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渺的发现
在德意志人之中，科尼利乌斯·塔西佗仍然保持着沉默。
——波焦·布拉乔利尼，1428
在鲁道夫隐秘的附会借用之后，塔西佗便再一次归于沉寂；然而，它并非彻底地沉默，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撰写的一些著作中，《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一些段落章节仍然被有所征引。一些对塔西佗的引用表明，12世纪时，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修道院中——该修道院在罗马以南80英里处置设有一个差务繁忙的缮写堂和一个中世纪最优秀的图书馆——保存着一份塔西佗短篇作品集的抄本，如果存在的话，它也已被人遗忘；而鲁道夫在富尔达所使用的那份抄本并未遭人遗忘。
500年过后，加洛林的抄写员早已逝去，许多拉丁语作家需要再次被拯救。昆体良（Quintilian）即是其中之一，[1]昆体良与塔西佗同时代，是罗马最全面的修辞学手册的作者：
毫无疑问，这一秉负荣耀之人［昆体良］是如此的优雅、纯贞，并富有美德和智慧，他再也无法忍受监狱的污秽、肮脏，以及狱卒的残忍野蛮。像注定要死去的人一样，他满心悲伤，身着丧服；他的胡子肮脏，头发也沾满了污泥，以至于从其表情和外貌即可看出他被召去忍受了那并不应得的惩罚。他似乎要伸出他的双手，去乞求罗马人的忠诚，要求将他从一个不公正的判决中解救出来。
昆体良的诉求——生动地呈现在波焦·布拉乔利尼于1416年写的一封信中——并没有落入聋子的耳朵里。同波焦一样，许多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四处跋涉，搜寻手稿，他们纵贯北欧修道院，翻检、寻找、解禁并抄录那些受到不当对待的罗马古典著作。塔西佗的作品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在15世纪后半期，塔西佗短篇作品——其中就有《日耳曼尼亚志》——在热切的人文主义者之间的传抄使人们在意大利看到了一个被修剪干净、衣着端正的塔西佗。由此，从监禁之中幸存下来的塔西佗便逃出了尘封，尽管九死一生。
15世纪20年代早期，人文主义圈子听说了塔西佗的短篇著作。而后南方的微风即携带着各种传言吹到了为伺候枢机主教博福特（Cardinal Beaufort）而不得不固守在伦敦的波焦那里。为赚取生计，他远离地中海的家乡，依靠与人文主义者同侪通信来获取新闻和慰藉。其中有人告诉他说，传闻米兰大主教巴托洛米奥·弗兰西斯·德·拉·卡普拉（Bartolomeo Francisci de la Capra）已经找到了那些尚不为人知的罗马史家所撰述的作品。波焦没有急于承认别人成就的习惯，而他的兴奋也因怀疑而顿减。他在1422年6月10日写道，谁会相信一个如此有野心的主教竟会依赖于琐碎的流言来传布他的发现？他本可以公之于众！而且，倘若只是复制抄写这些书卷的话，那么一个身处他这样位置、“得到皇帝惠赐之支持”并管理着那些“野蛮的倔驴”的人，获取那些书卷岂不易如反掌？而即便是他——波焦——在游历至德国时，也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抄写员。他总结说，还远远没有什么真正的发现，那位主教只是将“传闻作为事实”来传布。波焦只相信眼见为实。但是数年后，对于尚未亲见的东西，他不仅会相信，而且还会竭力追寻。
据说，风格即人。波焦书信的读者可以从一些插图中认出这位作者。在这些插图中，他身材略显矮墩，面庞干净，一身学者派头的打扮，并且眼神中透着一种坚毅专注的光芒，咧开的嘴角则带着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微笑。在他的前额上有一条意志坚定的沟纹，一条眉毛略微地皱起，也许他正处于惊异之中。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族背景并没有决定他的学者事业，他的工作表明，其学术训练与专注乃是受激于他那穷困的青年时代。1416年时，他从积覆了数世纪的灰尘中救取出了上文所提到的昆体良著作，这部著作由关于“演说家的修养”的12卷书组成，他用了整整54天抄录了该书。坚韧、才干以及学养使得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和手稿搜寻者，而其经历也都被详尽地记载于他自己保存起来的书信集当中。
