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蛮驴，如今的绅士
科尼利乌斯·塔西佗所描述的德意志甚至比［其他古代经典作家］的叙述更为凶蛮残暴。
——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1458
贵族们总是珍视他们往昔幸福的记忆，皮科洛米尼正是这些贵族的后代，他成长于锡耶纳附近的图斯坎村庄，那里“有使诗人迷恋的温和色调、波光粼粼的井水、葱郁的草原，以及令人舒畅的牧场”。才赋与贫困使得他离开锡耶纳大学，跨过阿尔卑斯山，一路直至苏格兰。他的经历印证了新的人文主义训练的成功：相比于圣经，他在罗马经典方面的造诣更为精深，加之在修辞学方面的训练，使他得以靠写作为生。作为一个靠笔杆子生活的人，就像许多人文主义者那样，他在巴塞-尔——被莱茵河所分割的瑞士城市，后来在此召开了巴塞-尔公会议（1431—1449）——以一名文书和外交官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由于对尤金四世（Eugene IV）不满——理论上，他同样要服从作为“最高判决”的公会议权威，公会议的神父们选举了菲利克斯五世（Felix V）作为对立教宗，从而造成了所谓的菲利克斯五世大分裂。皮科洛米尼曾一度于两位教宗麾下任职，但当与两个教宗阵营断绝关系后，他最终成为德意志国王和皇帝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的臣僚。作为驻在维也纳的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络员，他在德语地区度过了二十多年，期间，他记录所见所想，完成了他的大部分作品，并宣传了人文主义理念（现代学者将他视为“人文主义的使徒”）。他认为德国人民很不错；只是他们“不喜欢舞文弄墨”，缺乏文化上的精致优雅。就如同当时许多其他被逐放到北方海岸的意大利人那样，他自比为被流放的诗人奥维德——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他为自己在罗马的轻佻行为而被判流放于黑海附近。
还在从侍于腓特烈三世的时候，皮科洛米尼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说，即在法兰克福会议上所宣讲的“君士坦丁的陷落和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准备”。欧洲仍然处在震动之中，因为在加农炮首次齐整的轰鸣中，欧洲文化在东方的中心落入了穆罕默德二世手中。现在，欧洲人不得不去面对这位攻无不克，“手上沾满了基督徒鲜血”的苏丹。皮科洛米尼于1454年10月15日的讲演就是为了激励德意志人去加入圣战。这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讲让听众如痴如醉（据演讲者所言，在其回忆录中，他详细地描述了没人敢清嗓子的情景；而其他人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以缺席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名义，恳求他们不要“撇弃基督教共同体”。他敦促他们要追随他们那以坚毅立世的先辈的足迹，而他们不正是如其先辈一样吗？皮科洛米尼要让他的听众知道，当他看着他们时，他看到了什么：众多久经沙场的战士，对他们来说，与土耳其人作战将易如反掌。由此，他们就会从中证明自己乃是真正的日耳曼后裔，并且是罗马统序的堪当者。“因为你们是伟大而善战的德意志人，最为强大，也最为英勇，你们因得到了上帝的恩典而扩充了你们帝国的疆域，并抵御了罗马的武力；因此，你们远胜于所有其他民族。”然而，他的许多话都是徒劳多余的。因为在这些使节们离开之后，德意志人并没有加入圣战。
