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为什么微信红包是工具革命
——彼得·蒂尔，布莱克·马斯特斯，《从0到1》
微信创造了两个现象级产品：一是全民打飞机，二是全民抢红包。
打飞机早已落幕，但抢红包却历久弥新。红包不仅仅是娱乐和游戏，已经成为营销工具、超级媒体、场景入口，甚至是商家打击假货、保险公司理赔、政府部门改造政务流程的革命性工具。
红包在满足人的贪、嗔、痴欲望的同时，也具备了打通社交、商业和公共服务任督二脉的威力。微信红包的力量还刚刚开始。
第一节 为什么微信红包是超级入口
1.“偷袭珍珠港”
说起微信红包，很多人会想起2014年春节的红包大战。
微信支付2013年才上线，生存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撬动支付？从微信支付上线第一天开始，质疑就随之而来：多年来，支付宝与淘宝、天猫、聚划算等产品的整合已经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缺少支付场景是微信支付的硬伤。
如果说微信是底层架构、生态系统，那么微信支付则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基础服务，而不是产品，这也决定了支付无法与摇一摇、WiFi、iBeacon的入口价值相提并论。
但一场红包大战意外打破了僵局。
2013年11月，微信支付产品总监弓晨和同事们正在头脑风暴——腾讯公司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统，农历新年后上班的第一天，马化腾及公司的高层都要亲自给员工派发红包，员工内部把这个传统叫做“刷总办红包”。
弓晨回忆道：“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会上有同事提议，2014年春节可不可以玩点不一样的，延续着现实世界的传统，把公司内部发红包的传统变成一个应用，在虚拟的世界中搭建一个向朋友‘讨红包’的系统，‘讨红包’还可以在微信好友之间传播，多好玩！”
看似美好的想法却意外被微信支付总经理吴毅给推翻了。理由很简单：“讨红包”是不是真的好？用户可能会遭遇尴尬。面对突然出现的讨要红包者，给还是不给，给多还是给少都会让人难以拿捏，如果不是特别熟的朋友，搞不好还有可能带来误会。
但是，弓晨依然不死心，2014年1月初，红包方案再次摆在吴毅的办公桌前，这次不是“讨红包”，而是“抢红包”。此时离过年已经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了。弓晨和同事们的灵感来自微信群的掷骰子游戏，把骰子套在“抢红包”中，变成了“抢”随机红包的设计，这或许可以极大激发用户的参与热情。
早在2013年，行政部通过微信向员工发了每人200元的微信红包，虽然只是财付通的一个简单链接，但是，这是微信红包最初的原型。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微信红包将人性中贪、嗔、痴的因子全都激发出来。微信以零成本的产品撬动了市场，一场全民普及微信支付的浩大工程就这样通过“全民红包游戏”轻松完成了！
于是更多的用户了解了微信支付，绑定了银行卡。
2004年就起步的支付宝，历经十年才实现用户破亿，完全统治整个电商交易平台用了整整四年。与之相对照，微信让用户自觉绑定银行卡的速度是指数级增长的，银行卡的绑定破亿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
马云将微信红包事件形容为“偷袭珍珠港”。
微信内部曾统计过一个数字，收到微信红包的用户，之后大概2~3个月之内有80%都会转化为微信支付的用户，通过红包方式加快了微信支付的发展速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万事大吉，支付的价值最终在于用户是否深度使用，红包仅仅是一个开始。
现在，微信红包带给用户越来越多的乐趣，他们在各个群里玩得乐此不疲。而520、七夕等节日更是被用来发祝贺和表白。来自微信官方的数据是：秀恩爱“520红包”收发总量达到4亿次，儿童节的“61红包”收发总量达到5亿次，七夕收发总量更是达到14.27亿次。
2.是营销也是媒体
如果说红包游戏解决了微信支付冷启动的难题，大大缩短了微信支付的发展时间的话，那么，2015年的春晚才真正将红包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按照微信支付红包团队的想法，应该借着红包的势头把它做得更好、更大。微信支付红包团队的最初想法是：给用户发很多钱，但是，单纯靠“砸钱”来发展用户并不符合微信的价值观。此前，有很多企业主找到弓晨，他们说：“微信红包太好了。我现在有很多钱想发出去，要怎么办呢？”
