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平静的旅程
撒克逊人最关心他们的种族及其高贵的特质，并且不与其他部落的人通婚而随意玷\_污他们的血统，尤其是那些劣等的族群部落；他们试图培育出一个仅与自己类似的独特而又纯粹的民族。
——富尔达的鲁道夫（Rudolf of Fulda），ca.865
后世之人多靡靡健忘，像《日耳曼尼亚志》这样一部写于两千年前的作品直到今天还在被人们传阅着，似乎显得十分不可思议。它从世纪开始流传，最初是以塔西佗所处时代的早期抄本形式，到后来则是以另一种手抄稿本的形式。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其中的细节，但我们也许能够重构其流传的大致情况。
在完成《日耳曼尼亚志》以后，塔西佗可能曾将它送交给了一个朋友，也许就是他娴于辞令的通信友人小普林尼，塔西佗习惯与他在撰著方面进行交流。小普林尼作为这部作品的首位读者拿到的是一份纸莎草卷本；其中是塔西佗的一个奴仆用苇笔或铜笔蘸着某一种墨水（罗马人制作墨水所使用的原料有碳烟、乌贼墨囊等）抄录下的原文。小普林尼在一个军营中写道：“我读了你的书，并且尽我所能对我认为应该修改以及应该删去的地方做出了必要的评注。”在这样的意见指导下，塔西佗又重新校阅了《日耳曼尼亚志》，然后将复本交给更多的朋友，再次征求意见。他也可能召集了他的友人（amici）——朋友、元老院议员，以及他的一些客人——一起阅读、讨论，并在最后做出厘定。
随着这些最后修改的完成，这本书最后得以出版：更多的复本将会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圈子中被传阅给更多相识的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塔西佗这本书流入了私人和公共的图书馆，比如宏伟的乌尔比安（Ulpian）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作为图拉真广场的一部分于110年左右建成完工，是罗马四座大型图书馆中最为宏伟的一座。此外，人们在当时的书店中也许可以购买到《日耳曼尼亚志》，这些书店集中于城市中心附近，它们会将书的摘录贴到柱子上供过路人阅读，因为实体的书卷容易出现磨损或被撕坏，故而要将其妥善地保存在书店里面。当时的私人抄本不得不用手写——可能是用罗马正体字（capitalis），即粗细笔画结合写出来的横平竖直的大写字母，其中，粗细笔画交错并置使用，而不是写成一线——并且没有任何两份抄本会出现有同样的错误。大体而言，很少有证据表明，书在当时是一种昂贵的商品，而且，甚至像里昂（Lyon）这样规模的乡镇里也有书店存在。也许正如小普林尼在其一封书信中所提到的他本人曾做过的事情，塔西佗可能也与书商达成了协议。但不论实际的情况如何，《日耳曼尼亚志》必定在创作完成不久后即流传开来，因为在当时其他的著作中可以见到这本书的踪迹。
文学的卓越造诣永垂于世间，而诸无常之命运（the Fates）则必须将作者的生命延续至死亡之后，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形。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在塔西佗那里却显得极为勉强而吝啬。小普林尼曾以自己类似的希望所燃起的热情预言道：“您的（指塔西佗的）《历史》将会永传于世”，其作者亦会永世流芳。然而塔西佗却留存于支离破碎之中。诸多世纪以来，他的作品遭到了严重的损佚，而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出现的所有作品也只存留于一份手稿之中。手稿的抄写保证了一部作品的传播：如今，没有任何罗马作者的手迹留存下来，而且现在也很少有4世纪的手稿仍然保存着。只要是没有被奴仆或（后来的）修道僧侣以倾斜的笔触传抄，作品就会湮没佚失，而其作者所留下的丝缕踪迹也会最终戛然消逝。塔西佗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的著作并没有被包含在经院作家们的重要经典之中，因此他的著作也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反复抄录。