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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亚的新儿子

据贝鲁苏斯(Berosus)以及塔西佗指证,泰斯克(Tuysco)就是德意志人的祖先。

——维泰博的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1498

几乎在坎帕诺书信发表的同时,另一桩丑闻——然而范围更大——在其他地方流传开来。1498年夏末,罗马出版商艾乌查里乌斯·希尔博(Eucharius Silber)的出版行印行了《诸古史作家著作注疏集》。这部《古史汇编》(Antiquities [Antiquitates])由诸多曾被认为遗失了的文献汇编而成,它的罗马版本共有216页,其中对大洪水前后的史前时代,诺亚之子在依然浸透着雨水的土地上所建立的国家有着新颖的论述。该书的编者,即几乎不为人知的维泰博的安尼乌斯,补充了解释性的注疏,一份导论性纲要,以及一份总结性摘要。之后不久,欧洲文坛便对它们所陈示的内容议论纷纷:伊特鲁斯坎人(the Etruscans)怎么就成了意大利——一度为诺亚所统治——真正的创建者,为什么罗慕路斯没有以其名字命名这个城邦为罗马——正如人们普遍相信的——相反,其名乃是得自于这个城邦(而该城邦之名则又源于罗马[Roma],即神秘的意大利国王伊达鲁斯[Italus]的女儿)。对于德意志人来说,这些被重新发现的文献同样包含了令人激动的信息。他们得知他们的先祖乃是泰斯克,即被认定为诺亚的一个先前不为人知的儿子。然而,经详加审视,泰斯克是安尼乌斯从塔西佗的著作中发掘出的,[1]这体现了《古史汇编》这整部著作的性质,其含而不露的书名掩盖了它在今日作为一部巧妙伪造之杰作的实质。

欧洲各地的家族、部落,以及民族都竞相宣称自己的起源最为古老。一位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写道,“几乎没有一个民族不热衷于展示其古老或其久远的渊源”。这种追求是有传统的:早在中世纪,辉煌的特洛伊城邦即作为一个族系之源起而广为流行,其中只有诺亚的后裔可与之匹敌。在逃离特洛伊的硝烟闷燃的废墟后,人们认为特洛伊人游荡到了远方,建立城邦并繁衍生息:最著名的就是尽职尽责的埃涅阿斯,在罗马诗人维吉尔那里,他“为命运所放逐”,“在经历了无数的辗转颠簸之后,成为第一个从特洛伊海滨到达意大利和拉维尼亚(Lavinian)海岸的人”。而另一个特洛伊人法兰库斯(Francus)——正如7世纪时的《弗里德加编年史》[2]所陈述的——是法兰西(Franci)的同名先祖,法国贵族就把法兰西宣称为他们的祖先;法国国王们尤其对自己绵延不绝的特洛伊血统颇感自豪。对此,不列颠人和诺曼人也加入进来,他们也同样因类似的族系血统而引以为傲。统治者——例如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自治城市——比如奥格斯堡,以及其他的据有权力者均致力于探究他们的古老世代和起源。捏造的故事自然比比皆是。

其中,没有任何杜撰者可以与维泰博的安尼乌斯(1432—1502)相比。他本名乔万尼·南尼(Giovanni Nanni),后来以人文主义的风尚将其姓名拉丁化为安尼乌斯(Annius),而且还加进了他出生的小镇名称。他是多明我兄弟会成员,在神学和释经学方面得到了扎实系统的训练,并且凭借其占星家的名声成为一名官方的教廷神学家,即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一名教廷教师(Maestro del Sacro Palazzo),直到其任职生涯结束。在他着手撰写他那部最著名的著作《诸古史作家著作注疏集》之前,他就已经涉足伪造之术了。带着对古老和令人尊崇的希腊和罗马历史的嫉妒,这位热爱故土的人设法伪造了若干碑铭,其中一些乃是他在石头上凿刻,埋藏,然后巧妙得宜地雇用一伙劳力挖掘出来的。安尼乌斯加紧付印的那些碑铭文字给它的读者带来了令人惊异的信息,即位于拉齐奥(Lazio)区[3]罗马西北方向的45英里外的维泰博在圣经时代实际上是由意大利人的神灵雅努斯(Janus)——异教徒对于诺亚的一个称谓——建立的。这一颇为离奇的建城史赋予他的城市比罗马更为古老因而也更为尊贵的地位。而这部古史汇编——同样受嫉妒心的刺激——追求同样的爱国目标,只是更为肆无忌惮。这种尝试无异于改写大洪水之前的三个世代直到特洛伊建立的世界历史;在这一计划中,只有虚荣可与才能相匹敌。

