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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吟游诗人歌唱

德意志人的诗歌,即他们吟游诗人的英雄歌谣,唤醒了曼努斯的灵魂和忒斯科(Tuiscon)的亡灵。

——丹尼尔·卡斯帕··洛亨施太因
(Daniel Casper von Lohenstein),1689

“德语的复兴者”马丁·奥皮茨(1597—1639)颇得同时代人的赏识,一些人甚至将他誉为德意志诗歌之父。当他初作诗歌时,拉丁语依然还是文学上的通用语言:在高级学校或大学里,在学者们的通信与大多数时候的对话中,以及在德意志的大多数文献中用的都是拉丁语。尽管英国拥有天才的威廉·莎士比亚,意大利有托垮托·塔索(Torquato Tasso),[1]法国有皮埃尔··龙萨(Pierre de Ronsard),[2]但德意志却没有使用德语写作的杰出作家。受缪斯眷顾的奥皮茨最初写作时用的也是新拉丁语(Neo Latin),这是当时的规范。但他很快就开始把缪斯引介到他的祖国,并开始改变她们“从来不知道如何讲德语”的事实。她们从来不说德语吗?当然要除了吟游诗人引导战士们投入战斗的塔西佗时代,而且实际上他很快就会发现,这可以一直追溯到忒斯托时代。

宙斯的九个女儿[3]与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Mnemosyne)过去曾眷顾过各地。如今,她们从赫利孔山(Mount Helicon)[4]迁徙到了莱茵河,凯尔提斯以及其他北方人文主义者无不为此感到骄傲。但他和同时代人都没有想到要教她们用德语歌唱;恰恰相反,当海因里希·贝倍尔在讨论自己的同胞对语言可叹的误用时,他用来著述和在意的语言一直是拉丁语。如今,奥皮茨这代人主张缪斯要学习德语。应该很快就会有一种比低俗的民歌和圣诗更为优越的本土文学,至少与优美的法语著作或意大利著作不相上下。将德语文学抬到这样的高度应该是轻而易举的:毕竟,德语诗歌曾在丛林中缭绕回响。塔西佗不就证实了那些古代的歌谣(carmina antiqua)吗?而且可以肯定,那些歌谣所用的都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形式”——正如17世纪中叶的一位爱好者所断言的那样(尽管塔西佗没有这样说过)。作为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德语也有历史极为悠久的诗歌传统。奥皮茨可以被同时奉为德语诗歌的复兴者和开创者:虽然他只是恢复了一种祖传的艺术,但由于这种艺术受到了长久的遗忘,故而对它的接续也就相当于重新开创。新一代的德意志作家一致认为:“英雄的语言应该再次变得精致起来”。他们创作诗歌时力图达到希腊语,特别是拉丁语中语词技艺的精致和洗练。西塞-罗和维吉尔的典范应该保留;但若要作为德语文学的轨范,他们迟早要挂冠归里。因为他们的语言——奥皮茨还不到二十岁时就如此声称——是死的语言,它那空洞的词语回响着早已逝去之人的情感。

当奥皮茨于1617年秋天宣告拉丁语死亡的时候,距三十年战争爆发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拉丁语讲得优雅得体,温文庄重。一些人可能认为,如果不是任性而为的话,一个位于上西里西亚(在今天的波兰西部)的施耐克(Schönaich)文科中学的学生竟然生动地用拉丁语声称拉丁语已死,这显得颇为讽刺。毕竟,学校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培养深谙精通、运用纯熟的拉丁语的学者。但奥皮茨并不认同。作为祖祖辈辈一直从事屠宰行当的屠夫的儿子,他表现了与其家庭传统不相称的智识兴趣和前途。在他提前入学后,他从西里西亚南部的出生地伯乐斯拉维茨(Boleslawiec)[德语:Bunzlau])迁到了比托姆(Bytom[德语:Beuthen])[5]以北的奥得河(Oder)畔。他寄身于托比亚斯·斯库特图斯(Tobias Scultetus)的府中,后者是一个人脉广泛的权贵,他因自己的学识、眼光和语言素养而广受倾慕。期间,书卷的陈年气味混杂着这个广阔世界的微风,年少的奥皮茨沉浸其中,乐此不疲,而且与他加入卡斯帕·多瑙(Caspar Dornau)的圈子一样,这段愉快的经历同样对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多瑙是新建立的施耐克文科中学的一名教师,他特别关注自己学生的修辞学素养,而且还鼓励他们分成两方来辩论一个给定的论题:他质疑道,优雅应该成为讲德语的目标吗?对许多人来说,“德语的优雅”听起来就像一种矛盾的说法。根据当时主流的语言印象,德语既不优雅也没有诗意,它只应该用来同敌人讲话,因为它听上去是如此的可怖。而高贵、凝重、优雅的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则要用来与上帝、君侯以及妇-人谈话。但是多瑙的圈子却认为,德语中有诗歌,而且体现了与母语相关的其他民族特征:纯正、英雄主义以及独特。这些内容在奥皮茨那次颇具争议的演讲中都有所提及,该陈述随后在当年以“阿里斯达克”或“论对德语的轻蔑”(Aristarchus,or:On the Contempt for the German Language)为题付梓。它不久便被视为德语诗歌的早期宣言,但这位初露头角的诗人似乎也恰恰因此而仓皇逃离了城镇。因为既有的现状不可能喜欢这位年轻人的说法。

