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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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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于生活的不同,在于艺术是有形的,它有开始,有经过,也有结尾。然而,在生活中,一切就那样随风而逝,难以把握。在生活中,有人感冒了,你觉得不要紧,可是,他们突然就死了。或者有人得了心脏病,你悲痛万分,最后他们却活了过来,还又活了三十年,他们脾气任性,需要你来照顾。你以为一场爱情就这样结束了,正沉浸在安娜·卡列尼娜式的悲情中,可是两周后,那个男人又站在你的门口,向你张开双\_臂,敞开怀抱,脸上带着绵羊一般温驯的表情,说:“嘿,接受我吧,好吗?”或者,你以为一段感情正在茁壮成长,却不曾注意过去几个月来它一直在衰退,衰退,衰退。换句话说,在生活中,你的情感永远跟不上事件。要么就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正在发生,要么就是你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庆祝生日和婚礼,我们哀悼死亡和离异,然而,我们真正庆祝和哀悼的又是什么呢?仪式代表着我们的情感,但情感和事件是很难同步的。情感更加深远,而且会绵延一生。我会和你一起跳波尔卡舞,会用力地跺脚,以庆祝我曾拥有的活力。可那样的活力是短暂的,无法整理,无法保证,无法稳固。你可能被我引诱,以为我是为你而庆祝。无论怎样,这都是艺术的功效。它可以让我们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就把情感定格下来。它让我们的心灵与思想,语言与眼泪得以融合。然而在生活中,有时你连一个洋葱和一片烤面包都分不清。

一九五九年的最后一个月,米拉过得很满足,浑然不觉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娜塔莉已经走了,特里萨已经被毁了,不再容易接近。米拉已经有一段日子没和阿黛尔来往了,不过因为她还有其他朋友,所以一直不太在意。她和布利斯的关系越来越好,除了她的家人,她最爱的就是布利斯。她们的亲密不是口头上的那么简单,她们的心灵息息相通。有时,她们只需对看一眼,就会对同一件事心领神会。那是一种同舟共济的感觉。

这个秋天,几周以来,布利斯每周只过来一两次。她整个夏天都很反常,会哼着歌去买油漆。有段时间,她干脆不过来了。然后,不知怎的,米拉去她家时,她似乎总是很忙。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给客厅刷漆,装上新的窗帘,再给卧室刷漆,换上新的床单、新的灯罩和新的淡粉色遮光窗帘。最后米拉实在憋不住,问她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布利斯只是哼着歌,扬扬眉毛。没什么事啊,她只是很忙而已。米拉只好带着满腹疑云回到家。她曾以为的爱和支持突然就终止了,毫无缘由地终止了。至少布利斯没有告诉她为什么。她明白,去逼问布利斯也没什么意义,她知道布利斯是一个多么倔强的人。布利斯厌倦她了,她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或许是因为她知道了布利斯和保罗之间的事吧。但这仅仅是怀疑,她也不能肯定。

后来,也在那个秋天,在布利斯完全和她绝交之前,葆拉和布雷特办了一场派对。在派对上,米拉隐约觉得自己在那群人中成了外人,于是,她比平常喝得多了些,也比平常更随意一些。第二天,她回想起,保罗时不时地过来邀请她跳舞,频率比往常高。她也觉得很奇怪,并且拒绝了许多次,可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过来。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可是她喝醉了,迷迷糊糊的,也想不出为什么,只知道自己昏昏沉沉的。直到后来,那种感觉才凝固成结论——原来自己被当成了诱饵。可是她有口难言,也无法核实这种猜测。此后,布利斯对她也只是出于社交礼貌似的打打招呼。之后,在狂风大作的一月,某天她正在收晾衣绳上结冰的床单,阿黛尔从后门走出来甩拖把。米拉和她打招呼。阿黛尔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就转身回屋去了。

然后,她就什么都明白了。很多个晚上,她都在想这件事。她坐在黑暗里,端一杯白兰地,一边抽烟一边想。她终于明白了,保罗的声名狼藉是他活该的。他有外遇,而且阿黛尔也知道。可是,她又能做些什么呢?有那么多孩子,不管保罗给多少赡养费都是杯水车薪,如果离了婚,她和孩子们就得像乞丐那样生活。不会避孕的人是不容易离婚的,这倒给了保罗莫大的自由。如果他冒着失去家庭、房子和妻子的风险,他才会谨慎行事。当你拥有这些时,你很容易不当回事,甚至肆意挥霍。可是,一旦你失去了这些,你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阿黛尔唯一的选择是痛打他一顿。也许他们之间有不成文的约定。他不坚持避孕,但孩子们得由阿黛尔抚养,而他仍享有自由。不过保罗和布利斯还是不想让阿黛尔知道他们的事,以便家庭之间还能正常往来。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替罪羊,让阿黛尔去怀疑。布利斯不太担心比尔,他还蒙在鼓里,即便他有所怀疑,保罗和米拉的事也会让他转移注意力。毕竟,一个男人还能同时脚踏几条船呢?真是一个巧妙的计划啊。米拉痛苦地想象着,他们两人坐在一起,一边计划,一边得意地笑。

