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与土地
德意志人血统的纯洁性是德意志民族延续的先决条件。
——《德意志血统与荣耀保护法》，1935
希姆莱在一次种族主义讲话中所提到的那种金发、俊美、目光坚毅的雅利安种族激怒了贝斯特夫人——党卫军一名高级官员的妻子，长着一头黑发，这位夫人打趣说，这似乎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说法。一旦施行，党就要失去它所有的领导人，包括“元首、希姆莱先生你以及戈培尔博士”。为了使自己的脑袋看起来就像是长型头颅而剃光了两侧头发的希姆莱不为所动。希姆莱反驳说，像他这样的圆头颅能够放得下雅利安人的长头颅大脑，这样的反驳反映了纳粹运动在心智特殊性和外貌特殊性方面的官方信念，然而，这并没能掩盖这个政权的教义与它的领导者外表之间明显的不符。对于这种不一致，当时的一句街言巷语十分贴切地讥讽说，典型的纳粹党员应该像戈林一样苗条，像戈培尔一样健硕，而且还要有希特勒一样的金发。
人种学教授汉斯·弗里德里希·卡尔·君特（Hans Friedrich Carl Günther）因其对党的理论贡献而在1935年的全国党代会——在当时的官方报道中被称为“自由的大会”（1939年的最后一届党代会被称为“和平的大会”，因战争被取消）——上荣获了第一个纳粹科学奖。在赞颂者——没有人可以与当时的首席理论家罗森伯格相比——对君特所写的那些著作大加赞扬时，纽伦堡剧院中那些欢欣鼓舞的观众仍然倾倒于那种精心编排、自我吹捧的阅兵集会。凭借那本特别重要的《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人类学》，这位获奖科学家奠定了“我们斗争运动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立法的精神基础”。这个颁奖仪式过了四天后，《纽伦堡种族法》颁布。其中的《德意志血统与荣耀保护法》巩固了君特的两个中心思想。种族主义者的幻想是希望——国家社会主义的立法者如今已经确定——通过优生而使德意志人再次成为一个“特殊的、纯粹的且只与自己相似”的民族。
《骑士、死亡和魔鬼》触动了希姆莱，这本-处-女作已经包含了君特之后著作中的主要观点，该书表达了他曾“意识到并且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的”问题。这本书使出版商朱利厄斯·弗里德里希·莱曼（Julius Friedrich Lehmann）十分兴奋，他和君特在阿尔卑斯山漫步期间，花了两天的时间掂量了后者的学识，之后他便委托这位年轻的作者着手自己酝酿已久的一项计划：写一本《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人类学》。事实证明，他们的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种族人类学》到1932年时已卖出了3.2万册，而且后来还发行了删节本《种族人类学精简本》，加起来总共销售了30多万册。君特也因此而成为上述所说的那种受到国家社会主义认可的科学家，莱曼成为“意识形态企业家”，而塔西佗则成为得到广泛阅读的北欧种族报道者。
“种族君特”——正如他朋友们对他的昵称——在许多领域都只是一个半吊子。他在1914年时获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在他报名参加规定的口试那天，他还自愿报名参军，渴望“在战场上荣耀自己的大学”。然而，身\_体上的状况却对他的英雄主义抱负构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就像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希姆莱一样，他也会渴望经历自己错过的战争，并幻想着他从来没能证明的男子气概。在发表于1920年的《骑士、死亡和魔鬼：英雄主义的概念》一书中，他抱怨自己时代的那种女-人气的堕落文化——一种需要进行手术的溃疡机体，并大肆鼓吹日耳曼战士的英雄主义和男子气概。他发现这些北欧种族的真正代表活跃在塔西佗的书中——他感叹说，这本著作展现了一种“如此崇高的……道德取向，我们对此只能汗颜”。但他坚持著述，并最终受益于此，1930年，魏玛国会第一位纳粹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1]任命他为耶拿大学教授，讲授哲学、史前史、种族科学以及新兴的社会人类学。最初这一任命遭到了学校教职人员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君特虽受众人追捧，但却无法弥补他在学术资历上的明显缺陷。然而，学者们的抗议是徒劳的。