花了两天多的时间匆匆写下的《阿里斯达克》也许是为了回应多瑙圈子中关于德语与优雅的问题,也可能在同学和老师面前作了宣讲(两个假设都是推测,但都合乎情理)。这篇文章的题目影射了荷马评论家萨摩色雷斯岛(Samothrace)的阿里斯达克,此人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以其出色而敏锐的语言学才能编订出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标准版本。这个希腊人的名字暗示了奥皮茨的革命方向:努力在德语口头表达以及更为重要的德语书写上——它们受到了不公正的轻视——做到阿里斯达克式的精确和勤勉。出于历史的视角,他巧妙地勾勒出了合乎德行的德意志过去以及它的光荣事迹——不过是抄录塔西佗的典型描述而已,但很快就把主题转到了自己祖先的语言方面,而语言并非“与他们的事迹不相称”。(言词与其祖国人民的伟大无法相匹是杰出的罗马历史学家萨鲁斯特[Sallust]著名的忧虑;奥皮茨有针对性地把一句俏皮话和他对自己祖先的赞美与他对罗马的轻蔑结合了起来。)德意志祖先自由而直率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作战时彼此告诫,……而且往往是用他们的母语来去除他们敌人的威胁,就如同闪电一般”。他们将这种方言传诸后世,并完整地保留了它的最初形式。相比之下,奥皮茨所考量的拉丁语却是衰败、腐朽、僵死的语言。在许多罗马暴君的统治下,罗马的习俗同它的语言已经走向衰颓,而这种语言“不可能比那些时代的统治者更好”。

奥皮茨抱怨道,没有多少人试图去培养这种“优美、典雅、庄重并且可以与祖国相媲美的语言”。相反,许多人假装不懂德语,因为祖国和母语同样令他们感到难堪。他声称,这种视而不见,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轻蔑,妨碍了一种本土文学的发展。德意志人没有理由-羞-于同其他的地方文学相比,毕竟,自塔西佗时代以来德意志就存在诗歌——即使在此之前没有。为了接续这种传统并且促进德语诗歌的发展,奥皮茨指明了规则,并提供了一些范例。他的文章结尾处是一条熟悉而又有所修改的按语:“当你在坚忍不拔和诚实守信方面确信比其他民族更为出类拔萃的时候,不要丢掉你那卓越典雅的语言”。

奥皮茨年轻时写的那篇文章与当时多数重要著作的论题有相通之处,不久之后,他会在另一部著作中回到德语诗歌的早期历史。面对艺术作品奇缺的现实,他承认,“[塔西佗时代的]男人和妇女都没有在艺术方面下过功夫;虽然如此,他们却把自己需要铭记的内容编入了诗歌当中”。通过深入研究塔西佗著作以及其他史料同样让他发现,他的祖先们对诗歌极为崇敬,以至于将诗人们组织成一个公会式的组织(许多巴洛克时代的作家组织成各种协会的事实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说法的吸引力)。除担当教师、监察官的德鲁伊祭司和作为祭司、预言者的吟游诗人(vates)外,他们还创制了第三个享有特殊荣誉的组织团体,而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吟唱赞美诗”。塔西佗笔下的德意志人过去曾是英雄,但现在他们也会聆听吟游诗人所吟唱的英雄歌谣。

