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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共和国

关于古代德意志人的民族议会:贵族和……平民是两个并存而又相互独立的阶层。后者是这个民族整体真正的组成部分,而且诸事都要取决于他们的同意。

——尤斯图斯·穆泽(Justus Möser),1768

在已经成为过去的帝国和尚未实现的民族国家的双重诱惑之间,德意志摇摆不定。人们可以断言:“尽管彼此相隔遥远,德意志最优秀的头脑们建立[了]某种小型共和国”。然而,在“如此众多的小邦和竞逐纷争的诸多派系”当中,“[德意志人的]祖先如何能找得到”。七年战争(1757—1763)——因其欧洲战场和北美战场而成为第一次全球性的战争——使这两种德意志亟待拯救。当时,较小的德意志邦国要么与普鲁士结盟,要么与奥地利联合,它们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战场上彼此争斗厮杀,一个跨地区的“德意志运动”应运而生,其中,出版商和小册子作家在诸如《德意志墨丘利》和《德意志文献总汇》的期刊中共同接纳了那个饱受质疑的民族。歌德和席勒用一句话总结了这种颇为悖谬的情形:“最初为学者所开创的德意志最后为政治家所终结”。另一位魏玛古典主义时期[1]的杰出学者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反思了同样的情形,他宣称,最自然的国家只有一种民族,他们秉持相同的民族品格。然而,又一个世纪过去后,这样的自然国家仍然没有在地图上出现。

这时,当前没有的仍然要在过去中得到补偿。现在继续吸引民族主义者思考的,是政府组织、宪政结构和选民。孟德斯鸠曾强调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其政治和法律框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专制暴政下所产生的就是奴性,而且在讨论北方精神时,他多次提到了蛮族的那些所谓的法律,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的日耳曼民族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体现出了“一种令人钦佩的淳朴品性”,这对孟德斯鸠来说就好像是“散发着一种古朴的气息,以及没有因生活的改变或腐化而衰颓的精神气质”。他指出,《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一项具体法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习俗——与那些蛮族法律中的一项法令之间具有相似之处:在他看来,塔西佗关于“日耳曼人”生活在四周均为空地的房屋中而不是城镇里的描述——极为巧妙地满足了孟德斯鸠的目的——与日耳曼那些针对非法擅闯和入室行窃的法令相呼应。罗马人的论著和日耳曼人的法律都表明了相同的自由精神和独立精神。

可以料想,德意志的法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随之及时做了跟进,尽管各个邦国和城市——其中的一些如此之小,以至于孟德斯鸠都嘲笑他们,说他们拥有的臣民甚至比一个苏丹的妻妾都要少——都是自立法规。就像一个破损的万花筒一样,这些各自为政的法律体系没法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约翰·休曼··托伊琛布恩([Johann Heumann von Teutschenbrunn]1711—1760)在他的《德意志法律的精神》一书中就统一的德意志精神和众多的法律之间的这种反差进行了驳斥。对于这位纽伦堡附近的艾道夫(Altdorff)大学的法学教授而言,至少过去给他提供了一种可期待的统一愿景,他称赞往昔的那些阐明法律要素的德意志立法者,那时就像一个成熟的时代,与这个民族的特点相比较而言,这样的时代却姗姗来迟。只有在罗马法破坏了那些原有的做法后才会强加一种更为久远且并不相称的成熟时代,这是必要的例外情形。