在君特经常被引用的定义中，“一个种族在人群中体现为体格特征与灵魂特征的特定结合，这种结合不同于其他任何族群，而且延绵不绝、独一无二”。这样的定义附和了塔西佗的说法。君特不仅饱读种族主义著作，而且熟谙古典作品，因而对塔西佗的著作多有引用。通过糅合自己的观点和引文，他写道：“这种遍布于‘日耳曼尼亚’的北欧民族生来就是英雄，他们血统纯洁，除自己而外与其他种族毫无相似之处”。他的种族理论是一种怪异的杂糅，其中有观察、想象以及学术著作的精要概括，位居欧洲其他四类种族之上的正是被塔西佗推崇的这种北欧种族。他认为“雅利安人”是一种过时的说法，而应该代之以法籍俄裔人类学家约瑟夫·丹尼克（Joseph Deniker）所提出的北欧种族的概念（但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者通常会交替使用“日耳曼人”、“北欧人”和“雅利安人”这三种名称）。北欧人在外貌和身姿方面都与其他种族有很大的不同，典型的北欧人伟岸挺拔：他们体格高大、四肢修长、身形精干，而且脑型稍长，脸型偏瘦，白肤金发，目光“凶锐”。他们的心灵如同他们的体格：君特认为，如果一个画家想要生动地描画出那种勇敢高贵、英姿飒爽的男人或女-人，那么这种形象必然会类似于北欧种族。其他令人钦佩的种族特质——同样或多或少是塔西佗式的——包括“对真质的渴求、一种骑士的正义感、［政治上］富有远见的领导能力”，以及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创造力。这些理想的品性特征（其中大部分已经被雅各布·维姆菲林和他的同时代人宣称为他们祖先的品性）为北欧种族所独具。正是对其独特精神的强调使希姆莱得以声称，最勇敢的波兰军官属于德意志血统，并断言自己的头颅能够容纳一个“雅利安人的大脑”。然而，即便是希姆莱的把戏也没法改变这一事实，即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将体格外貌设定为一种普遍的标准：在某些情形中，一些人被怀疑为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的外表让人联想到了犹太背景”。
过去如此辉煌，如今却如此凄黯。由于“杂交繁育”，北欧种族在君特焦虑的目光里实际上已经在当代的德意志人中间消失殆尽。要想挽救它就必须“再次北欧化”（Aufnordung）。他主张精选北欧男性和女性，并消除那些被认为是“堕落”的社会元素，从而复兴过去的纯洁。他发现塔西佗的“日耳曼人”已经有了这种做法。他们已经采取了各种优生措施，为此，他们会把“那些品质低劣或畸形变态者吊死或者溺死在沼泽里”，在君特所列举的那些人中间有背信弃义者、叛徒、懦夫以及道德败坏者，其中还包括那些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尽管很难确定塔西佗或日耳曼人是否在意这样的一群人）。对此，君特解释说，“由于那些人的基因不会被传到下一代”，所以这种惩罚性的做法保证了民族的持续净化。对一个-yin-妇的严厉惩罚——按塔西佗的说法，她们先要被剃光头发并被剥去衣服，然后穿行全村被鞭打一遍——同样被一种意识形态的棱镜解读为自觉“有义务保持精华宗族之纯洁”的某种另类表达。一个女-人不忠会使一个部族遭受到外来元素入侵的危险，为了阐明自己所主张的结论，即异族通婚会导致持续不断的“种族没落”，君特在塔西佗那里找到了一个例子。在他的译述中，巴斯塔奈人（Bastarnae）这个部族“由于杂交繁育而退化成了萨马提亚人（Sarmatians）的样子”。同时引述拉丁文和德文貌似严谨，然而，通过遗漏有所限定的或自相矛盾的事实细节，两种引述都被改动了。“退化”一词原本有拉丁词语nonnihil（意思是“在一定程度上”）作限定，但在君特这里却被抹去，而connubium的意思本为“近亲通婚”（“intermarriage”），却被君特表达为“杂交繁育”（“cross breeding”）。关于日耳曼人“生来善战的体格”，他的引述更是随便，其中，“打仗”（“to fight”）前表示“仅仅”之意的拉丁词语被他径直删去，通过这种变戏法式的伎俩，塔西佗那种限定性的、（至少部分）带有贬义的评论就被他变成了另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特征。