不过,她还是多少能理解。他们确实相爱,他们只是在保护自己的爱情而已。这可以理解,她并不怪他们。伤害到她的是布利斯的背叛。当然,米拉只能成为牺牲品。因为布莉斯知道,她有可能说出去。这下好了,她爱说就说吧,如今没有人会相信她了。阿黛尔是不会听她说的,阿黛尔现在理都不理她了。对了,米拉想象着,她可以去阿黛尔家控诉,坚持要求进门,她可以大声对阿黛尔喊出真相。她可以监视布利斯的家,保罗晚上去那儿时,她就亲自拉着阿黛尔去捉--奸-。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阿黛尔会认为,米拉是因为保罗抛弃她去找布利斯而怀恨在心。或者,她会相信米拉,但她们再也做不成朋友了。阿黛尔会憎恨布利斯,她可能再也不会相信任何女-人了。她还是会和保罗一起生活,带着屈辱和蔑视过日子。保罗和布利斯会失去他们所拥有的,阿黛尔可能会告诉比尔,布利斯也会失去她所拥有的,只有保罗能全身而退,然后去其他人身上寻求安慰。不,这样做不值得。因为米拉想要的,只是让一切恢复原样,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了。她还记得那些曾经的亲密促膝长谈,她想要布利斯的爱,这是她曾经拥有过的。可是,你不能期待布利斯对米拉的爱能胜过她自保的欲望。她曾经拥有过布利斯的爱,但无论怎样,它都回不来了。对米拉做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布利斯再也不会爱她。

米拉把这件事想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最后,她终于想明白,自己并不会为此感到难过了。她对布利斯的爱渐渐转化成了理解和麻木。她没有选择怨恨,而是选择去理解。只是最后剩下的只有孤独。有一天,她把家里打扫完之后无事可做,便想找个人聊聊天,然后,她惊讶地发现,一切都变了,她已经没有朋友了。

一天晚上,诺姆在家,看他心情还不错,米拉就把整件事连同她的推测和盘托出。他听完嗤之以鼻。他认为米拉的想象力太活跃了。简直荒唐,没人会相信米拉会做出那样的事。除了有些同情比尔,他对其他部分都不感兴趣。“可怜的胖子,”他说,“去年夏天奥尼尔一家回去看望阿黛尔的家人时,比尔还过去把他们家的草坪给修剪了。”

这些年来,米拉感觉,和诺姆谈话是无意义的。他们的世界观有天壤之别。诺姆不明白为什么娜塔莉、布利斯和阿黛尔对米拉如此重要。她就和他争论,如果某些病人,或一些当地医学会的名人不喜欢诺姆,他也会心烦意乱的。可是他说,那不一样,那是工作,他得为了生计着想。而对于他们的私人感情,他是不在乎的。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为那些愚蠢的荡妇和家庭主妇烦恼。他这么说时,她的脸色变得苍白:“那我呢,我又是什么?”

他伸手深情地揽过她,说:“亲爱的,你是个有思想的女-人。”

“她们也是啊!”

他坚持说她与她们不同,但她还是推开了他。她知道,他这番话有很大的问题,但又说不清问题在哪儿。她在维护女-人,不让他攻击她们,而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维护那些背叛了她的人。她最后只好放弃了。

她开始结识新的朋友,可再也没有几年前的热情。她喜欢莉莉,但她住在北边,和她隔了几个街区;她喜欢萨曼莎,可她住在十个街区以外;她还喜欢玛莎,可玛莎住在另一个小镇,若没有车,米拉便没法去找她。米拉有时会去找莉莉和萨曼莎,可是,比起以前,那种感觉不一样了。以前,你只需去隔壁或附近的人家,孩子们回来时,你可以看见他们,或给他们留张字条,告诉他们你去了哪里,他们就能跑过来找你。而现在,你得走一段路去某人家,多少有些拘谨地坐在那里,喝些咖啡或其他饮料。米拉深深地想念以前那种交往,想念邻里间每一天的亲密陪伴。她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有那种亲密感了。

无论如何,要失去的注定留不住。一九六〇年春天,诺姆宣布,他已经把家里的债务都还清了。一两个月之后,他离开了当地的诊所,入伙了一个在建的现代医学诊所。他会在五年内,从自己的利润中偿清他的合伙人入股金,预计那将是一大笔钱。他说,他们是时候搬进一个“真正”的家了。夏初,他找了一个适合他们的地方,还带米拉去看过。那房子非常漂亮,可米拉一时难以接受。房子太大了,周围什么也没有。“要打扫四个浴室啊!”她惊叫道。这样的担心让他觉得她很土、很小家子气。“离最近的商店有五公里呢,我又没有车。”他一心想买这座房子。于是,他答应给她买一辆车,帮她做家务,但他还加了一句:“反正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可做的?”

米拉和他争辩。当然,她也想买这座房子,她也想要物质的满足。可是,这座房子让她感到害怕。她觉得自己正在往下沉、下沉——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诺姆的父母为他感到骄傲,他才三十七岁,就能拥有那样一座房子!可是,他们也有一点儿担心:要交入股金,要买房子,还要再买一辆车,他不会欠太多债吧?他们意味深长地看了米拉一眼。她觉得自己在他们眼里成了工于心计、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不在乎他们怎么想,可是这样不公正的看法还是伤害了她。她自己的父母很是兴奋,米拉真是好样的,嫁了一个能买得起这样房子的男人。