插图4：波焦·布拉乔利尼木刻版画。（霍顿图书馆，哈佛大学，Typ52097.225）
在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意大利语：umanista）意味着一个研究古典学问的学生，反之，也可说是关于具有古典学问的老师。这一用语源于西塞-罗的humanitas（人性）概念，最初是用来指精通“自由技艺”（the studia humanitatis）的人。但是从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他蔑视中世纪，并热心于追寻像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西塞-罗那样的古典作家——开始，一个人文主义者即被认为是热衷于古典学问的人，特别是罗马文化，其次则是希腊文化。彼特拉克致力于古典文献的重新发掘和修复。他试图在一份手稿——更好的是——同一部作品的几份手稿之中，去重整原初的文本及其含义——古典作家的一字一句（ipsissima verba），因为这些手稿在数世纪的抄录中已经遭到了文义变乱的危险。现存的《日耳曼尼亚志》手稿就是一个例子，在塔西佗写到日耳曼战歌并在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段落中，同时出现了barditum和baritum：到底哪一种变格是正确的？除了这些学术上的努力，他们还渴望去创作一些足以与古典著作相媲美的作品。其中特别风行的一种写作体裁是书信体，即看似朴实无华但却极其精巧的书信文学，就如同由波焦悉心的“潦草笔触”所写的那些。对人文主义者而言，通信并非只是取代交谈。他们在写信时心存未来的读者，而且勤勉地抄写、收集自己的信件，并为信件的失佚而伤感哀怨，这样的书信使得它们的作者能够“在他们的此生之中对身后人讲话”
波焦的一生以近乎狂热的嗜书癖为特征。对古典著作的热衷点燃了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这些作品的渴望，而他们探寻的方式有些时候则颇为不当。塔西佗《编年史》前几卷所仅存的手稿乃是从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th Rhine Westphalia）[2]的科尔维（Corvey）修道院中盗取而来，而后被教宗利奥十世花了一小笔钱购得。（这位深怀悔罪之感的教皇给那些愤怒的僧侣们送去了一份装饰精美的手稿复本以及一份教宗的赎罪印劵，而不是将这份被称为美第奇一号［the First Medicean］的手稿返还给原来的主人）。在那些偶尔显得残忍无情的文献搜寻者之中，波焦显得极其突出——正如他的同时代人所知悉的。他不纠结于道德，倾心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当他发现一份包含有尚不为人所知的拉丁铭文五折书（［quinternion］中世纪时五页文本叠折在一起的卷集）时，他便顺手牵羊，将其放进了自己的袖子里。他的勤勉使之受益良多。当他再一次搜检了德意志地区——在意大利人的眼中，这是一个蛮荒之地——的一些图书馆之后，他兴奋而得意地说道：“我想让你知道，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许多过去的伟大人物所留下来的著作。我独自一人两次游历德国，最近，我又有了新的成果：我发现了七篇过去佚失的M.图里乌斯演说文书”。他的发现让一些人颇为欣喜，却也让另一些人心怀不悦。人文主义者庆贺彼此之间的发现时，表面上热情洋溢，心里却又充满羡慕与嫉妒，但没有人会小觑他们的重要性，波焦得到了他应得的感激：“你的作为将不会归于沉寂或在历史中消泯，对于我们来说，通过你的勤勉来追复和整理那些被认为遗失了的古典手稿的故事将会永远地留传下来”。
