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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由豪迈的北方民族

尽管当今德意志[l'Allemagne]的情形非常不同于塔西佗在他那个时代所描绘的情形,虽然现在城市遍布而古代的“日耳曼”[l'ancienne Germanie]时期有的只是乡村,……最后,尽管“日耳曼人”[les Germains]的生活方式和衣着打扮——也因为这个原因——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德意志人,但我们必须承认,当今的德意志人仍然具有古代“日耳曼人”的禀赋和独特精神。

——让-巴蒂斯特·杜博斯(Jean Baptiste Dubos),1719

腓特烈大帝——军事强大的普鲁士国王以及18世纪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喜欢在晚膳时与他的客人交谈,话题纵贯史前及至当时经济。他在1779年冬天于布雷斯劳(Breslau)[1]逗留时亦是如此。那一次的情由很符合这位国王的品性:一场战争。当时,他正在和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的敌人——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女皇——进行和约谈判,期间,作为下西里西亚首府的布雷斯劳招待了他和他的外交随从。欧洲目睹了年轻的普鲁士的崛起,这使得那位女皇统治下的哈布斯堡王室以及许多欧洲王室和国家感到的惊异多于愉悦。由于奥地利在七年战争期间(1757—1763)没能剪掉这只普鲁士雄鹰的羽翼,两个王国便继续在松散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中——一个依然拙杂难调的地区——为争夺统治权而展开战争。如今,15年过去了,在帝国乃至欧洲范围内,绝对权力之间需要进行重新洗牌。

一天晚上,腓特烈大帝与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赫兹伯格(Ewald Friedrich von Hertzberg[1725—1795])在席间交谈起来。后者是内阁外务大臣,因其政务能力而颇受重用,亦因文化上的兴趣而得到国王的敬重。他们彼此之间都很熟悉:自从腓特烈二世慧眼识珠,看上了这位当时20岁从哈尔大学毕业的伯爵以来,他已经为他的国王尽职了35年。如今,这位讲法语的国王——他因鄙薄德语而闻名,在他看来,除了与狗说话外,德语不适合人们之间的任何交谈——用一种戏谑的口吻宣称,塔西佗拉丁语著作的德语译本在准确性以及对要义的把握上无法和法语相比。接着他又认为,哥特人的东日耳曼部落实际上来自瑞典,帕提亚人——或者像他在塔西佗的相应段落中所认定的名称:阿尔萨息王朝(Arsacid dynasty)[2]——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比日耳曼人更为可怕。这位国王——伏尔泰的一位朋友,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两种主流的最合适的代表,即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喜欢争论;因为晚膳缺乏争论的调剂,将会沉闷至极。

赫兹伯格早已学会了和而不同。他在什切青(Stetin)的高中时代就成为一个善于随机应变而且精明娴熟的作家,他于翌日给腓特烈二世呈上了“塔西佗那部关于古代德意志之名作”的两段摘要:第37章以及第41章到44章的一些摘录,其中,前者叙述了罗马在德意志失利的漫长历史,后者涉及哥特人的一些内容。此外,赫兹伯格还附加了一条法语写成的按语:

臣斗胆向陛下呈上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一节文字,臣已将之译为德文及法文。依微臣之见,德语译文之扼要明晰未必逊色于法语译文。此节文字亦说明塔西佗视古德意志人[les Germains]远高于帕提亚人与阿尔萨息人;其二,塔西佗之文本证明,其后倾覆罗马帝国之哥特人、瑞典人或汪达尔人……以及其他诸族均居于易北及维斯瓦二河之间,而今,此地之诸邦已尽皆臣服于陛下之威。谨呈此小文,望祈陛下恕罪。

大约半个小时后,国王亲笔回信说:

卿所呈塔西佗作品之译文,朕已阅毕,且无异议可言。然迻译塔西佗所述之古德意志诸般风俗并非难事;[译《编年史》则殊为不易],其以简洁明快之风格、殊简之笔墨叙绘出罗马诸帝之品性恶行……quot verba tot pondera[字字诛心]。朕愚浅无知,竟与博学如卿者论及拉丁文学,尚请见谅,朕或思之不周,卿莫介怀。

