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

日耳曼（Germane）始于何方？又在何处归于沉寂？一个德意志人可会吸食烟叶？大多数人认为不行。一个德意志人可以戴手套吗？是的，但不过是用牛皮制作的……可是一个德意志人可以喝啤酒：的确，他应该作为一个真正的日耳曼尼亚子孙来喝他的啤酒，因为塔西佗明确地提到了日耳曼啤酒（cerevisia）。

——海因里希·海涅，1840

普鲁士雄鹰被法兰西的三色旗裹挟住而动弹不得，1807年11月，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一位杰出的哲学唯心主义者，同时也是科尔劳施的导师——在科学院圆形大厅发表了第一篇《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共十四篇），当时，柏林正处在法国人的占领下。人们的心绪虽然糟糕透顶，但圆形大厅中仍然人头攒动；因为他的狼藉声名本身就是一种噱头。[1]

一些听众可能很想弄明白这位赫赫有名的哲学家演讲中所说的这个德意志民族到底是什么。耶拿战役后，普鲁士已经在这位“无名者”（费希特对拿破仑的称呼）面前屈膝投降。随着莱茵诸邦被迫依附于法兰西，神圣罗马帝国也从此在地图上消失，而普鲁士则沦为一个附庸王国，这时的德意志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像是处在一个政治的真空状态之中。这种情形最有可能使一个爱国者一夜白头，据著名的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所言，[2]他就曾因此而一夜鬓白。在一个政治性民族缺失的情况下，那些民族主主义者更深一步地退回到文化领域当中，固守语言、法律以及至关重要的历史，以之作为德意志民族性（Germanness）的坚固堡垒。

费希特在其演讲中主要倡导一种民族（再）教育。他将“整个德意志民族”定义为“德语区中的每一个人”。对此，其他的一些爱国者一直都在使用这一相同的界定标准。雅各布·格林则会有所质疑：“除了我们的语言和文学外，我们德意志人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在定居于普鲁士四面楚歌的首都之前，费希特自己像许多四处奔波的爱国者一样，只是感受到了德意志，而没有真正生活于其中。费希特出生在萨克森公爵领地一个很少受命运眷顾的小镇中，他在附近的普福尔达学校毕业后，继续在图灵根的耶拿大学学习神学，而后又去了柯尼斯堡这个位于东普鲁士（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的德意志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批判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故乡。费希特的匿名著作《试评一切天启》（Critique of All Revelation）使他声名大振，并因此被任命为自己母校的哲学教授。回到耶拿大学后，他发表了《纠正公众对法国大革命的判断》（Contributions to the Correction of the Public's Judgment Concer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断头台的恐怖阴影中，当时的人们对这场革命的热情已经变得日渐冷淡，但在这部论著中，他却仍然以一名自由的坚定信徒的立场为这场大革命辩护。人们指责他是一个雅各宾主义者，一个公认的急性子，这最终使他丢掉了自己的教职（这个事情并没有遏制他轻率鲁莽的个性；他依旧与他的敌人——都是“混蛋”“恶棍”——进行尖锐刻薄的论战，他像那些搜集锡兵的人一样将自己的论敌搜集收藏起来。在经过了多年的社会动荡和个人生活的颠簸之后，他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而他的“展示柜”中则留下了诸多的论敌）。随后他便在普鲁士的柏林安了新家，1807年冬，“在每个星期日的十二点到一点”，费希特在那儿发表了“平时……针对男女公众的……一些日常演讲”。费希特认为，德意志的民族必须被唤醒。

