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淳朴民族的卓越生活

身为正直的守护者，他们在对宗教和诸神的敬慕中，凭借虔敬和坚定不移之心守卫忠诚；他们心口相应，固守着真实与公正，因为他们杜绝巧舌如簧地捏造谎言。

——康拉德·凯尔提斯，1501

相比于德意志民族的起源和自由，他们祖先的道德品性甚至更能激起人们热情洋溢的赞美。海因里希·贝倍尔即赞叹道：“在这方面，我们明显比其他民族更为优越”。他以及与他同道的人文主义者将他们祖先在法律方面的欠缺——皮科洛米尼曾不怀好意地将此归因于文化上的迟滞落后——重新诠释为他们道德优越的一种结果。不久，宗教改革者亦加入进来，他们号召将祖先的德行颂扬为一种可以与罗马艺术相提并论的价值观念。最终，他们就会将他们过去的伟大奠基于他们的品性之上，而不是文化。

这一新出现的模式缘于一种困境。因为不论人们如何努力地审视过去，日耳曼的艺术始终隐没不见，很明显，德意志祖先在文化上无法与罗马人相比。《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甚至表明，数世纪以来，当希腊人和罗马人已经创作了大量的世界级文学的时候，“文字的秘密”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尚不为人所知。为了声援某种丢失的高雅文化，一些人文主义者试图论证说：他们想象了一个神秘的德鲁伊祭司智识阶层——最初来自高卢——将他们的教义以口头的方式传授给了下一代；或者他们搜集各种格言来证实一种缜密精致的日耳曼哲学的存在。凑巧的是，塔西佗记述了有关那些历史故事的诗歌，而这些故事让一种高度发展的口传文化看起来有了存在的可能。中世纪文本以及德意志最新的发明——特别是印刷术——同样也被拿出来证明他们天生的机敏灵巧——当然，这也是古代德意志人的特征。然而，将战士描述为具有天才创造力的发明者的这些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但这个普罗米修斯式的战士将会在19世纪时以雅利安人的身份卷土重来。）为过去辩护的另一种策略被证明是更为成功的：承认在艺术领域之缺陷的同时强调其他替代性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德行操守。通过对日耳曼生活的全景式描述，《日耳曼尼亚志》在不经意间又再次给那些并不消沉绝望的人文主义者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内容。这是一份颇为及时的礼物，而其真实性也会在一定的时候遭到质疑。

关于他们祖先的品性特征，人文主义者所满意的那种描绘受塔西佗影响之深，可从当时的一部最具沙文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中窥其一斑，即上文提到的雅各布·维姆菲林所著的《德意志简史》（Epitome rerum Germanicarum）。维姆菲林在书的结尾处总结了那种已经在他的叙述过程中变得显而易见的品质。他强调说，德意志人一直以来都是卓越而出众的，“因为他们的男人不可胜数，他们的女-人矜持端庄，他们的王者和领导者神勇睿智，他们的高贵纯粹无暇，他们的士兵坚毅而伟岸，他们秉持共同的自由、忠诚、正直、慷慨、坚定，以及一种对艺术的特殊天赋”。这些品质特征，除一种外，均是由塔西佗提供给维姆菲林以及其他的16世纪作家的，甚至大部分的具体词语也是来自塔西佗，另外一些则经过了一番推敲择定。通过深入细致地观察那些青年男女，这位《日耳曼尼亚志》的作者看到他们都“高大修长（proceritas）”。而那位《德意志简史》的作者也使用了同样的词语——对此，在所有的古典拉丁文学作品中，有不超过三十个例证——来描述德意志士兵的身材。（20世纪的种族主义者则将proceritas视为雅利安—日耳曼种族的一个主要特征，而且还将之译为“颀长伟岸的身材”。）因此，维姆菲林那一代人认可并崇奉的德意志人品性正是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的品性。

