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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罗马

科尼利乌斯·塔西佗的那本关于“德意志之起源与状况”的著作被找到了;1455年的时候我在罗马看到了它。

——皮尔·坎迪多·狄采布里奥
(Pier Candido Decembrio)

重新发现塔西佗短篇著作的第二幕故事——它就像一位偏爱复杂情节的剧作家所写的一出戏剧——以一次意外开场。身为教宗文书的皮尔·坎迪多·狄采布里奥(1399—1477)在日记里提到说,他见到了《日耳曼尼亚志》——即上文所引的那句显得并不完整的话。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藏书家,他引用了塔西佗那本“关于德意志之起源与状况的书”的incipit(开头)和excipit(结尾),同时也记述了《关于演说家的对话》《阿古利可拉传》,以及苏维托尼乌斯的著作残篇,并注明了每部作品的页数。他的目录与尼科利在其《尼科洛·尼科利旅德书目》中所列的几乎完全一样。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书卷手稿就重现于世间,究其原因,这极有可能是得益于波焦的对手所做的努力:代表教宗官方的手稿搜寻者,阿斯科利的艾诺克(Enoch of Ascoli)。

从某种程度上讲,波焦在论争中就像是一条蛇怪,他认为有必要提醒艾诺克说:“你甚至不具备足够的天赋或口才以污蔑之词来搅扰我。”被人如此规劝的人难免会遭人嫌恶甚或陷入困境。艾诺克于15世纪初期出生在意大利中部的阿斯科利皮切诺(Ascoli Piceno),其家境的贫寒只是暂时地影响了他的雄心壮志。虽然财资微薄,但才赋禀异的他获得了资助,并最终在佛罗伦萨成为勤勉的弗朗西斯科·费列佛(Francesco Filelfo)——一位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著述家方面的权威——的一名学生。在那儿,他获得了必要的人文主义训练和人脉积累,并在同学当中遇到了两个后来成为教宗的人,即庇护二世(Pius II)和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数年后,正是尼古拉将他召去罗马讲授修辞学和诗歌,之后又于15世纪50年代派遣他去搜寻手稿。

尼古拉五世在成为教宗之前已经是一名学者。他身份虽变,但个性依旧。在担任教宗期间,他继续致力于“寻回那些被认为失佚的书卷”,设想着建立一个能够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著名馆藏相媲美的罗马图书馆。他领导着一支文献搜寻团队,其中就包括1451年时被派遣至北方,去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搜寻手稿的艾诺克,而身为教宗文书的波焦则写了介绍信。其中,尼古拉郑重声言,“为了搜寻和抄写[古希腊和罗马作家的]著作,我们派遣了阿斯科利的艾诺克——我们值得敬重的儿子,一个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当这个博学的人有需要和困难时,那些领受教宗训令的人则被要求给予支持。

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波焦倾泻了他对艾诺克的轻蔑:“对于艾诺克的搜寻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他继续写道,假如他确实发现了什么,那也是由于他交了好运,而不是得益于他的才智和勤恳。当艾诺克探访了北方的一些修道院后,他似乎确实遇到了好运,我们可以设想,在那儿,他的目光落到了一个遭人遗忘的地方,波焦的一个朋友曾经描述过一个类似的状况:

当我们仔细地查看了圣加伦(St. Gall)教堂附近的塔,我们都不由得泪流满面,在这儿,有无数的书籍像俘虏一样被关在里面,被人弃置的图书馆布满了灰尘、蠕虫、烟灰,所有这些都污毁了书籍。我们认为,这就是拉丁语最伟大的荣光归于失落和寂灭的原因。

艾诺克与那些被他释放的“俘虏”一起回到了罗马,带回了塔西佗的短篇作品这一拉丁语的瑰宝,这些作品保留在赫斯菲尔德的海因里希于30年前提供的手稿之中。但是由于证据过少而多有争议,事实需要再次用合乎情理的推论来充实。

两条不起眼的批注提供了一个线索。15世纪时那不勒斯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乔万尼·乔维亚诺·庞塔诺([Giovanni Gioviano Pontano]1429—1503)于1469年3月完成了几部文本——被称为莱登西斯·派瑞佐尼亚努斯(Leidensis Perizonianus)抄本的集子——的抄录后,他批注道,这些书卷“最近由阿斯科利的艾诺克发现,从而使之重见天日”。庞塔诺的手抄本包含了海因里希··格莱本斯泰因抄本的所有文本,但没有《阿古利可拉传》,这部作品与其他部分相分离的时间应该处在教宗文书狄采布里奥1455年见到它与庞塔诺抄录它的时间段之间。一个历史探寻者的本能应是依托当时的凭据,但见证人却可能犯错或说谎。庞塔诺的证词颇为可疑,部分是因为他在其他地方所提供的错误信息。更重要的是,当时其他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提到说艾诺克发现了塔西佗的著作。

然而这颇有争议的凭证得到了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个本笃会僧侣的支持。1455年,艾诺克于返回意大利的途中,造访了西吉斯蒙德·梅斯特林(Sigismund Meisterlin)的修道院——圣乌尔里希圣阿夫拉修道院(Saint Ulrich and Saint Afra),当时,梅斯特林正在忙于撰写有关家乡奥格斯堡的史书,即《奥格斯堡编年纪》(Cronographia Augustensium)。梅斯特林在其著作中提到了他与艾诺克之间的会话;尽管他没有提到塔西佗或《日耳曼尼亚志》,但无可置疑的是,他相当熟悉这本书,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至少熟悉其中的内容。在探究奥格斯堡的起源时,他拒斥了那个普遍的假设,即其祖先乃是逃离特洛伊战火废墟的人(即所谓的特洛伊谱系)。相反,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说法:原住民苏维汇人乃是该地的原生民。这也许是巧合,梅斯特林成为使用塔西佗族谱的第一人,而该族谱的内容,据传就在他的造访者已藏之于箧的书卷之中。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艾诺克也许已经与梅斯特林分享了那些得自于新发现的珍贵手稿中的信息。