弓晨回忆说：“当时我们想着让企业自己去做，但是又觉得把事情做小了没有那种很爆的感觉，于是就想着要不要把企业集中到一起？集中到一起还是不够嗨，还是找春晚尝试一下吧！”
于是2014年5月，红包团队先邀请了一些企业来尝试，那时微信红包设置了一些门槛：比如担心企业发红包都是一两分钱，考虑微信红包的品牌更有价值，微信要求企业红包必须一元以上等。2015年2月，微信团队正式宣布面向商户开放微信现金红包申请，只要商户（公众号、APP或者线下店皆可）开通了微信支付，就可以申请接入现金红包。
微店是众多参与微信春晚红包的商户之一。作为口袋购物旗下的产品，微店早在2014年就已经获得了腾讯的C轮投资。不为人知的细节是：在此之前，微店一直很低调，几乎没有投过多少广告，而借助春晚，砸了1.7亿元在微信红包和QQ红包上，成为2015年微信春晚红包的标王。
对于重金砸微信春晚广告，微店副总裁章继征的解释是：“现在最火的网站是什么？应该是朋友圈。那么多人天天在刷，为什么我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呢？这里可以给卖家带来流量，给用户带来流量，没必要在报纸上投广告，因为人人都是在朋友圈和QQ空间里面做生意。”
当时听完微信关于春晚红包的想法以后，第一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事情蛮有意思，中国最大的用户群体在那里，那从通过发红包，不仅能够获得粉丝，更为关键的是，还可以给商家导流，这是个很好的方案。
结果出乎意料，就在微店发春晚红包的一个半小时，刚刚注册的微店公众平台账号就获得了3700多万粉丝，当天晚上就成了整个微信的第二大公众账号。章继征说：“这个数字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通过这次活动，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红包改变了企业的营销方式，不仅有趣味性，而且还是获取用户的很好入口。
在营销行业和广告行业，美国广告人E.S.刘易斯提出AIDMA法则，该法则经常被用来解释消费心理过程，营销行业的人运用它是为了准确了解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制订有效的营销策略，提高成交率。该法则认为，消费者先是注意商品及其广告，对该商品感兴趣，并产生出一种需求，最后是记忆及采取购买行动。英语为“Attention（注意）——Interest（兴趣）——Desire（消费欲望）——Memory（记忆）——Action（行动）”。
章继征渐渐发现，传统广告营销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早年的时候，我曾研究过可口可乐和麦当劳，他们的产品在线下，所以想要提升销量的时候，总得让顾客先知道，然后才跑到商店去买，所以需要大规模在公共媒体上做广告宣传。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个阶段消费者所接受的信息已经太大并且复杂了，所以口碑越来越重要。比如说现在看新闻，很多人肯定不会拿份报纸或者看电视，大部分时候是打开朋友圈刷一刷，内容都有。”
移动互联网时代，当一个产品拥有了海量用户之后，其产品本身就已经变成了海量用户的企业自媒体，一个与用户连接甚至让更多的企业和用户连接的渠道。
回到红包本身，“红包”其实有三个极为突出的优势：
·娱乐性：红包拥有对人的欲望的强刺激性和游戏氛围，能够即时地汇聚成庞大流量。
·互动性：“抢红包”能大幅度提高流量的活性（用户活跃度）。
·可转化性：去掉中间媒体、营销、渠道环节，将利益直接补贴给消费者，并且可以进一步转化为销售。
终端渠道的企业用红包让利消费者，已经是一种新广告模式，微信红包也借助企业所投入的营销力量，塑造自己的“入口价值”。但是，这种“入口价值”并不是微信专有，在共享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红包不仅仅是促销，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激发用户的社交和分享。不仅自己可以发红包，甚至还可以变身分发红包福利的平台，邀请更多企业来做跨界整合。
比如滴滴打车，通过红包应用邀请越来越多的企业一起在滴滴的产品平台上发放红包或者广告，利用红包工具，完成了从突破产品的边界到伸展营销的外延的转变，通过跨界合作和资源共享，让用户的雪球越滚越大。
第二节 为什么保险公司也恋上了微信红包
