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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革命

只要一个民族谨记自己的过去以及他们祖先的伟大,这个民族就会幸福地生活在当下和未来。

——海因里希·希姆莱,1943

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机器是一个妒忌和猜疑的体制,这一体制由对权力的共同渴望来注入能量,并由看似“柔弱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来维持。它在其领导人和各级厅署、部门和单位之间架构了某种制衡机制,其中许多机构都各自拟定和安排它们自己的任务规划。不过,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一个狂热的纳粹元老,后来被称为残暴的“波兰屠夫”[1]——在二战结束后却夸大了这种多样性,他作证说,有多少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国家社会主义。即使纳粹的意识形态标准有时会略有损益,但其意识形态的核心——就好比镶有白边的那个熟悉的纳粹党黑色党徽卍——仍然清晰可辨。在希特勒之外,还有一套官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世界观:它包括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此外还伴随有反犹主义和一种粗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日耳曼革命”作为标题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的一份早期文稿当中出现过。后来的更改则表明了希特勒对日耳曼神话的普遍痴迷的一种矛盾态度。在面对像他的助手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将自己的党卫队设想为某种日耳曼时代的先锋队,他期望通过把他的元首视为“伟大的日耳曼帝国领袖”来达到这样一个时代——这样的狂热者时,他有时会提出批评,有时会表现出轻蔑,但大多数时候是与之保持距离。希特勒已经在《我的奋斗》中把自己与那些“狂热倾慕日耳曼英雄主义、朦胧的史前时期、石斧、长矛和盾牌的……学者们”区别开来;而且在多年以后的一次晚宴上,作为元首的希特勒清醒地承认说:“在我们的祖先还在生产石槽和陶罐的时代,希腊人已经在建设雅典卫城”。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听到纳粹党元首说出这样的话会非常不满,这种情绪事实上与福尔哈贝尔说出这些话时所引起的反感没有什么分别。因为这位意识形态理论家将他的元首尊崇为日耳曼统帅赫尔曼和萨克森维杜金德(Widukind)——查理曼的主要对手——的继承者,要为日耳曼民族的自由和繁荣而奋斗。

幸运的是,不论希特勒个人关于须发浓密的野蛮人——优雅精致的希腊人在营造神庙时,这些野蛮人还在用手抓东西吃——持什么样的看法,他的公众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同日耳曼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在政治活动中,这位“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日耳曼领袖”——正如他从1940年起被冠以的称呼——知道要播放什么样的进行曲,也知道如何去鼓动那种日耳曼激\_情。在保罗··兴登堡(Paul von Hindengurg)的葬礼上——此时,这位第二任总统连同他曾任职的共和国一起被埋葬于地下,希特勒作为前者事实上的继承者,以祝福他可以安全地进入日耳曼中的圣殿来结束他的悼词,“逝去的将军,如今进入了瓦尔哈拉[2](Valhalla)”。同年,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3]的一次集会上,希特勒公开宣称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要“因[他们的]祖先而感到尴尬”;毕竟,他说,他们“在罗马建立的一千年前就曾有过一段高等文化时期”。尽管希特勒对希姆莱的神秘激\_情极为不满,而且还在希姆莱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党卫军的意识形态大加嘲讽,但两人仍然共同设想着能在未来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国家”,其首都会被定名为日耳曼尼亚。