尽管如此，这次讲演还是成功的。作为三场系列讲演之一，它通过不下50份的手抄本很快流传开来，并且成为这类演说中的一个经典。不久以后，其中的一些话便出现在了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之中。这篇演说所展现的德意志先祖是一个身着金甲银盔的西方文明的忠诚保卫者，由此而取悦了北方的读者——尽管这种描绘乃是厚颜无耻的投机行径。然而，这篇演说所包含的内容丝毫没有参考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这部书出现在罗马恰好是在一年之后，即1455年）。皮科洛米尼对德意志过去所作的另一种描述，即穿着毛皮并且毫无教养的游牧民族这一负面形象，最终将证明影响更为深远。
与奥维德不同的是，皮科洛米尼最终从他的“放逐”中归来。回到意大利后，他身为新近任命的锡耶纳主教，不失时机地为竞逐教宗职位来确立自己的角色。他从不缺乏野心；而且他知道，这些野心仍然要依靠德意志。一名主教若想在罗马得到地位和影响力，就需要显赫的家庭、教宗的宠信，以及（或者）国外的支持。皮科洛米尼利用了他与德意志人的关系——在罗马，他陪同腓特烈三世参加了其正式的加冕礼，并作为贵客而位列腓特烈席间——以取悦抱恙的教宗卡利斯特三世（［Calixtus III］1455—1458）。使他得意的是，在德意志问题上，“相比于任何其他主教”，教宗更倾向于交给他办理；而且在他看来，他“一直是德意志的代表”。但是一些受益者却对这位主教在这方面的投入持有不同的看法。
美茵兹（Mainz）主教的文书马丁·迈耶（Martin Mayer）给皮科洛米尼寄去了一封书信。信中，迈耶对皮科洛米尼最近当选为枢机主教的事随意客套了几句之后，便告诫他要注意德意志人对教廷政策的普遍的不满情绪。此外，这位文书——皮科洛米尼的故交——又列举了一系列的怨愤，包括罗马对公会议教令的漠视，把有俸圣职（附带有财产的公职）贩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兜售赎罪符，以及滥敛税收。
为了金钱，罗马教会千方百计地压榨我们（仿佛我们就是野蛮人）。这种行径将我们一度显赫的［德意志］民族——这位世界的皇后和女王以她的美德和鲜血保卫了罗马帝国——贬低成了多年来身陷污浊而悲叹其命运与贫困的女仆和附庸。
罗马的贪婪败坏了德意志民族，皮科洛米尼必定已经意识到，他本人也身陷这样的控诉中：他一经当选为主教，教宗就给予他总计两千杜卡特（ducat）的金币，[1]以酬补他从他的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有限的财产。尽管这位主教以德意志利益的承当者自居，但他的批评者则认为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钱袋。
为了回应迈耶的书信，皮科洛米尼觉得有必要写一部三卷本的书信体著述，而不仅仅是一封书信。“我一打开并看过［这封书信］之后，怒火便油然而生……我决意要批驳这些［德意志教士］对教廷的指责。”然而，激发他进行著书论说的并不是怒火，而是德意志人的最新抗议给他提供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可以使他的那些年长的主教同侪意识到他千辛万苦得来的关于德意志事务的特有识见，并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罗马教会的坚定捍卫者——就像他希望很快能够当选的教宗那样。皮科洛米尼通过充分证明他在公会议和教会问题上的见识，并凭借他对圣经的熟稔而充实了他那卷帙浩繁的回复，同时，这也是一种隐秘的竞选努力。（他可能认为，鉴于其宗教事业起步颇晚，这样的学问见识是必要的：在他于1446年以41岁的年纪被授任为维也纳的副执事之前，作为诗人、情夫和学者的他肆意而为，以致后来他为此作出了虔诚的忏悔。）
为了配合这个隐秘的安排，皮科洛米尼将那部后来以“德意志仪轨、风俗及一般境况之志略”为题出版的著作献给了颇具影响力的墨西拿（Messina）主教，安东尼奥·德·拉·塞-尔达（Antonio de la Cerda）。在给那位主教的附函中，上述引文即为其中的一部分，他佯称撰写这部书信体作品是对迈耶提出的书面控诉——该控诉的一份复本作为前言而被他置于其回应之作中——所作的仓促回应。然而，这份复本实际上是由皮科洛米尼自己所作（美茵兹主教文书所写的那封书信原件并没有留存下来），而且，那部《德国志略》并不是第一次的回应，而是第四次的回应。前三次安抚性通信中的信件已经在私下里寄给了迈耶。