2015年5月20日，一条“微信上开卖延误险，航班延误越久赚得越多！”的文章在朋友圈被刷屏。“按照我们飞机的晚点率，您的人生从此飞黄腾达、赢取白富美——肯定是没戏，但是坐飞机心里多少有点平衡。”一群高净值的用户，享受着各种爽爽的延误险，到底是什么情况？
2015年5月，永安财险推出了一款航班延误险，这款产品由永安保险联合航旅纵横共同研发，在微信上实现投保、理赔的全流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旅客在机场面临延误的时候，理赔款将以微信红包的方式实时到账，虽然延误，但是用户“拿到红包”的极致理赔体验却收到了出其意料的效果。
2014年，永安财险副总顾勇和他的团队一直想推出一款具备互联网基因的理财产品，他们很快就抓住了用户索赔复杂的痛点，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切入口。在顾勇看来，互联网保险，绝不是简单地将保险产品放到互联网渠道上去卖，而结合用户场景才是关键。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永安财险的人在一次航意险业务合作沟通中了解到航旅有实时的个人用户飞行记录数据，于是，顾勇立即组织团队进一步深入探讨基于用户航旅数据的实时赔付延误险。
永安最初的产品解决方案是：与航旅纵横合作，用户实施虚拟账户余额，下机后选择余额提现。后来，永安想到了用支付宝的转账提现，最初是想打通机场的咖啡馆等商户，通过红包广告提示用户去咖啡馆消费，咖啡馆给一个额外的优惠。最后，顾勇团队还是选择放弃支付宝，因为大家讨论发现：支付宝的转账感知不好，而且需要用户做账户绑定。
凑巧的是，微信红包这时也开始“打”起了延误险的主意。微信红包一直希望可以继续延续红包的热度，在其他的领域有所探索，并且能够做出一些比较温暖人心的产品。
微信红包高级产品经理侯亮有一次和同事闲聊时提出，感觉延误险这个点有潜力可挖。侯亮认为：“延误险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但是这些延误险购买难、理赔难，形同鸡肋。航班延误的时候，航空公司说不是他们的责任，机场也说不是他们的责任，空管自然也不会说是他们的责任，难道这就是用户的责任吗？”
延误的苦闷不必再通过砸机场、骂空姐来发泄，那就做一款“延误安抚产品”吧！这便是侯亮的初衷。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微信红包的感知更强烈，用户延误半小时就收到一个红包，顺便在机场喝杯咖啡，形成一个很好的商业闭环。所以赔付方案采用红包阶梯赔付。”顾勇对此表示。
去掉繁琐的索赔环节！在延误险的传统业务流程中，最让用户烦恼的环节就是索赔环节，一大堆的证明最终逼着不少用户放弃索赔，从而渐渐对延误险没有了感觉。而航班延误险让“索赔”环节不见了！
在顾勇看来，传统的延误险业务流程上主要存在以下四大痛点：
痛点一，赔付相当麻烦。
延误后，用户要先向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保险公司对延误险的理赔有严格的时限，如限定在航班到达后2天内提出索赔，或5天内提交全部材料。提交的材料中，保险公司会要求用户提供登机牌、航空公司或机场提供的延误证明等，收到证明后，保险公司再核实理赔。整个流程时间跨度非常长，差不多要半个月。这也导致很多用户不愿意为了200元钱而去走这样一个繁琐的流程。
痛点二，公司的赔付行为与用户的被延误行为错位，不是实时赔付，导致用户无感。
因飞机延误而候机时，正是用户最焦虑的时候。传统模式下，用户是没有得到实时安慰的。用户到达目的地返回后再整理相关资料，痛点已过了，还要经过漫长的索赔流程，实际上是个错位。
痛点三，起赔时间过长，一般为2小时，有时是4小时。
以起赔时间2小时为例。也就是说，只有航班延误时间超过起赔时间的2小时，延误险的理赔条件才启动。而延误时间小于2小时时，皆不在理赔范围。
痛点四，用户购买保险后到索赔期间，用户与保险公司间零交互。
基于上述痛点，永安延误险的设计逻辑是：
第一，半个小时起赔。即起飞延误半小时，赔付30元；延误1小时，赔付90元；延误2小时以上，赔付210元。起赔时间定在半小时，除了经济上的考量，也有人的心理层面的感知因素。原来对延误判断的标准节点是关舱门，即以关舱门的时间为标准来判断时间上是否延误，所以就催生了航班明知会晚点，但也急着把用户拉上飞机，然后在跑道上“逗你跑”的现象。而“航班延误险”就是以飞机的实际起飞与否为时间判断点，只要起飞时间实际延误了，就自动计算。
第二，赔付的交互工具是有温度的红包，且赔付方式是实时的。
从产品体验的角度，传统保险流程下，用户在延误等待时，并未能感知到保险公司的安慰温度，而延误险团队的核心追求之一就是打造一款有温度的产品。基于此，在赔付工具上选择了实时微信红包，从产品设计上，延误了的用户很焦虑，红包很喜庆。