法国军队对德意志领土的占领似乎使“德意志民族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了法国文化的威胁。费希特认为，“德意志人当中的那种德意志的民族性”在当今已经所剩无几。尽管他在论述中最为推崇的是中世纪的伟大——其战袍铠甲-撩-动了浪漫主义者的无限遐想，但他仍然看到“那种新文化的本源传承”根植于塔西佗式的过去。那位罗马作家是费希特撰述《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时的主要灵感来源。费希特想重新拾起的民族品性（他的第六次演讲对此有过历史考察）包含了人文主义者过去已经唤起的塔西佗式的经典教义：一种“诚挚的灵魂”，将自身展现为“忠诚、正直、光荣以及淳朴”。靠着这些德行，德意志人在阿米尼乌斯的领导下从罗马那里夺回了自由，一千多年后，凭借同样的美德，德意志在那些宗教改革者的带领下从罗马教会的手里争得了自由。如今，德意志人必须再一次为自由而战，更何况，挣脱法兰西之轭将会推进全人类的自由事业。

这位哲学家相信，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如果你们自行毁灭……那么，整个人类得到拯救的一切希望也就和你们一起破灭了”。这种德意志使命的观念很快便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在之前的一次系列讲演中，费希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并认为人类历史最终将走向理性统治时代。在这个勾勒整个世界的大胆规划中，他把普鲁士的战败解读为“彻底堕落的时代”中一种无可置疑的征兆。德意志人为整个人类而负罪和受难。然而，最悲苦的时刻同时也意味着一线转机；如果他们能够复兴他们的传统习俗，他们就可以将人类推向另一个新的高度。正如历史所揭示的那样，他们是一个特别的民族。与其他的日耳曼部族——费希特将这些民族与斯拉夫人那样的“新欧洲民族”区别开来——不一样的是，德意志人是唯一“居留在先祖最初居住之所”的民族。费希特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所有的日耳曼部族都混杂有其他的民族，没有任何一个部族可以声称自己血统的纯正。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德意志民族“仍然保留、发展了先祖传承下来的那种原初的语言，而［其他的日耳曼部族］则吸收了外族的语言，并且逐渐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改造了这种语言”。德意志民族和语言的原生性和本源性被用得如此之滥，以至于即使没有明确提到塔西佗，人们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据普鲁士政治家卡尔·冯·施泰因（Karl vom und zum Stein）说，[3]这些演讲“在那些有教养的人的心灵中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它们表达了那些老生常谈的民族主义论调：必须重拾德意志语言和文化的纯正性，历史乃是灵丹妙药，以及德意志人的宿命。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一个活跃的民族主义鼓动者——认同其中大部分的观点，但更为激烈，使人觉得他像一只“模样滑稽的猎犬”。当他声名狼藉、两手空空地离开中学和大学后，他发表了《德意志的民族本性》（Das deutsche Volkstum）。这部于1808年（当时，拿破仑所造成的震荡仍未消弭）写就的著述在1810年一经出版便立即受到人们的追捧。在该著中，雅恩对德意志民族性进行了精致的分析，并为回归德意志的古老传统而辩护。“我们仍然可以得到拯救”，他宣称，“但只能依靠我们自己”。通往拯救之路须以一种民族教育计划为开端，其目标就是他所谓的民族本性（Volkstum），即“一个民族具有共同的内在特征，共同的情感和生活，共同的再生力以及共同的繁殖能力”。这个新词与先前的民族精神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很快就成为民族主义潮流中四处泛滥的一个词语。

在雅恩看来，民族本性的复兴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关切，而且还需要体育。他的祖先在捕猎以及与熊搏斗时所展现出来的活力如今已经所剩无几。甚至连罗马人都羡慕他们的强健体魄，“他们的步兵……是如此的迅捷，以至于可以同骑兵并肩作战”。1811年，身\_体力行的雅恩在柏林南墙外开设了第一个体操场。这位“体操之父”（Turnvater）——这是他后来得到的名声——组织了一场民族运动。为了命名这套训练活动，他选择了另一个新词，即turnen（体操），以纪念中世纪比武中骑士的好勇之风。