在进行反对意大利贵族气的风潮中，胡滕即高扬这种高尚的品性，以便重新定义野蛮。他抱怨说，在意大利人的眼中，所有的非意大利人都是化外之民。然而，如果对他们良好的习俗、敦厚的举止、坚毅正直的品性给予适当的关切和评价，那么“德意志就是文明之邦，而罗马人则生活在最为粗暴的野蛮状态中”。正如塔西佗所暗示的，罗马人在艺术上优秀有余而德行不足。他们的道德缺陷历历在册。对此，贝倍尔曾讥讽道：“相较于［古代德意志人］天生的野蛮，他们精心培育的习俗是苍白逊色的”。他们的祖先是超群卓越的，而且不仅仅是在道德上：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在古朴淳厚的日耳曼生活和罗马漠视德行的艺术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不是更应该选择前者吗？一些人文主义者就是如此认为，这使得他们的爱国之心压倒了他们的人文主义精神（虽然只是短暂的，而且也只是在修辞上的装腔作势）。

然而，不管是好是坏，时代已经变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艺术在近世的传播和蓬勃发展令人欣悦，但这似乎也威胁到了他们先祖的习俗。罗马作为“昔日的兵戎场，如今的温柔乡”而遭到贬低，从中而来的颓靡以及与之相伴的恶行渗透到了德意志；甚至酗酒以及懒惰和暴躁这种典型的德意志恶习，最终也被归咎于意大利的影响。身为教育家的凯尔提斯一再告诫德意志的青年不要因意大利人华而不实的作风而背离他们祖先坚实敦厚的传统。他敦促他们为自己着想去学习历史：它将不仅仅告诉他们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还要告诉他们以后要做什么。自古以来，克里奥（Clio）——督管历史写作的一位经典缪斯——就是一名档案员和家庭教师。她不仅记录过去，而且还提供了对现在的指导。对于16世纪早期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自己祖先作为德行方面的向导，但他们同时又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学经典来作为他们审美上的取向。他们的历史想象被割裂了。

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家都特别将包括令人痛心的堕落风气在内的诸多恶行劣迹与罗马教会联系起来。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维滕堡发表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教堂门口，随后便流传到各地——尖锐地指斥了比罗马首富克拉苏斯（Crassus）还要阔绰的教宗，而后又质问他为什么还要求贫穷的信徒赞助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其中暗含的答案是，由于贪婪。更为普遍的是，在人们的印象中，掌管赎罪券的教士的生活无非如此。在德意志，那些罗马风气在德意志的传播引起了路德的关注。在评论教宗的贿行时，他从塔西佗那里援引了一句颇具讥讽色彩的话：罗马人的确“教会了我们德意志人收受金钱”。在和那位与之并肩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的一次旅途中，路德欣然地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即坚定、忠诚以及守信这些塔西佗曾经赞美过的日耳曼价值如今已然逝去。但他又迫不及待地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即至少“意大利人的婚嫁风习”——他对于同性恋关系的委婉说法——在德意志人的土地上是不会被接受的。放荡-yin-乱、腐化败坏、贪婪嗜欲以及堕落颓靡：对于这个标准的秽行名目，路德以及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均断言它们来自罗马。人们只能祈求——一个路德派的《日耳曼尼亚志》评论者很快就会如此——“上帝［将会］看到德意志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回到它过去节制、诚实、谦和以及正直的状态之中”。