第三，用大数据干掉繁琐的索赔环节。
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延误险与航旅纵横的数据接口对接打通，便可知晓实时的航班数据以及用户在这个平台上注册及购买延误险时提交的相关用户资料数据，让这个平台具备自动启动实时赔付的能力，直接省去了用户提出索赔请求以及后续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的环节。
第四，推送信息页面入口来强化交互性和提高温度。
传统模式下，当用户购买完保险后，保险公司与用户间缺少交互。而在“延误险”公众号上，强化交互性从而提升温度是其产品特点。比如常见的交互场景有如下几种：
1）在公众号购买保单成功后，推送成功买单的信息，开启与用户的交互旅程。
2）在保单购买成功后的信息推送页面，有个叫倒计时的链接。用户在候机时，可以通过此页面查看延误理赔的倒计时时间。比如2点起飞，2点25分该信息页面会显示用户离获得第一批红包赔付还有4分几秒的倒计时时间。
3）飞机延误，用户在等飞机时，可以将延误页面发到朋友圈，让大家来围观与安慰，缓解焦虑心情。
数据显示，2015年5月上线以来，“延误险”每月销售5000笔，累计30万元。
第三节 为什么微信红包解决了国税局两大痛点
2015年5月31日，在香港大学的“追梦者”论坛上，马化腾在演讲中提到了一个痛点：
最近常提痛点，什么是痛点。
举个例子，税务和发票，这个就是痛点啊，你要住酒店，要开个发票、证明，然后回去报销。能不能用微信扫一下，你都不用打印，电子发票都在云端，从我的卡里扣完钱，然后两分钟之后钱又打回到我的卡里。我也不用搞什么假发票，这个就是案例，一讲他们觉得很兴奋。包括你们知道国内，刮发票中奖，搞得手很脏，中了几块钱怎么领，麻烦，这个就是痛点，我说能不能扫一下，立刻知道，中了我还可以给我同事发红包抢一下，还可以在朋友圈炫耀一下。
就在马化腾演讲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口中的“发票微信扫码领红包”就变成了现实。
2015年6月16日，西安市民发现了有意思的事情：从超市、商场等营业场所领到的发票上多了一个二维码，在过去，那些出具发票的税务局似乎总给人一种严肃甚至有点古板的印象，二维码这么“in”的事情，好像跟国税局“画风”不太搭……
很多市民按捺不住好奇心，像对待其他二维码一样，掏出手机用微信扫了一下：咦？马上可以显示手中发票的具体-内容与金额，还可以验证手中发票是真是假。甚至有消费者扫完之后发现居然中奖了，轻松一点，就通过微信红包领取了奖金，再也不需要往税务局大厅跑了。
整整一周过去了，西安国税局的系统没出任何纰漏，最后统计的数据显示：共兑出了1万元的奖金。
西安国税“微信红包式有奖网络发票”项目团队终于舒了一口气：从几乎由零开始的数据平台、微信服务平台的搭建，到与市政府、财政、银行、微信等各方无数次的沟通协调，再到三个月来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换来了今天的瓜熟蒂落。
对于西安市国税局乃至全国税务系统而言，这个看似很简单的功能同样意义重大：西安“微信红包式有奖网络发票”的尝试，改变了传统有奖发票的运作模式，在鼓励消费者索取发票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了假发票、大头小尾等问题，帮助西安市国税局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也大幅优化了消费者的体验。
同时，这也成了全国税务系统立为典型的“互联网+”成功案例。西安国税大胆“吃螃蟹”的成功，有力地回答了国税系统内部对于引入“互联网+”的两个疑虑：
第一，税务系统是国家财税重地，以往合作的对象主要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放心地把发票兑奖这样直接涉及现金流的业务，放到微信这个社会平台上吗？
第二，税务系统有着复杂、严格的流程要求，就算税务系统愿意推动，社会平台和第三方技术提供者有能力和信心一步步走完全部流程，滴水不漏地完成任务吗？
西安市国税局和神州数码团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微信的平台上，“互联网+”能够深入社会的任何角落，完成任何艰难的变革，去优化任何尚不完美的过程。
1.当保守的大家族遇上新兴的互联网应用
掌握着国家财税命脉的部门因为责任重大，行事向来谨慎而保守，机关办事层层审核，但求不出差错，由此给纳税人留下刻板和严肃的印象。
西安市国税局常常遇到这样的难题：面对社会和商业经济一系列新的挑战，用传统的模式和方法有些力不从心。