雅恩的这些思想也为其他的民粹主义者所接受。他们对民族本性（Volkstum）的关注与那些试图系统地探究德意志历史的努力相关联，后者产生了大量文辑和文献汇编，比如被称为《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的系列丛编。这些学术上的旨趣和追求意在“通过关于祖国的历史知识来激发一个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并且最终会在大学中成为一门体制化的新学科，即德意志学。对于这门新学科，没有人会比雅各布·格林的贡献更大。格林作为一个爱国者成长起来，起初心系自己的出生地黑森，后来则是整个德意志。他那题材多样的著作都将关切“我们共同的祖国，并为它滋育热爱之情”。幼年丧父的格林直到中年时还对记忆中的那口黑棺无法释怀，他把心中的渴望化为工作。通过与弟弟威廉的部分合作，他搜集了许多童话、传说以及无数有关德意志神话、法律和语言的文献资料。受孟德斯鸠的影响，他相信，这些材料都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精神，而诗歌和法律则是它特殊的表达方式。

当格林陪同他的老师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教授赴巴黎之前，他就在马尔堡大学潜心浸-yin-于法学已久；他在今后整个多姿多彩的学术生涯中会多次回到有关德意志法的历史研究领域。在他去巴黎的时候——此时正值费希特在柏林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德意志法律及其研究正处于转型期。法律的研究已经从那种固有的神法、自然法或者理性法的视角转变为把法律视作一个特定的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某种意志的表达。因此，对某些学者而言，接受或改造罗马法而抛弃日耳曼习惯法不啻为一种民族的不幸（但许多其他学者发现，即便是对本土法律和外族法律的区分也是难以把握的）。拿破仑战争使得德意志自己的法律进一步成为德意志学者关注的重心；因为法国的法律法规已被引入那些被占领的地区，这使得德意志的法律——再一次——陷入生死存亡之境。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karl Friedrich Eichhorn）——与萨维尼一道推动了新兴的历史法学研究——在其1808年出版的划时代著作《德意志法律与宪制史》（History of German Law and Constitution）的前言中宣称，也许，在当前的大变局中，“将人们的目光转向过去并认识我们自身固有的那种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他们多通过阅读塔西佗的著作来致力于这样的了解和认识。而后者在整个19世纪都或多或少地流传于志在重新发现（有时则是重新制定）日耳曼法律的人们当中，尽管对于像“宗族”（“clan”）或者“放逐”（“outlawry”）这样基本的日耳曼法律概念，《日耳曼尼亚志》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的相关信息。雅各布·格林在自己的法学研究中只把《日耳曼尼亚志》当作众多史料当中的一种，但鉴于这部著作对德意志民族的过去所作的整体性描述，他还是在自己的著作中充分利用了这本书，甚至还编订了自己的拉丁文版本。因为正是这部“来自罗马的不朽著作照亮了德意志过去的黎明之光，而引来其他诸族羡慕的也正是我们过去的岁月”。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德意志人自己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往昔的荣耀；他们缺少适当的历史教育。费希特曾急切地要求人们能够撰写一部德意志历史，使之成为一部“民族读本和大众读本，就像圣经一样”，并且以此来“弘扬民族精神”。弗里德里希·科尔劳施——刚从学校毕业就被一位丹麦特使聘为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就曾听过这位声名卓著的哲学家所办的那些讲座，他深刻敏锐的思想和流畅清晰的表述没有使他失望。当时，科尔劳施参加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每逢周日就在那位哲学家的家中进行争论探讨，也就在这个时候，科尔劳施认识了费希特。两人相互敬重，往来也日渐密切。数年后，科尔劳施受聘于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的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学院，期间，他撰写了一部符合费希特要求的民族历史通俗读物。

