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远古以来

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他们并不从其他民族那里追溯自己的起源，而是发源于自己的天空之下。

——康拉德·凯尔提斯，1501年

由于德意志诸侯在纽伦堡的帝国会议上拒绝合作，马克西米连一世这位有骑士风范的皇帝被迫隐退到蒂罗尔的因斯布鲁克（位于今天奥地利西部的群山之中）。他那刚刚加冕的桂冠诗人海因里希·贝倍尔（Heinrich Bebel［1472—1518］）没有选择，只好亦随之归隐。1501年5月30日，这位诗人站在宫廷前发表了他的演讲，以表达他对最近加冕为桂冠诗人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表达对这位皇帝以及德意志民族的赞美之情。然而，身为新建立的图宾根大学修辞学和诗歌教师的贝倍尔，其演讲开始于向他的听众讲述他夜间的幻象：他的梦境中出现了一位妇-人——年迈而气宇凝肃、威仪不凡，但却衣衫褴褛、形容憔悴。这是德意志的幽灵，她向他抱怨了各种政治事务的状况，特别是诸侯的叛乱（所有在场的人都对此记忆犹新）。她告诫说，这样的冲突争吵在过去已经使帝国分崩离析；她恳求帮助她恢复昔日的辉煌。在转述了自己民族现在的悲伤后，贝倍尔便诉诸它那伟大的过去，以寻求安慰。他知道他的皇帝对此极为看重。因为马克西米连一世雇养了一些历史学家，其职责就是将皇帝家族的起源追溯至特洛伊，甚至是回溯为诺亚的后裔。

毫不奇怪，在贝倍尔列举的一长串关于德意志民族的德行和成就中，他着重强调了德意志民族的起源和年代；然而，他并没有偏离莱茵河地区。他断言：“我们不是移民，不是，德意志的起源也不是从各地积聚而来的各民族的糟粕残渣［colluvies］中被发现的”。对此，他的听众可能会心生疑窦，他们是从何处而来？“我们诞生于我们如今耕垦的土地上，我们的居所就是我们的起源之地”。与詹南托尼奥·坎帕诺——贝倍尔对他的雷根斯堡演说非常熟悉——不同的是，这位桂冠诗人通过大量征引《日耳曼尼亚志》的族谱部分，并通过明确地提及塔西佗（他最为喜欢的证人，虽然这位证人是一位罗马人，一位外族人，同时也是敌人，正如他会经常谈及的那样），支持了这一庄重的声明。他进而详细论述了自己民族备受敬仰的久远和古老——他所描述的那位梦中的老妇（verula）就是对此的暗示——并诉诸安尼乌斯伪作中的迦勒底祭司贝鲁苏斯作为证据。贝倍尔也承认说，毫无疑问，“许多城市和民族都为他们的起源和古老而自豪”，但在他看来，没有任何城市或民族要比德意志人更为理所当然。他们土生土长的特征成就了他们的特殊性。

在对帝国的宣传性支持中，贝倍尔——甚至超过了宫廷对其桂冠诗人的期待——著作甚丰，并且大声疾呼，在他的眼中，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与德意志一致。贝倍尔出生于贾斯汀根（Justingen），一个位于极为强盛的施瓦本公国的小镇，他为自己家乡的历史和遗产感到无比骄傲：施瓦本人是最为优秀的德意志人。但他的爱国主义走得更远，正如他那句直白而又优雅的拉丁语句子patria me Germania所表明的那样，“德意志”和“祖国”将第一人称“I”包括其中。这种归属感不仅仅将他与帝国的西南地区——他没有离开此地，即便身为人文主义者对于意大利之旅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也在似是而非的流言和中伤流传于阿尔卑斯山以南时，促使他去捍卫自己同胞的声誉。为此，他很快就对皮科洛米尼所认定的一种说法提出异议，即德意志人是所谓的特洛伊祖先的后代，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准备为马克西米连一世作演讲的时候就碰到了。尽管贝倍尔将它贬斥为“琐碎、粗俗的野史”，但他还是十分激愤地将因斯布鲁克演讲的一部分内容单独成文，从而更为充分地提出了这一族系问题。“德意志人是土生土长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同时也是文章题目；该文发表于1509年，基本上是一篇有关《日耳曼尼亚志》第二章和第四章的论述。贝倍尔撰写该文“并不是想要抹黑皮科洛米尼，也不是为了提升［他］自己的声望，而是出于对［他的］国家的热爱，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归功于国家”。不论其最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篇文章将不只证实德意志民族的原生性，而且也证实了纯洁性这一日耳曼教义的核心信条。

除了说明德意志人并非起源于其他民族外，贝倍尔又细致地叙述了德意志人始终保持着“没有［外来］移民”的状况；即他们中间没有被掺杂入其他的种族。尽管有诸多族群潮水般涌入了亚平宁半岛，但经过德意志土地的却只有时间。这保证了古代之既往与贝倍尔的当下之间的一种直接的联系，并使得他能够宣称：“我们是他们的血脉［sumus illorum sanguis］，我们和他们一模一样；在我们身上闪耀着我们祖先的高贵与伟大”。要对这个不同寻常的族系作出充分的评价——很少有其他的民族能够为这样的起源而骄傲——需要回顾罗马人寻常的特洛伊起源以及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早期发展。贝倍尔不止一次地对此表达出冷嘲热讽。正如他的同时代人所知道的那样，罗马的第一位国王，罗慕路斯，为避免新建立的城邦一直无人居住，曾将未来的世界之都宣称为一个“庇护所”，因而许多来自周边民族的人们很快便聚居到了那里。一位古代的罗马史家补充说道，这是未来伟大的第一块奠基之石。然而，当贝倍尔在马克西米连一世前所作的演讲以及之后的历史著作中提及罗马的建城神话时，他几乎无法再找到一种比“诸杂种族群”更为侮蔑的说辞；拉丁词语colluvies的含义不定，但它们都具有不纯粹的含义（正如该词最初的一种用法所强调的含义，即表示汇合起来的污水）。

