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在线阅读网 > 一本最危险的书 > 4.成长的时期

4.成长的时期

[科尼利乌斯·塔西佗]堪称德意志的再造者。

——弗朗西斯科·伊莱尼库斯
(Franciscus Irenicus),1518

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将来自罗马的《日耳曼尼亚志》奉为一份迟来的礼物,这是由他们的意大利同侪交付给他们的一部真正的“黄金宝卷”。它由一位古典著述家撰写而成,给他们自身所知甚少的过去带来了许多亟须的信息。塔西佗所点燃的一支明亮的蜡烛照亮了黑暗,其魅影使得德意志人如痴如醉:他们土生土长而血统纯粹的先祖过着一种艰辛质朴但却自由而正直的生活,他们生得高大、壮美,而且这些亚麻色头发的男人和女-人都英勇善战。他们绝非完美无瑕,但却值得称道,他们与智识上比他们优越的罗马人相比也毫不逊色:他们正直的品性弥补了他们在文化上所欠缺的精致优雅。在由罗马经典支配的文学文化中,作为首部德意志史作者的阿尔萨斯人雅各布·维姆菲林(Jacob Wimpfeling)于1505年宣称:“我们因身为德意志祖先的后裔而自豪。”《日耳曼尼亚志》有助于他以及许多其他的人文主义者去阐明他们先辈的特征——德行多于瑕疵,并使他们能够去梦想一个共同的德意志民族:另一位人文主义者大声疾呼,阿尔萨斯人、巴伐利亚人以及萨克森人“都是一支族系的分支”;这一族系乃根植于塔西佗所描述的过去。

16世纪之交因古藤堡(Gutenberg)印刷术的发明而成为一个激剧的文化变革时代,此时,民族主义情感在神圣罗马帝国已成燎原之势。但以哈布斯堡新皇帝为首的帝国则仍然拙杂难调,领地邦国分殊而立,与此同时,法国、英国以及西班牙却实现了政治权力的集权化和国家化。于1493年继承其父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之帝位,而后又将帝位交给其孙查理五世的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一直困于财政匮乏和由此造成的——在一个雇佣军盛行的时代——军力不足的问题。他遭到了帝国内部诸领地诸侯的反抗,这些诸侯都有各自的算盘,反感被过度地支配,马克西米连一世明白,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就其父亲的统治所说过的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相比于国内,皇帝的名号在国外更受尊崇”。保留着空洞浪漫的魅力,但却丧失了实权的皇帝所仍然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是来自侵犯帝国领土的土耳其人,而且还来自帝国内部:这个“共同的德意志祖国”感到有两把罗马枷锁掐在了它的脖子上。罗马教廷坚持自己的特权,并为其自身的利益而任意填补德意志教会的空缺神职;当宗教改革开始分裂基督教共同体时,一位人文主义者讥讽道:所有的神职牧师所在意的只是去剥削他们的德意志羊群。与此同时,罗马法取代了德意志普通法,并通过帝国政令而在帝国境内生效。对于萌芽中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心绪难平的时代。

在步履维艰的帝国之中——采用皮科洛米尼的另一个说法——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概念获得了其根基,尽管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安身于他们的地区共同体之内,并同时致力于超民族的人文主义理想,但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说到“所有的德意志人”“整个德意志”,以及上文引述到的“共同的德意志祖国”这些字眼。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是相一致的。然而,在一种政治性联合明显缺失的情况下,这种“德意志民族”只是文化上的范畴,特别是通过诉诸共有的德行超群的过去。因此,马克西米连在位时期,诸如雅各布·维姆菲林的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转而开始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然而,应时代的要求,大部分人用的还是拉丁语。

由于欧洲南方在欧洲文坛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自信地推广了罗马古典文化的典范,并在他们的著述中以无与伦比的闲适和优雅运用着拉丁语这一无可争议的通用语言。在这些成就斐然而自得意满的人当中,许多人对其他民族不屑一顾。特别是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专注于共同的审美理想,不满人们对那种粗野的生存状态——这种生活之所以可以忍受,仅仅是因为塔西佗所指出的懒惰以及普遍存在的酗酒等习性——所提出的刻板责难。尽管一些人以同样的方式——指责意大利文化值得注意的主要是人们之间的手--yin-和鸡--奸-的行径——予以了报复,但更加严肃审慎的声音所强调的则是文化的变革:塔西佗所描述的--湿--沼地和森林如何转变为一个“繁荣而富饶”的城市景象。

