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上台之前”的种族运动
这种版本的《日耳曼尼亚志》尽管主要是用来教学，……但其目的却是服务于所有……仍然对古代典籍，特别是对这部关于我们民族本性（Volkstum）的最有价值的文献留有兴趣的人。
——爱德华·伍尔夫（Eduard Wolff），
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1895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既让人欢欣鼓舞，但也让人感到了遗憾：终于有了一个德意志国家，但这个国家却让人感觉远远没有囊括整个民族。有太多说德语的人生活在帝国领土之外。许多自发组成的政治社团形成了一个“社会力量的次级体系”，其中，种族主义（völkisch）者——大部分为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扮演着一种喧闹吵嚷而又通常粗野不堪的角色。他们通过“强调啤酒”（“beer emphasis”）而鼓噪起来（借用托马斯·曼的措辞），为了那个亦真亦幻的民族目标凝聚于那些民族符号的背后。他们加入了一些重要的组织，比如1891年成立的泛德联盟（Alldeutscher Verband），1912年成立的日耳曼共济会（Germanenorden），以及无数其他的社团、体操协会、射击俱乐部、学生社团和青年组织。当时常用一句俏皮话问道：“三个德意志人意味着什么？”答案是：“一个Verein［社团］”。
这个分散、杂乱而不成体系的运动被一个共同的意识理念凝聚起来。在19世纪后期，为了语言的纯正性，德语引进了völkisch（种族主义的）这个形容词来取代“National”，该词将Volk作为这种意识理念的核心（这个独特的形容词词尾 isch有着“过度的”含义，而对于一些作家来说，völkisch听起来总是觉得有贬义）。该运动的意识理念是由先前的各种民族主义的努力所构成，并通过诸如《铁锤》（The Hammer）和《海姆达尔》（Heimdall）（其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前缀表示的意思是“家”，其卷首语以如尼文字的形式印行）这样的期刊以及各种小册子和书籍传播。关于德意志人民族本性（Volkstum）的一种方案曾在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的精神中得到具体的说明，即“通过保持［德意志］种族的纯洁，依靠对青年监管、教育体制、语言、文字和法律的影响并通过珍惜德意志的文化和精神”，这种“民族本性”将会得到加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为德意志人意味着要再一次成为日耳曼人。
然而，这种浪漫主义化的过去在世纪之交弥漫着一种对现代性的恐惧，这种恐惧表现为对于城市的厌恶、对知识分子的猜忌以及对农民生活的热爱。这种伪科学带着它的亲日耳曼的、反犹的种族主义倾向蓬勃发展。那些völkisch（种族主义）者幻想着，雅利安—日耳曼种族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可以在解剖学上同样得到证明。雅利安面貌的德意志人据说是被塔西佗描述为“血统完全纯洁”的那个民族的后裔，为了证明日耳曼人的外貌与才能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对自己进行了测量，尤其是他们的颅骨，人们投注了大量的热情来进行这种研究调查，但却成果阙如。尽管如此，种族的纯洁性仍然成为这种种族主义（völkisch）运动的一个重大议题。日耳曼共济会的一份招募传单曾带着乡愁唤起“塔西佗仍然将古德意志人说成是种族纯洁”的那些年代，启示般地警告说，那种“金发碧眼的英雄种族”正在濒临灭绝。在他们关于“日耳曼人”的启示中，他们呼吁系统“Wiederhochzüchtung”（培育过去的那种优良品种）。该组织想要通过仅仅允许北欧男性和女性入会——其入会申请必须说明他们头发、眼睛以及肤色——来开始进行这种“培育”。印在《铁锤》中的那些独身者的广告也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其中，一个北欧外貌的男性一般要找有着一样面貌的女性。
插图12：《泛德意志报》报头的日耳曼战士。（研究图书馆中心， MF10155.）
对种族纯洁的关注辅之以纯洁德意志文化和语言的努力：“我们的国民（Volk）必须保留它的日耳曼特性。”在1900年初出版的《泛德意志报》(Alldeutsche Blätter)报头上，一位日耳曼武士从容地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其外貌与性格与克吕沃的《古代德意志》所描绘的祖先形象几乎没有什么不同。völkisch（种族主义的）宣传充满了海洋的隐喻——例如，德意志文化“泛滥着”外来元素——其追随者喜欢扮演他们日耳曼祖先的角色。成立于1885年的德语协会提出要“培养德语的真正精神和独特本质……并培养对这种语言之纯正、准确明晰和优美的感受”。（其方案可能是因袭于17世纪那些几乎不关心清除外来词汇的语言协会）以这种纯正性的名义，种族主义的（völkisch）这一词汇排除了诸如考古学（Archäologie）这样的外来词语，并使用基础科学（Spatenwissenschaft）来取而代之。