以发票为例，比较突出的就有两个问题：
1）兑奖怎么办？
西安市国税局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来自“营改增”的政策改革。
西安市国税局相关领导介绍说：“2015年，国家继续要求落实‘营改增’的工作任务，也就是原来由地税部门主管的生活服务业的营业税要划改为国税部门主管的增值税。”
在此前，地税部门一直通过在发票上设置刮奖区的方式来鼓励市民主动索要发票，实现以票控税。“营改增”之后这项政策还将保留，兑奖工作也要过渡给国税局。但问题来了：国税局之前并没有处理这类业务的经验，再加上国税局原有发票也将纳入兑奖范围，怎样才能让纳税人和消费者满意呢？
2）假票怎么查？
假发票的问题，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
税务部门想尽了各种办法打击假发票，比如在发票上增加防伪标识等，但不法分子还是能成功造假。
而且，随着近年来各种网络社群的发展，假发票贩子往往藏得更深，小广告通过互联网传播也更快，打击起来比以前更加困难了。
西安市税务部门向公众开放了电话和短信的防伪查询平台，很多人都嫌不够方便。试想：会计面对一张贴满了发票的报销单，光算清总数头都大了，如何来得及再细辨真伪？……
由于假发票的泛滥，每年都会造成大量的公私财产损失。传统的应对方法对于假发票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但有一个共同点：一切业务流程都绑定在线下，或者其他不够便利的手段上。
现在的在线支付功能已经很成熟，为什么不能直接通过网银或者第三方支付平台来支付奖金呢？再比如假发票的查询，扫二维码比打电话、写一条十几位数字的发票编码方便太多了，为什么不能采用呢？
2.大胆的尝试
2015年春节，微信红包成为网上最热的一个词，西安市国税局的领导想大胆尝试将微信红包应用到有奖发票工作中。
西安市国税局刘明权局长回忆当时的思考：
第一，微信是很好的平台，是很合适的实现互联网+的工具；
第二，微信是一个被大家广泛认可的事物，如果还要开发APP让市民装，那就太麻烦了，用微信能省很多心；
第三，发微信红包的方式大家喜闻乐见，能拉近和市民之间的距离。
所以微信和国税局的需求是比较吻合的。
但是，设想过于大胆，如果推行微信兑奖，需要打通很多部门之间的系统，还存在政策的壁垒，无论是IT系统还是不同的政府部门协调上，都存在很大的困难。
随后，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2015年两会期间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微信红包让我联想到有奖发票的改进问题。有奖发票手工操作起来有些麻烦。比如，要动手刮开看看是否中了奖，中了小奖还要跑较远的路去领奖划不来，保管发票又易丢易损等等。所以这项初衷很好的制度未能发挥出预想的效应。如果和互联网联系起来，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有了王军局长的这席话，西安市国税局坚定了推广微信红包式有奖发票的信心。
很快，西安市国税局就找了技术支持方神州数码，提出了开发微信红包式有奖发票系统的业务需求。神州数码政府SBU运营事务部总经理王强迅速组织开发团队投入系统研发。
3.艰难探索
开发团队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发票上二维码的问题，发票二维码的信息数据库，比超市里商品条形码要复杂得多。
比如，二维码和发票的编号要一一对应，而且要实时、分布式生成，让纳税人和消费者能方便地使用。
如果哪家商铺的网络条件不好，还要允许其离线先把发票打印下来，网络连接恢复了，再将开票信息上传至数据库。
对于发票的布奖，如何在保证发票布奖随机性的基础上保持布奖面的均匀？如何保证布奖过程的安全？如何确保布奖没有遗漏的发票号段？等等。
……
技术难题很多，用王强的话来说就是：神州数码团队和西安市国税局的技术团队合作一路攻坚克难，做了大量艰苦的探索工作。
4.把流程从线下搬到线上
更大的困难是业务流程再造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协调。
在协调过程中，项目团队的工作人员跑遍了业务流程涉及的所有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得到了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
西安市发票兑奖的事务虽然由国税局主管，但是奖金却由财政局开支。在国税局项目立项申请后，市政府很快就批复立项，财政局迅速组织资金到位；同时省局也迅速批示项目申请，并要求相关技术、业务部门大力配合，一路绿灯。