在编纂这17卷内容以欧洲为中心并且也涉及非洲和亚洲的文献汇编时,安尼乌斯在前言中断言,他坚持还真理以本来面目。他留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些文献所要展现的将不仅仅是他自己国家的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而是整个欧洲的。然而在这部杜撰想象的作品中,除--去一位作者外,其余所谓的著者——所处年代则从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直至公元2世纪时期的罗马皇帝安敦尼(Antoninus Pius)——都是编纂者本人。正如后来的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他们那些迷人的名字意味着“无比的博学”,需要人们予以尊崇,而资料的呈现方式也激发了那种崇敬之情:在罗马古版书中,一种凝重的哥特字体突出了那些据称是真实的片段,其长度大约有十行,周边有编纂者渊博的评注。这些编撰的注释、引文以及考证帮助读者理解那些令人着迷的事实和人物,特别是通过将它们与现存的古典文献联系起来,例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这些文本与评注将圣经故事和古典神话编织进了上古时代以来的历史织体之中。该书最重要的一部分——五卷记载有大量史前诸王和诺亚家族谱系名目的部分——出现于这部文献集临近结尾处,其中提到了日耳曼祖先泰斯克。

在关于这一最为悠久也最为引人入胜之“发现”的导言中,安尼乌斯向他的人文主义读者介绍了这位“作者”,即“身为一名祭司的巴比伦人贝鲁苏斯”。相比于读者从诸如博学家老普林尼和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他们都生活在1世纪,并且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了贝鲁苏斯——等古代权威著述家那里获得的只字片语,这里有更全面的说明。真实的贝鲁苏斯确实是一个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前期的迦勒底祭司,他不只擅长占星术,而且还撰写了一部3卷本的巴比伦史(希腊语),其残篇仍留存至今。该史书的内容与旧约有所重叠;诺亚即出现于其中。安尼乌斯正确地估计到,这样的事实将会增加其虚构的可信度。职是之故,他又强调说贝鲁苏斯乃是巴比伦图书馆的馆长,而迦勒底人对该图书馆的保有可以上溯至亚当时代(安尼乌斯在此利用了中世纪关于一部上古书卷的传说)。然而,正如一个世纪后一位审慎的评论者轻蔑地指出的那样,在安尼乌斯所有的杜撰中,这个伪贝鲁苏斯与真实的贝鲁苏斯除了名字外几无相同之处。

安尼乌斯苦心孤诣地编订完成了现存的贝鲁苏斯五卷史书的内容,他声称这些文卷乃是获取自一位亚美尼亚的多明我会教师。该著第一部分是迦勒底祭司对大洪水前的时代所作的简要叙述,其后则附有洪水过后重新移居于世界之中的诸先祖谱系。第二部分接着叙述了雅努斯时代,并将雅努斯认作为诺亚,而第四和第五部分则讲述了诸古代早期王国——比如亚述。泰斯克出现在大洪水后的族谱之中,其中,他作为诺亚之子而成为闪(Shem)、含(Ham)和雅弗(Japheth)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安尼乌斯又在其评注中补充道,泰斯克是“德意志人的先祖,对此,贝鲁苏斯和科尼利乌斯·塔西佗那里都有充分的证据”。安尼乌斯总是为读者的困难着想,他认为贝鲁苏斯著作中出现的许多泰斯克后代的姓名看起来“相当模糊”,因而他引述了塔西佗关于日耳曼相信其土生土长之起源的全部章节内容。在这之前,这些内容从未得到过引述或利用:

[日耳曼诸部落]在古老的歌谣中——在历史的记载中,这是他们记载历史的唯一方式——颂奉着出生于大地的神祇,泰斯克,以及他的儿子曼努斯,即他们这个民族的源起和先祖,他们认为曼努斯有三个儿子,被称为英该沃内斯人(Ingaevones)的诸海岸部落,内陆的那些厄尔密诺内斯人(Herminones),以及其余的伊斯泰沃内斯人(Istaevones)就是因这三个儿子而得名的。因为古代对臆测的容忍,一些人断言这位神祇还有更多的后裔,从而多出了更多的族名,比如马西人(Marsi)、干布利维易人(Gambrivii)、斯维比人(Suevi)、汪狄里人(Vandilii),这些族名都是真正古老的名称。