证明原生的、纯粹的德意志民族的塔西佗式神话远远要比先前据主导地位并由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御用史家所探寻的特洛伊谱系更为优越，并不只是出于一种原因。因此，后者遭到了愈来愈多的挖苦嘲讽，直至销声匿迹。贝倍尔的一位同时代人，即巴伐利亚公爵的宫廷史学家约翰内斯·图尔迈尔（Johannes Turmaier）——其人文主义式的名字更为知名，即阿芬提努斯（Aventinus）——向那些炮制德意志的特洛伊起源的人发泄他的愤怒，尽管“德意志王国在特洛伊王国之前已经存在了700年”——确切地说，建立于大洪水71年后。故而与主流的看法相反，最先出现的是Germanen。他们的超群卓越不仅体现在起源上，同时也体现在久远的年代上。

这一远古王国最初经历的是忒斯托统治的时期，即那位出生于大地并为古代德意志的歌谣颂奉为先祖的神祇，他的彰明卓著应更多地归功于那位杜撰者，即将他视为诺亚之子的维泰博的安尼乌斯，而不是归功于仅仅提及这位神祇之名的塔西佗。贝倍尔具有一种批判性的意识，就像他质疑其他关于其先祖的负面报道一样，他本应该质疑安尼乌斯那受人赞许的证言，但他的爱国主义遮蔽了他的判断力，因而充分地利用了这种证言。事实上远非他一人如此，阿芬提努斯这一学养有素、博览群书并负责撰写权威的德意志-巴伐利亚历史的学者甚至比大多数人走得更远。他忠实地重复了安尼乌斯通过想象所杜撰的故事，并为诺亚收养了忒斯托的后裔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因为这“表明了德意志人相比于其他民族更为卓越的美德和坚毅的品性”。然而，他发现这位德意志祖先的形象仍然很模糊：即便在据说是安尼乌斯所作的报道叙述中，除了这位祖先在诺亚谱系当中的地位外，也只有两到三条极为随意的相关评注。总之，这位神祇仍然不具有一个真切的形象。

阿芬提努斯很快就因“以更大篇幅详细叙述了……塔西佗以最为简洁的语句所记述的情形”而扬名，在他的几部作品中，他花费了大量笔墨来描写忒斯托（Tuisto）。多亏了他的作品，德意志人才有了他们的“第一位国王以及立法者”。忒斯托在以年代为顺序的人物形象中处于首位，其中也包括了查理曼。阿芬提努斯断言说，怀疑忒斯托的存在是一种不应该有的想法。当然，鉴于这位国王年代久远，想必没有人会因其名字拼写上的细微变化而感到讶异（阿芬提努斯自己的作品对此也颇为随便）；而且，关于他与诺亚的确切关系——他是诺亚亲生子还是养子，自然也会有偶尔的分歧。但这些分歧与德意志的开创者所留下的证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阿芬提努斯在一些地名中找到了他的一些遗迹：忒兹（Tuitz），一个位于莱茵河附近的村庄，以及条顿堡（Teutoburg），奥古斯都的军团即在此处的森林中惨败于日耳曼人之手，二者都证实了他的存在。但这一先祖最伟大的遗产乃是法律，一直以来，他通过这些法律塑造了其子民的道德品质。当诺亚那个可恶的儿子含——阿芬提努斯在其史前史的叙述中强调了他的乖张无常——从巴比伦来到日耳曼时，忒斯托便因此而为其子民的道德感到忧心。他召集了一次会议（正如塔西佗笔下的Germanen之后将要做的）。在会上，他给他们颁布了第一部律法，但内容不多。因为他知道，太多的律法可能会“促生而不是抑-制恶行和劣迹”，阿芬提努斯所写的这句话暗含有塔西佗的影子，后者认为，德意志的习俗比其他地方的法律更有效力。所罗列的大部分律法条目同样是取自塔西佗的叙述；举一个略带讽刺的例子，那个关于“通--奸-和滥交”的法律会是如此有效，这使得“罗马人尤为”感到惊异。

德意志民族的基础奠定后，忒斯托在其统治的第236年去世。继承者是他的儿子，即同样为塔西佗所提到的曼努斯，而“他也为我们所尊奉，并且因为他的缘故，人类仍然被定名为man［mannen］”。从曼努斯的儿子开始，依次产生了一个历时久远而前后相继的国王世系，阿芬提努斯就此追寻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该王族世系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延绵不断的血统，他们从来没有被赶出过自己的祖国，甚至从来没有在一位外族征服者面前做出过让步，更不用说受降于一支占领军队。

插图6：忒斯科（Tuisco），所有德意志人的祖先，见阿芬提努斯的Chronica（《巴伐利亚纪事》）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Ger 9250.3.1.

在 线阅DU网：http://Www.yuedu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