波焦从伦敦返回后，在罗马担任了教宗秘书一职。[3]他掌理教宗信件，负责呈介教廷事宜，并草拟谕令。1425年夏，一位德意志僧侣因波焦的这一公职身份而试图贿赂于他。这个僧侣认为，通过给这个知名的藏书家打点一些他们图书馆中的稀有书卷，他就可能会助益于他的修道院事务。当他得到适当的指示并回到其修道院后，便编录了一份他能够从其图书馆中寻取出的著作清单，其中就有“闻所未闻的科尼利乌斯·塔西佗的著作”。当波焦于10月末左右看到这位僧侣所写的书单时，他可能想起了关于先前“米兰主教之发现”的传言，而他曾对此不屑一顾。因此，他于11月3日写给佛罗伦萨的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Niccoli］1364—1437年）——他的朋友兼资助人，并且与之具有同样的癖好——的信中略而不提此事。他在叙述夏天的事情时，没有提及僧侣的名字或修道院的名称，如此的避详就简可能是因为缺乏信任；而被这种遮遮掩掩所激怒的尼科利，终会在一定的时候抱怨此事。波焦在当时透露给尼科利的所有情况，仅仅是那个无名的僧侣打算用这些书卷来换取别的书卷，后者需要尼科利来提供，波焦在他的长信中列出了那位僧侣所写下的书目清单，催促尼科利尽快回信，并说他越早地收到回信，他就能够越早地拿到那些令人垂涎的书卷。也许，除了那位僧侣，没有人会预料到这样的迫切其实并没有必要。
笼罩着这封书信的神秘色彩——来自某个修道院的某个僧侣——在500年后消失了。尽管波焦只是提到那位牧师的修道院在赫斯菲尔德（［Hersfeld］位于德国中部的苍翠山峦之中），其他的一些文献显示，海因里希·冯·格莱本斯泰因（Heinrich von Grebenstein）就是那个神秘的人物。他的修道院院长为了解决修道院与地方市镇间的冲突，于1422年至1429年间多次派遣他出使罗马。而在这公差的幕后，他还谋求着他的另一个计划。为了这两个任务，他便与波焦攀上了关系。在以一种莱茵方言和拉丁语的奇怪混合写成的书信中，海因里希成了一个虔诚并且狡黠而天真的修道院长利益的代言人。他声称，他的诸般努力受缚于资金的短缺，这可能表明他打算以高价出卖这些手稿，以便增加他的进项（或者是修道院的经费）。而在诱惑波焦的同时，他似乎也为其他人提供了那些人文主义的交易品。
1426年6月26日，即波焦与尼科利之间的那次通信过了几个星期后，维罗纳的加瑞诺（［Guarino of Verona］1374—1460）在致其博洛尼亚友人的信中写道：“你带着令人愉悦的亲切感告诉我的那些复活并重见天日之人的消息到底怎么样了？噢！难道我能看到塔西佗本人，我那普林尼的朋友、同伴和同僚，并且能够亲自与他说话！”这个备受尊敬的希腊语教师和翻译家用着一种兴奋的颤-抖笔触，请求得知关于此事的更多情况。这些消息来自于潘诺米塔（［Panormita］1394—1471年），这是他的托名（指代他在西西里的出生地帕勒莫［Palermo］），而非其姓氏为此，他当时可谓毁誉参半。暴得大名的原因乃是由于其《双性人》（Hermaphroditus）的发表，即一部明目张胆的情色短诗集，其中就有一首怂恿“女-人和贞洁的-处-女”私奔的诗歌。尽管这部诗集的-yin-言秽语令人生厌，但其形式上的雅致却十分引人注目。用波焦——他揭示了相互冲突的旨趣，即道德与审美的冲突，并迫切地说出他对作者心灵的关切——的话说，即主题“如此-yin-亵和下流”，其表达却“如此优美得体”。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个缪斯女神的顽皮孩子知道要报道说“科尼利乌斯·塔西佗那本关于德意志人之起源与所在的著作已经被找到了”，在其回应加瑞诺之要求的信中，他还列出了其他可以提供的文本：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和《关于演说家的对话》，以及罗马传记作家苏维托尼乌斯的一些残篇。这是留存下来的关于赫斯菲尔德抄本的最早的完整叙述——该抄本以其所谓的来源地命名（它可能是基于海因里希自己编制的书目）。然而，太多的历史消逝于黄昏之中，有相当的理由可以认定，这部抄本实际上来自于附近的富尔达——在那儿，正如我们所知，《日耳曼尼亚志》在9世纪时得到人们的利用，而且那里还有一个藏有诸多古典著述家之抄本的著名图书馆。但另一方面，就我们目前所知，赫斯菲尔德修道院既没有这样的图书馆，也没有《日耳曼尼亚志》的抄本。但是赫斯菲尔德修道院长是富尔达修道院图书馆长的兄弟，而海因里希·冯·格莱本斯泰因也许是将这部手稿当成自家的东西提了出来，相信如有必要，富尔达那里是可以提供出手稿的。