这种基础科学还被纳进了种族主义的（völkisch）努力当中。古斯塔夫·科西纳（Gustaf Kossinna）是当时成果最多也最具创造力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柏林大学的一名教授，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日耳曼人”在青铜时代曾经有过一段技术发达、文化精致的时期。他们将文化带到了原始而贫瘠的地中海地区，那里的统治精英一直是北欧种族——这是“第一次”印度-日耳曼人迁徙的一个结果。科西纳觉得对野蛮的责难非常可笑，“日耳曼血统复兴了”罗马帝国，并且文化在德意志继续得到传播。仰慕“日耳曼人”的塔西佗关于他们嗜酒的癖性所作的叙述需要重新审视，因为“一个酗酒的民族不可能一直成为一个英雄的民族，［而且毫无疑问］，‘日耳曼人’就是英雄”。作为几个种族主义组织的成员，科西纳推广了新建立的史前学科领域所产生的成果，该学科——正如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德意志史前史》（German Prehistory）的书名中所宣称的那样——应该被视为“一门极其重要的民族学科”。对于曾经牢牢吸引了帝国公众之关注的“日耳曼人”，科西纳的研究贡献卓著，甚至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这些成果在不少地方激发了想象力，比如古斯塔夫·弗莱塔克（Gustav Freytag）的历史小说《祖先》（The Ancestors），卡尔·西奥多·冯·皮洛蒂（Carl Theodor von Piloty）的《日耳曼胜利中的图斯内尔达》（Thusnelda at the Triumph of Germanicus）这样的巨型油画，以及无数关于史前史的演讲、期刊和大众读物。此外，它们还在威廉二世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一部文本中起到了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
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是世纪之交前后拜罗伊特圈子中最为突出的成员，同时也是种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知识界领袖。似乎可以肯定，当张伯伦于1855年9月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富有的名门贵族中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样一种结果。张伯伦在英国从来没有家的感觉，并且与他的大多数亲人关系一直不太融洽。一俟他的苏格兰母亲去世，他就被送到了凡尔赛，同他的亲戚一起度过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又遵从父亲的意愿，进入了一所英国的寄宿制学校。这是一段可怕的经历。他这个年轻而又自负的英国佬遭遇到了他后来提到过的“拳头规则”；而他在椅子靠着的墙角独自玩耍的习惯似乎并没有对这种状况有所改善。张伯伦即使曾有过任何归属感，也在这期间失去了。由于常常生病，他的兄弟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P.L.O.（小可怜），而他在十四岁时就出现了第一次精神崩溃。随后的崩溃接踵而至，从而使得正常的工作生活不再可能。第一次危机过后，他花了十年游历了欧洲，期间，他首次造访了德国。正是这里，将会给他提供一个家。“我生命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迁就是走向Deutschtum。我将自己附着于德意志的体系之上……而它的中心则屹立着理查德·瓦格纳。”他最终与瓦格纳的小女儿结了婚，并且搬到了拜罗伊特。
弗里德里希·布鲁克曼（Friedrich Bruckmann）是张伯伦在慕尼黑的出版商，他感受到了19世纪即将逝去时，公众对于界定评价以及重新定位这个世纪的渴望。他向他的作者询问，他是否会总结一下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张伯伦十分乐意，并且很快就起草了一份由三部分组成的提纲。第一部分是他的看家本领，即记录从古代到1800年的历史中重大的文化进展。接下来他打算通过征引政治、社会、科学、文化以及其他值得一提的成就来环顾19世纪的整个世局。最后一部分将会通过对比之前的世纪来评估19世纪。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跨度很难完成，张伯伦从来没有写完第一部分，尽管他一直为未完成的部分搜集材料。他所完成的那部分内容将会成为《十九世纪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他从1896年2月开始动笔，一直写到1898年的秋天，期间，他以一种与这部著作的野心相应的狂热，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日早上向上帝祈求指引后，他便花一些时间到自己藏书丰富的图书室中翻阅书卷，以便寻找合适的引用材料（很少考虑它们的语境），然后将之安排在大而无当的论证中，其中充满了自相矛盾和错误。他在写给自己姑姑的一封信中把自己所使用的这种逻辑展露无遗，他在信中说他已经浪费了一次投资的机会，如今正享有其他投资者给予的信任。这部著作增加到了1200页。一位和者寥寥的评论家不无恰当地将之咒骂为“一个酩酊大醉的制皮匠暴饮暴食后打的嗝”，但它在大多数人那里却广受好评。该著于1899年出版，到1944年时已经发行了30多个版本，其中还包括捷克语、英语和法语的全译本，以及匈牙利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的节译本。在众多的读者当中，皇帝威廉二世对此书的着迷引起了帝国内外那些审慎而清醒的观察家们的忧虑。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清醒的时代。