米拉在往下沉。他们搬到贝尔维尤时,她三十岁了。

2

是的,我知道,你以为自己已经阅遍世事。那是一群年轻的、奋斗着的白人中产阶级,在向你展示了他们生活中不堪的那一面之后,我还要让你看看老一辈的、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的不堪暗面。你或许有些失望吧。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满是富有想法和激\_情的年轻人,我从哈佛开始讲起,却只为了让你看一下午的肥皂剧。对此,我很抱歉,真的。但凡我知道任何激动人心的冒险,我都会把它们写出来,这点我向你保证。如果我在讲述的过程中,想到了什么令人激动的事,我会很乐意把它们插进来。在之前描述过的那些年里,也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柏林墙建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上台,还有卡斯特罗——他可是自由党人的宠儿,直到后来,他把那些参透了他的马基雅维利式手段的人都给枪毙了,突然就成了恶魔。此外,一位寂寂无名的参议员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并拉上林登·约翰逊&[2]&和他一起。

有时候,我在写这些时也会感到厌烦,就像你们读它时一样。当然,你们有的选择,可我没有。我之所以厌烦,是因为,你也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它确确实实发生过,它令人厌烦、痛苦,充满了绝望。我想,如果有另一种结局,我也不会感觉这么糟。当然,我不知道结局,因为我还活着。如果我不是活在这无以慰藉的孤独中,或许,我对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吧。那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在大街上朝一个陌生人走过去,说:“我的孤独无以慰藉。”他可能会把你带回家,介绍他的家人给你认识,然后留你下来吃晚饭。可是,那并没有用。因为孤独并非渴望陪伴,而是渴望友善。友善是指人们能看到你的本性,那就意味着他们要有足够的智慧、敏锐和耐心,还意味着他们能接受你,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们抹杀它,我们迅速把它塞-进装着陈规陋习的盒子里。我们不会去看那些可能动摇我们精心建立起来的精神秩序的东西。我尊重这种希望灵魂不被打扰的愿望。对于人类来说,习惯是一件好事。比如,你可曾花几天时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你早上醒来,忐忑不安,每天你都要找牙刷,因为你不知道昨晚把它放哪儿了,你还得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把梳子和毛刷拿出来了。每天早上,你都要决定去哪儿吃羊角面包、喝咖啡、喝卡布奇诺,或者喝卡瓦汁。你甚至得想,该用哪一种语言。我从意大利去法国,就说了两个星期的“si&[3]&”,从法国去西班牙又说了两个星期的“oui&[4]&”。那还是很容易说对的词。因为你没有这种习惯,所以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度过每一天,这样一来,你的精力就所剩无几了。你见游客们眼神呆滞地望着几个教堂,还一边在旅行指南上查找它们属于哪个城市。你每天到达一座新的城市,都得花一两个小时寻找一家价廉物美的旅馆,你的整个人生都会处于维持生活的状态。

这下,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每个你新认识并且真正接受的人,都或多或少会打扰你的灵魂。你得变着法让他适应。像我这样的人,别人会怎么看我——我也不知道。中年主妇、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好女-人,抑或疯女-人,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她们看不到我的本性。所以,我很孤独。我想,或许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什么。你需要通过外界的反馈,才能看清自己。有时候,当我情绪非常低落时,就会想起彼得·斯捷潘诺维奇&[5]&的话:“你不得不爱上帝,因为他是你唯一可以永远去爱的人。”这句话对我意义深远,每当我念起它,就会热泪盈眶。我从没听别人说过这句话。但我不相信上帝,即便相信,我也无法爱他/她/它。我无法爱上一个我认为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人。

哦,上帝(比喻地说)。人们应对孤独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放进比自己大的外物里,放进某个框架或目的里。可是,这些大的外物——我说不清是什么——对我来说,没有诺姆对米拉或布利斯对阿黛尔说的那些话重要。比如说,你真的关心1066&[6]&吗?瓦尔会叫道,那多重要啊,可我的学生们并不关心1066。他们甚至不关心“二战”或者大屠杀。他们甚至不知道珍·亚瑟[7]&。对于他们来说,猫王只是那奇怪而与他们无关的过去的一部分。你或许会说,不,重要的往往是小事。可是,当你忙于应付诸多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你又如何能看清事情的全貌呢?当你回望人生的时候,能否指着某个地方(就像地图上的十字路口,或学者在研究莎士比亚时遇到的难题)说:“是这儿!一切就是从这儿开始改变的,就是这个细节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

我发现,这很难做到。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疯女-人。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那里乱七八糟的,堆满了房东留下的零散的旧家具,窗台上还有几株垂死的植物。我和自己说话,和自己,只有自己。如今,我已聪明到可以想出一段流畅的自言自语的对白。可问题是,没有人回应,除了我,再无别人的声音。我想听别人的真话,可我强调那得是真的。我和那些植物说话,可它们枯萎了,死去了。

我希望我的人生是一件艺术品,可是,当我回望它的时候,它就像你眼花缭乱时看到的凹凸不平的墙面。我的人生无计划地绵延,下沉,就像一条宽松的旧裤子,可不管怎么宽松,你还是穿得上。

就像米拉、瓦尔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在后半生也回到了大学。我同时带着绝望和希望回到那里。那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它本该让你重获新生,让你光芒四射地进入一个新的旅程。在那里,你可以结交比阿特丽斯·波尔蒂纳里&[8]&,让她带你去尘世的天堂。在文学里,新的生活和第二次机会,让你可以一睹上帝之城的风貌。可是,此刻我开始怀疑,以前读过的那些都是骗人的。你可以相信前四场戏,但不要相信第五场。李尔最后真的变成了一个整天胡言乱语的老呆子,他会对着燕麦粥流口水,能坐在位于斯卡斯代尔的里根家的炉火边,他就很高兴了。哈姆雷特收买了委员会,把克劳狄斯驱逐出境,然后自己当了国王,他穿着黑色皮衣和德国军靴宣布,乱伦者以死论处。他写信给他的表弟安杰洛,他们决定一起净化整个东海岸,于是,他们联合黑手党、海军和中情局,取缔了性的合法化。罗密欧和朱丽叶结婚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来,因为她想回去读研,而他想住在新墨西哥的一个社区里,两人分手了。她现在靠救济金过活,而他留了长发,扎着印第安式头巾,常常把“噢呣”挂在嘴边。