潘诺米塔自信满满地向加瑞诺表示：“这些和其他不计其数的已经流传的抄本，以及另外一些尚未流传的抄本，统统都在一个地方……现在，它们将会在某一天被寄送给我的一个至交密友，接下来再由他迅速地寄给我；而后你将会在自己手中持有这些重生的真正杰出之人”。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只能推测他的消息来源。它可能来自于这位僧侣自己、拍卖商，或者可能得自于波焦这位颇有兴致的买主。海因里希不只是向他的修道院长抱怨其财力状况，而且也向波焦诉说，而且据了解，他也同其他人文主义者提到过他那些珍贵的手稿。不过，潘诺米塔从波焦那里得到这一消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波焦与他的好友尼科利通信时既然如此保密，那为什么像他这样如此热衷于名利的人还要乐于给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提供信息？
波焦在其通信中继续他的保密策略。九个月过去了；显然没有什么消息被泄露出去。那些信件由罗马寄出，而后及时被赫斯菲尔德修道院的那个人所收到，这就是身在佛罗伦萨的尼科利所知道的一切。尼科利必定有所怀疑，他猜想这些信中肯定说到了许多很少被提及的事情。1426年9月，波焦的诡秘已使他腻烦透顶，他那被耗蚀的耐心变成了恼怒。但波焦在回信中却显得无动于衷，并以嘲笑回避此事：
关于那些德意志的书卷，我将不再提及；这样说吧：我没有睡着——那是你的习惯——而是保持警醒。如果某个人信守诺言，正如我希望他做的那样，那么这部书就将在这里出现，不管是由于强制还是协商。我还试图取得这个非常古老并储存着大量书卷的德意志修道院的书目清单。但是为避免你的讥讽搅扰到我，你将不会再得知与此相关的消息。显然，尼科利的讥讽刺痛了波焦；波焦则以一句嘲讽的话还治其身，“你不会再得到相关的消息”。结果，不幸的是，我们也没有了解到更多。
随后又是数个月的沉寂。而接下来的事情则出现在1427年春末。尼科利以某种莫名的方式得知，他的朋友在罗马接待了一位神秘的访客。对此，他的笔端肯定满含失望和猜忌，正如从波焦于5月给他写的回信中可以推想到的那样：
正如你所言，我曾向我们的科斯慕斯（Cosmus）提到过，这位来自赫斯菲尔德修道院的僧侣也向他人提到了——正如我写信给他——他根据我的要求带来了一份包含有更多书目的清单。后来在我的竭力搜寻下，那个人来到我这里，并带来了他的那份书单——说了很多话，但没有实质内容。他是一个不错的家伙，但是并不熟悉我们的研究，误以为他自己不清楚的东西，我们同样也不清楚。因此他的书单中所列的诸多书籍我们已经有了……但是我将寄给你部分他的书单，其中包含有科尼利乌斯·塔西佗以及其他我们没有的书籍……但我已不会对他所说的话抱有很大的希望。这也是我没有给你写太多信的原因。如果真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或者一些值得智慧之神（Minerva）眷顾的东西出现，我将不只是写信给你，而且还要火速地动身去告诉你。现在，这个僧侣正缺钱。
波焦还提到说，他会对此提供帮助，但前提是收到那些令人垂涎的手稿，而谈判还在进展之中。随后，则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辩护性说辞：