在希特勒的观念中,国家社会主义将会是“一场人民的运动,而不是一种教派活动”。然而,日耳曼民族性却被这一运动中的一个组织搞得就像是一种宗教崇拜,而且在纳粹活动的最初几年,那部神圣的文本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中无处不在,且极为突出。1936年的纽伦堡党代会特别推出了一座修饰有塔西佗文本片段的“日耳曼会堂”。每一位入口处的游客都可以看到元首的那个信条:“德意志的青年应该知道:具有男子气概的忠诚坚贞是日耳曼人古老的美德。这个新的国家就奠基于这一美德之上”。这句题词使人想起了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的忠诚,而且很有可能在“日耳曼会堂”中有所征引。围绕塔西佗的文本撰写出来的教条文章在那些意识形态刊物中比比皆是,比如《教育书简》(Educational Letter)、《黑色军团》(Black Corps)[4]、《国家社会主义教育》(National Socialist Education)、《日耳曼的遗产》(Germanic Heritage)、《人民与种族》(People and Race)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月刊》(National Socialist Monthly)——这些只是这个极权主义政权炮制出的一小部分破烂货。在他们舒服的座椅中,众多籍籍无名的纳粹分子编造了日耳曼人殊死战斗的艰辛与日常的劳碌,每支笔都是一把剑,每一间书房都是一个战场。在一篇论述日耳曼宗族和女性家庭角色的文章里,塔西佗的著作通常被作为佐证,编者还在结尾处附上希特勒颇有影响的一份声明,即声称家庭是“整个国家组织建构中最有价值的单位”。由于认定德国人民的生存将处于危险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教义便明确规定,一名女性的“自然天职以及最重要的使命”是成为“一名妻子、一位母亲以及一位家庭主妇”。那些抚养了一定数量孩子的妇女会获得德国母亲荣誉十字勋章,或者用街头巷尾的话说就是“兔子奖”,宣传将日耳曼的妇女作为女性角色的典范。有一条“诫令”还规定德国少-女要据其日耳曼祖先的精神来选择一个合适的丈夫,并拒绝“血统可能并不十分高贵”的追求者。而且,因为即使是一次性行为也被认为足以“永远玷\_污[一名女性的]血统”,因此塔西佗所描述的那种婚姻的神圣性以及对贞洁的尊崇在关于女性德行的意识形态讨论中就显得极为突出。这位罗马作家要“今天的德国姑娘,即未来的德国母亲懂得少-女的纯洁、贞操,[以及]节制”。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宣传部长,一位尖酸机敏的演讲大师——在听到或看到“日耳曼”和“北欧”这两个词在书报、广播和电影中令人生厌反复宣传时就会勃然大怒;然而,这场承诺在未来复兴日耳曼的运动有赖于他的巧言善辩。“让开,你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场运动警告说。这样的未来属于年轻人。

面对党的关切,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青年因此受到了“无以复加的追捧和奉承”。然而,在诸如戈培尔这样冷酷精明的纳粹精英看来,他们只不过展现为某种“原材料”,通过教育的“调教过程”,这种原材料能够被整合成一种“协调一致的集合体”,以便为“国家的政治目标所利用和操纵”。教育沦落为宣传。这个将智识才能视作某种缺陷的新政权建立了新式教育机构,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骑士团城堡(Ordensburgen);[5]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学校,使之与意识形态相一致。希特勒拟定了自己所认为的简单明了的教学重点:新的教育目标将不再是用知识来“填塞-”学生,而是要“培养绝对强健的体魄”。体育在学校教学中极为显要,而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女青年团中则尤为突出。他们认为,在运动锻炼中可以展现男子气概(Herrensinn),而真正的“日耳曼人”一直都热衷于短跑、跳跃、摔跤和游泳,更不用说军事训练了。塔西佗所描述的剑舞——“那些赤luo着的青年在剑丛枪棘之中纵跃舞蹈”——也在无数关于日耳曼运动的讨论中得到人们的呼吁。与此同时,纳粹思想的训练则是又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主要的目标是强化意志和决断的勇气(希特勒在其他较为私密的场合曾透露说,教育是危险的)。诸如鲁道夫·本茨(Rudolf Benze)——中央教育教学研究所所长和国家社会主义主任——这样的纳粹教育家阐述了元首的思想,即愉快地运用自己的智识技能,以便推动一种育人体系,使生产出来的人就像阿诺·布雷克(Arno Breker)[6]的雕塑一样:大理石般坚硬、肌肉发达、头脑简单。