君特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尽管随岁月的流逝而有所减弱。他的学说被概括成《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基础》这样的一些知识手册，并通过简编而被纳入学校的课程当中。在众多的教义宣传册中，海因里希·希姆莱还将其置于极其显要的核心地位，此外，《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分也受其影响（希特勒的藏书室中有很多君特的著作）。可能发起了纳粹奖授予的罗森伯格也在他的纽伦堡演讲中提到了这位种族研究专家在法律方面的影响。《德意志血统与荣耀保护法》的通过就是“源于德意志人血统的纯洁性是德意志民族延续的先决条件这一深刻的信念”。这种信念的力量使国会“一致签署了以下的法令……规定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相关血统者通婚”。在君特的解释中，这就如同“日耳曼人”阻止异族通婚以保持种族纯洁的努力一样，国家社会主义者也要通过立法来禁止犹太人与德国人之间的通婚。
基于所谓的日耳曼习俗的国家社会主义立法绝不仅止于此。纳粹党攫取权力后就立即解散了工会，并通过了《全国劳工组织法》，该法将管理者和雇员之间的关系设定为“首领”和“随从”的关系，其中前者代表着共同的利益，后者必须要效忠于前者——就像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14节和第15节所讲述的内容。同样，《纽伦堡种族法》所规定的内容基本上是改编自那位罗马史家从古希腊人的材料里摘取出来并应用到《日耳曼尼亚志》第4节中的“日耳曼人”时所塑造出来的那种刻板而并不可靠的民族志形象。因此，意识观念一致的《日耳曼尼亚志》读者就把那些关涉“犹太人问题”的法律视为恢复塔西佗所提到的那种种族纯洁的“最新努力”。然而事实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
一本得到希姆莱认可的宣传册声称，如果不把血统（种族的代名词）植根于“土地之宝贵与神圣的信念”之中，国家社会主义者对血统的关切将会前功尽弃。当时的人简单地把国家社会主义等同为一种关于“血统与土地”的意识形态，这句短语如此朗朗上口，以至于戈培尔——他的笔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留下了另一条玩世不恭的污痕——也认为它在1940年时正“甚嚣尘上”。剥去其神秘的文饰，它所强调的不过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并将后者抬升为北欧种族之强健、美德与真实性的所在地。在党的组织机构内，意识形态的宣传推广工作由理查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负责，此人是农民的热情支持者，他笃信人类育种，好像人们就是一群用来培育北欧民族的汉诺威马。达雷出生于阿根廷，并在德国和英国长大，因而精通四种语言，他很早就决定要从事与农业有关的职业，他觉得这是他的天职。他不仅阅读了很多种族主义的著述，而且还为这类著作贡献了两本自己的著作，即1928年发表的《作为北欧种族生活之源的农耕》以及1930年出版的《血统与土地中诞生的新贵族》，这两本书也使他树立了自己的声望。当他于1930年见到希特勒时，给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就被派往慕尼黑去帮助建立农业部，并着手开展争取德国农民支持纳粹党的工作。他平步青云，仕途得意，很快就获得了一大堆头衔：粮食与农业部长、帝国农民领袖以及种族与移民办事处主任，其中最后一个部门隶属于党卫军，而且，希姆莱任命的达雷在这一职位上负责维护雅利安种族的纯洁性以及将德国民众（Aufnordung）重新北欧化。他的职责并不止于此：他还负责争取生存空间（lebensraum）（对于这个词语，《韦伯斯特第三国际词典》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必要的生存领域”），并且对其进行日耳曼殖民。
