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一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圣经
我们不仅相信塔西佗笔下的那种日耳曼种族的土著性，而且还相信塔西佗赋予该种族本身的所有人类学特征。
——汉斯·瑙曼教授（Professor Hans Naumann），1934
一位外国记者见证了那个“偌大的教堂内令人窒息的沉默”。当慕尼黑和弗莱辛的枢机大主教米歇尔·冯·福尔哈贝尔（Michael von Faulhaber）登上慕尼黑的圣米歇尔教堂发表他的新年致辞时，他不仅得到了听众的高度关注，而且还吸引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新组建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也在不安地听着这份致辞。这是1933年12月31日。魏玛共和国已死，但它的掘墓人还未稳握大权，因而，这位枢机主教使他们感到十分不安。圣米歇尔教堂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教堂，先前的降临节周末证明这座教堂实在太小，没法容纳所有想要参加的人，因此福尔哈贝尔便借助扬声器将自己的讲道转达给另外两座教堂，这两座教堂同样座无虚席。凭借“在《旧约》先知的火热熔炉中铸就”的滔滔辩才，福尔哈贝尔讨论了那些不合时宜的问题。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纲领当中的一项条款（第24条）把《旧约》谴责为破坏“日耳曼种族正直感和道德感”的罪犯，但他还是提到了《旧约》的价值。而且，他虽然谨慎斟酌着自己的言论，但用帝国保安部（SD）[1]的话说，他“本应该”预见到，赞美以色列人民展现了最崇高的宗教价值会使一些人大为恼火，当然，这也会取悦许多其他的人。朱利乌斯·舒豪夫（Julius Schulhoff）这位德国犹太人就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这位主教的谢意，并希望上帝能够增强主教“不可思议的勇气”。米歇尔·冯·福尔哈贝尔在新年前夕的第五次讲道上再一次展现了他的勇气；许多星期后，他会更加需要这样的勇气。
这一年最后一天所讲的话题是“基督教和日耳曼民族性”（Christentum und Germanentum）。[2]这位大主教担心有“一场致力于建立一种北欧宗教或日耳曼宗教的运动”。基督教的价值遭到了人们的质疑。然而，谁还会对基督教之前的日耳曼人的生存作一番审视，并对他们置以怀疑？为了解释他的困惑，这位主教继而将尘封的日耳曼野蛮形象从450年的沉睡中唤醒：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对野蛮的日耳曼人的描绘同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在15世纪的重要著作中的描述如出一辙。就像他的这位先辈一样，福尔哈贝尔同样使用了“一种篇幅短小但却极具价值的史料”，并借助该史料来为他的会众描绘出一幅充满多神教、人祭以及“野蛮迷信”的可怕景象。他批评那种负有原始“仇杀义务”的前基督徒战士的生活，并谴责他们“众所周知的懒散，嗜酒成性”，纵饮狂欢以及“对赌博的狂热”。可以列举的缺点很多，而且都可以用塔西佗的文本来证明。在福尔哈贝尔看来，那些令人钦佩且正式被提及的品质——忠贞、好客以及婚姻忠诚——几乎没有改善“那些前基督教时代真正的德意志人”没有文明的整体印象。正是基督教才把文明带到了这些异教的穷乡僻壤；更重要的是，许多日耳曼部族——塔西佗列举了15个——首先并且只有在共同的信仰之下才被整合为一个民族。这位主教挑衅似地总结说，德意志民族应将它的文明和自身的存在归功于基督教。质疑它的优点和价值是毫无根据的。
帝国保安部的一份机密备忘录声称，这五次讲道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其中的新年致辞。国内外媒体——包括《巴伐利亚州报》（Bayerische Staatszeitung）、《纽约时报》、《时报》（［Le Temps］巴黎）以及《劳工报》（［Il Lavoro］日内瓦）——都对此进行了报道。而各个年龄和阶层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则在诸如《日耳曼尼亚》《人民与种族》《先锋》等期刊中驳斥、诋毁并攻击这篇致辞。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罪行”，而致辞者则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个明确而且绝对的敌人”。该政权的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对这位主教大加谴责，认为他“严重侮辱了第三帝国中正在进行的自我反思”。他还威胁说，德国人民将不会“默然接受如此的言论”。纳粹对此毫不容忍，他们于1月27日晚间采取了暴力的方式，开枪射击了主教家中的卧室，但无人伤亡。那本辑录讲道辞的书也遭到了他们的焚毁。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以古代‘日耳曼人’的战斗激\_情”试图去破坏该书的发行。就像1933年5月燃起的那场映红贝倍尔广场的焚书焰火一样，他们在一次游行活动中将之纵火焚烧（但无济于事：该书已售出了至少15万册，而且还被译成了11种语言）。有一幅漫画令人不安地暗示，类似的命运可能会降临到该书的作者身上。尽管一些批评家会偶尔冒险进行理性论争，但总体而言的反应——正如那位大主教的那句苦笑之言——却是“把当代文化的精致繁复说成是一种很不讨人喜欢的东西”。当大主教揭露了那种野蛮人的过去时，野蛮就崭露于现在。
然而，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样的行为是对某种狂妄挑战的有力回应。新年致辞轻蔑地描绘了日耳曼人的过去。因此，它被某些人认为是一纸“战争声明”，径直打到了他们的脸上，在他们看来，1933年的政权更迭意味着“某种对德意志文化和智识史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看重日耳曼的元素”。日耳曼种族在青铜时代就具有所谓的高等文化，其“永恒的价值”立足于艰苦朴素的农民生活方式之中，而且其神话般地孕育于土地中的那种血统的纯洁性（Blut und Boden）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日耳曼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时代许诺要回归古老的时代：那些追随者不会被带到“未知的新海岸”；相反，新近的北欧劲风会把他们带回到“那个最终意义上的家”，回到那个永恒的、无所不在的、乌托邦式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en）。在第三帝国，《日耳曼尼亚志》这部罗马的虚构之作成为纳粹德国勾勒现实的一幅蓝图，并启发了政治和法律，而“古老的雅利安农民血液”则被认为流淌于塔西佗的血脉之中。福尔哈贝尔因抨击了这个令人崇敬的过去以及那部神圣的文本而犯下了一项“重”（“cardinal”）罪。纳粹党人坚持认为《日耳曼尼亚志》是一部“每一个有思想的德国人都应该拥有的圣经，因为这本由罗马的爱国者所写的小册子叙述了我们祖先引以为豪的卓越品性”。而种族的纯洁性和那种视死如归的忠诚则是其中最重要的诫命。
[1] 帝国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是党卫队属下的一个情报机关，1932年成立，是纳粹党的第一个情报机关，与盖世太保关系密切，与冲锋队相互竞争，主要工作是找出并清除不利于纳粹党的敌人。
[2] 用“日耳曼民族性”（“Germanicness”）来译“Germanentum”，就像以“德意志民族性”（“Germanness”）来译“Deutsch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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