当艾诺克最终返回罗马后,得知其庇护人尼古拉五世已经去世(1455年3月24日)。这位教宗的逝去使他主要的酬金来源也随之失去。艾诺克伤感过后,开始寻找能够答应其开价的有钱买家(其要价不菲:在当时,一个牧师一年的收入是4弗罗林,而艾诺克则要价200—300弗罗林)。供职于罗马教廷的老科西莫的私生子,即卡尔罗··美第奇(Carlo de' Medici)在一封写给佛罗伦萨的乔万尼——其同父异母的兄弟——的书信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些情况。他将艾诺克描述为一个面有倦容而又谨小慎言的人,他拒绝给任何人出示他的发现,除非他们先把钱拿出来。然而我们似乎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在艾诺克回到罗马后,其教廷同僚狄采布里奥得到他的许可,查看了这些手稿,并在日记中表露了他对此的印象。

其他人则鲜有这样的特许,他们基于对艾诺克最近斩获的猜测而对之抱以嘲讽。在卡尔罗··美第奇的眼中——“许多博学的人”也认为——只有四部作品是有价值的。其余的则一文不值:Tutto il resto non vale una frulla(其他一切都是不值一钱的杂碎)。在这四部特殊的著作中,正如之后的一封信所透露的,有苏维托尼乌斯所写的作品,它与《日耳曼尼亚志》一同被抄录在赫斯菲尔德的海因里希所提供的手稿中。然而,尽管苏维托尼乌斯表明了一部塔西佗作品的存在,但没有人作出证实。如果“其余的”包含有塔西佗所撰写的作品,那么它肯定会被视为是“有价值的”,或者至少是值得一提的。

艾诺克于1457年去世后,留下了一团谜云。也许,庞塔诺终究是搞错了。然而,西吉斯蒙德·梅斯特林是如何知道《日耳曼尼亚志》的?这故事的最后一幕,相当简短而又同样无果而终,它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但仍然没有最终的结论。在此,让我们走进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

在艾诺克还未入土为安的时候,锡耶纳(Siena)的主教皮科洛米尼就向卡尔罗··美第奇询问,刚刚去世的那个人是否留下了“某些书籍”,是在美第奇这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自佛罗伦萨的学生时代,皮科洛米尼就认识了艾诺克,因而他可能知道一些其他人并不了解的情况。不过,如果他知悉如此重要的信息,那么他就不会在其冗长的信中提到这件事情了。然而,在他询问了有关艾诺克书卷的信息不到两个月后,他就在自己论述德意志的著述中征引了一段塔西佗的文本,而这些文段只可能来自赫斯菲尔德抄本或该手稿的复本。这就表明,他在询问了有关艾诺克书卷的情况后看到了《日耳曼尼亚志》。

然而,他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及为什么会获得这份手稿,我们对此并不清楚。但是,一封写于约20年后的书信中的一条评注同样揭示了皮科洛米尼与艾诺克及其发现之间的关系。1475年,前文提到的波焦·布拉乔利尼的儿子雅各布声称:“科尼利乌斯·塔西佗来到意大利应归功于教宗庇护([Pius]即先前的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的努力。”按时间的先后来看,雅各布的这个说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塔西佗的作品是在1455年的罗马出现的,但是迟至1458年时,皮科洛米尼才开始其教宗职务。然而,错误也可能指向实情:雅各布所记得的也许只是皮科洛米尼所担任的最高职位,而不是他当时的主教身份。

在此,分别以波焦·布拉乔利尼、阿斯科利的艾诺克,以及随后的——简短的——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为中心的三幕剧就此结束,故事落下帷幕,然而,听众并没有得到真相。相互矛盾的证据需要再三斟酌。在可能性上,艾诺克最有可能得到了手稿。我们知道,在搜寻手稿的时候,艾诺克到过德国,在其返回的路上,他与梅斯特林有过谈话,而就在他回来的时候,据在罗马的狄采布里奥称——只是说给他自己——“塔西佗……已经被找到”。并且同样报道了在赫斯菲尔德抄本中与塔西佗一道被提及的苏维托尼乌斯,而后在涉及艾诺克的发现时,苏维托尼乌斯又被提到。这些著作引起了皮科洛米尼的注意,数周后,在其即将发表的著述中,他就会成为第一位引用《日耳曼尼亚志》的人。在这个剧本中,若干跳跃性的推测是有必要的:艾诺克回到罗马后就给狄采布里奥展示了他所发现的东西,但同时要求他对此保密,从而使得狄采布里奥只在其日记中对此有所透露,而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说。之后,由于艾诺克的支持者教宗尼古拉五世已经去世,艾诺克因此而隐居起来,并把《阿古利可拉传》卖出去,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关于《日耳曼尼亚志》(以及《关于演说家的对话》)到底有什么确切的事情发生,以及这部作品是如何落入皮科洛米尼手中的,对此,即使是最明利的眼睛也无法弄明白。

拼凑起来的故事依然是不完整的。然而,也许在某一天,另一些证据会被发现,从而能够使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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