关于诗歌——就其最宽泛的定义而言,那位罗马的历史学家曾两次提到。第一次是之前提到过的古代歌谣,“日耳曼人”借此来赞颂他们神圣的先祖。至关重要的第二次在第三章的开头,赫尔丘力士(Hercules)——希腊罗马的半神人物,对他的崇拜随着罗马帝国传到了西欧——是其叙述的中心:

他们还传说赫尔丘力士曾来到他们中间;当他们开始战斗时,在他们的英雄当中,他们首先要高唱赫尔丘力士的赞歌。他们还有其他的歌谣,他们把这种共同的歌唱称为“拔地吐”(barditus),以此来鼓舞他们的士气;而且他们单凭歌唱的声调就能预测行将开始的战役的结果。他们要是威慑敌人或者自己感到害怕,都可以从他们的歌声中有所体现。与其说这是歌唱的声音,倒不如说它像是众人表现勇气的狂吼呼啸。

这段看似不起眼的引文事实上十分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勇气与歌声之间的关系(由于拉丁语中的vox可以表达“声音”和“语词”两种含义,故后者还和“语词”有所相关),而且还提到了“拔地吐”(正如先前的引文所示,barditum是barditus的宾格形式;《日耳曼尼亚志》的某些手稿——将所叙述的内容进一步复杂化——显示为“baritum”,这极有可能是源于错误的抄写)。这段话在当时的历史、语言和诗歌论文中被频繁引用和暗射,人们几乎忽视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吟游诗人本身没有被提及。

奥皮茨极力宣传的那三个文化等级,即教师、祭司以及歌者,在古代时就有记载,但也只限于高卢人。16世纪的一些德意志学者在自身的过去中没有找到类似的情况,他们于是穷尽想象来解释这些人跨过莱茵河,定居德意志的缘由和过程。而17世纪的著述家们一旦能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发现吟游诗人,他们就可以在德意志找到这些诗人的所在。奥皮茨本人只是暗示说塔西佗证实了吟游诗人的存在;其他一些人则继续在这位罗马人的字里行间中寻找他们的踪迹。尽管塔西佗笔下的barditus——一个在其他古典拉丁文学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术语——和凯尔特词语“bard”(吟游诗人)——一个服务于贵族的职业诗人——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自奥皮茨以来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却乐此不疲地从吟诵中推断出吟诵者的存在,从barditus中推论出“bard”(吟游诗人)的存在。这在17世纪中叶的作品中特别明显,其中,那些吟游诗人被定义为“德意志人中间的歌者或诗人”,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方式,能够“通过激愤情绪来鼓舞士气”。吟游诗人被径直添加进了塔西佗提到barditus的那段话中;而这一章节的题词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种阅读方式过于引人入胜,以至于那些读者并没有在意其中的准确性。

古代德意志人十分看重诗人,甚至还将之组织起来,这是因为有人曾经说过,忒斯托/条顿本人曾通过法律的形式授予其神圣的职责,“伟大的事迹[应该]为诗歌所纪念,以便使后代子孙能够勤勉致力于同等的德行”。这位先祖——第一位王、立法者以及德语最初的讲说者——也因此而成为方言诗歌的重要支持者,而且正如塔西佗所提到的那样,通过这些诗歌,他将会得到自己后世子孙的赞颂。


[1]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晚期代表,主要作品有《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2] 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法国著名爱国诗人,是最早用法语写作的诗人之一,代表作有《颂歌集》《龙萨的情歌》《给艾兰娜的十四行诗》等。

[3] 即九位缪斯女神,由十二提坦神之一的摩涅莫辛涅与宙斯所生。

[4] 希腊山峰,亦译“埃利孔山”,该山在古典文学中是缪斯女神经常光临的地方。

[5] 波兰南部城市,属西里西亚省。1254年建制为市,1259年曾遭蒙古军队抢掠。该市历史上曾受多个政权统治,先后有波兰王国、斯拉夫人公国、波西米亚王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普鲁士王国以及德意志帝国。1945年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该市重归波兰,德裔居民遭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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