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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复得的条顿人

由于抄写员的差错或疏忽,塔西佗著作中的“Tuito”或者“Teuto”被写成了“Tuisto”。

——菲利普·克吕沃,1616

如今,人文主义者所引以为豪的德意志民族之起源引起了研究德语起源的学者的关注。诸多异想天开的说法很快便流传开来。有些人认为最早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亚当是一个德意志人”。另一些人则猜想,天堂中通行各种语言,“雷声般的德语”曾被用来宣判驱逐令。然而,大多数人完整地保留了希伯来语的显著地位,而将德语追溯至巴别塔之乱发生以后。一部颇具代表性的编年纪明确指出,大洪水过后的一百年间,人类“只有一个民族,只讲一种语言”,诺亚曾命令他的三个儿子——闪、含以及雅弗——督管地球上的生息繁衍。然而在他们各奔东西之前,参与建造了“可以通天”的巴别塔。但因为人类的傲慢,这座塔最终坍塌,一种共同的语言也被72种语言所取代。

诸种语言和民族分裂之后,雅弗之孙,也就是诺亚的从孙亚实基拿(Ashkenaz)带领他的族群迁徙到了一个后来被称为凯尔特的欧洲地区,其中包括巴尔干、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以及不列颠诸岛。亚实基拿即“凯尔特诸族之父”,其中,远古时期的德意志人被认为是最大的一个分支。在到达莱茵河前,他们已经开始讲一种原始的德语,这种语言备受人们尊崇,只因它与那个独一无二的神圣语言在时间上极其接近。民族如此,语言亦然:古老意味着尊贵。据说现代德语就比法语要古老,因为其内核仍然与亚实基拿时代的原始德语相同,法语只是后来在拉丁语的影响下才逐渐形成的(一个17世纪初期的作家在经过仔细推算之后,声称这种语言有3822年的历史)。

为了探究这些史前时代,语言学家借用了词源学,即对词语的起源和字义的研究。他们相信,如果得到恰当理解的话,那些名词就可以照亮他们一直以来不明了的起源。例如,纽伦堡这个城市名就告诉人们它是由罗马将军尼禄·克劳迪乌斯·达鲁苏斯所创建的,这位将军曾在一座小山丘(在德语中是Berg)上安营扎寨,农民们大多称它为“尼禄的Berg”,纽伦堡的名称和历史便由此而来。词源学家往往在词汇上断章取义以便削足适履。就是通过这样的字词构造,他们阐释了亚实基拿与忒斯托之间的关系。

自杜撰者维泰博的安尼乌斯将忒斯托等同为诺亚的一个之前不为人知的儿子以来,把塔西佗笔下的神话整合到圣经族裔谱系之中就一直是一个话题。德意志的作家对这个身份尚不明确的诺亚之子并不满意,他们找到了一个更为熟悉而且有圣经为证的先祖。大多数人接受的是亚实基拿:因为他的名字——正如《日耳曼尼亚志》的一个评注者所指出的——是一个指谓德意志人的希伯来语词语。这个论证继续指出,亚实基拿也被称为“亚斯坎”(“Ascanes”),他的诸子被唤作thi Ascanes(阿斯坎氏)。这是冠词的一种省略形式(今天德语die的另一种形式),据此,词尾的 i被省去,然后后裔名称中的首个元音字母从a变为了u,结果便是Th uisc。显然,这种拼写形式与“Tuysco”(泰斯克)联系了起来,后者是塔西佗的神祇在一份手稿中的拼写方式(以及安尼乌斯的捏造)。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语言学伎俩——省略、变动,以及各种方言甚至各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十分常见的。但在这个特例之中,他们却遭到了克吕沃的嘲讽,后者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十分优秀的地理学家”,他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涉及对塔西佗著作的独特见解,它作为《古代德意志》(Germania antiqua)的一部分,出版于1616年。