茶花女还活着。她在波尔多开了一家小旅馆,生意还不错。我见过她。她亚麻色的头发褪了色,画着橘色系的浓妆,嘴角透出冷漠。她对苦艾酒、干净床单、瓶装橙汁和某些可供出卖的女性身\_体的价格了如指掌。她全身上下比以前丰满了许多,但身材还不错。她穿着闪亮的淡蓝色套装走来走去,或者坐在吧台前和朋友们说笑,同时留心着伯纳德的一举一动,那是她最近的情人,已经结婚了。除了爱上伯纳德令她偶尔脆弱,她是个坚强而有趣的人。别问我伯纳德有什么值得她如此迷恋的。她喜欢的不是伯纳德,而是爱情本身。她相信爱情,不顾一切地继续相信着,所以,伯纳德有点儿烦了。被人喜欢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作为一个三十八岁的女-人,她应该坚强而有趣,唯独不应该爱上一个人。一两个月后,当他离开她的时候,她会想要自杀。但是,如果她能够停止相信爱情,她就可以只是坚强而有趣,而他也会永远爱她。可若是这样她也会感到厌烦。于是,她不得不将他扫地出门。她选择停下来喘口气。

伊西和马克离婚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9]&结婚了。结婚后,他们放浪形骸,纵欲无度。他们发现,舒适婚姻带来的快乐无法与打破禁忌带来的兴奋相比,于是他们在《波士顿凤凰报》上贴了一则广告,邀请男男女女来参加派对,和他们一起尝试禁忌的快乐。他们办了三次、四次甚至五次派对。他们抽大麻,甚至会吸一点儿可卡因,同时确保自己还有底线,至少还知道害怕当地的警察来找他们的麻烦。你也不要胡乱批评,至少,他们在守护自己的婚姻。而你呢?

过去的伟大文学作品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告诉你如何去接受真正的结局。在这些作品中,你要么结婚,从此以后过上幸福生活,要么就死去。可事实是,这两种都不是真正的结局。哦,你也确实会死,可绝不会在恰当的时候,你周围不会挂满情深意切的挽联,不会有满场的人见证你的痛苦。事实是,你要么结了婚,要么没结婚,从此以后你不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但你仍要生活下去。那才是问题所在。你想想,假如安提戈涅&[10]&确实存在过,一年又一年,她一直做着安提戈涅,那不仅可笑,而且让人厌烦。所以,岩洞和绳子是很有必要的。

不只是书中的结局。在真正的生活里,你又怎么知道你是在书的第一册还是第三册,或是在戏剧的第二幕还是第五幕?舞台的工作人员并不会在恰当的时候冲上来将帷幕拉下。那么,我又怎么知道,自己是正活在第三幕的中间,正向前进入伟大的高潮,还是已经活到了第五幕的尾声,一切都行将结束?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可能是赫斯特·普林&[11]&或多萝西娅·布鲁克&[12]&,或者我可能是一部电视剧的女主角——她叫什么来着?缪尔太太!对,她走在沙滩上,她爱上了一个幽灵,她本来长得很像吉恩·蒂尔妮&[13]&。我一直想长成吉恩·蒂尔妮那样。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没人需要我给他织羊毛袜,于是,我会不会织就没什么关系了。(很奇怪的是,瓦尔就会。现实不会像书中所写的那样。你能想象彭忒西勒亚&[14]&织袜子的画面吗?)我只是坐在这儿,活到末日的边缘——什么?你说这些都是瓦尔的想象?那她可能忘了告诉我,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3

米拉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她本该是快乐的,在只有两三间屋子的公寓里住了那么些年,本该是苦尽甘来了。不就是这样吗?为了这座大房子,诺姆曾经拼命地工作,米拉也是。并不是所有努力工作的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他们算是幸运的。米拉有了自己的车,是诺姆的旧车。他给自己买了一辆新的名爵和一座带四间浴室的房子。在与自己的良心搏斗了一阵,又和诺姆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不想直说他不愿意请人做家务,而是说他们只能请一个黑鬼女-人,而她无疑会把他们洗劫一空——好像他们有什么可偷的东西似的),她还有了一台烘干机、一台洗碗机、一个每两周会给厨房地板打蜡的丈夫,以及一个用来洗床单和诺姆的衬衣的洗衣房。到了一月份,床单再也不会冻得硬邦邦的了。

她在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踱步时这样安慰着自己。她站在宽敞的门厅里,望着那盏豪华的枝形吊灯和旋梯对自己说,一定要快乐,应该快乐。她别无选择。快乐是她身负的道德责任。她也不是很不快乐,只是——空虚。

在贝尔维尤,生活节奏和以前不一样。她每天早上七点要和诺姆一起起床,在他洗澡和刮胡子的时候煮好咖啡。他早饭不在家里吃。她会和他一起坐下来喝咖啡,他则在这时给她安排家务:西装要洗,鞋子要修,要去银行办点儿事,要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因为他的车上有了凹痕。然后他就走了,她则把孩子们叫醒,在他们穿衣服时,为他们准备好煎鸡蛋。趁他们吃饭的时候,她换好衣服,然后开车送他们去校车站。除了诺姆,每个人早上心情都不好,所以他们很少说话。送完孩子们后,她就返回家。