皮科洛米尼在这些通信中煞费苦心，他要平息德意志人的愤怒，并且要使他的解释满含同情——就像他声称要成为德意志人利益的支持者那样，完全没有在《德国志略》中表现出的那种不耐烦和狂傲，在那里，他将他自己表现为教会的坚定拥护者。皮科洛米尼在其大部分的生涯中，均是凭借他的巧语华章为生。而此次在一部针对迈耶但却寄给其同侪主教的著述中，他再次依靠这种说服的技艺，这体现了他的能力，同时也通过反驳那些指责忠诚地捍卫了教会。此次关于德意志过去和现在的著名刻画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它们被建构出来的目的乃是为了有利于自辩者，而不是为了反映事实。
为了探讨关于罗马教廷造成德意志衰落的指控，皮科洛米尼主张要深入地检视过去，应当展现出迈耶祖国的“过去和现在”。否则，人们如何能够评判任何的变化？这位主教继续写道，有太多的历史无法展现在历史学家那明澈的视界之中；然而，发端于朱利乌斯·恺撒的过去境况却是清晰可辨的。历史比较的提议看起来是颇为恰当的；然而，迈耶却会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当他谈到往昔的辉煌时，他所想到的并不是古代，而是查理曼（德意志著述家们喜欢将他作为他们的祖先）用武力所缔造的中世纪的伟大帝国。皮科洛米尼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对于中世纪的伟大帝国走向衰落的问题，他通过运用一种被称为“代换”（substitution）的常见修辞策略将这一难以应对的探讨搁置了起来。一般而言，在其反对者的总体观点似乎被完全地拆解后，回应者就可以谈论最为敏感的问题。而在这一特殊的境遇中，迈耶在自己未涉及的地方被证明是错误的。
对于这个古老的过去，这位主教吁求人们只需翻阅权威的古典作品。没有人不知道，德意志的祖先都是生活于蛮荒之境中的一群不通文墨的野蛮禽兽。有三位权威作家——从公元前1世纪50年代到100年左右依年代先后排序——可以有助于澄清这些野蛮人的情况。首先是来到、看到并很快离开德意志的统帅，盖乌斯·朱利乌斯·恺撒。他在皮科洛米尼所看到的《高卢战记》中附带提到日耳曼人时写道，这些人“被认为”好勇善战而且训练有素。然而他们的生存却充满辛劳与困厄；他们大都赤身在外，衣不蔽体，对农耕漠不关切，并且居无定所。接下来是阿马西亚（Amaseia，在今土耳其）的斯特拉波，即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御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其实是被迫与此相关。皮科洛米尼从《地理学》（Geographica）的拉丁译本中选择了怠惰懒散（ignavia）与荒蛮贫厄（inopia）作为这些日耳曼游牧族群的生活特征。最后，在塔西佗这里，这位抱负不凡的主教为他的观点找到了更多的素材：
科尼利乌斯·塔西佗所描述的德意志甚至比那些［其他的古代权威著述家］更为凶蛮残暴……在那个时候，你的［迈耶的］先辈们的生活与那些凶残的野兽并无不同。他们大多为牧民，居住在森林和灌丛之中，过着一种粗陋怠惰的生活……他们没有固定的城镇，也没有包有围墙的定居地；没有筑于高山之巅的城堡，也没有精雕细琢的石头垒筑的教堂。
他接下来所列举的一系列不足之处都是从塔西佗那里窃摘而来，通过回顾金银制器以及精致细密的纺织品之缺乏，他最终评论道，“［这些方面］应得到赞美，而且优于我们时代的风气。然而，这种生活方式缺少文教、法制以及对精致艺术的研究。甚至他们的宗教也是野蛮、荒谬的，或者确切地说，是凶劣残暴的。这就是你那德意志的形象（Talis tua Germania fuit）”。在这种化用中，唯一一处与塔西佗原文相符的引用就是在重申日耳曼人的野蛮本性：毫无疑问，日耳曼人“经常以人献祭”。皮科洛米尼的叙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翻开的书页中混搅着一阵肮脏的毛皮和腐臭难闻的食物气味。