菲利普斯·克鲁维里乌斯(Philippus Cluverius)——克吕沃名字的拉丁语形式——于1580年出生在格但斯克(Gdańsk [过去的但泽])[1]的一个贵族家庭。在这个濒临波罗的海和莫特拉瓦(Motawa)河口的国际性城市长大,必定唤起了他周游世界的愿望。在华沙和布拉格的宫廷中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便动身前往荷兰的莱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iden)念书,当时,著名的古典学学者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里格(Joseph Justus Scaliger)就在那里教书。克吕沃的父亲——一位铸币厂厂长——为他选择了法律专业,但他这个相貌堂堂、举止温雅、言谈风趣的儿子却用他仅有的时间学习了历史、地理和语文学。对此,他的父亲拒绝接受,但好在有他母亲暗中(勉强地)支持,他过着四处游学的生活,期间游历了挪威、苏格兰、英格兰、法国、德意志以及意大利。当他偕妻子最终返回莱顿的时候,他出版了《古代德意志》。这为他赢得了Geographus Academicus的头衔,更为重要的是,这给他带来了一笔经费。但他很快就病倒了,并在1622年去世,年仅42岁,过早地去世使他无法见享自己的名声。

在其作者看来,《古代德意志》“很大程度上为塔西佗的那本著作提供了翔实的评注”。翻阅这部有400年历史的三卷本著作,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它还提供了插图。这部书配有26幅木刻画,反映的都是日耳曼生活,而其中的内容以及相关细节都是从塔西佗那本书中拣选而来。这些木刻画呈现了一个原始民族的生活:某次战斗,某场丛林中的牲祭,以及丧葬仪节,所有这些都将塔西佗叙述的一些内容形象化,就像这幅狂欢饮宴图一样。在这幅图中,“日耳曼人”在木头构筑的屋架中狼吞虎咽,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塔西佗写道,“日夜纵饮不息而不以之为恶习”),悠闲地倚在兽皮上面,他们大部分人赤身露\_体,仅系着一件斗篷。在这儿,“男人和女-人的穿着[似乎]没有什么分别”。图画中的男人们都拿着武器,其出现次数之多是为了提醒读者不要忘记德意志人好勇善战的天性。女-人们有的同男人一样拿着武器,有的在照看小孩。站在前面的男孩在人们中间玩耍,而克吕沃书中所列的图画与塔西佗所说的一样,男孩“赤身露\_体而肮脏不堪”,但很快就“长出让[罗马]人羡慕的健壮身-躯”。的确,这幅(以及其他)图画中的人看上去都高大健壮:那个位于右下角的异常健硕的人可能最具代表性。

插图7:一场日耳曼宴饮,克吕沃的《古代德意志》配图。(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GC6C6275,616g。)

这些木刻画不久就开始了自己的命运,激励并展现布伦瑞克舞台上跺脚的那些典型的“日耳曼人”。与肖特利乌斯同时代的一位剧作家还明确提到了这些木刻画,认为它们有助于读者将他剧作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化。在人们的描绘中,这些日耳曼战士粗鲁而正直,他们昂然挺立于诸如鲍德良这样浮夸的人之中。粗野而真诚的他们很快也出现在了历史小说当中。通过结合新兴的格罗比亚风格——一个以直率和其他粗野行为为核心内含的讽刺之风,他们将有助于把那种简单质朴和坦率正直的品性特征呈现给更多的观众。然而所有这些最终会遭到20世纪作家们的不满和愤慨,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剧场中的日耳曼人”(Theatergermanen)有损于他们日耳曼祖先在历史上的赫赫声名。