国家社会主义者将北欧种族的一些珍贵品性根植于所谓的农民当中，因为乡村自给自足，城市却是寄生性的。这种反城市主义与一种文化悲观主义相关联：现代性已经破坏了农民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是围绕着长年不断的农务料理以及适应季节之变化而建立起来的。人们在这种金色的光芒中看到，农耕所体现的是一种以坚韧刚强、严肃认真和尽职尽责为特点的生活方式，这与孱弱的城市居民的无根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学说还认为，日耳曼人的宗族将他们的土地视为一种恩赐，要保留给未来的子孙。一旦子孙中的佼佼者用战功证明了自己，土地就会传承给他。随后他便择取一位同样出色的女性结成夫妻。而其他儿子则往往被迫离开他们以前的家，做一个四处劫掠的武士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日耳曼人给外人——比如塔西佗——留下的印象就是一种游牧民族的形象，而不是农民。不幸的是，达雷又补充说，对日耳曼人的这种误解却在大众的观念中久久挥之不去。为了增加德国农业乡村的数量——这是“人民的血液”，同时也是北欧种族的复兴之源，达雷（与希姆莱一起，直到1938年）对于如何使德意志血统的农民开垦那些在德国之外的东部地区征服得来的生存空间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划。
塔西佗本人笔下的日耳曼农耕的特征至少是颇为矛盾的：最勇敢的战士什么也不做，他们把包括农活在内的日常家务都丢给了家庭中的弱势成员——妇女和老人。君特将这种惰性抬高为英雄式的疏懒，那是一段休养期，在此期间，英雄准备即将到来的战斗。大部分国家社会主义读者就像尤斯图斯·穆泽时代以来的许多前人一样，都喜欢忽略那些关键的段落而一口断定：“据塔西佗所说，［日耳曼人］是一个高贵而均质的农民民族。”达雷进一步阐述说，正是在他们的农田里，“整个民族带着它的根基融入到乡土（Heimatboden）之中”。这里的话以及类似的隐喻促进了日耳曼民族神秘的土著性所带来的这种融合，而这一民族归根到底乃是源于忒斯托这位出生于大地的神祇，他的儿子曼努斯则是日耳曼部族三个先祖的父亲。这位帝国的农民领袖虽然熟悉罗马的那本小书，但他却不愿意接受这个有关日耳曼起源的神话。很多其他的人则正好相反：通过把那本两千年前的文本与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径直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原始德意志英雄主义之先知的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作者马克斯·施劳斯阿雷克（Max Schlossarek）将忒斯托的神话解读为某种证据，它证明了“德意志民族从一开始就从土地中获取自身的力量，因而毫不奇怪，在第三帝国这个新的德意志国家中，身为土地热爱者的农民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作为《日耳曼尼亚志》众多翻译者和编校者之一的朱利厄斯·维斯威勒（Julius Weisweiler）加入了施劳斯阿雷克的行列，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嵌入《日耳曼尼亚志》的书名当中：《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关于日耳曼地区的血统与土地、风俗与习惯》，并在前言当中论述了“塔西佗对于我们祖先根植于古老乡土中的力量与优势之源所具有的认识”。而在汉斯·瑙曼——波恩大学的第一位纳粹校长（1934年）——提出他那引起广泛关注的“信仰告白”时，他强调了自己对于“日耳曼种族原生性”的信念，正如本章引用的题词所表明的那样。
关于农民生活的优越性，北欧日耳曼种族的至高地位，对“再次北欧化”的迫切需要，以及在未来实现建立在日耳曼美德基础之上的伟大荣耀，没有人会比海因里希·希姆莱笃信地更为狂热。相比于其他纳粹领导，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还是一个24岁的迷惘青年时，他就曾试图去着手践行他在《日耳曼尼亚志》当中所发现的那些内容。
[1] 纳粹官员，曾任第三帝国内政部长，奥地利与德国合并的法令即由此人签订并受命执行。弗里克是猖狂的排犹分子，他起草、签署并执行了多项旨在将犹太人排除出德国生活和经济领域的法令。他的活动构成了各项纽伦堡法律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被判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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