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英雄的歌谣
根据塔西佗的证言……古老的德意志人十分在意他们纯洁无疵的风俗习惯……而且完好地保留着他们古老而纯正的母语。
——尤斯图斯·格奥尔格·肖特利乌斯
（Justus Georg Schottelius）
当阿米尼乌斯在17世纪重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又再度站到了战场上。1642年，戏剧《和平的胜利》（The Victory of Peace）在下萨克森州布伦瑞克（Brunswick）附近的丹克瓦尔德罗德堡首次上演，剧中的阿米尼乌斯作为一名死去的英雄，对世人作出评判；为此，他还有另一位来自往昔的英雄为伴：10世纪的捕鸟者亨利一世（Henry I the Fowler），即萨克森公爵和第一位德意志国王。剧作家、杰出的德国语言学家尤斯图斯·格奥尔格·肖特利乌斯（1612—1676）运用了这种修辞上的技巧，以便让他的观众能够透过他们祖先的眼睛看到战争的狰狞面孔——抢掠、饥馑和疫病已经在德意志的山川大地之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二十多年后，田间地头散落着被战火烧焦的尸骨、农田和村镇房屋，以及坍为废墟的城市围墙。“这还是德意志吗？”阿米尼乌斯与同伴谈话时如此诧异地问道。
在舞台上，鲍德良（Bolderian）——当时的一个德意志人——加入进来并答应要对此作出说明。他打扮得干净整洁（他帽别双羽，衣袖宽松，靴子齐膝，手持佩剑），说着时髦的话。鲍德良的话，语法看起来还是德语的，但用的词语大部分来自法语。对此，阿米尼乌斯几乎无法听懂，他垂头丧气地哀声怨叹。“庄重、规范、纯正而又丰富的母语”怎么就沦为一种等而下之的“劣等杂种”——它不仅被法语所荼毒，而且也被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所败坏！难道他与罗马人的战斗终究会归于徒劳？更令人怒不可遏的是，鲍德良竟然敢嘲笑他和同伴国王亨利一世的粗陋装扮：胡子拉碴，梳缠发辫，佩剑硕笨，头戴角盔，身穿毛皮。与此同时，这两位德意志英雄看不出对方——他十分得意地解释了他所自诩的骑士的概念——与外族士兵之间有什么区别，因为“西班牙人、匈牙利人、格罗特人（Groats）、法国人以及威尔士人”遍布德意志，但德意志人却再也看不到了——至少是塔西佗笔下那个纯朴时代的德意志人，那时，本族母语和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同样的纯正，同样的高贵。
当肖特利乌斯的重生英雄哀叹战争的灾难时，他们表达了观众厌倦战争的感受。由宗教冲突（波西米亚叛乱，在今捷克共和国）所引发的三十年战争如今正处在它的第三个十年，在某些阶段，这场战争将欧洲所有的主要势力都牵涉了进来。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us II Adolph）的瑞典、枢机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的法国，以及哈布斯堡的西班牙都发动了他们的雇佣军，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奔腾肆虐——那儿是最主要的战场。最悲惨的是农民。紧随劫掠的军队之后的是饥荒和疫病——瘟疫、伤寒、梅毒、坏血病。短短几年时间，德意志就倒退了数十年：符腾堡，位于南部的一个邦国，战争爆发时总共有45万居民。二十年后，它的人口已经锐减到了十万。而这要经过130年才能够恢复到战前的人口水平。“痛兮，同胞！”《和平的胜利》上演一年之后，诗歌《一位亲历者对德意志惨遭蹂躏的悲叹》（Lamentation by an Observer of the Devastation of Germany）的开篇如是说。
在漫长难熬的战争期间，“德意志问题”在战场和作家的书桌上又被再度提起。然而，德意志国家似乎无从谈起，在德意志民族之神圣罗马帝国的松散混乱中，300多个德意志邦国、自治城市以及自由的帝国村镇为了自由、独立以及权力的问题纷争不休。当时一位不具姓名的旁观者讥讽说，皇帝“除了他那空头名号外一无所有”。因信仰而不合的地方诸侯为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浪潮所激荡；路德派不仅和天主教针锋相对，而且与加尔文派也意见不合。德意志的一位君侯，即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就为信仰效忠的纠结与冲突而困扰，因为他这个天主教徒和爱国者既害怕一场西班牙军队的天主教胜利，又不敢想象一个新教的德意志赢得权力。所有人都为自己的那点权力蝇营狗苟而罔顾大局。通过诸多变动不居的联盟关系，他们招请邻国参与征剿。保罗·弗莱明（Paul Fleming）——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一位抒情诗人——笔下人格化的德意志哀叹着自身的命运：“伤痛如我！往者何如！而今何处？”此情此景让他想起了塔西佗曾祈祷希望日耳曼人内讧纷争永无休止，因为这会使罗马受益。然而，如今的人们不禁想问，它现在会对谁有利呢？