张伯伦预见到了种族纯洁性的历史意义。他解释说，罗马边墙（limes）的崩溃是由于“种族和民族的混乱”主宰了帝国。幸运的是，日耳曼诸部族从北方席卷而入，接续了罗马的统治。他们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血统和精神的合法继承者”，因为他们同属一个雅利安—日耳曼族系。假如不是这些北方的“蛮族”，印欧种族可能就会惨遭灭绝，因为亚洲和非洲的“奴隶”坐在了罗马的王座之上（张伯伦是在暗示那些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罗马后期皇帝），而犹太人则利用他们自己的学问来渗透和污染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来自北方的光（Ex septentrione lux）：来自北方的光给罗马的断壁残垣带来了希望。
从罗马的废墟中重生的印欧人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在张伯伦看来，“日耳曼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最终也造就了19世纪的欧洲）：他们建立了国家，并通过他们技术上的发明推动了人类的发展，他们还凭借他们的艺术升华了人类的精神，以致使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与它的日耳曼血统的纯正成正比。通过巧妙地运用既有的那种具有神秘色彩的语言，张伯伦直言不讳地声称：日耳曼（Germane）“是我们文化的灵魂”。他十分坦然地承认，当日耳曼诸族走进历史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用一个单一的名称来称呼他们自己。他让一个“外来者”看到日耳曼诸部族的多样性中存在的种族一体性，即“繁枝丛生”之下的“强壮树干”，并以一种名字来称呼他们。张伯伦又补充说，塔西佗已经意识到“那些人都具有相同的体格特征”，从这种“正确的经验性基础”出发，他得出了另一个“直觉上正确的洞见”，即“日耳曼各个部族的血统并没有因与外族通婚而受到玷\_污，他们从远古时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独特、纯粹且只与自己相似的民族”。尽管他的“日耳曼人”不仅仅是塔西佗所提到的“日耳曼人”，而且还包括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但他仍然决定保留塔西佗的名词来指称他们所有的部族。张伯伦最后阐述了将“日耳曼人”区别于所有其他民族的两种品质，而这些品质自15世纪以来就一直以塔西佗的叙述为基础：“自由和忠诚是日耳曼特质的两个根底，或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引领日耳曼上升的双翼”。
在《十九世纪的基础》中，历史展现为种族之间的冲突。对张伯伦而言，罗马的覆亡意味着真正的历史开端，其他过往的一切都只是序曲。因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冲突的戏剧开始了，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这两个势力——日耳曼人和犹太人——时而友好，时而敌对，但始终是彼此相异的力量”。“生活方式与欧洲所有种族相对立”的犹太人在欧洲是典型的异己元素。张伯伦假定犹太人避免了种族混杂，“这个种族已经树立了他们血统纯洁的指导原则”。他们在保护自己种族的同时，也把他们自己的女儿嫁到了非犹太人的家庭，并且用他们自己的文化来改变印欧文化。这便使得日耳曼人的生活与文化在20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处在了生死存亡的险境之中。
在《十九世纪的基础》第四版的序言里，张伯伦回应了人们的批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指责他剽窃了戈宾诺的作品。他在《拜罗伊特报》上见到了戈宾诺的作品，但直到1893年左右，他才在科西玛的建议下开始对《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进行细致的研究。尽管他认为剽窃的指控很可笑，但他确实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就像这位法国人一样，他也笃信种族的分殊，种族决定天赋，各个种族是“实实在在的［eigentlichen］历史个体”。他和戈宾诺一样都把日耳曼民族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大多数时候都称他们为“日耳曼人”，但也会使用雅利安、印度-日耳曼以及其他一些名称（精准不是他的强项，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上）。张伯伦并没有在优秀种族和鄙劣种族间作出区分，而只是建议区分“那些体格上和道德上的日耳曼人和那些并非如此的人”。但与戈宾诺不同的是，他拒绝假设那种无可避免的衰落。尽管《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的作者找到了雅利安—日耳曼种族的起源，但他却哀叹其随时间而逝的衰败和无可避免的灭亡，而《十九世纪的基础》的作者却对未来更为关心：“如果事实证明过去从来没有雅利安种族，我们也会渴望它会在将来出现。对那些实干者来说，这是最基本的立场。”张伯伦笃信进化论，并迷失于植物学和动物学之中——这些领域是他在与自己的德国教师奥托·坤泽（Otto Kunze）学习时就开始热衷的学科，以便说明两个基本的观点。通过借用果树作比较，张伯伦断言，一个高贵的种族是一个循序进化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可以开始于任何给定的时刻。为了阐明他的“种族”概念，并证明自己的主张，即这个概念可以被直观地理解，他将狗和马作为自己的设想：谁不能够几乎本能地将纯种马、狗和其余的杂种区分开来？“没有偏见的一瞥会像一缕阳光般照亮真理。”在这样的真理之光中，张伯伦能够看到在塔西佗时代那样纯洁的未来的“日耳曼人”。
