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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英勇、忠诚以及遗忘

一个未被征服的民族……仍然生活在地球曲面伸向北极的大地上,……既不懒散滞缓,也不畏惧死亡……为祖国和珍爱的友人而斗争,并且在遭到侵犯攻击之时渴望杀戮。

——康拉德·凯尔提斯,1501

满腔热情的人文主义者们从古希腊和罗马的材料中搜集片段和引证,以获取一幅有关他们祖先之英勇与成就的拼贴画。他们乐此不疲地叙说这些“自由的捍卫者”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入侵者,保卫了他们的边疆,并深入四处的外族据点。自然本身似乎就注定这个民族是为打仗而生。因此,他们很乐意列举出塔西佗描绘的那些体貌特征:“身材高大挺拔,在和平时期面目光鲜明悦,但在战争时期却狰狞可怖,特别是在战斗中凶光毕露、令人惊惧的眼睛,以及有意激发恐惧的声音。”

在那些战败者之中,罗马人尤为突出,对于征服了绝大部分所知世界的他们来说,跨过莱茵河要比遥远的海上航行更为危险。即便是对于他们最为能征善战的统帅朱利乌斯·恺撒。海因里希·贝倍尔也叹问道:他在那条河上架完桥后,“他事实上做成了什么?”他和其他人一样带着一丝冷笑,引述了塔西佗对那些认为罗马——唯一没有被征服的——在将近210年间“[已经]征服了德意志”的人们的谴责和毫不留情的嘲讽。在罗马所遭受的所有失败中,年轻的切鲁斯坎(Cheruscan)[1]贵族阿米尼乌斯(Arminius)于9年所给予的失利是最惨痛的。在位于今天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州的条顿堡森林——一个丛林密布的幽暗山区,他设下埋伏并最终歼灭了三支罗马军团,据说,奥古斯都皇帝曾为此而悲痛失声:“昆克提利乌斯·瓦鲁斯[倒霉的罗马将军],还我军团!”这位取得胜利的日耳曼领袖继续出击罗马军队,直到他被怀疑自己想要建立王权的族人所暗杀。但大概在《日耳曼尼亚志》简要描绘了日耳曼战士,特别是塔西佗《编年史》的第一部分在1515年重现于世之后,阿米尼乌斯又再度复活。它们叙述了瓦鲁斯战败后他与罗马军队的一些小规模冲突的叙述,并以塔西佗可能用作墓志铭的一段话作为总结:阿米尼乌斯是liberator haud dubie Germaniae,“日耳曼毫无疑问的解放者”。因此,在16世纪的读者群之中,他一跃而成为名望卓著的英雄。

赫尔曼(Hermann)——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将阿米尼乌斯的拉丁语名字译成德语形式——曾在先前的战役中为罗马服役,并在给予其故主致命一击前升任为罗马援军的首领。作为一名为罗马作战的日耳曼雇佣兵,他并非特例。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强调这一事实,即他们好战的祖先经受住了外族入侵,但也乐于将他们勇武善战的士兵为罗马将领所用,以确保他们的胜利。在征服高卢时,朱利乌斯·恺撒难道不是依赖于日耳曼的骑兵吗?甚至皮科洛米尼和坎帕诺也承认这一事实!而且,难道不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恺撒]才[在内战中]击败[他的对手]庞培(Pompeius)及其罗马军队的吗?”后来,皇帝们的性命甚至也托付给这些充任其护卫的日耳曼士兵。证据确凿无误:他们拒绝被罗马所钳制,但他们却承辅着罗马的领导者。

罗马人信任日耳曼人甚于罗马人自己:人文主义者将这一点解读为他们先祖所独具的那种卓越的“忠诚与正直”的明证(阿米尼乌斯/赫尔曼的背信弃义基本上被忽视,有时也得到辩护)。塔西佗生动地描绘了围绕在首领身边的“精挑细选的青年——[他们的职责]在和平时期是一种荣誉,在战时则是一种保障”,人文主义者以此来说明德意志人的忠贞不渝。塔西佗又补充说,那些扈从认为,“从战场上生还而其统帅战死……是可耻的”。只有死亡能够给予他们自由。塔西佗同样注意到,最令他惊异的是那些赌徒们的忠守不移,他们信守诺言,并以他们的自由来做最后孤注一掷的赌本。不管输家能够多么容易地使自己从中摆脱,他仍然要承受被缚着去拍卖的后果。塔西佗对此也感到颇为困惑,认为这是“冥顽不化,而他们[Germanen]却把这说成是忠诚守信”。弗朗西斯科·伊莱尼库斯(Franciscus Irenicus)很快就修正了他的这一说法,伊莱尼库斯在其1518年所撰写的德意志史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论述忠诚守信,坚持认为这个情节展现了“真正的坚毅不屈”。如今,这样的民族特性深受伊莱尼库斯和其他人的认可,因为这一特性与他们的南欧敌对者形成了有利的对比。轻浮是三项攻击意大利人(以及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的典型指控之一。那些欺诈大师们可以满不在乎地背叛他人,在人们的描绘下,他们与“凭借虔敬和坚定不移之心守卫忠诚”的日耳曼品性截然相反。

