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在线阅读网 > 显微镜下的大明 > 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

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

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

大明共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隶,咱们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理解为省份。

南直隶下辖有一个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是英才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时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附郭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上,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所以它们长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隆庆三年(1569年),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人叫帅嘉谟,字禹臣。严格来说,他没有歙县户口,不算当地居民,而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隶属于徽州府境内的新安卫。军户是大明特有的一种户籍,世代都是军人,归属于各地卫所——类似于军分区——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个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注释】tuan

徽州府与新安卫:根据《明史·地理志》与《明史·兵志》的记载,明代的整个疆土管理分别隶属于两大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府、县这一行政系统,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这一军事系统。明初,徽州府直属中书省,后改属南直隶,下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歙县为附郭。新安卫,直隶于中军都督府,虽设于徽州府辖区,其守备衙署亦在歙县,却不受徽州府管辖。

1.jpg

图一·1《徽州府山阜水源总图》(来自弘治《徽州府志》)

军户:据《大明会典·户部》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记录人户之名字、年龄、居住地等信息,户帖发给百姓,户籍上交户部,作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的根据。明代人户分军、民、医、匠、阴阳等多种类型,除优免差役者外,其他人必须承担不同的差役,不允许变籍,所担差役亦世袭。其中,军户便是世袭供应军差义务的特定人户,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脱离军户为幸。明代诸多著名阁臣如李东阳、万安、刘吉、梁储、高拱、张居正、叶向高等人,皆出自军户。

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他只有一个特长:对数字天生敏感,擅长算学,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

可惜在大明,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而这个岗位,要求对钱粮税赋的计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

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歙县架阁库。

徽州府历年的税粮账册,都存在歙县库房里。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大量加减折算、书算钱粮,这正是绝佳的应用题题例。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便有保障了。

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嘉谟设法接触这些官府账册。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凭借着对数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

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的等同。

换句话说,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

帅嘉谟大为骇异,这可不是小数。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注释】tuan

《大明会典》:明代官修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大全。有明一代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先后编修、续修和重修《会典》。弘治年间,徐溥、刘健等奉敕修成《大明会典》180卷,至孝宗死,未及颁行。正德年间,李东阳等奉敕重加校订后由司礼监刻印颁行,是为正德本。嘉靖年间续修的《会典》并未刊行。万历年间,大学士申时行等奉敕重修《会典》成228卷,为万历本。文中帅嘉谟所阅者应为正德本《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一本官方发布的资料集,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算是政府法令的一个汇编,亦勉强可以当作年鉴来用,权威性很高。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大明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

按道理,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只压在歙县一处呢?虽然歙县的体量比其他五县都要大,可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哪。

帅嘉谟心想,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看似无关的古早线索。

【注释】tuan

《徽州府志》:现存明代《徽州府志》有两个版本,一为彭泽、汪舜民等人编修的弘治《徽州府志》12卷,一为汪尚宁等人编修的嘉靖《徽州府志》22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汪尚宁为歙县人,曾官至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退休归里,组织一帮人员重修了《徽州府志》,后来亦被卷入学霸帅嘉谟引起的这场争论。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行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搞了一次“乙巳改科”,对很多科目的税额重新做了调整。

【注释】tuan

乙巳改科:据《徽州府志·食货志》记载,吴元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重新修订了徽州府的赋税旧制,将六县的“夏税生丝”折麦征收。第二年,即乙巳年,行中书省核查徽州府赋税时发现,该府吴元年的田赋增减额存在问题,派人将府、县所属官吏羁押至省,在严密监督之下,重新更定了徽州府的田赋数额,岁史称“乙巳改科”,其中特别指出了歙县亏欠原额夏麦9000余石。

2.jpg

图一·2 嘉靖《徽州府志》书影

在这次改制中,朝廷发现歙县的夏麦数量有问题,与去年同比差了9700石,于是对歙县的3646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钱,以弥补夏麦缺额。

【注释】tuan

石:古人把石块凿孔成凹行,用于称量粮食,“石”因此成为容量单位,音(dàn)。《说苑·辨物》载:“十斗为一石”。古代的容量单位有:勺、合(gě)、升、斗、石,为10进制。出自《淮南子·缪称训》的“以升量石”,比喻以肤浅的理解力难以推测深奥道理。出自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的“朝升暮合”则用以形容生活的艰难。日常生活中,石与合因其过大或过小而较少被使用,人们常用的是升和斗,故有升斗小民、日进斗金、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说法。