19世纪期间，德意志各邦最终承担了教育青年的责任。科尔劳施不仅改革了汉诺威王国和普鲁士王国的学校体制，而且还开设了历史课程，此外，他还编撰了《德意志历史：学校和家庭读本》（German History for School and Home），该书第一卷出版于1816年，当时，欧洲战场弥漫的硝烟在拿破仑战败后正逐渐散去。一位读者写道，这个通俗读本满足了一种“迫切的需求”，施泰因男爵（Baron von Stein）以及格奈泽瑙元帅（Field Marshal Gneisenau）[4]同样这么认为；普鲁士枢密院顾问以及那些历史学教授们也都对这本书送上了“赞誉之词”，认为这是“在滑铁卢取得的最新胜利”。对这部读本的青睐持续了很久：它在近60年后的1875年印行了第十六个版本。甚至还出现了一个英语译本和一个德语原版的删节本，删节本于1822年出版，并且在70多年后出到了第十五版。从德意志西南部的巴伐利亚到东北部的普鲁士，人们都将科尔劳施所编撰的那个读本视为叙述德意志历史的绝无仅有之作。即便它在19世纪70年代被取代后，那些高等学校的指导教师仍然会把它作为“家庭自学”的推荐读物。这本家喻户晓的德意志历史读本正是费希特渴望看到的那种著作，尽管存在着许多的错误和缺陷，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大众对于德意志历史的认识和看法。

这部读本的前言作于1816年4月，此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已经解体了十年之久，而一年之前就是滑铁卢战役，该序言主张反思、重审德意志过去的各种价值，并以此来建设未来。科尔劳施认为，除了宗教，没有任何学科可以提供比历史更好的指导。他承认，鼓动爱国热情至少在某些时候要比历史的准确性更为重要，这使得他把那些颇成问题的历史细节也写入书中。在他开始撰写德意志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前，也就是“从远古时代到486年时克洛维率领下的法兰克人征服”前，他再现了“诸罗马人”（虽则只有一位罗马人）曾经留下的印象：“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无论何时，我们的部族都将永远作为一面德行与荣耀之镜而成为永恒的典范（Nacheiferung）”。这节将近三十页的内容均以《日耳曼尼亚志》为基础，但大部分属于意译，只有某些地方为直译。因“对那些质朴风习感同身受”，塔西佗赐予他们这本“极其宝贵的著作……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荣誉殿堂”。通过科尔劳施的这部书，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父母都走进了这个民族主义的神圣殿堂，对之加以崇奉、冥思，最后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在科尔劳施的历史中，“古代德意志人生活的”朴实、剽悍与诚挚之风就和意大利与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从《日耳曼尼亚志》当中所理解的一样。随后的历史回顾乍一看似乎同样紧紧依循于传统说法：“我们的祖国将自己的自由归功于条顿堡森林中取得的那个伟大的胜利，我们作为那些种族的后裔，要为流淌在我们血管里的那种纯洁的德意志血统，以及我们所说的那种纯正的语言而感激那次胜利。”但仔细审视，便会发现其中的新颖之处：与16世纪的海因里希·贝倍尔一样，科尔劳施觉得日耳曼祖先的血统在他的脉搏里跳动；就像巴洛克时代的尤斯图斯·格奥尔格·肖特利乌斯一样，他将纯正德语的捍卫归功于他的祖先。但与二者不同的是，他强调血统的纯洁性。在《德意志历史》读本的其他地方，科尔劳施将“日耳曼人”（Germanen）描绘为“一个古老的、纯粹的、单一的原始种族”，并将他们比作“从一种纯净的种子生长出来的同类植物”，使他们免于“腐化”。由此，科尔劳施便把种族概念移植到了塔西佗的文本之中。但问题在于，这位历史学者和教师是从哪儿获取的这些概念？

[1] 1798年，费希特担任《哲学杂志》责任编辑，期间收到了一篇宗教怀疑论的稿子，费希特虽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仍然将该文刊出，后来有人便因此而攻击他是个无神论者，迫使他离开耶拿迁居柏林。

[2]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1778—1852）：德国爱国主义者、教育家，被称为“体操之父”，也是政治体育的创始人。他倡导身\_体和道德健康，组织户外体操场，以训练体操为名培养德意志民族精神。

[3] 卡尔·冯·施泰因（1757—1831）：通常称施泰因男爵，普鲁士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家和改革者。1807年，即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遭到惨败后，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首相。施泰因上任后，立即推行了以废除农奴制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即历史上著名的普鲁士改革。

[4] 格奈泽瑙（1760—1831）：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改革家，滑铁卢战争的胜利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