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秉持共同的民族情感：路德被称为“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为了他们基督教同胞在宗教和道德上的改善，路德派信徒求助于《日耳曼尼亚志》。他们编制了自己的拉丁文版本，首部德语译本，以及一部翔实的评注，从而使这部作品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梅兰希顿（1497—1560）——他的著作对于把针对罗马教会的不满转变为新教教义颇有助益——就在这其中发挥了作用。梅兰希顿是其化名，由家族俗名斯瓦尔茨德（Schwartzerdt［“black soil”］）转译为希腊语而来，身为维滕堡大学的希腊语教授，他因致力于改良教育体制而被誉为“德意志之师”（praeceptor Germaniae）。作为教育家和爱国者，他于1538年印行了一版《日耳曼尼亚志》——1557年时又再版了一次，其中包括一些注释和少量的评注。他补充了两篇胡滕的对话录——《阿米尼乌斯》（Arminius）和反教权的讽刺作品《朱利乌斯对话录》（the Dialogue Called Julius），以及凯尔提斯的《日耳曼尼亚概述》。在为这部搬弄是非的作品集所写的书信体序言中，他表露了自己的一种期盼，即希望德意志青年能够学习“他们祖先的光辉典范”，而且不仅仅是学习他们作战时的英勇和本领，还要领会他们坚定不移的贞洁。而他关于姓名变化的评论所突显的古今对比同样会教导他们基督徒的谦卑：

在读到这部著作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只是关注古代德意志人的勇猛顽强和德行操守，而且还思考他们的衰灭和诸种起伏，那么我们将获益良多，我们意识到：人类生活如此的反复无常，人们必须对命运的沉浮泰然处之，并努力为天国奋斗，与此同时，每个人还必须为他的斯巴达（Sparta）添砖加瓦。

梅兰希顿通过自己编订的那本《日耳曼尼亚志》——这是他给自己的斯巴达的献礼——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约翰·伊柏林·冯·金茨伯格（Johann Eberlin von Günzberg）是梅兰希顿和路德两个人的学生，后来成为一名牧师，他亲自着手编译《日耳曼尼亚志》，从而使更多的非拉丁语读者可以读到这部作品。1526年，他完成了这本书的首个德语译本（然而，这个译本直到很晚才发表）。由于想要把它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便毫不犹豫地在译文各处都插入了“注意”的标识，以指出它们与现时代的相关性；通过删略或者意译，他去除了那些可能有损于文本作为宗教改革者之凭据的内容：在他的译本中，日耳曼部落中所风行的人祭又一次被删去。当伊柏林正忙于他的翻译工作时，另一位路德派成员，即安德里亚斯·埃塔玛（Andreas Althamer），将他对《日耳曼尼亚志》所作的卷帙庞大的评述初稿寄给了梅兰希顿——他一直鼓励埃塔玛再作一些修改。这部著作于1529年终告成，埃塔玛希望以此来表达他对“德意志，我们共同的祖国”的热爱。它证明了Germanen的成熟。关于塔西佗的一些特殊的文本段落，埃塔玛的一些评述包含了当时最新的人文主义著作从《日耳曼尼亚志》中借用而来的相关引述。在塔西佗那里，德意志人是“一个既不聪明又无--奸-诈的民族”，而在凯尔提斯的《日耳曼尼亚概述》中，他们进而被赋予了一种“坚持真理和公正的精神”特征。16世纪的前30年间，在相互的参考引证中，这部开启传统的著作反过来又得到了传统的支持。而Germanen在人们的细致描绘中正完全脱离于他们的最初来源。

皮科洛米尼那部颇具煽动性的《德国志略》发表了不到十年，凯尔提斯那代人——受他们的科尼利乌斯所鼓舞——便确定并完善了他们祖先的形象。到1505年的时候，虚构的Germanen已经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德意志人：纯洁高贵，四肢修长，皮肤白净，发色金黄；自由奔放，忠厚淳朴，真诚坦率。在走向一种更为美好的未来时，这些祖先提供了一种民族归属感和道德上的引领作用。他们将不得不在许多个世纪中承担着这两项责任，在这期间，塔西佗的大部分读者将会继续进行那些人文主义者已经开始着手的工作，即在日耳曼人的形象方面做出修正，以便使之契合于当下的需要。就很大程度上来说，如果不是所有方面的话，国家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Germanen就是那些人文主义者所描绘的形象，只是随着时间略有损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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