这个“补欠夏税”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全无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9700石夏麦,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换算标准,每石折银3钱,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7钱,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嗯,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注释】tuan

折率:明初所定的赋税,本是建立在实物财政的原则之上,政府根据需要的物品来确定征收的物品种类,百姓根据各地土产的特点缴纳不同的物品。但是,各地的出产与政府的需要总有不一致的时候,就需要用其他的物品来代替。或者,在政府实物储备充足的情况下,改征当时具有一般等价物职能的物品作为财政储备,这时就需要有一定的换算比例,即折率。明中叶赋税改革,逐渐以白银作为衡量标准,折率也就主要是折银率了,这一比率主要是由税物要送往的仓库与用途等因素决定。如据嘉靖《徽州府志》可知,嘉靖年间,徽州府夏麦征收,征入当地永丰仓每石征银4.5钱,送往京库(北京)每石征银2.5钱,运往南京光禄寺每石征银6钱。

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10,780石,可折银3234两。

2910+3234=6144。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2两。

帅嘉谟很快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绢。按说这笔钱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不知为何,却变成了歙县单独缴纳。

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

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冤枉税足足交了两百多年!

歙县简直倒霉透了。

帅嘉谟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程鹏、王相发现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而且还不止一次!

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这两个官职的管辖范围可不只有应天府一个地方,而是涵盖了除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四府之外的整个南直隶地区,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辖制。

在具体的分工上,应天巡抚协调各府州县,以赋役为主,也兼管司法、治安;巡按以监察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军事。勉强用现在做对比的话,一个是省长兼军区司令,一个是省高级法院院长兼纪委,找他们两位,算是拜对了衙门。

市里不管,难道省里还不管吗?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两位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是他们很快便升迁转走,没人再去追问。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在来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查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

到底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

无论如何,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开始采取行动。

隆庆四年(1570年)的年初,帅嘉谟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绢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大概意思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在《徽州府志》里也提到了,这是铁证。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编撰的地方志,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里其实只是含糊地记载了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的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方便行事——殊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这个后头再说。

除了偷改了原文,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他动情地说:

“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只要缴2905匹。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注释】tuan

细查帅嘉谟所引用之《大明会典》可知,浙江、湖广的各布政司、府、州运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夏税丝绢数分别为3509匹、4992匹,二者共计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为:应天府、常州府、镇江府、太平府、庐州府、安庆府、宁国府、苏州府、淮安府、松江府、凤阳府、扬州府与池州府。上述各处所缴为丝绵折绢或农桑丝折绢,唯有徽州府缴纳的税项有些不同,乃是人丁丝折绢,有8779匹,与帅嘉谟所说的8780匹稍有出入。

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会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130,000匹,湖广的总额27,000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是这么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注释】tuan

大明税制:帅嘉谟引用《大明会典》所载各司、府送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丝绢税额,来哭诉歙县独自承担的徽州府丝绢税额比浙江、湖广两司的总额还多,实在太失公平。他如此计算,隐含着一个前提,即认定南京承运库记载的税额,就是各布政司、府所纳丝绢税额的全部。但实际上,这样的假设完全站不住脚。因着两京制度,明代的承运库有南、北之分,帅嘉谟引用数据并未将北京承运库算入。并且,地方上交中央的丝绢税并非都送往承运库,部分折银可能送至太仓银库,部分丝绢可能送至丙字库。所以,南京承运库所收纳的,仅是丝绢税额的一部分而已。如下页图表所示,若给《万历会计录》所记载的嘉靖、万历时期各布政司、府、县的丝绢税的总额做个排名,可以发现,徽州府的丝绢税在全国诸府中名列第九,歙县则在诸县中名列第六,都比较靠前,却也与名列第一的严州府、淳安县有相当大的差距,更不能与浙江、湖广二司共计167,544匹的总额相比。

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biao1-1.pngbiao1-1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政治牌。

他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

【注释】tuan

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见不均不平之事,必须发声抗议,维护公道!歙县独自承担如此沉重的赋税重担这么多年,百姓已贫困至极,无以为生了。幸蒙上天眷顾,遇见您这样仁慈、贤明的御史大老爷,小的有幸向您详细陈明状况,恳乞大老爷均平赋役,救歙县百姓于水火!