那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候。她从大门进来,走进厨房,屋子里满是培根和烤面包的味道。炉子上还摆着油腻腻的煎锅,锅的后面是溅满咖啡渍的咖啡壶。脏碗摆在餐桌上,四床被子还没有叠,屋子里丢满了穿脏的内\_衣裤。客厅和餐厅里也满是灰尘,起居室里还扔着昨晚用过的苏打水杯和掉落的薯条屑。

令她烦恼的不是那些要做的活儿。它们并没有对她产生多大影响,也并非多令人讨厌。只是,她感觉,其他三个人都过着自己的生活,而她却得围着他们团团转,替他们收拾残局。她成了一个仆人,他们一分钱都不给她,却希望她没完没了地干活。作为回报,她可以把这里叫作她的家。可这也是他们的家啊。她只在每天早上送孩子们去上学后想这个问题,其余时间,她并不多想。她也会小小地犒劳一下自己:我要做这个,还有那个,然后我就坐下来看会儿报纸。该做的还是得做,她把一堆衣服丢进洗衣机里,打扫厨房,叠被子,整理房间,然后动手收拾家里的其他地方。你不得不每天都收拾一遍,因为房子太大了。当她四肢着地,打扫着巨大的浴室时,她告诉自己,她算是幸运的。米拉心想,擦洗三个男人用过的厕所、浴室地板和四面的墙壁,这是每天必须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比男人更理智。她们不必去接触那些男人才提得出的疯狂或荒谬的计划,她们有自己必须做的事——刷马桶和擦地板。她不断这样告诉自己。

大概十一点半的时候,她重新煮了一壶咖啡,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纽约时报》,这是她的另一份小小的奢侈享受。她至少要坐一个小时,逐字逐句读完报纸上的内容。下午,她就去完成她的任务。没有任务的时候,她就去找莉莉、萨曼莎或者玛莎。可三点钟她必须回家,孩子们该回来了。他们年纪太小,还不能独自待在家。对于这点,她倒不是很在意,尽管她也希望偶尔能有那么一次,她可以想在外面待多久就待多久,尽管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到那时,莉莉、玛莎或者萨曼莎的孩子们也都回家了,女-人们就得围着孩子转。那只是她渴望中的自由的感觉。可是,孩子们回家后,她喜欢和他们说话。他们聪明又有趣,她总想拥抱他们。他们会边吃零食边聊天,吃完就换上衣服出去。她又有了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这时,她会把衣服从烘干机里拿出来,耐心地仔细叠好。她还会从冰箱里拿出点儿什么东西解冻。接着,她会拿起一本书坐下来看。孩子们总是跑进跑出的,经常打断她,所以下午她就只看一些轻松的书。之后就该准备晚饭了。诺姆一般六点半到家,如今,他们都在一起共进晚餐。在餐桌上,诺姆总在吃饭的时候批评孩子,说他们叉子拿错了,让他们不要把胳膊肘放到桌子上,嚼东西的时候要把嘴巴闭上,所以气氛总是很紧张。之后,孩子们去做作业,诺姆在起居室里看报纸,米拉就去打扫厨房。孩子们已经会自己洗澡了,她只需提醒和监督他们,等他们洗完再去把浴缸刷干净。他们可以在睡觉前看会儿电视,但他们都得看诺姆想看的节目。有一次,她坚持让他们看儿童节目,诺姆就生了一晚上的气。他们看电视的时候,她就和他们坐在一起,看看书或缝缝补补。然后,他们就-上-床睡觉了。诺姆会多坐一会儿,到十点钟,他就会在椅子上睡着。她走过去摇醒他:“诺姆,别在椅子里睡。”他醒来,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回卧室去。

米拉关掉电视。这时,她已经太累了,没法专心看书。可她还不想睡。于是她给自己倒上一杯白兰地,关掉所有的灯,坐在起居室角落的窗子旁,一边喝酒,一边抽烟,直到十一二点才去睡觉。

她知道,自己正活在美国梦里,她索性就给自己戴上这副面具。她在有档次的理发店里做头发,理发师见她有白头发,建议她染发时,她就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她买了高价的针织三件套;她还修了指甲;她有一叠信用卡。

当然,也会有美妙的时刻。有时候,在给孩子们叠被子时,她会想到他们,心里充满柔情。她会躺在他们的床-上,把脸埋在床单里,轻轻闻一闻,床单上还残留着孩子们的味道。有时候,她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纸,阳光从厨房的大窗户里斜照进来,倾泻在木桌上,她的心就会平静下来。有时候,她穿好衣服准备出门时,会慢慢地从这大房子里走过,感受它的干净和整洁,心里想着,这种整洁有序带来的舒适感,或许就是她最大的愿望了,也许,这样就足够了。

她并非不幸福。她过得比她的朋友们要好。她的朋友们都有各自的烦恼。整个下午,听了莉莉、萨曼莎或玛莎的抱怨后,回到她那安静整洁的家中,那种感觉真好。在了解了其他人的生活后,她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首先是莉莉的生活。