然而,对于当前,尽管这些人文主义者不乏爱国热情,但他们对祖国的态度却仍然是矛盾的。他们对自己的语言——“一种野蛮的语言”——并不推崇(当时没有正规的德语教育,在16世纪30年代前,也没有任何规范其使用的语法规则);而文化进步的衡量标准乃是对拉丁语的精通程度、古希腊和(大部分)拉丁文献的了解深度,以及效法拉丁语的经典文学作品所创作出的作品数量。对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来说,进入文坛需要使用一个拉丁语(化)的名字:沃尔夫冈(Wolfgang)采用一种逐字翻译的方法,将其姓名的两个部分——“wolf”和“walk”——转译为鲁帕姆布鲁斯(Lupambulus);伏特加(Wodka)——借用一种值得称许的反讽手法——定名为阿布斯泰米乌斯(Abstemius),[1]而Gockenschnabelius则仅仅是在其方言名字[2]。的后面增加了一个拉丁语式的词尾。通过他们在拉丁语文学方面的努力,那九位缪斯将会被这些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从台伯河邀请到莱茵河畔。这样,德意志人所要继承的就不仅仅是罗马的军事,而且还有他们文化上的主导地位。这看起来似乎颇为荒谬,然而就文化上来说,这种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早期形式确实是以罗马为标杆的。

身处这些努力之中心的是德意志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康拉德·比克(Conrad Bickel)。他在学生时期就已经开始称自己为凯尔提斯(Celtis),这是一个少见的拉丁词汇,其含义为“凿子”(chisel),此外,他还增加了希腊式的“中间名”,从而使其名字成为康拉杜斯·普罗徒奇乌斯·凯尔提斯(Conradus Protucius Celtis)。作为凯尔提斯,他将他的志业作了诗意化的描述:古希腊罗马的诗艺之神阿波罗在他出生时曾预言说,这个新的生命将会在德意志推广他那精妙的艺术,而诸多想象的岁月过后,阿波罗还授意这位年轻人“歌唱其祖国的各个地方”。凯尔提斯虽无顺从的本性,但还有听从神祇的谨慎,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1459—1508)都是作为诗人和爱国者来追寻这两项使命。他用了十年走遍了德意志,四处采风;他在各个大学教授拉丁文学,并成立了人文主义者集会的联谊组织。16世纪初,几乎所有声名各异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都以某种方式被网罗进他的各种活动中。当时的人们将他誉为罗马文化的传递者,而他于1492年在新建立的巴伐利亚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3]大学的就职演说很快就成为德意志人文主义纲领性文献之一。在这篇讲演中,他劝诫他的听众,要“首先开展那些能够使你的精神得到培育并变得温文尔雅的学习”,也就是学习自由技艺。而后,他们应该将他们的技艺用来研究和撰写他们共同的祖国的历史与地理。

不论德意志现在如何繁荣,其过去终究是一片荒芜。与罗马人不同的是,古代的德意志人没能用笔记录下他们用剑所达到的成就;也没有出于自己民族之手的历史著述。极为痛心的是,在回顾德意志的过去时,所有挑剔的眼睛都发现它毫无建树,而“著述家的缺乏”似乎证实了意大利人的指摘。更令人难堪的是,那些为人所知的寥寥无几的信息还得归功于古希腊和罗马的著述家。然而,德意志人文主义者认为,正是后者宣扬了“他们民族的胜利与荣耀,尽管德意志人更为英勇和也更为可敬”。幸运的是,有“我们的科尼利乌斯”——人们欣然地授予他一种特殊的地位。