短短一段话,先后两次要求“均平”。

隆庆年间,江南正在推行一条鞭法。而一条鞭法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

【注释】tuan

一条鞭法:据《明史·食货志》可知,明初沿用两税法,根据官方登记的户籍,田地要征收田赋,分夏、秋两季缴纳;丁要承担多种徭役。后官府借各种理由加征赋税、加派杂役,百姓困苦不堪,大量逃亡以躲避赋税。政府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故决定将一州一县的田赋、种类繁多的徭役、杂税合并起来,除必须的米麦之外,都折成银两,分摊到该州县的田地上,按照拥有田地的多寡来征收赋税,官方征收、官方解运,称为“一条鞭法”。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得以稳定增加,也大大简化了税收程序,提高了效率。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所以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人丁丝绢”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这和中央精神紧紧地挂上了钩。

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

要知道,这一任应天巡抚,对一条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气。只要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他叫海瑞,号刚峰。

【注释】tuan

海瑞:据《明史·海瑞传》等可知,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人,自幼丧父,靠母亲节衣缩食抚养成人,对百姓的贫苦深有体会。海瑞中举后曾至南平任代理教谕,有御史来县学视察,一些学官想要讨好上司,一见面就全身趴在地上行磕头大礼。海瑞则只是作揖而已,他认为学校不是官府衙门,是师长教导学生的地方,不应该屈膝下跪。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个画面:身为教谕、站在中间的海瑞,只是作揖,不下跪;两边的学官趴在地上磕头,正如一个“山”字,又像一个笔架,因此海瑞就有了“笔架博士”的外号。海瑞升任淳安知县后,不仅坚决抵制上司的额外摊派,并且积极取消不合理的赋税、杂役,减轻百姓负担。

不用多说了。

其实较起真来,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

因为这次“人丁丝绢”争议的核心,是税负归属,到底歙县单出还是六县一起出?至于实物折算,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

这就好比两个人为吃饭买单起了争执。谁出这顿饭钱,才是争执的重点,至于这钱是给现金还是刷信用卡,并不重要。等警察来了,其中一位喊一嗓子:“民警同志,你给评评理,为了响应国家鼓励使用信用卡的号召,这顿饭钱该谁出?”警察听了肯定莫名其妙,这两件事根本没关系啊。

但在帅嘉谟的妙笔之下,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非但不露破绽,反而显得煌煌正气,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除了这些,帅嘉谟还准备了第四张牌——解决方案。

他深谙官僚禀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争吵却又拿不出办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后,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志》,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麦再折银再折丝。”

看,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您朱笔批准便是。

这样一来,无论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负担。

不得不说,帅嘉谟的这一篇呈文,当真是诉状杰作。开头借了朝廷大势的东风,立意高远,中间数字翔实,论据确凿,层层推论极有说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绘歙县人民生活有多艰辛,诉于情感层面。文字、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层出不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关于帅嘉谟的职业,史无明载,徽州其他五县骂他是个奸猾讼棍。从这份诉状来看,若非状师大手,还真写不出来这等文字。

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以后,效果立竿见影,果然得到了抚院与按院的高度重视。

钱粮税赋,历来都是民政事务的重中之重。隆庆四年二月初十,巡抚海瑞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意思是我很重视,你们好好查清楚。随后,巡按刘世会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一看海刚峰的大名,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

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隆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突然传来消息,海瑞调职,改任南京粮储。

海瑞为何突然从应天巡抚离职,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这里按下不表。总之,徽州这摊事,海刚峰是顾不上管了。

海瑞是帅嘉谟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调任,让“人丁丝绢”案子陡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尽管巡按刘世会还在,尽管徽州知府段朝宗还在,可是没了海刚峰当主心骨,他们可不愿意去触这个霉头。

要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帅嘉谟的主张,对歙县有利,但对其他五县来说可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一旦议成,他们平白要多交不少赋税。因此对这个提案,五县籍的官员、胥吏、乡绅、百姓都坚决反对。

要知道,徽州府不比别的小地方,在朝中做过官的人极多。那些致仕的官员与中央关系密切,又热衷于彼此联姻,经营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这里的乡绅乡宦,个个能量巨大,手眼通天。六县纷争,动辄能攀扯出政坛上的大人物。别说徽州知府,就算是应天抚、按两院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注释】tuan

徽州府出身官员中身居高位者众多,进入《明史》名臣列传者就有四十多位,在安徽省内,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初因军功任职者众多的凤阳府。特别的是,徽州府出身的官员多是宣德以后以科第进入仕途、官运亨通的。嘉靖、万历时期在朝为官者,绩溪有官至工部尚书的胡松,以计谋擒获倭寇首领、后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胡宗宪;休宁有官至福建兵备签事的汪泗论;婺源有官至兵部左侍郎、赠兵部尚书的汪元锡,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余懋学,官至兵部侍郎、别号“潘青天”的潘珍;歙县有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汪尚宁,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许国,等等。

而从徽州知府的立场来看呢?