休曼对塔西佗有着历久弥新的兴趣,他也因此而成为众多殷切阅读《日耳曼尼亚志》的法律史学家之一,尽管有权威学者拒绝将《日耳曼尼亚志》视为法律文献。他们特别关注《日耳曼尼亚志》里描述的施政体系,这不仅仅是由于孟德斯鸠将之认定为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的先驱。1766年时出版的一部总共有1015页(不包括目录和索引)的法律论文集用十多页的篇幅铺陈论述了塔西佗那句十分简短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话:王由选举产生。两年后,在帝国西北部的城市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发表的一篇由两部分组成的评述也对日耳曼的施政思想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通过讨论莫泽那篇引起争议的《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以及《再论德意志民族精神》这篇啰啰唆唆的最新回应,该评论的作者和别人一同发现德意志民族是如何的难以把握,并且拒绝在贵族中找寻这个民族。但是在思考这个民族的所在和所是时,他又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设想:“早在法兰克人或撒克逊人在其先祖的土地上劳作并凭靠自己的力量捍卫这片土地的时代,当他离开自己田间的时候,也就是去了他们共同的议会——那个时代能给我们展现这样一个民族;但现在却不可能”。的确,这个自由的往昔岁月是日耳曼人的黄金时代,然而,这难道是一个由农民组成的议会所主导的时代?

尤斯图斯·穆泽([Justus Möser]1720—1794)似乎不大可能在七年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奥斯纳布吕克的政治事务中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他带着惶恐不安而不是一个学位结束了自己在耶拿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乏善可陈的学习,其后,他凭借其父亲——一名律师,并且是准入董事会的成员——的关系才获准进入法律行业。但小穆泽很快就获得了各种职位和头衔,并且——不再是自己所承认的懒虫——在财产等级决定的社会中跻身于颇具影响力的管理阶层中。奥斯纳布吕克是(现今)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城市,它早已没有什么牛桥(ox bridge),但这个城市的名字可能就是由此而来,它在当时是一个教省(ecclesiastical state)的首府,该教省相当于主教管区,但其面积却只有55平方公里。[2]18世纪60年代时,由于王侯主教(prince bishop)年幼而无法履职,整个教省无人掌理,遂由穆泽执行事实上的治权。他最终支配了该教省近30年的命运。虽然“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并且试图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如他的一位传记家朋友所写的那样,但他一直保持着对过去的好奇心。自学生时代以来,他感兴趣的就总是严谨法学之外的文学和历史;而且,在他主持政务期间,他还要抽出时间来撰写他的《奥斯纳布吕克史》。尽管这部史书的书名表明了它的地区性,但它很快就被视为“第一部用德意志人的头脑和心灵撰写的德意志历史”。

《奥斯纳布吕克史》的导言声称要打破旧习。与当时普遍流行的做法相反,它的历史叙事侧重于“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劳作的撒克逊人”,而不是皇帝、国王和诸侯。只有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民体现了民族精神。不幸的是,这将会是一段衰败零落和屈辱的历史。起初,自由的农民支配着自己的命运,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并且为他们的共同体而战斗。这种原初的自由和统治状态随后便堕落为专制独裁和悲惨的农奴制度。然而,尽管穆泽的著作旨在追溯从农民战士(听起来像是罗马人的想法)到农奴这种堕落的历史趋势,但它从来没有将这种趋势的考察延伸到13世纪:当时的审查制度妥善地将这种堕落限制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穆泽争辩说,这种黄金时代恰好可以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找到,或者说,至少他会让这种黄金时代在这本书中看起来出现过。他对塔西佗的热衷可以追溯到他的学生时代,当时,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大量的摘录和评论。如今,他在《奥斯纳布吕克史》中诉诸塔西佗来说明日耳曼国家的政治结构。正文的序言中,穆泽给出了一篇七十多页的“简短导言”,以此来介绍德意志人最古老的政治制度,其内容以全体议会为中心:没有拥有土地的普通民众的明确同意,任何立法都不能通过;在祭司的指导下,那些要发言的人以声望和口才的高下依次发言;在战争期间,首领要在最勇敢的人中间选取,一旦和平得以确保,他的权力或者他的职位就要被终止。穆泽总结道,古代的德意志人无疑是捍卫自由的艺术大师。即使人们除了知道他们的住所独立而分散之外,对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无所知,人们仍然可以领略他们宪制思想的伟大之处。但幸运的是还有很多方面为人所知,穆泽在他的脚注中援引了《日耳曼尼亚志》的一些片段,从而更为详尽地证实这个所谓的宪制。然而,当时的一位评论家很快就发现,塔西佗所写的这段话——其实是最关键的一段——也许并不具有人们所赋予的那种重要的意义。引文“ex plebe consilium et auctoritas”的意思可以是“决议和权力的产生来自人民”,这就是穆泽想要的一种解释,以此主张,民众执掌政治权力。然而,塔西佗事实上写的是:“每个法官都要从人民当中选出一百名陪审员,以便从中获得顾问和权力”。穆泽精通拉丁语,对此应该很清楚。总体而言,他对塔西佗的利用还算合理,只是他在这里想要证明自己发现共和政制的诱惑实在太大。