塔西佗的角色在早期民族主义话语中非同小可。正如1541年一部德意志历史著作的序言中所认可的那样,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人“会了解到关于德意志人起源的只言片语,假如不是有科尼利乌斯·塔西佗——虽然是一位罗马人——对此有所记录的话”。为了提高这个罗马人之孤证的可靠性,大多数读者坚持认为,塔西佗去过莱茵河以东的地区。更为洋溢激昂的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将塔西佗的异国色彩——“一个罗马人,而不是一位德意志人”,因而在事实上是“敌人”——转变为一种优势:为什么他会称赞他们的祖先,除非他所记述的是无可忽视的事实?然而,即使他们对于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最为优雅的描述”表达了颇为激动的感激之情,这些16世纪的读者仍然想知道,一个古代的德意志人将会如何报道他自己。

身为“他们祖国真正的热爱者和保卫者”,这些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很快就开始着手弥补他们既往的缺失,开始“记述他们祖先无数的荣耀”。由于外国作家继续“像蛇一样对德意志人的德行发出嘶声”,并喷出有毒的谎言,一部全面描述德国并出自德意志人之手的著作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凯尔提斯最终也将德意志的恶劣名声归咎于罗马和意大利的著述家,他撰写了一首拉丁语诗歌,以之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并编入他自己编辑的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这部书不久即以“日耳曼尼亚概述”(Germania generalis)为标题出版,它在杂糅了宇宙学、历史学、地理学和民族学的283行六步格诗中提供了有关德意志的一种简洁明快的白描。在“关于德意志的境况与风俗”的章节里,凯尔提斯——据一位朋友所言——甚至比塔西佗都“更为明晰而华丽”。他在其中描述了他的同时代人如何在一方面增进了他们的各种技能——“就像将一根生长中的葡萄藤拴到光秃秃的木桩上一样,通过各种手工业赚取生计,并用四马犁耕垦肥沃的田地”——的同时却又仍然信奉他们祖先的价值观念。他详细地叙述了“受教于谈吐文雅且博学多才的密涅瓦,抑或驾驶帆船在海上飘荡”现在是如何的普遍。凯尔提斯的诗描绘了一个兼具高尚的文化和道德的理想世界。它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一道,共同构成了一幅双联画,过去与现在并行不悖,而在1501年冬天,这位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就曾以此为基础作了关于塔西佗著作的系列演讲。这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尚属首例。

过去,其他人也读过或利用过塔西佗的作品。然而,即使《日耳曼尼亚志》的踪迹早在15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首次出现于巴伐利亚奥格斯堡市附近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但在世纪之交之前,《日耳曼尼亚志》尚未成为德意志的建基性文献。从零星的阅读到广泛而持续地了解《日耳曼尼亚志》,这种变化与凯尔提斯编辑并附撰的那部著作的出版恰好相合。他的诗歌与很快就普遍持有的日耳曼信仰应声相和,而且它与《日耳曼尼亚志》的相互作用成就了关于德意志过去的意识形态研究进路——与语文学进路相反——的典范。凯尔提斯在塔西佗著作中所作的一处特别的变更最能说明这一点。在原先讲述“人祭”(humanis quoque hostiis)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个笔误,并将颇成问题的第一个单词做了订正,改为“他的牺牲品”(huius quoque hostiis)。这使得下文没有了意义,然而它弭除了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在不到五年之前出版的《德国志略》中所指出的那种野蛮的习俗。

当凯尔提斯、维姆菲林以及他们的圈子回眸过去时,他们看到了日耳曼神话,其特征为原生性与纯粹性、自由、勇猛、忠诚,以及质朴的德行。与新近的意大利人所言的罪证相反,他们的先祖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民族,他们“在精神和身\_体素质上明显胜过所有其他民族”。始自皮科洛米尼的那种过去的修辞将延续下去。


[1] “Wodka”指一种酒,“Abstemius”在拉丁语中有“众人皆醉”的意思。

[2] 其含义是公鸡(Gockel)的喙(Schnabel)

[3] 因戈尔施塔特:德国巴伐利亚州小城,于803年首见史籍,1250年建市,多古城堡、教堂等古迹。因著名的奥迪汽车公司总部设于此地,故又名“奥迪之城”。

在线阅读网免费看书:http://www.yuedU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