无论“人丁丝绢”在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区别,只要每年凑够8780匹生绢给南京就好。所以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歙县抱怨两句——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早习惯啦;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处,反而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帅嘉谟为什么当初不去找徽州府讨公道,反而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现在海瑞离开,倚仗已去,整个事情立刻推动不下去了。

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下面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就连苦主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县务无人署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不办公了。

明代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丑、辰、未、戌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黜陟。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1571年)为辛未,才是朝觐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很明显,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忘,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平了。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吗?

于是,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绩溪县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这份绩溪县的申文,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连署。由教谕出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绩溪的态度——此事无关钱粮,是教育问题!

比起帅嘉谟那篇雄文,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刀笔却暗藏机锋。

一开头,杨教谕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然后画风陡然一变,先大骂帅嘉谟“变乱国制,罔上虐下”,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讼棍,又骂嘉靖年呈文的程鹏、王相是刁民。

【注释】tuan

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本县为了响应府衙的号召,今特遵照《大明会典》《徽州府志》之记载,均平赋税,补救弊政,切实缓解百姓多年之困苦,以示大人的浩荡洪恩!

变乱国制,罔上虐下:(帅嘉谟)实乃假公济私的无耻之徒,他兴风作浪,妄图变乱国家大政,对上欺骗、蒙蔽大人,对下虐待、陷害百姓。

骂了半天,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如今的“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但他解释说,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责令他们补交“夏税生丝”,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所以这是歙县自己的责任,跟其他县没关系。

然后他又说,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从来没人抗议过。嘉靖十四年,两个歙县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丝绢”就该歙县单独交。此后三十多年,也风平浪静。谁知道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无视组织决定,又要兴风作浪。

杨教谕的这个辩驳,实在毫无道理。

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8780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20,480石,跟歙县拖欠的9700石根本对不上。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杨教谕到底是文科生,没算明白这笔账。

不过技术细节无关宏旨,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是抒情。

杨教谕动情地写道:“我们绩溪,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哪里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

他哭诉完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意思是:您最好按照原来的做法征税,免得激起民变,这样官府和民众都方便。

杨教谕前面那些话,都是废话,真正的文眼,恰好就在这里。

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威胁。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您不照原样征税,恐怕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

这句话非常狠,一下就击中了徽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但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使整个徽州府大乱。明年就是朝觐考查年,青天大老爷,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反,切不可为。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人口太少,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圜。

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

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会引发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

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黄。

当事人帅嘉谟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岂能无疾而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他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考虑了一下,发现之前的呈文里,确实有一处很模糊。

国初六县均输的“夏税生丝”,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人丁丝绢”,这个没问题。那么,“夏税生丝”这个科目,又是怎么被改成“人丁丝绢”的呢?

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真相便会浮出水面。

帅嘉谟挽起袖子,又扑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的六县档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

这次的调查,持续了数月之久。皇天不负苦心人,居然真的被帅嘉谟找到了线索:

奥妙就奥妙在征税科目上。

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类似于收据,上面写得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丝绢。”也就是说,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是“人丁丝绢”,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缴纳,一般默认是六县均摊。

而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却发现“人丁丝绢”这个科目没了。只有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多了一个“夏税生丝”。

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交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的巢。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交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

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就这样,歙县一口气交了两百年“人丁丝绢”而不自知。

帅嘉谟一拍桌子,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书手从中舞弊!

