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所有死亡中，最夸张的死法恐怕就是死刑。终其生，鲁迅反反复复纠缠于死刑之念——青年时代闻知秋瑾与徐锡麟之死，是死刑的一课；目击死刑的围观，弃医从文，又是死刑的一课；当晚期鲁迅的青年朋友接连死于死刑，死刑，早就是鲁迅欣然瞩目的图景。
这里，两位俄国作家的文学主题及有关死刑的经验，或者可以是参照：青年托尔斯泰曾目睹死刑的执行，深受刺激；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陪过法场，险些丧命——论慈悲，鲁迅接近托尔斯泰，虽然他从未目睹行刑；论阴暗，鲁迅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他从未陪过法场。鲁迅说陀氏青年时期的初作即充满“暮气”，其实他自己也是一样：极度敏感于阴惨可怖，敏感于死亡与行刑，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鲁迅是第一人。
而鲁迅书写死亡的风格，一开始便即毒辣而透辟，笔法简赅，不动声色，决不为死者说句软话，仿佛他就是死神——辛亥革命可歌可泣，鲁迅笔下不过是一枚人血馒头；阿Q死到临头，鲁迅引我们笑他画不像死刑签纸上的圆圈；眉间尺的复仇过程也亦属死刑的执行，描写人头砍落，惜墨如金，连文笔都飞快得不及看清，而油锅里三颗脑袋的追逐厮杀，写来神采飞扬——他自己说《故事新编》多是游戏之作，并非谦抑，“游戏”一词未见得贬义，而他深味笔墨的快感，只不予明说而已。
鲁迅研究者无妨搜索鲁迅杂文中提及死刑的大量词语及意象：杀头、剥皮、斩决、枭首、示众、万人争睹、麻木的围观……在他的年代，死刑方式尚处于前现代文明，有如扮相浓重的古装剧，耸动视听。我可恨读书太少，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天天忙碌，文学家怎样看？怎么写？与鲁迅关于死刑的言说相比附，将会有怎样的异同与启示？而鲁迅要是读到福柯同志关于刑罚的史学，将有怎样的回应？
当早年的死刑记忆搜罗殆尽，鲁迅经常借取报端新闻中关于酷刑与死刑的报道，“立此存照”，发为文章，评述的语气一如以往，即便涉及共产党员的遇难——如著名烈士郭亮——也照样用词严冷，不动声色。然而以上死亡多少凭借间接的消息，鲁迅落笔，靠的是锐利的想象与内心的剧情。但很快他就不必想象，并超乎想象——当砍头进化到枪决，游街示众改为秘密处死，而个别判罪扩大为公开的镇压，鲁迅从横遭暴死的学生、朋友和知己那里，始得领教什么叫作死神。
这时，鲁迅发现小说已不能承受死亡，从此开始直接书写有名有姓的死。这是他新的人生经验，也是他新的文学经验：他以死讯的刺激换取书写的快感，以这快感，卸脱死讯的创痛，好比自制毒品，自己用。日常调侃中，死刑之念也给他引来轻微的兴奋，在一封闲谈的信中他劝对方不要在意某本书无法出版，他说：这总要比“子弹穿过脑袋”好得多了。而以调皮的口气讲述残酷，从来是鲁迅的快感与天性。
但他到底黯然承认游街示众、枭首围观，并非如他蓄意攻击的那般残忍。有如一再推翻早岁的意见，他发现真的不堪，是他在《略论暗暗的死》之中所揭示的死者的“寂寞”。且看鲁迅这样写道：
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给死囚在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而在生者的一面，这“寂寞”，不在世人不知道，而在明明知道，闷在心里，不愿说，不敢写，更不能发表。此亦鲁迅的“寂寞”，所以“积习抬起头来”，秉笔书写，使友人的死不致为市声淹没。未被书写的死亡，岂不等于白死么？亡者身后的旅程，有幸者，是进入文学——鲁迅与死亡的真关系，追究下去，其实是死亡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能够承载多少死亡？不入文学的死，太多太多了。古事说不过来，近世，随举二例：我的祖父在国民党军中曾有一支湖南友军在解放前夕因叛变事败，数百人被就地解决，连夜活埋；沈从文晚年一再提起他少年时亲眼目击五千名湘军被疑为叛乱，集体处死。在他的散文中便曾以另一角度描述少年时代目击杀人，好比家常便饭……这些事告诉鲁迅，他会惊骇么？
可能会，可能不会。鲁迅饱读古籍，是从历史中刻意解读死亡的人。他的解读总归同时兼有两面：一是比常人敏感而惊痛，一是比常人看透而冷峻。他人选择沉默，他叫道：看哪！又一条性命！他人激愤慷慨，他却惨笑，仿佛说：从来如此，我早就告诉你们——但我想对鲁迅说：除了不死的文学价值，他的亡友们恐怕并不像他高贵优美的悼念那样，果真被赋予难以磨灭、难以褫夺的意义，他们只是有幸认识鲁迅，而鲁迅偏是一位快意于书写死亡的人。历来的烈士与冤鬼，何止千万，仅这几位，一死之后，有鲁迅给他们写写文章，留在纸面上。在纪念柔石的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他说对了。那些被他痛惜的“很好的青年”今天都供在烈士牌位上；他也说错了，因为被不断说起的是他的文章，他的朋友的性命，其实只剩一种可见的价值，即换取鲁迅的文章。
鲁迅看不起他的文章，他甚至看不起写文章这回事。到了笔写，已是末路，这是他常说的话。他以“坟”命名他的书，对自己的文章既顾惜，又达观，与他对死的认知，如出一辙，因他洞见文章与性命同样，终不免消亡。他写道：
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
写下这些时，鲁迅想必得意，得意于又一段好文字。而以亡友性命换取的这些文章，又换取了什么？
斯宾格勒曾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会将俄罗斯引向过去，引向东正教；托尔斯泰的文学导致革命与社会主义。假如我们同意这样的意思，那么回看中国，譬如，胡适的主张可能引向至今未见端倪的民主，鲁迅的文学则天然地襄助革命。为什么呢？前面说了：革命颂扬“牺牲”。近世中国，有谁比鲁迅呈现过更为精彩的死亡文献？而革命果然成功了。理所当然地，在他身后，他的文章实在是革命求之不得的大礼，他的姓名，乃成为革命的人质与祭品。
有幸而不幸，鲁迅与托尔斯泰均死在本国革命的胜利之前。这两位异端都应了鲁迅说过的话：“一瞑之后，言行两亡。”此后的俄国，谁再敢写信劝皇帝：“你悔改吧”；此后的中国，谁来出面津津乐道谈死亡，而且是美文。
最后，便要说到鲁迅自己的死。
在线 阅读网：http://wwW.yuedu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