然而,对于塔西佗对日耳曼军事力量或哥特人之起源的评价,他并未以其君主身份多置一词,更没有认可那个出于阿谀奉承之意的事实,即他现在统治着具有如此辉煌之历史的一方土地和人民。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赫兹伯格将国王的不置可否视为有风度的反驳,很快他又给国王呈上了一段《编年史》的译文,这部史书是塔西佗关于罗马帝国处于暴君统治之下的病理学分析。这位国王明显不为这位历史学家作为首位暴君仇恨者的声名而有所不安,他称赞其翻译地道纯正(“Voilà du bon Allemand”),但还是对赫兹伯格揶揄了一番,认为他在译文中所使用的那个表示“范例”(“Beyspiel”)的德语单词没法取代法语中的exemple所表达的含义。然而,腓特烈大帝断定,有赫兹伯格这样的人接手母语,它的状况很快就会得到改善。

他这位才华横溢的内阁大臣确实会为德语出头;只不过,这位内阁大臣诉诸的首先是历史。1780年1月27日,也就是在这件事情过去不到一年之后,他作为普鲁士科学院的成员选择在其年度会议上更为详尽地阐述那些相同的问题。在普鲁士首都柏林举办的一次国王的庆典活动上,这位内阁大臣给布雷斯劳的晚餐送上了一份迟来的甜点。通过在科学院首次所作的8篇演讲,赫兹伯格谈论了自己高中时代以来就有的一种关切。

他演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日耳曼神话的老生常谈,但也反映了18世纪最新补充的一些说法。“日耳曼人”要比罗马人更具德行,也更为英勇。他们起源于德意志北部——赫兹伯格强调说,那里与普鲁士的领地相吻合——并且四处迁徙,终结了罗马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他们在这些废墟之上创建了主要的欧洲君主国。为了证实这些说法,这位内阁大臣征引了诸多证明日耳曼民族“最危险,也最可怕”的罗马作家,关于这种恐惧,没有人会比他通过使用自己迻译并为国王所认可的译文来征引的塔西佗表述的更为“优雅、紧凑而且真实”。而后他又间或叙述了他的德意志祖先无可超越的纯正性,而且还交织着一些在菲利普·克吕沃的《古代德意志》(人们对该著的兴致有增无减)中十分常见的说法:“考虑到其起源以及在原初语言中的名称,罗马人口中的日耳曼尼亚应该被称作条顿尼亚(Teutonia),它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唯一没有被征服的国家……自古至今延续着独立、名称和语言,因而它依旧是原来土生土长的民族”。

日耳曼民族的漫长历史以及他们对罗马行省的征服使得赫兹伯格断定:欧洲民族的摇篮不是斯堪的纳维亚,而是德意志北部。最后,他提出了一些质疑,但很快就消除了这些疑惑(一种被称为occupatio[借问]的修辞策略):这些毫无组织的游牧部落怎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首先,他反驳道,他们并非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塔西佗本人已证实,“他们也会进行农业耕垦”。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那种纯真、正直而且质朴的战士,是否有人会对那位罗马人所做的令人称道的描述感到陌生?对此,他建议道,那些质疑德意志人卓越的esprit général(法语:普遍精神)的人应该记住关于北方气候特色之优越性的新近说明。

只要这一个提醒就够了。他的听众肯定都读过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是18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1] 布雷斯劳,即今天波兰的弗罗茨瓦夫(Wroclaw)。18世纪时,腓特烈大帝用武力将该市从维也纳的特蕾莎女皇手中夺了过来,自此归属普鲁士统辖。一战结束后,该市被划归波兰,其后又经历了纳粹德国的短暂统治,二战结束后又划归波兰至今。

[2] 即帕提亚王国,中国史书称“安息”。该国位于米底以东,里海东南,公元前247年获得独立,并占领了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与罗马发生冲突,克拉苏、安敦尼的东征都以失败告终。226年为萨珊王朝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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