教师就像勇敢的战士一样战斗在革命的最前沿。他们被纳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NSLB)当中,要在各种会议上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期间要阅读一些诸如《种族史:一名教师需要知道什么?》这样的小册子,以及各种期刊——比如《国家社会主义教育》——里的文章。《国家社会主义教育》是该教师协会的会刊,其前三期刊载了四篇有关日耳曼的文章。“具有重要影响的德意志史前史”可视为一个纲领性的题目,1939年发表的11篇文章都对此进行了讨论(奠定基础后,这一主题就不会太显要了)。第一期的前言说明中提到了那个老生常谈的德意志人民重生的信念,此外,它还提到教育领域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层面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如今,根据北欧的品性特征模式来塑造学生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成为教育的重中之重。希特勒本人认为,当务之急是使每一个男孩和女孩认识到“血统纯洁的必要和本质”。他们将会了解到历史战场上的雅利安种族如何在文化上脱颖而出。在关于德国史前史的第三次全国会议上,罗森伯格着重强调了历史研究的新热点,即“数世纪以来一直保持不变的品性特征以及血统的永恒性”。那些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人都认为历史应该激发思想,鼓舞精神。历史(history)再次成为历史(History)。少数对缺乏“所谓的”客观性表示忧虑的评论家很明白,“[这个历史是]德国的,[那么它]就是客观的”。甚至《日耳曼尼亚志》客观中立的叙述也是不可取的,而且还被贬斥为“过于历史性的”叙述。在讨论这本著名的小册子时,那些教师着眼于他们的学生所关注的问题,即如何“以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塑造德意志的文化”,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因为老师们很有可能会由于“当前这个主题所带来的纯粹乐趣”而不知所以。

基于类似的观念取向,《第三帝国青年史册》充满自信地向“亲爱的德意志青年”保证说,它将会激发他们对自己民族及其价值的热情。这部史册很快就越过了全新世(the Holocene)[7]那个乏善可陈的阶段——但同时也追溯了基本的种族世系,强调古代祖先的生存空间就在“自己左右”,他们的血液在“你的血脉”中流淌。接下来这本书就开始讨论“两千年前德意志人民”的土地——塔西佗著作中所提到的地区。行政部门的指导方针要求对英雄气概和日耳曼的领袖概念作出详细的阐释。因此,这本《史册》就用塔西佗式的色调描绘出日耳曼的穷山恶水,并说明日耳曼人如何能够在这些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振作起来[并]展现出吃苦耐劳的品质”。这本《史册》的青年读者是这个坚韧民族的后裔,“需要展现自己的价值所在,永远无所畏惧、意志坚定”。随后,这本书又对日耳曼的首领进行了描绘,论述了那些誓死效忠他们首领的年轻战士。当时的政治课也效仿说:“只要那种男子气概的忠诚恒久长存,德意志民族就永远不会灭亡。在第三帝国,元首的周围不是也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吗?……这些德意志的爱国者体现了日耳曼的忠贞和英雄气概,是你们的光辉榜样”。

除了那些坚毅执着的战士,还有技艺娴熟的农民。为了再次严格地执行相关部门的指示,《第三帝国青年史册》紧接着又描述了日耳曼人的农场以及他们全部的先进工具和装备,以便驳斥那种将他们的祖先说成是野蛮人的污蔑。与这种诋毁正好相反,《史册》中的日耳曼人在创新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创造力并不亚于他们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因为他们是普罗米修式的战士。正如福尔哈贝尔的事情所揭示的那样,对野蛮状态的质疑从来没有失去它的锋芒;为了回应《塔西佗书中的“日耳曼人”是野蛮人吗?》的作者,这本《史册》不仅阐述了日耳曼人的品质素养,而且还试图去消解主教福尔哈贝尔所提出的那些消极卑劣的品性。日耳曼人饮酒的嗜好以及在喜庆场合争论重要问题的习惯——其作者本着德国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认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如今,小酒馆中有头有脸的市民和农民仍然在为那些重要的问题而争论不休。对于那些知道怎样去理解《日耳曼尼亚志》的人来说,这本书展现了一个“高尚而均质的农民群体”。尽管这本《史册》要对嗜酒如命的癖性(随后便躺在熊皮上酣睡醒酒)进行谴责的决定并非出于真心,但它仍然充分地利用了《日耳曼尼亚志》。它部分通过引用,部分则借助于意译,对此,它有时也会承认,但大多数时候并不说明,当我们认识到血统和土地[Blut und Boden]中蕴涵有我们种族生存的营养来源的[时候],这本《史册》便在此处和别处成为我们的“向导和训诫”。