意大利修辞学家建构的日耳曼既往乃是异教徒的晦暗形象。对于日耳曼生活方式的积极方面——诸如自由、好客、坚毅，以及正直的品质，皮科洛米尼在塔西佗和恺撒那里均有所发现，但这些方面要么被他忽略，要么在其叙述中被加以限定。毫无疑问，他承认他们的道德习俗应受赞扬；然而，他又立即补充说，他们是以某种高昂的代价来获得这些品性的，比如他们缺乏有效的法制。这最后一点乃是由塔西佗那句最令人难忘的隽明论断推断而来：“那里，优良的风俗习惯要比其他地方的优良法律更有效力。”然而，尽管这位罗马史家的意思是说，这些日耳曼人因其卓越的道德意识而不需要法律，但皮科洛米尼却罔顾文义而将法制之缺乏当作日耳曼人落后愚钝的进一步的证据。
读者们的目光从这种郁黯萧条的既往被引向了更让人愉快的现在。接下来的叙述呈现了一幅景象，其中，农夫们收获了丰实的庄稼，商人们交易着精美的货物，艺术家和学者则款待着希腊和罗马的缪斯女神。皮科洛罗米尼勾勒出德意志地区在15世纪如何要比古代的德意志扩展地更为广远，并且赞美其中繁忙的城市——在对于日益增长的城镇化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而言，这是个准确的描述。但是他沉迷于夸张手法，并提供了一份涉及面很广的目录，其中编列了73个城市的名字，他还运用了“详述法”——另一种修辞技巧，它通过生动的细节描述将读者从情感上调动起来。他总结说，没有哪个地方的城市会比德意志的城市“看起来更为整洁，也更令人愉快”（他亦喃喃低语道，除了一些意大利的城市）。塔西佗所描述的泥泞的--湿--沼和阴郁的森林为这种城市的面貌所取代。信奉异教和人祭的时代已经过去；粗鲁无文已然不再。相反的是，上帝受到了崇奉，自由技艺亦为人们所追求，他颂扬德意志人的军事才能，他们自初朴时期以来——正如他所补充的——即久经沙场。当然，在他提到古代的德意志人时，他本可以提到最后这种才能。但是雄辩家看待现实的视角是功利性的。过去与现在之间差异的绝对性对皮科洛米尼是有利的，而这两个时代几乎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国度。
“如今，欧洲还有哪个地方可以与德意志相比？”这最后的反诘只容许有一个答案：没有（可能除了意大利）。而且，德意志人从野蛮的游牧状态到繁荣文明的彻底改变应归功于谁？当然，是罗马教会。作为戏剧的最后一幕，这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以一种被称为sermocinatio（角色置入）的修辞术将古代的德意志人从他们的墓-穴-中唤起。他们站在那儿，眼中充满惊异，无法辨认出他们自己的国家。对于这一切是如何改善的，他们始终充满了疑惑。然而，这些德意志人对此并不领情，反而是嗔怪咒骂，主教认为这是不可理喻的。
德意志的读者很快就会意识到，夸大德意志的现在对“身为一个意大利人”的皮科洛米尼是有利的；同样的看法也适用于那种野蛮化的过去。尽管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同样有着带有修辞色彩的须发浓密的野蛮人形象，但被激怒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仍然去研究《日耳曼尼亚志》，并试图作出自己对于德意志的说明。塔西佗作品的刊印本——以及刊印的地方和数量——表明了皮科洛米尼的重要性。当《日耳曼尼亚志》于1476年在德意志首次被付印时，很少有德意志读者注意到。而后，在1496年，颇具争议性的《德国志略》问世。四年后，也就是1500年，塔西佗那本关于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小册子的第二个版本在维也纳出版，这已经表明塔西佗的这部作品与皮科洛米尼著作之间的关联性。而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中，大部分的《日耳曼尼亚志》在德语国家中刊印出来，总计多达6000份，这一数量在当时是十分惊人的。
可以说，当“日耳曼人”（Germanen）诞生的时候，愤怒是其助产士。
[1] 杜卡特：12—13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开始铸造使用的金币，是一战前欧洲通用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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