但主管部门也对项目组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整个过程中只要现金流出现哪怕一分钱的问题，整个项目必须立刻下马，没有二次机会。项目组签下了军令状，保证不让国有资产受损！
接下来，就要和微信官方接洽了。
微信官方一直很支持政务系统与微信生态的对接，但对于西安的红包兑奖项目，一开始还真碰了钉子：腾讯微信红包的发放需要开放特定的网络端口方可实现。
项目组于是马上联系陕西电信，此时离承诺的上线日期只有4天！王强多次到省通信管理和电信分公司进行协调，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端口开通了。此时，离最终的上线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
5.为纳税人重塑业务流程
用如此重的笔墨来讲述三个月的艰辛，是因为国税系统在走向“互联网+”的时候面临复杂的业务流程的重塑。对于政府部门来讲，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而且困难的。
微信发票兑奖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这次尝试的成功，或许能加速国税系统“互联网+”的步伐。
过去，为什么老百姓感觉线下政务处理起来费时费力，体验不好？因为需要跑太多的部门，有太多的环节，各方又有各种各样的要求。项目团队的同事相当于自己替老百姓从头到尾跑了一趟又一趟，这才让西安市的消费者能够一扫码就拿到红包，一扫码就可以查出发票的真伪。
就像以前村里没有水，只好每个村民每天花半天时间去河边挑水。但是项目团队的同事用微信修了一条水渠把水引到了村口，每个人只要走到村口就打到了水。
一百天的技术改造，让千百万的西安市民日后都不必花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到税务大厅去排队办事。这就是微信、“互联网+”创造的社会效益。
6.“红包兑奖”的心得与展望
“互联网+政务”应该注意什么？
“微信红包式有奖网络发票”项目可谓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才修成正果。项目团队分享了几条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第一，“互联网+政务”本身涉及的方面多，对风险的承受力低，因此一定要选择功能齐全、群众基础好的平台来做，比如微信。假如项目是在一个独立的APP上，那么前文已经提到的那些麻烦，还要再加上APP的制作、推广、维护、支付接入等，那估计这个功能不可能这么快与市民见面。
第二，开发产品时，不要一开始就追求功能上的高大全。这样很可能就导致工期、经费的失控，对于与政务沾边的产品来说，绝对是大忌。而且，只有产品上线了，才能根据用户的反馈来迭代，比产品经理坐在办公室里空想要靠谱得多。
第三，对于红包、支付这类功能，一定要筹划好，怎样与公司、银行和其他部门的财务体系相兼容。政府部门、上市公司、银行等在这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一开始如果没有设计好，出现了这方面的缺陷，有可能直接导致整个产品的夭折。
那么，国税局红包的下一步是什么？
在“红包兑奖”功能上线之前，西安市国税局的服务号只有几百个粉丝。在“红包兑奖”上线之后一个月，粉丝量突破5000，增长了十几倍，并且还在快速增长中。西安市国税局副局长袁小平乐观地估计，随着未来微信上功能的不断丰富，覆盖的人群会更多，甚至不局限于本市的纳税人，将来吸引几十万粉丝不是问题。
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真的沉淀了几十万粉丝之后，就有更多的价值可以进一步挖掘。
西安市国税局刘明权局长指出：“平台搭建好之后，我们将进一步挖掘微信应用在纳税服务、税收宣传、业务咨询等方面的潜力，陆续开通微信支付缴税、微信电子发票、微信发票代开、微信在线办税、微信税收政策宣传、微信业务咨询以及贯通税务机关与企业之间以及税务机关内部的微信社区，利用微信这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工具打造我们西安国税的‘微门户’，最大限度地服务纳税人与消费者。”
看得好，不如分享得好，读（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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