同样消逝难追的还有迫使“矮小的罗马人逃回台伯河”的那些充满战斗荣耀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抱怨说，德意志的军队只知一味退缩，而不是像他们阿米尼乌斯时代的祖先一样进行强有力的抵抗，祖国的土地曾经自由而坚不可摧，如今却惨遭异族蹂躏。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的萧条中，爱国者们迷惘而绝望，但仍然不放弃将德意志塑造为一个文化之邦。自阿芬提努斯以及胡滕时代以来，民族主义关注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德意志巴洛克时代早期，梳理德意志语言（Spracharbeit）是爱国者们所致力从事的核心工作，而此前努力的中心则是历史阐释方面的著述。与人文主义者一样，17世纪的学者都为他们那些塔西佗笔下的祖先而自豪，他们“个个勇猛无敌”，征伐四方，而且是如此善良而坦诚，“对于其他民族而言，只能通过后天漫长繁重的历练才能习得，对于德意志人来说，却是与生俱来的”。但骄傲的基石不再是德意志人对罗马军团的抵抗，而是他们母语的古老、独特与纯正。一位语言爱好者自称：“我写作是出于我对语言的热爱……出于我对祖国的热爱。”海因里希·贝倍尔撰写历史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德意志巴洛克时代的保守者站在了他们人文主义先贤的肩膀上。
人文主义者已经形成了关于德意志语言的思想。凯尔提斯曾在他的母语中感受到说话者那种粗犷而又坚韧的日耳曼心性：从他们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然而，在别处，他又为“这种遭到批评的没有教养的语言”而表露出一种尴尬，这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士（literati）中并不少见的矛盾心理（最初他们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本土语言）。他的学生阿芬提努斯在诸多巴洛克作家中得到了广泛的阅读，他反思了德语如何在外族词汇混杂进来之后最终变得腐坏不堪且难以理解。然而，虽然有这些零星的反思，也尽管——或者可能正是因为——发生了战争，17世纪却见证了具有反省意识的作家群体的兴起，这些作家齐心协力，试图整理并改进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它的语法、拼写规则以及诗歌。他们许多人都聚集在一种为了语言整理而专门建立的所谓的语言学会（Sprachgesell schaften）当中。
这样的整理似乎是必要的。诸如德语地区北部的汉堡和南部的奥格斯堡这样繁华的城市（即便在战争期间也往往）作为巨大的市场发挥着作用，包括亚洲香料以及西印度食糖的国际货物都在此交易，并由此销售到欧洲的其他地区。德意志的道路成为通商要道。随着外国商品而来的还有外国文化。然而，相比于远方，邻近地区更被视为一种威胁。因为在肖特利乌斯那个世纪的大多数时候，不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德意志在时代潮流方面深受法国和西班牙的影响。宫廷音乐来自意大利，绘画由尼德兰传来。文学上充斥着许多语言，但却几乎不用德语。国外在讨论德意志的文化时，总是疑窦丛生。德意志的“文化”让他们想起那些君侯，他们要么掴弄臣耳光而自以为风趣，要么用狼吞虎咽、暴饮暴食的能耐给访客留下印象，要么在书信的结尾处写下“醉上一场，再见”。为了变得有修养，德国人得去外国走一遭才行。罗曼文化和语言据有特别的主导地位，而且破坏了据称是古代纯正的“英雄语言”以及“未受侵蚀的习俗”。保守的评论者认为这种“毫无检点的媚外”（Frömdgierigkeit）简直无处不在，以至于一个人如果打算剖析像鲍德良这样的德意志人的内心，那么他会发现其中顶多只有八分之一的德意志成分。“如果天假其年，使塔西佗重生，他必定会写一本完全不同的小书来叙述德意志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曾在他们意大利对手的阴影下撰述写作；如今，法国人被视为一种挑战和威胁：对抗者变了，但对抗仍在继续。
当阿米尼乌斯和他的同胞在《和平的胜利》中抱怨人心不古时——在他们的时代中，真诚、生动、有德意志风范的事物如今（以当时的隐喻来说）已稀释掉了——他们表达了德语地区的许多文人所持有的保守观念。他们看不上如今四处泛滥的外国语言，而是臆想他们淳朴的过去。“那位优秀的罗马人塔西佗”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见证者。他具有如此巨大的权威，以至于人们为了满足爱国主义的要求，迫使他一再言说他事实上并没有说过的内容。当时一些最伟大也最具影响力的学人阐释《日耳曼尼亚志》的热切不免让人起疑：紧随肖特利乌斯之后，有十分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菲利普·克吕沃（Philipp Clüver），“德语诗歌之父”马丁·奥皮茨（Martin Opitz）>[1]，以及大量鲜为人知的学者，他们对自己的母语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它的圣经世代、巴比伦起源，以及与之同名的先祖条顿（Teuto），之前则被“误”称为忒斯托（或泰斯克）。他们将德语的悠久传统构想为一种富有诗意的语言，且自吟游诗人——如今，人们使他们出现在塔西佗的著作中——时代以来就已经得到了精巧娴熟的运用。他们强调自己的母语与自身民族品格之间的相互交织，认为母语最初的纯正是一种宝贵的财产，正如他们对其民族最初的纯洁性所作的吹捧。
巴洛克时代的爱国者们所论争的德意志人的优越性一直与坚毅与美德相生相系，但如今也植根于德意志的语言之中，这种语言如此古老，如此纯正且富有诗意，因而无疑是“词汇最为丰富也最为美妙”的语言。语言，而非过去，为绝望的爱国者许下了一个国家。
[1] 马丁·奥皮茨：17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1624年初版的《德国诗学》对德语文学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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