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德意志祖先的诞生

首先，我们需要说明，德意志曾经是什么样子，如今又是什么样子。

——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

罗马的冬天是清净明爽的，不冷，也不灰瑟，显得明和清朗——总之，非常不同于德国那凛冽刺骨的冬季。1458年2月1日，成为锡耶纳主教的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回忆起了他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度过的许多寒夜，当时，他全身紧裹，凭借其娴巧的文才来赚取生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极少中断工作回到“意大利那温软明悦的空气中……那里是永远的春天”。如今，他回到了罗马，面庞因生活的舒适而变得圆润，他给他最新的著作撰写了献辞，该著不久以后便以一个简短的标题知名于世，而这个标题仅对应于整部著作三分之一的内容——然而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德国志略》（Account of Germany）包含有皮科洛米尼对德意志基于经验的描述（首次出自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笔端），以及关于古代德意志人之既往的一段文绉绉的叙述。在早期现代欧洲时期，这种既往（past）包含了对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首次化用，这一化用简略、模糊而又影响深远。与加洛林时代的富尔达的鲁道夫不同，皮科洛米尼通过利用《日耳曼尼亚志》，将日耳曼人（Germanen）与当时的德意志人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族群视为一个民族。这样，作为德意志人祖先的日耳曼人（Germane）就诞生了。这种对于一个种族连续性的误解将会一直持续到20世纪，诺贝尔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1]［Heinrich Böll］（虽然是迟疑不定地）就将《日耳曼尼亚志》视为有关德意志人祖先的最古老的文献资料之一。

当这样的日耳曼人（Germane）在15世纪后半期诞生的时候，有两个帝国给基督教欧洲投下了持久的阴影：位于东方的强盛的奥斯曼帝国，以及过去的罗马帝国。通常在教会任职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将他们自己视为罗马人的后裔以及古典遗产的承当者。通过修辞方面的修养和对古代世界的了解，他们崇仰罗马的过去，并将其荣光发扬于当代：“我们失去了罗马，我们失去了权威和统治……［然而］意大利是我们的，法兰西是我们的，西班牙、德意志……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是我们的。因为罗马帝国一直会存在于罗马语言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罗马帝国不仅是作为一种意大利人以及更为普遍的欧洲智识者的文化典范而存在，而且，根据“统治权转移”的理论，它也存在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之中。476年，罗马溃亡于日耳曼诸族，数个世纪之后，查理曼于800年左右再度将欧洲统一在加洛林帝国的域界之中。随后，历史悠久的神圣罗马帝国应运而生：她以德意志人的“国家”为中心，附属有荷兰到意大利北部的诸多地区，并且她被普遍认为是先前罗马的继承者。

但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上无可争议的先锋者，却对德意志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对于他们许多人来说，北方欧洲在他们所知的历史之中一直就像是一个未开化的荒原。而阿戈斯蒂诺·帕特里西（［Agostino Patrizzi］1435—1494）——曾于15世纪70年代到过德国的一位教宗使节——却在其游记中表达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印象，他动人地写道：“德意志（超乎我们的同侪［nostril homines］所认为的）伟大而秀丽，而且，就其繁荣与文明而言，她非常不同于恺撒、斯特拉波（Strabo）、[2]塔西佗以及其他人所描述的那个古老的地方。”有理由料想，她在将近1500年的一段时期内发生了变化（毕竟，有谁会在今天通过读《贝奥武甫》来了解现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然而帕特里西的同侪大多囿于古典传统和偏见所形成的看法，他们将帕特里西所提到的三条古代凭证解读为德意志人过去之野蛮的一种诉状，并且认为当今居住于德意志的人同样（用波焦·布拉乔利尼的话说）是“一群野蛮的驴”。

然而，欧洲人需要团结起来对抗土耳其人，后者于1453年攻陷了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两盏明灯之一”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从而威胁到了整个欧洲。因此，即使是那些对德国抱以轻蔑态度的人文主义者，在描述德国时，也不得不紧跟当前的政治需要；而这样的机会主义也决定了德意志的过去：Germane（日耳曼人）将会被打扮成一个身着兽皮、须发浓密的异教徒，或者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武装英勇的战士，总之，其形象取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日耳曼尼亚志》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政治的。

[1] 海因里希·伯尔：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应征入伍，直至二战结束。其早期作品多反思和审视纳粹主义，后期作品则多批评西德现代的经济社会。代表作有《亚当，你曾在哪里？》《莱尼和他们》《监护》等。

[2] 斯特拉波（约前64—约公元23年）：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学》（仅存少数残页）、《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