一份尚未得到确证的材料里讲道，马库斯·克劳狄乌斯·塔西佗（Marcus Claudius Tacitus，275—276），即罗马帝国逐渐走向瓦解时期的一位短命皇帝，曾下令抄录和传播塔西佗的著作。这位与塔西佗同名的皇帝伪称自己乃是塔西佗的后裔，而且他还表露了对这位作家之声名“可能会因其读者们的疏失而归于殒寂”的担心。不论此事真确与否，如此的忧虑似乎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可能仅仅在塔西佗去世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位罗马史家的恒久声名就已经难以确保。然而就像其他被认为是值得保存的著作一样，塔西佗的作品在受到帝国关注的短暂境况中也同样由纸莎草卷本整理编订为羊皮纸卷本（形式上类似于现代书册）。在这期间，即从3世纪到4世纪这一时期，那些短篇作品被完整地编订在了一起。
接下来是黑暗时代，而对于通过阅读和抄写手稿才能保证作者的声音得到倾听而言，这也是一个沉默的时代。一般而言，许多个人作品数世纪的流传经历大同小异，这往往可以比之于沙漏：一些像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或者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这样的作品手稿在罗马帝国晚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直到6世纪中叶，一些文书人员仍然誊写了许多新的抄本，故而此时流传的诸多作品手稿相当于充满了沙漏的上玻璃斗。然而从550年到750年间，即所谓的黑暗时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沙漏的瓶颈，世俗作品的传抄几近于停滞。就罗马民族诗人维吉尔的情形而言，他是一个特例，其手稿（或其中残存下来的）存留于这个时期之前：4世纪的手稿留存下来的有6部（其中就包括带有插图的维吉尔·梵蒂冈［Vergilius Vaticanus］手稿）；[1]5世纪的留下了5部，而500年左右的则只留下3部。但是直至过去了250年，加洛林王朝的学者和抄写员才在查理曼（747—814）的保护下于8世纪下半期重新开始了抄写誊录手稿的工作。他们搜寻所有那些覆满灰尘并被人遗忘的羊皮纸文稿，将古典的作家们从湮没之中重新翻检出来，并且在其中碰巧找到了塔西佗和他的《日耳曼尼亚志》。然而，许多其他的作品手稿及其作者并没有那么幸运。
欧洲大陆的政治景观在8世纪期间经历了结构性的转变。一俟查理曼于768年开始其统治，他就接续了祖父和父亲扩张法兰克统治的事业；他的领土很快就从比利牛斯山以南的西班牙边境区扩展到英吉利海峡，从易北河以西的萨克森地区延伸至意大利的中北部，即伦巴第王国。在它的首都，即今属德国并与荷兰和比利时毗邻的亚琛（Aachen），查理大帝统治着一个唤起了昔日罗马情感的欧洲帝国，而当他于800年被教宗利奥三世（Pope Leo III）加冕为皇帝时，他也就被正式与罗马帝国联系在了一起。不久，在当时硬币上的缩写文字中，他就被颂誉为KAROLVS IMP（erator）AVG（ustus）。[2]如同罗马的首位皇帝奥古斯都一样，查理曼也推动了文艺的兴盛发展，这场文化复兴——就如同其王朝的名称一样——以他祖父的名字命名，即“加洛林文艺复兴”。
纵观整个查理曼帝国，人们可以听到诸种不同的语言。大体而言，莱茵兰以西和以南地区的人们讲着一种粗俗的，逐渐蜕变为罗曼语的晚期拉丁语。[3]在莱茵河东岸一带，拉丁语是官方语言，但是在此之外，人们则讲着日耳曼方言。那位多才多艺的皇帝讲着一种法兰克语的方言，然而他也精通拉丁语。查理大帝个人致力于拉丁语和学问的推广和促进，使之超出圣经注解和帝国行政需要的狭隘范围。他让他的儿女们接受文艺诸科的教育，让他们学会阅读，而且自己在晚年还努力学习写作——尽管据其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所说，他的这项工作收效甚微。