血统和土地恰恰也是《人民与种族》——语言学教授马丁·施泰姆勒(Martin Staemmler)撰写的教育小册子——所讨论的主题。这本小册子居心不良,它以那种屈尊纡贵的态度向德意志的青年灌输种族的重要性:“没错,大家都知道,难道你不明白?大家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强悍的家伙!他有成功的资质。因为他身属某一种族”。跑车和纯种犬被用来帮助他们形成某种关于人类种族的清晰概念,为了充分理解这一概念,学生们还被邀请周游了世界。通过图片探访了非洲和亚洲后,他们又来到了瑞典,那里的“人们身材修长、金发碧眼,其俊美的外貌使我们十分欣喜”。通过运用那种种族主义信念,即往昔日耳曼的纯正血统保留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的当代居民中——北欧种族的黄金标本,施泰姆勒又补充说,这些人看起来就像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古老的德意志人”,“古罗马作家塔西佗怀着深切的敬意描写了古代的德意志人……他们是一个近乎纯粹的北欧种族。他对他们的勇气、忠诚以及血统的纯正大加赞赏……他们是天生的战士。当今的德意志人正是得益于他所具有的北欧的种族血统,才使他拥有英雄主义的气质以及作为忠实正直的战士所体现出来的品性”。德意志的青年认识到,他们要把自己的北欧遗产归功于他们过去的岁月;而种族血统的健康与纯正则是他们的迫切所需。

作为一个“除自己而外与其他种人毫不相像”,并以“凶暴的蓝眼睛、金红色的头发以及高大体格”为特点的民族,塔西佗的“日耳曼人”充斥于19世纪人类学家和公开的种族主义者的论著当中。如今,除了对没有提到北欧的长型颅骨感到偶尔的遗憾外,各色纳粹分子都欣然接受了“日耳曼人”的这种形象。他们甚至还将《日耳曼尼亚志》的第四节写到了法律当中。


[1] 纳粹德国驻波兰占领区总督,二战首要战犯,上任期间大肆屠杀和奴役波兰人,二战后判处绞刑。

[2] 古诺尔斯(Old Norse)(日耳曼语族的一个分支,一般指北欧挪威等地)神话中的诸神住所阿斯加尔德分为十二个领域,其中瓦尔哈拉(英灵殿)是奥丁神的家,也是在尘世阵亡的英雄的住所。

[3] 德国西南部城市,隶属巴登-符腾堡州。

[4] 纳粹党卫队组织报。

[5]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是培养纳粹干部的初级学校,至纳粹垮台前德国共设有12所。此类学校由希特勒青年团主管,学生从该团少年队内12岁的儿童中选拔,审查的重点是外貌特征,学制六年,教学内容有文化知识和军事训练。“骑士团城堡”是培养纳粹官员的高级学校,全国共设4所,即克罗辛泽城堡、松特霍芬城堡、福格尔桑城堡和马林堡城堡,各有不同的训练重点,其中的学生被称为“容克”,学制六年。

[6] 德国著名雕塑家,出生于1900年,1992年去世。少年时曾随法国的罗丹学习过雕塑,并很快成长为欧洲最好的雕塑家之一。布雷克本人并未加入纳粹,但由于其雕塑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颇符合纳粹鼓吹的“雅利安人种标准”,故而得到了纳粹的赏识,他也因此得名“纳粹的米开朗琪罗”。布雷克在二战期间也曾利用自己与纳粹高官的密切关系,帮助过许多人躲过纳粹的迫害。

[7] 最年轻的地质时代,从11700年前开始,据传统的地质学观点,这一时代一直持续至今。其名称源自希腊语“äλος”(holos,完全的)和“καινóς”(kainos,新的),意即“完全新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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