我对你写给我的信感到惊诧，你竟然怀疑我为了避免公之于众而匿瞒了清单中所列的那些书卷。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自打我的指甲尚且柔嫩的时候起”，你难道还不了解我？我难道愿意对你这个分享我所为所想的人隐藏任何事情？你不知道只有朋友才能使得那些拥有的事物变得令人愉快？而我绝无希望写给所有人的作品不能够共同分享。
这段有说服力的文字缀引了一句显得十分博学的语词，它得自于西塞-罗的书信。
时间又在纷纭的世事中过去。尼科利继续等着能够得悉他的朋友已经安排并且可能已经办成的事情的相关情况，但他却愈来愈不耐烦。最终，即9月末的时候，他再次向他的朋友询问——却只获悉：“关于那个在德意志的科尼利乌斯·塔西佗，我一无所知；我希望能够得到那个僧侣的一个回复。”在新的一年，即1428年，这死灰复燃的希望再次熄灭。关于“那些我们至今未知的科尼利乌斯·塔西佗著作”的最初兴奋过去了3年后，波焦只能写道，“科尼利乌斯·塔西佗仍然沉寂［silet］在德意志人之中。关于塔西佗的著作，我没有得到来自那里的丁点消息”。尽管令人沮丧，但波焦还是忍不住玩起了文字游戏：缄默不言的塔西佗（the tacit Tacitus）。若不论其所指，他的收信人肯定会很欣赏这个双关语。
1429年春，也就是波焦搜寻手稿的第四个年头，一个差强人意的消息传到了佛罗伦萨：
那个来自赫斯菲尔德的僧侣来了——但没带书。我郑重地与他说及此事。他答应说很快就回来——你要知道，他目前正代表他的修道院进行诉讼——并把书一同带来。他向我提出各种要求。我说，除非我们收到书，否则一切免谈。因此，我希望我们［很快］就会得到那部书；因为他需要我的帮助。
结果却仍然是揪心的等待，而非很快地如愿以偿，那位僧侣又一次未能交付。波焦也仍然没能见到《日耳曼尼亚志》。在波焦的通信中，这是最后一次提到那位僧侣和他那难以捉摸的手稿。波焦最终也失去了耐心。忙乱诸多却一无所获。然而，他那诡秘、淡然，以及骤然放弃的举动，却使得一些学者怀疑他事实上已经得到了手稿，并把它们藏匿了起来。学术上的那种似是而非的诡辩折射出了种种动机。但波焦之子雅各布（Jacopo）所写的一封信却证明，他的父亲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日耳曼尼亚志》。关于波焦的叙述也就到此结束。
尼科洛·尼科利则进行了最后的一次尝试。如果他要是那么容易屈就于现实，他也就不会在佛罗伦萨耗资筹建最好的图书馆了。为了得到那800卷的手稿——他的收藏如此令人称奇——是需要献身精神的。他循着仅有的一些线索继续推进，而这些线索就是他那起先沉默而后又退出的朋友所提供给他的。1431年，两名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切萨利尼（Giuliano Cesarini）和尼古拉·阿尔伯加蒂（Niccolò Albergati）——去了法国和德国，尼科利给他们提供了一份书单，以备查找。这份清单被称为《尼科洛·尼科利旅德书目》(Commentarium Nicolai Nicoli in peregrinatione Germaniae)，该清单只在一封信中有提及，而且这封信可能至今还保存着。然而在20世纪初，这份清单却作为西塞-罗哲学著作的一份手稿附录而被人们发现。这个幸运的发现，对于了解古典作品的重新发现十分有价值。相比于潘诺米塔于1426年寄给加瑞诺的那份书目，这份书目对赫斯菲尔德抄本的描述更为详尽，因此它必定是以尼科利从波焦那里得到的第二份书目清单为基础的。
但是所有这些似乎都没什么用，尽管在1433年的早些时候，尼科利从巴塞-尔公会议（1431—1449）上——由要求教会内部改革的异见者组织——又再次听说了那份抄本。此外，还有第三拨人也在寻找这些手稿，但这些人同样未能得见。而当手稿最终见于天日时，尼科利已去世近20年。
[1] 昆体良：古罗马1世纪时的著名教育家，精于修辞学、雄辩术，著有《雄辩术原理》。
[2] 德国西部联邦州，简称“北威州”，为德国人口最多的州。
[3] 时为教宗尤金四世（Eugene IV，1431—14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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