暴君总是害怕那些比他们自己精明聪慧的人；而贤君则会善用这些贤良之士。查理曼身边围拢有诸多因其学识而被他从帝国各地延请来的文人墨客，他将这些人安置在亚琛的宫廷学校，使之一度就像是一座亚历山大里亚式的学术圣殿。在这些学者们中间，有虔诚而博学的诗人阿尔昆（Alcuin，735—804），他来自于诺森比亚（Northumbria）的约克郡，作为皇帝的首席顾问，他在学术和教育方面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而后，新的学校建立起来，学科设置也得到了规范：“要让每一个修道院和主教区教堂都成立教授孩子赞美诗、乐谱、唱歌、算术和语法的学校……而且，如果需要抄录福音教义、诗篇或弥撒书，那就让年富力强的人们尽心勤勉地去抄写”。一些罕见的和被忽视的手稿就此被发掘了出来。那些坐在缮写堂的抄写员抄写手稿时使用了一种新的书写字体，即加洛林小草书体。这种字体简洁明了，其圆润的字母清晰易辨，单词之间由均匀的空间隔开，而这种字体也从阿尔昆在亚琛的学校传布到了整个帝国。总之，正是在这一时期，这第一波的复兴（rediscoveries）将大量现存的古典作品带给了后世的子孙。但通常要通过15世纪的又一次重新发现，加洛林王朝学者们发现和传抄的作品才能留传至今，就像塔西佗的情形那样。
在今属德国中部黑森州的富尔达（Fulda）建立了一个致力于传布文学和学术的修道院。795年左右，富尔达第二任修道院长鲍古夫（Baugulf）收到了由查理曼发往所有修道院的关于“文教”的帝国信函。在信中，皇帝要求那些即使天资聪颖的人也要研习文法，“以便那些以好的生活尽心取悦上帝的人们不会疏惰于以好的言辞取悦他”。由于加强语法学习乃是一种虔诚之举，故而他告诫自己的臣属要着手语法方面的学习，“以便更为容易和准确地理解圣经之玄奥”。就在查理曼个人曾经驾临过的富尔达附近，现存唯一的《日耳曼尼亚志》抄本将会在15世纪时被人们重新发现；而且正是在富尔达，《日耳曼尼亚志》在人文主义时代到来之前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使用。
一个人的不朽声望往往以许多人的默默无闻为代价。对此，富尔达的鲁道夫就代表着那一长列无名的僧侣抄写员，而那些古典文本的保存即归功于他们的秉烛抄录。在一些图画中，可以看到他们俯身在倾斜的书桌上，娴熟地挥动着羽毛笔——除此以外，他们有时也会以书写上的勤勉用功来弥补他们在语言能力上的欠缺。他们对于拉丁语的认知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地区的差异而有相当的不同，正如经常在他们的手稿边页的解释——注释——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注释有一些是拉丁语，有些则是方言。虔信而诚挚的鲁道夫曾师从博学的拉班努斯·莫鲁斯（Rabanus Maurus），后者乃是阿尔昆的一个学生，后来在822年到842年间，任富尔达修道院的第五位院长。
在富尔达修院，鲁道夫与他的老师一道，将修道院转变为一个学术中心和古典文化的传布场所。在图书馆和学校的高墙之内，羊皮纸的沙沙声日益不绝于耳。拉班努斯孜孜不倦地搜寻古典文物，并督理着一个缮写堂，其中，抄写员们用来自于爱尔兰和大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书体誊写出了许多优美的抄本书卷。其典型风格是每行字母从左至右逐渐缩小；然而，这种书体逐渐由加洛林小草书体所取代。拉班努斯和鲁道夫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不久以后，他们收集了两千份手稿，从而使这个修道院在数世纪以来成为一所具有重要地位的图书馆。其珍贵的馆藏中就包含有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一份极其罕见的抄本。