4

女-人在年轻时都是好看的,而莉莉则称得上美艳动人。她生着一张轮廓分明的古典式脸庞,浓重的眉毛,线条清晰的下巴,还有一双精致的棕色大眼和修长的脖子。她的身材也很完美,是那种你梦寐以求的身材:肩膀不宽不窄,纤腰细腿,前凸后翘,小-腹紧实而平坦,各部分比例恰到好处。她将头发和眉毛染成了红色,喜欢穿艳丽的衣服——上面装饰着亮片、雪纺纱和银线。每当莉莉走入餐馆或酒吧时,所有的男人都会回头看她。如果她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会很高兴。可是她并不知道。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美丽。她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容貌。她从杂志上学习如何化妆,花上几个小时来试验不同牌子和种类的化妆品。她在脸上的某些部分施以暗色粉底,再在其他地方施以明亮的浅色粉底,鼻子周围的出油区则用另一种特制的粉底。她修了眉,小心翼翼地给它上色。她在眼周要用三种不同的化妆品,又在粉底之上擦了胭脂和扑粉。谈起化妆品,她可以说得头头是道。米拉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在乎化妆。“你这么漂亮,根本就不需要化妆。”莉莉定定看着她。“啊,你是没见过我不化妆时的样子。”莉莉很认真地说,“怪吓人的。”她把自己的外表描述得一无是处,到处都是缺陷。

她的生活也如出一辙。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好。她的丈夫卡尔是一个沉着而友善的人,好像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激动。在孩子们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总会说:“没关系,莉莉,不会有事的。”他们最大的孩子安德里亚似乎遗传了他爸沉静的性格。而小卡尔(他们叫他卡洛斯)则有点儿难缠。然而,莉莉曾遭遇过非常严重的不幸,她刚二十七岁就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不知为什么,和别人说起话来,她总是很痛苦的样子。她的声音忽高忽低,说话时总爱扯着头发或是咧着嘴。人们说,“莉莉很情绪化”,或是“莉莉有些焦虑”。如果换个场合,谈话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可莉莉和米拉所处的文化让她们相信幸福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说一个人不幸福,米拉会去追问为什么这么说。于是人们又补充道:“莉莉脑子有病。”那已经不是描述,而是一种评判了。莉莉并不去追究她为什么不幸福,她似乎知道为什么。在谈话当中,她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做一些隐晦而含糊的评论,你很难从中推断出让她烦心的到底是什么。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她们还住在梅耶斯维尔,米拉曾和莉莉谈起她的童年。那是很残酷的。你不得不因痛苦的童年付出代价。那些经济理论都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在生活中,你因痛苦而付出代价,因快乐而获得报偿。莉莉的父亲是个疯子。他是个操意大利口音的瘦小而亲切的人。从表面看,他是一个好男人。他撑起他的家庭,不喝酒,也不做坏事。他和莉莉的母亲的婚姻是由家里包办的。当时莉莉的母亲才十六岁。她不想结婚,也不喜欢这个男人,就离家出走了。可是,俗话说得没错,离开家,女-人什么也做不了。她在外面很害怕,也没法照顾自己,于是她决定回家,还提前给家里发了电报,告诉他们她的车次。家里人在中央车站接她,她的未婚夫也一起去了。就在车站中央,当着她家人的面,他将她暴打一顿,她的一只眼睛肿了,鼻子也血流不止。一个月后,她嫁给了他。女-人还能需要什么?&[15]&那是一个西西里的旧式家庭。

结婚之后,他对妻子照打不误。孩子们出生后,他那无名的怒火又找到了新的发泄对象。他做砖瓦匠养活他们,他们从没饿过肚子,只是常常鼻青脸肿。他用多年积蓄在布朗克斯区买了一座三层小楼,并把顶楼租了出去。至于他如何残忍,以及莉莉的童年如何痛苦,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这就够了。

高中毕业后,莉莉想到艺术家的画室工作。她一直想当一名画家,尽管她也不太清楚画家是做什么的。家里人认定这样的目标证明了她的叛逆和自私。每当父亲气哼哼地进来寻找发泄对象时,母亲总会喊道:“打孩子们!别打我!”母亲给她找了一份在服装厂上班的工作。这样一来,她每周能赚二十五美元,交给家里二十美元。可就算她开始工作了,父亲还是会打她。

有一次晚上挨了打后,第二天早上,莉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是肿的,肩膀上还有伤痕。她壮着胆子对母亲说:“妈,我十八岁了,我可以给家里赚钱了,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他什么时候才能不打我?”

对于她母亲来说,这番话一定很可笑,因为她自己都还带着伤呢。但她还是对莉莉的桀骜不驯大为不满,冲她嚷道:“只要你还住在这家里,你就得挨打!”

莉莉暗自决定,她要逃离这个家。

她把每一分钱都节约起来。除了从午餐费里省钱,她周六晚上也不和姐妹们一起去看电影了,那可是她唯一的乐趣,可她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牺牲,为了实现她的目标,别的一切她都可以不在乎。她的工资涨了一点儿,她并没跟家里说。几个月后,她存下了一小笔钱。

你也许会说,莉莉这样是在承认失败,她并不真的想离开家。如果她真的想,就会拿那笔钱买一张去皮奥里亚或芝加哥的火车票。可是莉莉平生从未走出过布朗克斯,从没有单独行动过。她很害怕,她的眼界非常有限。她在离家五公里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租了一间房子。也许,她并不想切断与家人之间的联系,只是想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已。她很聪明,每天去上班时,她都会在挎包里装一件衣服,下班时就留在工厂的柜子里。到了周五晚上,她就假装和朋友去看电影,悄悄地用一个纸袋把这一周积累的东西装起来,带回那个她租下却没住过的房间里去。她逐步地集齐了所有生活必需品。她不敢带走所有的衣服,那样会被发现的。接着,她要把缝纫机也带出来,那是她唯一的贵重物品。一开始,她每天就带些小零件,可马达是个问题。于是,她等待着最后一天。在一个周日,她的父母去亲戚家了,她把马达和她的最后一些个人物品装进一个纸袋子里,离开了家。她留了一张便条,告诉父母别担心她,她受不了家里的情况,所以搬出去住了。

她觉得女青年会的那间屋子简直像是宫殿一般。她自由了!

