溥侗认识的。他当时是南京一个什么挂名的官，好像不是个实职。他喜欢唱昆曲，我们每周都聚在一起拍曲，他是中间年纪最大的，那时都六十多了。我们当时的曲友在一起，做什么事的、当什么官的我全不知道，反正都是唱昆曲的就是了。我还跟溥侗在南京的『公余联欢社』一起唱过戏，他很会演戏，他还来过我苏州的家。对了，那一年在苏州，因为家里历来有些收藏，常有书画店的伙计送画到我家来，请我们看看要不要买。有一回，书画店的伙计送来一卷画轴。画卷还没打开，我一看上面收藏人的图章，写着『同仁于野』，我就说：『这画我要了。』伙计很吃惊，怎么卷轴都没打开，你就要了，你不怕买了假画吗？嗨，他怎么知道，我一看『同仁于野』，就知道是溥侗收藏的东西，我父亲也收藏过他送的字画。『同仁』就是『侗』，『于野』就是不做皇帝的意思。溥侗收藏的，总归不会是差的东西。打开一看，果不其然！那是明末清初一个和尚画的花卉，名字好像叫『光鹫』，但究竟是什么人，我一直没查出来。这画我一直收藏着——唉，我们家里的那些书画收藏，几乎都丢光了。抗战逃难丢了一次，四九年后又丢了一次，我能带到美国来的，更是没有多少了……」
「我们张家四个女孩的名字，是我父亲起的：元和，允和，兆和，充和，下面都带着两条撇开的弯弯腿。很多人看一眼就以为知道了，其实很容易弄错。前些年我回苏州办展览，就住在九如巷老家。有一天，一个年轻记者气冲冲扛着摄像机上门来采访，一进门就说：『我找张允和！』我对他说：『张允和已经死了！』他很吃惊：『已经死了？这么快？』我随手一指说：『不信，你问问他们去。』屋里坐的都是家里的亲戚。他看见屋里的人朝他点头，就『噢』了一声，脸色很尴尬，嘴里嘟囔着，只好扛着机子，转身出去了。屋里人都知道他要找的是我这个——充和，他一走，大家便乐得哈哈大笑，我也跟他们一起笑。呵呵，一个烦人的采访，就这样被我对付掉了，呵呵……」老人脸上笑眯眯的，显出一种调皮的神情。
合肥四姊妹合影。左起：充和、兆和、允和、元和。
「我从小就不喜欢一般女孩子那些穿衣打扮的事，历来对吃穿都很不讲究。可是，我讲究文房四宝，讲究用好笔、好墨、好纸来写字，这些方面，我是一点儿都马虎不得。五十年代差不多有十年时间，我都在伯克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做事。那时候，在那里访学的胡适很喜欢跑到我家来写字，因为他知道我家的纸墨、笔砚总是现成备好的，并且一定是good quality（高质量）的。」老人拿起案桌上的毛笔，向我比划着，「比如这毛笔，学问可大了。从前在北平，都用『戴月轩』的笔，笔都做得很讲究。听说那本来是清朝的名号，叫『李福寿』，专门做宫中用的笔。后来宫中太监偷出来拿到外面卖，就开了这家『戴月轩』。四九年后改名叫『北京制笔厂』，八○年代初年我头一次回中国，还买过这家『北京制笔厂』的笔，还很好用的。现在名字又改回『戴月轩』了，笔却做得越来越坏，我反倒不敢用了。日本有两家店的笔做得很好。一家叫『平安堂』，一家叫『鸠居堂』，『平安堂』的笔贵一些，『鸠居堂』笔好，价钱也公道，一支才几毛钱。他们出的紫毫小楷，用过多少支都没见坏的。我常常得便就托人一次给我买几十支回来，所以这些年写小楷，我一直都在用日本这两家店制的笔。」
我的美国学生邵逸青两三年来一直跟张先生学习书法，利用暑假到日本学日文，还按老人的叮嘱给她买回来一把「鸠居堂」的中、小楷毛笔。邵告诉我：日本毛笔很贵，跟中国出的毛笔相比，质量也许好，但实在太贵了！
聊天散记于二○○七、二○○八年
整理于二○○八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