鲁道夫也是一位作家（最引人注目的是圣徒传作品），863年，他受人委托，答应撰写一部著作，叙述殉道者亚历山大的圣物如何在851年从罗马迁转到威尔德豪森（Wildeshausen［在萨克森］）。这些圣物埋藏于一所新建立的教堂里，以劝息那些冥顽不化的异教信仰（萨克森人对查理曼之权力和基督教化抵抗了近30年）。鲁道夫通过回溯萨克森人作为异教徒的过去而开始了他的叙述：“据古时候的记载，萨克森人出现于不列颠的英格兰居民之中，他们驾船渡海，在竭力寻找庇护之地时逐流到了德意志海岸。”通过运用这种历史的视角，他希望“明智的读者”能够看到异教的萨克森人的一些详情，以便可以使读者“意识到他们因着上帝的仁慈与恩典而从一种多么可怕的过失中获得了拯救”。若我们悉心地加以审视即会发现，这些过去的异教徒被裹上了塔西佗式的外衣。鲁道夫从《日耳曼尼亚志》中择取了三章，其中的变化则主要是将塔西佗的现在时转变为教士的过去时。在鲁道夫的叙述中，萨克森人甫到新居地就将他们自己与其他部族区别开来，并试图把他们自己培育为“一个仅与自己类似的民族”。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第四章将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鲁道夫这里则是首次被附会改写，尽管其中的萨克森人是被作为移民来看待的（他们并非如塔西佗所说的日耳曼人那样是土著居民）。
不仅如此，鲁道夫还从塔西佗那里借取了更多的素材。在其描绘中，萨克森人就像是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过着一种淳朴、正直和率真的生活。而且，“如果他们对其造物主并非蒙昧无知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发现真正的幸福。此外，鲁道夫还描述了他们如何“在诸神之中奉墨丘利（Mercury）为至尊之神”，并“在特定的日子里以人献祭”。在此，塔西佗著作里高贵的蛮族（barbarians）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鲁道夫笔下高贵的pagans（异教徒）。时代在变化，一些文本之意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富尔达修道院还见证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其中，塔西佗似乎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在9世纪前，拉丁语Theodiscus（德意志人）被用来作为德意志人的专有名称。语言学家已经表明了这个名称与含义为“民众”（the people）的日耳曼词语theudo所具有的关系。由于拉丁语扎根于方言词语中，故而这样的用法似乎颇为平常。然而在876年的《富尔达编年纪》（Annals of Fulda）中，出现了Teutonicus（条顿人［德意志人］）一词。尽管该词与德意志语言没有关系，但它却取代了之前那个词语而成为“德意志人”的标准拉丁语形式，直到人文主义者以Germanus取而代之。为什么一个外来词汇会成功地取代一个既有的词语，这令许多学者困惑不已。然而这似乎是接受自塔西佗，因为他写过一个叫“条顿人”（Teutones）的日耳曼人部落，从而使得这一部落名称成为指代所有德意志部落的一个词语。
然而，鲁道夫并没有提及一个单一的德意志民族，而且也不认为他们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族群。他仅仅把萨克森人看作是生活于德意志地区的诸多部族之一。他对《日耳曼尼亚志》的改写附会局限于萨克森部落，因此与15世纪时出现的那些用《日耳曼尼亚志》来确定共同的德意志人祖先的人们明显不同。这可能是为什么鲁道夫诉诸塔西佗却又没有得到响应的一个原因；在整个中世纪，他的附会改写似乎是仅有的一次。《日耳曼尼亚志》只有在不同的情境下才会发挥它那独特的影响。因此塔西佗的作品将会再次在时代的海洋上飘荡，悬浮在遗忘的深渊之上，并最终为人文主义者所攫取。
[1] 维吉尔·梵蒂冈手稿：抄制于400年左右之罗马的一部手稿，装饰华美，内容包含有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和《农事诗》的残篇。该手稿是《埃涅阿斯纪》现存最古老的文本之一，也是仅有的三部附有插图的古典文学作品手稿中的一部。
[2] Carolus Imperator Augustus，即奥古斯都查理大帝。
[3] 莱茵兰即“莱茵河左岸地带”，今德国莱茵河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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