傻莉莉,她竟然还去工厂上班。没过多久,周二那天,她下班时父亲正等在外面,教区的牧师也一起来了。父亲一把将她从下班女工的行列中拽出来,粗暴地拉着她的胳膊。他朝她吼着,说她是贱人,是-yin-妇,是竟敢离开父母的坏女-人。他扇了她一个又一个耳光。牧师就在一旁看着。她啜泣着,试图解释,为自己的贞洁辩护。她说她住在女青年会,她并没有乱来,可是根本没用。她父亲看向牧师,希望他认同自己给女儿定的罪,而牧师也真的认同了。他们一路推搡着她回到青年会,收拾好她的东西,把她拖回了家。牧师在她家里喝了杯酒,吃了些自家做的蛋糕,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维护道德的责任,就离开了。莉莉则因为自己的放荡行为受到了惩罚。之后,她再也没去过教堂。

她终于明白了,要想脱离父亲的家,只有一个办法。她开始四处留意。虽然她的性本能非常强烈,可她从没在那个禁区中花过心思,她还有更加迫切的问题要解决。她得到父母的允许,可以去“约会”,这就对了,她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不久后,她认识了卡尔。他温文尔雅,完全不像她的父亲。无论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生活,都很稳定。得到父母的同意后,莉莉和卡尔订了婚。从那一刻起,一切都改变了。她得到了更多的自由,父亲也不再打她了,虽然偶尔还会轻拍一巴掌。她明白了,如今,她已被看作是另一个男人的财产。

因为卡尔很温和,这种约束对她来说倒像是一种解放。她的行动越来越独立。她二十岁时,一天晚上回到家后,她宣布自己已经辞职了,还租了一个店面,打算开一家服装店。父母甚至都没问她哪儿来的钱——也许他们以为是卡尔给她的吧。但那是她一年半的积蓄。他们耸了耸肩,他们不再对她负责了。

傻莉莉啊。对于服装生意,她又知道些什么呢?她开始往返于各工厂间,进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估算着利润。她每天都去店里,从早忙到晚。她精力充沛,乐此不疲。一到周六晚上,她就从店里挑一件衣服穿上,化上浓妆,和卡尔一起去夜店。卡尔喜欢带她去夜店,他喜欢盛装打扮地带她去炫耀,喜欢花钱和朋友们一起玩儿。但他并不急于结婚。

莉莉的生意并不景气。她不够心狠,没有经验。有些女-人周五买了衣服,周一就拿来退,而衣服明显是穿过的。她不知道怎么拒绝。另外,她对衣服的选择也不够客观,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货。她撑了一段时间,一个人守在店里,热情并未减退。她就这样苦撑着,直到所有的积蓄都花光,连房租都交不起。她的美梦只持续了一年。最终,她含泪以低于成本价盘出了剩余的库存,宣布破产。之后,她就嫁给了卡尔。

5

卡尔沉静的外表源于他严格的自我克制和性格遗传。卡尔五岁时父亲就抛弃了他们。他的母亲是一个冷淡而沉静的女-人,她找了一份给人打扫房屋的工作,五个孩子大部分时候都自己待在家。她的收入微薄,每天早出晚归。当她疲倦地回到家时,家里乱七八糟,孩子们也饿着肚子。于是大女儿玛丽就尽量帮忙。可正如卡尔后来所说,玛丽很“自私”,她想要自己的生活,她只是心不在焉地做做饭,仅此而已。她做了四年,到她十八岁的时候,她就搬出去住了。家里没人打扫,没钱去采购。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种生活很凄凉,而对于卡尔这种那时就已经很讲究的人来说,更是令人沮丧。所以,即便他长大以后,也从不帮忙做家务,哪怕是举手之劳。他认为那是女-人的事。卡尔一度看不起母亲的软弱,怪她没能力操持家庭,怪她没有给自己一个像样的生活环境。

每个孩子都必须工作。他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卖报纸、擦鞋、跑腿,为杂货店擦地板。老三在十二岁那年得肺结核死了。玛丽不管他们以后,莉莲接替了她。最小的孩子卡尔也跟着哥哥埃德温到街上去游荡。这让他们体-内的躁动得以释放。没有工作的下午,他们就去运动、捣乱和打架。有一次,他们去偷水果摊上的东西被抓住了;还有一次,他们把当地的一个“娘娘腔”绑在挂晾衣绳的杆子上,后来有人发现了那孩子,才把他放下来,不然他就被勒死了。这两件事都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些年来,街上的野孩子不断被送进少管所,再后来就进了监狱。卡尔开始思考起他的未来。

卡尔总说,“二战”使他交了好运。他的身\_体有点儿缺陷,倒也不是多严重,主要是小时候营养不良所致。可这些缺陷足以让他被定为4-F&[16]&。所以,当其他男人被选拔入伍时,卡尔却在一家兵工厂谋得一份工作。他刻苦学习,终于成了一名技术精湛的机械师。他的技术非常好,这或许是他的德国父亲将精确有序的本能遗传给了他。他工作很出色,大家都喜欢他。在大街上的那些年,让他学会了如何保持沉着冷静。他看上去很冷静、随和、友善,也不会妄自评价别人。至于他的外表之下是什么,你只能去猜了。就连莉莉也说不清。他从不敞开心扉。