当日耳曼人离开家乡,为荣誉而战的时候,他们在另一个方面展现了他们坚定不移的精神,正如塔西佗所报道的那些令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欣喜不已的事情,这些人文主义者还喜欢说他们的先祖们曾随心所欲地涌入了罗马的行省。海因里希·贝倍尔充满自信地宣称,即便是在罗马仍旧昌盛繁荣之时,Germanen也维系着他们自己的帝国。由于“缺少[本土]作家”,也由于罗马的偏见,他并不纠结于证据的缺失。日耳曼的坚韧刚毅赢得了胜利:“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很少有民族不因我们的名字而颤-抖。”一长列的征服名单流传在外,通过纳入其他民族的成就,这份名单甚至可以更长:《日耳曼尼亚志》第二部分中诸日耳曼部落的情景,以及北欧多种多样的族裔概念,使得相当含混不清的“日耳曼”将西方、东方及北方的诸部落都囊括在内。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则使得这一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并诱使沙文主义者将其他民族的胜利宣称为他们自己的。(举一个例子,瑞典人原本属于日耳曼部落中的斯瓦比亚人,这种异想天开的观点则一直认为,他们是第一个占领斯堪的纳维亚的族群。)而更为审慎的头脑则嘲笑这些纸上谈兵的征服,认为相比于大量货真价实的日耳曼人的胜利,这些都没有必要。

在这些征程中,詹南托尼奥·坎帕诺曾在其雷根斯堡演说中暗示道,日耳曼“出现了大量禀具荣耀之人,通过在各地建立贵族殖民地,他们将最为高贵的王室家族布及整个世界”。他的德意志读者立即将这一描述紧紧抓住不放。像阿芬提努斯一样,一些人在坎帕诺所描述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古代后期的北方概念,以之作为“人类的摇篮”,并将德意志称为“那些最为高贵也最为勇敢的民族往昔的母亲和缔造者”。其他的一些人则像维姆菲林一样,借用Germania源于“萌芽”(germinare)的一种词源学上的解释,将“德意志人”的意思解释为“贵族的子嗣”。事实上,那些认为德意志从罗马人那里得到了它的文化与统治阶层的人是错误的:“相反,是德意志以其自身影响了罗马人。”最为虚妄不实的是惊叹德意志人“不仅仅在欧洲,而且也在亚洲和非洲,甚至在基督诞生之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19世纪晚期的那场被称为泛德意志主义的运动所声称的主张与此种说法惊人的相似。

作为自古以来的一种特征,德意志人的自由在16世纪之交面临着严重的威胁:1529年,土耳其军队逼近维也纳;教廷加紧攫取德意志财产;而罗马法规则取代了历史悠久的地方法律。对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来说,这些情势正需要阿米尼乌斯所说的那种好战而热爱自由的精神。在这样的一种呼吁中,没有人会比乌尔里希··胡滕(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更为直言不讳,他是《阿米尼乌斯》(Arminius)这部开启武士崇拜的开创性对话录的作者,同时也是酝酿宗教改革的时期最为多产的小册子作家之一。他的拉丁语用词在德意志同时代人中无出其右,而且——一旦他开始用方言写作——只有马丁·路德可与之相匹敌,他享有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对他的敬重,作为骑士的后代(可追溯至10世纪),他像他那中世纪的祖先那样写下战书,并通常以同样的激\_情迫使他去攻击法国的士兵(至少有一次导致了过失杀人的后果)。“让我们解放祖国吧,她已遭受了长久的压迫。”在这种攻击中,他选择用笔作为武器,而他的敌人则是罗马法和罗马教会。

在胡滕时代的德语地区,法律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源于罗马的法律条规在经历了最初的粗陋微鄙之后,已逐渐累积成为corpus iuris civilis(民法典)。而现在,也就是16世纪之交,它已经逐渐取代了德意志习惯法。1495年,在沃尔姆斯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帝国法令明确规定要在帝国内施行罗马法,而且,法官要在新成立的帝国皇家法庭上据此进行判决。德意志法学家们通常是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和帕多瓦接受法律训练。胡滕自己在帕维亚(Pavia)、博洛尼亚以及罗马学习了法律,这只不过让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对罗马法典及其“傲慢的布施者”的厌恶。他一个学位也没有获得。1516年,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通过塔西佗回忆起了昔日的公正,那个时候没有法学家,而且,“良好的法律在这里要比别处的成文法律更有分量”。通过用“成文的”(scriptae)取代塔西佗最初所使用的“良好的”(bonae)这一形容词,胡滕明确地指示了罗马法所缺乏的品质。

涉及教会利益的德意志诉讼必须在罗马的法庭上作出裁决,这种做法因其纵容教廷滥用职权而广受指责。在马丁·迈耶写给皮科洛米尼的那封警告性的书信过去了将近60年之后,抱怨的理由依然如故,只是显得更为强硬。在这些“压在德意志民族头上的重负”(正如后来人们所声称的那样)中最主要的,是给予罗马的巨额财政进项以及莱茵河沿岸的大量教产。胡滕讥讽道:“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指出,大半的德意志被教廷这个家伙所占有”。这看起来就像是罗马的神职人员在罗马军队于1500年前遭到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胡滕公开与罗马分子决裂,后者是人们对罗马教会人员的蔑称,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不仅侵耗了德意志的资源,而且也与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相悖。人们所希望的那种淳朴而纯洁的精神已经充盈于塔西佗所描述的那种日耳曼的宗教虔诚之中。早年诉诸圣经和塔西佗的著作,并以之作为忠实伴侣的阿芬提努斯,将日耳曼的虔敬纳入忒斯托的诸项法令之中。德意志的第一位国王和立法者(《日耳曼尼亚志》则又再次提及此)规定:“人们只能在内心中找寻神,崇奉神;因为他既不能被限囿,也不能与任何人或其他肉-体的形象做类比……因此他将森林圣化……使所有人都能在自由和共享的天空下敬奉一个神祇”。对神的敬礼本应该是简朴、真诚而又纯粹的——进而言之,整个的生活也应该如此。


[1] 一个日耳曼部落,位于今天的德国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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