穆泽第二个历史假设同样基于塔西佗所提供的那些站不住脚的证据。他声称,他的祖先曾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而且只有财产持有者才能享有充分的政治参与资格。当时,这样的资格——无论是取决于资历还是取决于财产——通常被认为是必要的。但穆泽却尤为强调持有土地,因为他曾在自己的主教管区中亲眼看见那些穷苦农民的悲惨境遇,尤其是在七年战争期间(《奥斯纳布吕克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然而不幸的是,《日耳曼尼亚志》中包含有相反的说法:古代的德意志人“每年都更换土地,剩下的农田休耕”。塔西佗还详细地阐述了为什么说服他们向敌人挑战要比劝服他们“去耕种土地并等待一年的收成”更为容易,以及他们为何通常将农事都委托给他们的妻子来掌管,这些内容均不符合穆泽所描述的农民形象。然而,穆泽并不认同那些援引塔西佗和恺撒的人,他同孟德斯鸠一样,认为日耳曼人开垦的土地很少。一方面,恺撒否认日耳曼部落从事农业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塔西佗确实提到了农务耕作之事,尽管有一些相反的说法。就他讲到的每个人屋子周围都有大片空地的情形而言,怎么可能说一个人没有财产呢?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去阅读塔西佗的人来说——当时赞同日耳曼存在农业的一位评论者合乎情理地强调了这样一种才能,这位罗马的作家证实了这样一个农民阶层的存在。然而,尽管这样的解释别出心裁,但试图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找到农业经营方面的证据将依然会引起争议。

《奥斯纳布吕克史》中有一幅木刻画插图。它看起来比较传统,且颇具塔西佗式的风格,并会让人想起菲利普·克吕沃《古代德意志》(穆泽的图书室中有该书复本)书中的插图。但它也包含了一些指示农民及其财产的内容(右下角的矛应该象征着穆泽所说的“防卫”——农民在那个时候就会变成士兵来保卫他们的族群共同体)。在《奥斯纳布吕克史》的第一版中,正如这一节所引用的那句题词,贵族的决议需要得到拥有土地的那些普通民众的同意。在当时寄出的一封书信中,拒斥贵族的穆泽直言不讳地声称:“德意志的那些贵族并不属于这个民族”。尽管他在第二版中缓和了这种论调,以便将平民和贵族都囊括进来,但平民——纯朴的Volk,涉及塔西佗的一条脚注中有具体的说明——仍然是“这个民族整体”的支柱。自身并不是劳苦平民的穆泽提升了人民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因此,他促使平民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这将会导致数十年后的雅各布·格林思考如何将名词“folk”以及它的形容词“folklike”与自由联系在了一起。神圣罗马帝国之外,其他人也在他们的诗歌中高喊人民的声音。他们同样没有普通民众的经历。

插图8:尤斯图斯·穆泽《奥斯纳布吕克史》中的日耳曼农民(威德纳图书馆,哈佛学院图书馆,47528.1.10.)


[1] 魏玛古典主义时期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文学发展的顶峰时期,其古典主义理念以古希腊艺术为典范,反对大革命的激进,主张通过审美教育来培养完整和谐的个性,代表人物是歌德和席勒,他们都被邀请到了魏玛公国,共同合作了十年(1794—1805),促成了德国文学的繁荣。

[2] 当时德意志的汉诺威王国曾建立了五个新教教省,1815年奥斯布吕克被划给该王国后成为其中一个教省的首府,1903年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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