异教神祇似乎具有圣经的世系,这是能够让人欣然接受的信息。通过将塔西佗所说的那个从大地中孕育出生却又无依无靠的日耳曼神灵泰斯克(Tuysco)嫁接到诺亚的家系之中,这部古史汇编告诉了德意志的读者,相对于其他欧洲民族及其各自先祖而言,他们自己是谁。确实,所有的欧洲人都是诺亚的后裔,然而贝鲁苏斯明白,他还需要宣扬说,诺亚看重并接纳了泰斯克的子孙,相比于其他民族先祖的后裔,诺亚更偏爱他们。就此而言,正如安尼乌斯编著的这部分标题所强调的那样,德意志人(以及萨马提亚人[Sarmatians],即生活在巴尔干东部和俄罗斯欧洲部分之南部的族群)比其他欧洲民族更为卓越。

插图5:诺亚之子泰斯克,德意志人的始祖(据维泰博的安尼乌斯)。(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Inc 3888。)

安尼乌斯在其评注中引述了塔西佗的著作——为了构撰这个迦勒底人的记述,他同样借用了这些文本——来增加杜撰的可信度。这一策略之狡猾于多疑的塞-巴斯蒂安·闵思特(Sebastian Münster)那里——德国第一部宇宙学著作的作者——可见一斑。然而,不论闵思特在其他方面有什么怀疑,至少是在德意志人方面,他打消了自己的疑虑,认定贝鲁苏斯是不能被怀疑的,塔西佗的叙述证实了这点。同样得到塔西佗文本支持的是贝鲁苏斯史书的第四卷,这一卷展现了“整个古代世界的王国”。据说在泰斯克及其子孙统治下的德意志地区与《日耳曼尼亚志》开篇所提到的古代疆域相吻合。然而,可以肯定,最为出彩的(或最为厚颜大胆的)一笔无疑是安尼乌斯关于贝鲁苏斯将“德意志人”指述为“泰斯克族裔”(Tuyscons)的看法。他将这一称谓作为该迦勒底祭司生活于罗马诸恺撒之前的证据,因为只是在盖乌斯·朱利乌斯——第一位恺撒——的时代,那些德意志人才为人所知。

关于作者与评注者之间的关系,一位敏锐的读者曾在数十年中讥讽说:“当一个人给一只公山羊挤奶时,另一个人竟伸出了筛斗接奶。”然而,这位“编纂者”的虚构却仍然在那些被骗了的激动的学者中流传了有250多年。截至1551年,这部作品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至少出现了25个版本,意大利语译本、其他语言的改编本以及包括艺术在内的其他形式的改编也很快随之而来。43若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准来看,这可谓是一部国际性的畅销书。一些版本删掉了安尼乌斯的评注,印行无批注的“原文”,以赋予它们更高的权威性。(第二个版本的情形便是如此,即《诸古史文献十七卷》[Seventeen Volume of Various Antiquities],1498年末于威尼斯出版印行)。由于这部汇编诱人的内容,表面上呈现的持重可靠,以及编纂者表面上对语文学准则的遵守,从而使大多数读者都悬置起了他们对于安尼乌斯撰著的疑虑。然而最终是爱国热情使得他们——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尼德兰人——都去引述贝鲁苏斯,而事实上,他们引述的是贝鲁苏斯著作的编纂者和评注者安尼乌斯。可信源于轻信。

在过去的皮科洛罗米尼、坎帕诺以及安尼乌斯的修辞中,《日耳曼尼亚志》都被认为是一部关于德意志历史的记述,然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它被当作一种关于文化变迁的历史启示;作为种族延续的证据;或者只是作为一种史前史。无论Germanen(日耳曼人)的上古起源是否明确,忒斯托(Tuisto)是否被认定为先祖,总之,把同时代的德意志人视为日耳曼人的后裔在16世纪初已经成为人们的坚定信念。中世纪时期,德意志人族裔谱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王朝和部落公国的,即它是哈布斯堡王朝或巴伐利亚公国的族裔谱系,而不是德意志人的。《日耳曼尼亚志》的重新发现则永远地改变了这一切。当它揭开了时代帷幔下的Germanen后,德意志人的祖先也就出现了。


[1] 《日耳曼尼亚志》手稿同时将“Tuysco”和“Tuisto”作为日耳曼神灵的名称(参照第254页,n. 35)。许多塔西佗著作的读者和编者倾向于采用“Tuisto”,笔者亦倾向于此,除非“Tuysco”乃为笔者论及的作者所采用——正如安尼乌斯这里的情形。

[2] 大约在7世纪中叶出现的一部编年史,其中摘录了《法兰克人史》部分内容,并接其后事,续写至642年负重者奥托被杀。该史书的作者并不确定,16世纪时被归为Fredegar(弗里德加)的作品,但目前学术界并无定论。具体可参见李隆国,“《弗里德加编年史》所见之先公先王”,《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 拉齐奥区:位于意大利中西部,包括罗马、弗洛西内诺、拉蒂纳、列蒂以及维泰博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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