张伯伦将历史与种族主义运动中所有重要的意识理念主题糅合了起来：种族主义者、反犹、泛日耳曼。他对《日耳曼尼亚志》的利用也颇为典型。作为“德意志基本著作”当中的第一部作品，塔西佗的文本在种族主义的阅读书目上占有突出地位，它被要求用来证实数世纪以来关于雅利安—日耳曼种族的大多数观点：它的纯洁、容貌，它那所谓的农民的生活方式、习俗以及尤为重要的品性特征（Gesittung）。为了“阐明过去，解释现在，揭示未来”，大量的翻译、改编和评论将这本书呈现给了德意志的公众，就像路德维希·维泽（Ludwig Wilser）——一名对种族主义作品情有独钟的医生——在他那流传广泛且经常重印的《日耳曼尼亚志》版本中所说的那样。对普罗米修斯式的战士——他们在“作战武器上的优势正如同他们在精神上的优势”，而他们那种“重新焕发活力并振兴”其他民族的血统同样出类拔萃——满含赞誉之情的张伯伦充分体现了那种使虚构的日耳曼往昔得到接受的热情。这种热情也使得一些人渴望回到一种日耳曼的宗教，然而他们却在宗教隐喻和宗教比较中发现了更为普遍的表达。《日耳曼人的圣经》（Bible for Germanen）的编撰者们将他们的作品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的一种补充来推荐给他们的读者；其中就包含有《日耳曼尼亚志》，而且被作为首要的“圣经”。
批评这些一厢情愿的观点的人可谓时运不济。爱德华·诺登（Eduard Norden）——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称之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拉丁语学者”——曾告诫人们不要把《日耳曼尼亚志》简单地理解为展现了德意志人的过去。在一部作为优秀的拉丁文学论著而赢得瓦拉瑞基金会奖（the Fondazione Vallauri prize）[1]的大部头著作中，诺登在希腊和罗马人对埃及人和西徐亚人（Scythians）[2]等其他各种民族的描述中发现了许多所谓的日耳曼人的属性特征。塔西佗将这些“游荡的主题”赋予“日耳曼人”似乎是因为，这些主题符合罗马人所认为的那种野蛮民族的状况。诺登的发现让人对《日耳曼尼亚志》的历史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作者自己也承认，对于那些热心于德意志（史前）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特别不愉快”的结果。某些疯狂的读者确实不高兴。那些半吊子的种族主义者对这位博学而勤勉的学者横加指责，说他伪造了其中的一些相似之处。爆发的抗议风潮迫使诺登觉得有必要在这部著作的第二版中寻求某种模糊性的处理，将塔西佗的文本仍然当作“首要的史料来源”，以便安抚他的读者。诺登已经意识到，那些自欺欺人的人所秉持的信念并没有被动摇。
诺登的书出版于1920年，此时德国正处于战后的焦虑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经历迫使德国人不得不去判断他们是否能够“强大到足以重获新生”，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导致种族主义运动在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中死灰复燃。随后的图勒协会（the Thule Society）在遍布全国的日耳曼共济会的支持下于慕尼黑成立。该组织仅仅图谋了五年的政治活动后便归于沉寂；但纳粹在1933年掌握政权后不久，该协会的前领导人——见风使舵的泽鲍滕多夫男爵（Baron von Sebottendorff）——就立即发表了那本名为《希特勒上台之前》（Before Hitler Came）的著作。该书在序言中声称：“图勒协会的成员是希特勒最初所倚赖的群体”。在该协会和NSDAP[3]之间存在着一些具体的个人联系和纲领性联系——希特勒纳粹党党徽的最终版本似乎就是来自该协会的会标；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发源于任何具体的组织，也不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
“日耳曼人”（Germane）自19世纪初以来就在德意志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大多数特点和成就在他于几百年前出现时即已为人所熟知，但高贵的纯正血统除外。通过在德意志帝国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注意力，他凭借拯救的许诺稳固地屹立于种族主义意识理念的中心。他曾从塔西佗的著作那里——日耳曼圣经的第一文本——得到了充分的唤启。正如魏玛共和国初期围绕爱德华·诺登所发生的事情所揭示的那样，《日耳曼尼亚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在众人之中启发了一个登上国家社会主义机器最高层的人：第三帝国第二号权势人物，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
[1] 由都灵科学院设立。
[2] 具有伊朗血统的一支游牧民族，约公元前7—前3世纪定居于乌克兰大草原，曾与亚述、巴比伦、波斯和马其顿等发生过冲突。如今所知的西徐亚人的历史大多来自希罗多德的记述。
[3] 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缩写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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