当克吕沃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将《日耳曼尼亚志》全文收录进自己的作品时,人们对该书中日耳曼人形象的信赖可见一斑。由于他认为伟大的荷兰古典语文学家尤斯图斯·利普西乌斯(Justus Lipsius)所编订的通行版本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因此他并排印行了旧版和自己的版本,以便比较。然而,尽管塔西佗非常重要,但克吕沃只认可存在于圣经之中的真理。因此,立足于本土的异教信仰必须得到纠正。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克吕沃也相信德意志人是从巴比伦的尘埃中走出来的,他们讲着自己的语言,并跟随亚实基拿一路向北,成为凯尔特原始民族的一部分。然而,对于忒斯托在其中的作用与角色,克吕沃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克吕沃指出,拉丁语中的Germani并不是德意志祖先最初的名称。通过运用词源学的方法,他认为德意志祖先的名称隐含在Teutsch,Tuitsch,以及Deutsch等通行的方言之中,所有这些不同的地区性词语所指谓的都是“德意志人”(German)。他还认为,“Teutsch”在既有的语法规则中是一个形容词,它由名词Teut转化而来。克吕沃怀疑塔西佗书中那个神祇的名字拼写可能略微有些错误:因为如果德意志人的方言名称源自忒斯托的话,那么这些名词就应该是Tuistische,而不是Teutsche。为了支持他的说法,克吕沃从塔西佗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了证据,以证明这位罗马历史学家本应该写的是Teuto或Tuito,而不是Tuisto。由于这个错误——可能是由一个粗心的抄写员所致——很容易解释,因此他修改了拼写来继续进行他的论证,就好像是批判性的文本解读:celebrant carminibus antiquis…Teutonem(德意志)deum terra editum。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为了隐瞒那种野蛮的人祭,曾经肆意篡改通行的文本;如今,忒斯托(Tuisto)又必须让位给条顿(Teuto)。《日耳曼尼亚志》不断沦为读者意愿和观念意识的牺牲品。

这不仅只是名字的修改,它还宣告了异教神灵的死亡。克吕沃接着又说明了Teut与希腊词语theos和拉丁词语deus之间的联系,后两个词语都可以指谓“神”或者“上帝”。他声称,当古代德意志人唱歌颂扬条顿(Teuto)时,他们事实上是在不知不觉地赞颂基督教的上帝。这种解释使克吕沃解决了如何将塔西佗所说的大地之神与圣经中的亚实基拿联系起来的问题。通过修正大地之神的名字,并且说明其真实的含义,忒斯托也就直接与上帝同一。随后,克吕沃又据此重新解释了塔西佗书中神祇谱系的下一代神祇:曼努斯——如今是条顿的儿子,他被解释为上帝唯一的儿子:亚当。在这一点上,克吕沃又一次得到了词源学的帮助。两个名字——曼努斯和亚当——在各自语言中的意思都是“人类”(“human”)。

这个颇具匠心的天才还面临着最后一个棘手的问题。据塔西佗所言,日耳曼的歌谣里说曼努斯/亚当有三个儿子。克吕沃承认他们不可能是亚当的儿子,而应该是诺亚的子嗣,因为在席卷了罪恶之地的大洪水中,幸存下来的只有他的家庭。作为诺亚的儿子(被错误地归给亚当),闪、含以及雅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同样找到了他们的位置。克吕沃高兴地总结道,除了拼写错误和子嗣方面的混乱,塔西佗的著作在其他方面完美无缺,其中只有一个真正的错误:上帝并非像日耳曼歌谣描述的那样出生于大地之中。克吕沃推测,也许古代德意志人把这些细节搞混了,鉴于他们那个时代,这完全可以理解,或者也可能是塔西佗弄错了,他“误解了德意志的歌谣”?总之,无论如何都无碍于克吕沃在坚持《圣经》权威的同时,接受这部“黄金宝卷”的内容。这一切所需要的无非是正确的解读。

装订成书的文稿,以及排列在书架上的书籍不只象征着不断发展的观念史,而且也促成了这一系列观念的产生。克吕沃的著作中不仅有他自己的《日耳曼尼亚志》版本,而且他在很多地方还参考了大量借用塔西佗著作的人文主义作家的作品。在数十年中,这位来自莱顿的历史地理学家的名声——一个“应受高度赞扬且见多识广的学者”——流传开来;而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巴洛克时代。从16世纪到19世纪,他将带着人文主义的遗产,出现在诗人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以及博学家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的书桌上。就像得到广泛阅读的阿芬提努斯的著作帮助把塔西佗描绘的“日耳曼人”(Germanen)从人文主义时期带到巴洛克时代一样,克吕沃使它们一直保存下去,从而留给了18世纪的作家。“由于你的[克吕沃的]功绩”,1631年3月31日,马丁·奥皮茨在一篇诗体墓志铭上如此写道,“整个祖国都会永远对你心存感激”。


[1] 波兰波美拉尼亚省省会,该城是斯拉夫人最早的定居地,历史上称“格但奈兹”。1793年为普鲁士占领,改名为但泽市。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公约将格但斯克规定为自由城市,二战前,纳粹德国曾一度收回但泽,二战后,重归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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