卡尔、埃德温和莉莲都工作了。他们让母亲辞掉工作,搬进漂亮的公寓享受天伦之乐。可是这个女-人太虚弱了,已经累垮了。她早就放弃了一切希望。她做饭,上街买东西,可她从不学着去用他们给她买的洗衣机。她会胡乱地打扫一番,但总是扫不干净。卡尔童年时期对她的蔑视有增无减。他觉得是她意大利人的本性让她变得如此懒散。她已经油尽灯枯了,本以为她能享受几年奢华日子,但不过两年她就死了。直到她死,比尔也不曾改变对她的看法。[电子shu 分享V信shufoufou]

虽然卡尔不反对结婚,但他也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工作日的晚上,他和老朋友一起出去玩儿,打打扑克;周六晚上,他带莉莉出去;周日,他几乎睡一整天。他享受这种生活。母亲死后,他的家就分崩离析了。埃德温结了婚,莉莲在曼哈顿找了份工作,也搬了出去。所以,莉莉的店倒垮得正是时候。对于卡尔来说,结婚是他延续目前生活的最好方式。他催促莉莉赶快找一份工作。她为此很高兴,因为在她看来,她似乎不会再像母亲那样受压迫了。她在高档办公楼找了份前台接待员的工作。卡尔说这工作不错,虽然赚得不多,但工作很轻松。她后来才渐渐发现,虽然卡尔从不明说,但他希望她工作,是为了有钱去夜店。他还希望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打扫得干干净净,希望她默默地去采购、做饭、洗衣服。他并没有明说,但如果你哪里没做好,他就会冷冷地说“你还没洗衣服呢”,或者“莉莉,厨房的地板好脏啊”。但他从不帮忙。他坐在椅子上看报纸、看电视,偶尔站起来指点她哪里没做对。她和他顶嘴,可总是落于下风。卡尔从不抬高声音说话,只是冷眼瞧着她。如果她做事出现什么马虎或疏漏的地方,他就很瞧不起她。他在床-上背过身去,碰都不让她碰一下,好像她的身\_体很脏似的。

潜移默化之下,莉莉的独立和勇气瓦解了。如果他像她父亲那样打骂她,她还能鼓起勇气反抗。可情况变成这样,她就只能乖乖就范。他的蔑视是那么冷酷,所以她想尽办法不被他蔑视。她不停地擦洗,用吸尘器除尘;她费尽心思研究菜谱。可他还是能找出瑕疵来:一个没有擦的壶,一顿他不喜欢吃的饭。很多个晚上,他都背对着她睡。在蜜月期间,他发现莉莉性欲旺盛。这很奇怪,好像不太符合课本上的知识。可莉莉的确享受性爱。她的高潮一阵又一阵,而卡尔则满腹狐疑,一脸厌恶地看着她。有时候,她用手指轻轻触碰卡尔,他会打着寒战避开。对她来说,这比任何惩罚都要伤人。她感觉,他似乎认为她很放荡,而她则极力证明自己是值得尊敬的。

虽然卡尔常常背对她,但莉莉还是怀孕了。这着实让卡尔震惊。有了孩子就意味着他这种生活的终结。莉莉不得不辞去工作,那样一来就没钱供他和朋友们一周打三次扑克了,周六晚上也没法到卡迈恩家的夜店去和朋友们消磨时光了。孩子整天都哭哭啼啼的,需要你去哄。他坚持让莉莉做流产。

莉莉就像奴隶一样服从了。她如机器人一般接受了这件事,几乎没机会看清肮脏的手术室和周围的环境。可是,这件事改变了她,也改变了她和卡尔的关系。对于这次流产,她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但她并没有对他提起,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直到多年以后她才提起这件事。经历这件事后,她对他变得冷酷了。她也不确定自己真的想要一个孩子,生孩子让她感到害怕。可是,流产这件事毁掉了她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她不曾意识到自己还有这种感情。生孩子变得非常重要。在她和卡尔在婚姻里进行的权力斗争中,那是胜利的标志。几个月后,她又怀孕了,这一次,她坚决要生下来。无论卡尔说什么,她都无动于衷。即便他从此拒绝和她做-\_爱,她也毫不动摇。她甚至不用辞去工作,因为她被解雇了。前台接待员的工作不适合显怀的孕妇。卡尔希望她再找一份工作,至少再工作几个月,可是她拒绝了。她在争取自己待在家里的权利,只需把家里打理好就行了。她仍然在努力做到让卡尔满意。卡尔不情愿地抱怨着,他推掉了两个晚上的牌局,周六晚上也不去夜店了。莉莉吵嚷着要卡尔带她出去。卡尔每两周带她去一次中餐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不满地说。莉莉生了一个女孩,一个平静而快乐的孩子。宝宝哭闹的时候,卡尔就喊莉莉,自己权当听不见。莉莉很不解。她感到自己赢了这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在莉莉的敦促下,他们搬进了杰克逊高地的一座小房子里。两年后,莉莉又怀孕了。她生下了一个情绪热烈、好动、不怎么听话的孩子。卡尔又找到一份好工作,公司总部在新泽西,他们不得不搬家。他在郊区买了一个小房子。他想念他的老牌友们,现在他只好待在家里看报,看电视,修整草坪。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无论莉莉怎么和他吵嘴,无论她说什么,他都回答:“好了,莉莉,没关系,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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