这个猜测,并非凭空臆测。

在大明府、县这两级的政府里面,具体政务的执行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指皂班、壮班、快班,合称为衙役;六房分为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与中央六部相对应。知府和知县是流官,干几年就会调走,但三班六房的职位往往为本地胥吏所把持。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熟知基层,他们又掌握着专业技能,职务世代相传,自成一个体系。没他们配合,贵为知府也没法施展拳脚。

尤其是六房中的户房,分管钱粮,是胥吏管理的重灾区。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手段高超的书手,甚至能“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你说这得多嚣张。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弊。”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

【注释】tuan

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明代的田地主要有官田与民田两种,皇庄、学田、牧马草场、园陵坟地、勋贵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等,都是官田,其余为民田。田地是政府征收赋税的重要来源,明初曾核实天下田地,造有鱼鳞图册,以制定赋税额度,每一次田地的变动都要记录在案。但是,当土地兼并严重的时候,富人可以田连阡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更可怕的是,被收买的小吏,可以使用高超却卑鄙的手段,使得家有良田千亩的富家在官方记录中表现为无田,富家便可轻松逃避赋税;而根本没有田地的穷家却被登记为田产丰富,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

这笔丝绢税,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迟,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来世代相继,如果彻底掀出来,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对于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只强调这个税科是被篡改过的,是不对的。

人,可以不追究,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事,做错了,就得拨乱反正。

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人丁丝绢”明明是人头税,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单独让歙县缴纳,难道其他五个县一个人都没有吗?

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得到回应。

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可是报告递上去,毫无动静。徽州府这次连回复都没有,置若罔闻。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可是帅嘉谟没有退缩。这个耿直倔强的数学学霸,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进京上访!

我找你们领导去!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在别的地方可能惊世骇俗,但在徽州,还真不算出奇事。

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这个“彪悍”不是说他们好打架,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号称“健讼”。

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

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理学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访,这个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风格。

不过他这个“上京”,可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

当时大明中枢分成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等政府机构,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备份。南京这套备份政府,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的大,但在南直隶这片地方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尤其是钱粮税收这块,南京的户部统管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诸司,都是膏腴之地,天下半数税赋,皆出于这里。南京户部的影响力,不比北京户部正印差多少。

帅嘉谟抵达南京以后干了什么,没有资料记载。但从各种官府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他应该没去找户部,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递陈情状子。

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以帅嘉谟的身份,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

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职责为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欢搜集民意,风闻奏事,找他们管用。

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对京官来说,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枢官员,专门上书弹劾意思不大。帅嘉谟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撕破脸。他所求的,只是朝廷一个态度,批几句话,就够了。

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帅嘉谟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上去,并很快转发给南京户部。同随呈文过去的,还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语:“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意思是,要求应该遵守法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

这个批语,正是帅嘉谟梦寐以求的结论。

南京户部接到这道文书,加了一句“候本处巡按衙门题”,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让他们酌情办理。与此同时,户部还特意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特别指出:“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项人丁丝绢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歙县。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如无相抵,今应作何议处。”

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口气,但其实已经有了定论:歙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所要搞清楚的,无非是何时开始,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县。

获得了户部的支持,帅嘉谟这趟进京之旅,可谓圆满结束。接下来,他只要赶回徽州,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帅嘉谟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

他不知道,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五县明面上虽然对“人丁丝绢”一事反应淡漠,但私下里十分重视。京官之中,也不乏五县籍贯者。帅嘉谟在京城的举动,他们了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症结,就是这个新安卫的讼师!没他上蹿下跳,就天下太平了。

要不,把他干掉算了。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嘉靖年间,那两个纠缠“人丁丝绢”的歙县“刁民”程鹏、王相,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奈何桥上,不差这一条冤魂。

帅嘉谟在归途中,果然遭遇一场绝大的危险,全靠好运气才侥幸逃脱。具体是什么危险,是谁指使的,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但帅嘉谟真是被吓破了胆,敌人这是动了杀心。他压根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

帅嘉谟这一逃,让好不容易启动调查的丝绢案陷入停滞——提告的苦主都没了,还怎么查?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这件事终于再度沉寂下去。至于朝廷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小地方。

隆庆五年,毫无动静。

隆庆六年(1572年),也毫无动静。

在这一年,隆庆帝终于驾崩,万历帝即位。再然后,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成为首辅,整个大明迈进了新时代。但徽州丝绢案,仍旧毫无动静。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至于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已经彻底被人遗忘,再没人提起过。他心灰意冷,不敢再去争辩什么。

整个故事,似乎就这么结束了。

可到了万历三年(1575年)的年初,已沉寂四年的徽州丝绢案,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突兀地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震惊朝野。


在 线阅读网:http://Www.yuedu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