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另一种读法，另一本书
对于那些“日耳曼人”的狂热歌颂者——他们力图把［其他民族的］辉煌成就都归功于日耳曼尼亚，我无法隐藏自己的怀疑。
——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
1532，缩写名
洪水完成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军没有完成的任务：它找到了埃希纳斯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雷利奥·巴蒂斯奇·古列尔米·巴利亚尼伯爵把手稿存放到了佛罗伦萨西西里银行（Banco di Sicilia）的一个保险箱里。当阿尔诺河（Arno）[1]于1966年11月决堤时，佛罗伦萨的城里涌进了自16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为汹涌的洪水，这份手稿与许多艺术品一同遭到了毁损。后来它被带到了罗马附近的格鲁塔菲罗塔圣玛利亚修道院（［Santa Maria di Grottaferrata］也被称为圣尼罗修道院［Abbazia di San Nilo］），那里的僧侣熟练地用吸水纸对手稿进行了处理。修补工作做得很成功，手稿虽有破损，但没有被完全毁坏，它又被运回佛罗伦萨。
尽管有部分的损毁，但这份抄本仍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对它有收购兴趣的不仅有尤斯图斯·格奥尔格·肖特利乌斯数世纪前曾经工作过的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图书馆，而且还有大洋彼岸的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后者在写给系主任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他在1979年夏末的一次晚宴上与巴蒂斯奇·巴利亚尼伯爵会面的情形。在交谈过程中，哈蒙德感觉这位伯爵正在考虑变卖他的部分家产，而哈佛大学有可能争取到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手稿。然而，这次交易从未实现，最终不了了之，因为哈佛的威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已经拥有了该手稿的一套照片（这套照片还附带有哈蒙德书信的一份复印件）。然而，这份羊皮纸终究是一种负担：巴蒂斯奇·巴利亚尼家族缺乏妥善保存这份手稿的相应措施，许多有兴趣的学者来看手稿也造成了诸多相应的不便。伯爵去世后，该家族就决定把它遗赠给意大利政府。因此，自1992年以来，手稿就一直由位于罗马的国家图书馆保存，[2]如今，手稿在馆中被编录为1631年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抄本（the Codex Vittorio Emanuele 1631）。最近，也就是2009年的夏天，德国德特莫尔德市（Detmold）[3]将手稿借来进行了一次展出，以纪念——如果不是赞颂的话——阿米尼乌斯大胜瓦鲁斯罗马军团两千周年。
西西里银行里的那个保险箱金属般的沉默也许象征着随着1945年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而席卷塔西佗著作的那种突然的沉默。在种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学术性出版物，特别是非学术性出版物的改编中显耀了数十年后，《日耳曼尼亚志》已经从大众文化中消失，有的话也只是零星出现在一些学术性的刊物中。当古典学家迟疑不决地、试探性地重新走近这部现今仅存的古代民族志专著时，他们不得不从意识形态的瓦砾下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既不把它视为德意志民族价值尊奉的奠基性文献，也不把它当作一部指导人们走向美好未来的道德或种族手册，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客观的文献学和历史学研究对象。《日耳曼尼亚志》乃是其时代和文化的产物，对于这样的一种理解，古典学家们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兴趣：比如关于拉丁语的一般性和塔西佗语言风格的特殊性，这本著作能够展现怎样的内容；流传的文本可能会在哪儿出现错误；关于罗马人对外族人的态度，它是否能够有所揭示；以及作品中的信息与其他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资料如何相互印证，等等。这种严肃的、学术性的研究路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它促成了看待《日耳曼尼亚志》的一种新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意识形态的评价取向（十年间所发表的那三篇透彻而深入的评述就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于狂热，它更看重的是审慎。然而，这种路径取向并不是在1945年以后骤然出现的。事实上，几乎从赫斯菲尔德抄本在15世纪中期被重新发现以来，它就一直与那种意识形态的取向相并存。
比亚图斯·雷纳努斯是鹿特丹伊拉斯谟的一位朋友，他终其一生（1485—1547）都在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当时的人们评价他事业上的热忱时总要拿他的名字揶揄一番，说他是beatus（快乐的）比亚图斯（“Beatus”在拉丁语中有“幸福的”意思）——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自娱自乐的。比亚图斯出生在阿尔萨斯的塞-莱斯塔（Schlettstadt），他在古典学方面接受了严格的训练，而且很快就灵活地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两种语言，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则使他得以在1519年夏末编订出塔西佗作品的第一套标准的版本。在1519年的早些时候，他就已经出版了单行本的《日耳曼尼亚志》，并附加了一篇简短评论，主题是“日耳曼尼亚居民的古代名称”。这也是德语地区的第一篇相关主题的评论。
尽管他的同时代人研究《日耳曼尼亚志》是因为这本书能够为他们的现状以及未来的美好前景提供说明，但雷纳努斯却只是把它当作一份过去的文献。在人们理解和接受《日耳曼尼亚志》的早期阶段，他就疏离于人文主义者的圈子而自成一家，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都想通过塔西佗来讲述他们过去的伟大，并让塔西佗在他们自己撰写的那些歌颂性的、示范性的史书中充当首要的见证人。雷纳努斯并非不受爱国热情的影响，只是——尽管有偶尔的过失——他拒绝让自己学术上的严谨屈从于爱国主义的热情。文献学上的严谨和历史学方面的审慎使他侧重于重新审视塔西佗本人所说的话：他写了什么，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塔西佗写道：“几乎没有人——也许有一两个——戴着金属或者兽皮制的头盔［cassis aut galeae］。”在流传着的拉丁文手稿中，这两种头盔的数目是不一样的：第一种头盔是单数的（cassis），而后一种则是复数的（galeae）。雷纳努斯对这种不同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这个词肯定是galea，这是毋庸置疑的”，它应该是单数的形式，而错误是由“后面那个以e为开头的单词”造成的。塔西佗接下来所论述的马匹（equi）导致这版《日耳曼尼亚志》抄本的抄写员写了两次字母e（这种字母重复［dittography］是一种常见的抄写错误）。雷纳努斯进行这种校勘的动机非常不同于凯尔提斯，后者的校订是对塔西佗文本的胡乱摆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抹去了原文中所提到的那些人祭。
雷纳努斯还将这种严谨的作风扩展到了他对古代历史资料的研究当中。他主张就过去本来的面目来理解过去。“［从古至今］各个王国和民族经历的变化之大，不可想象……我们应该反复地思考以下的问题：你正在阅读的著作是在什么时候写的？由谁写的？主题是什么？对此，［只要］拿最近时代的著作和那些古老时代的著作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换句话说，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不应该用来简单地比附当下。雷纳努斯的劝诫与约翰·伊柏林·冯·金茨伯格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自己的《日耳曼尼亚志》译文中使用了雷纳努斯的评注。他还怂恿他的读者们要特别地注意，甚至在译文中到处插入“注意”的标注，以便指出它与现时代的相关性。塔西佗写道，古代的德意志人在召集会议时总是很拖沓，这引起了伊柏林的“注意”（Merke），因为这种迟缓和他那个时代的三政会（diet）[4]情形完全一样。
过去的确是一个不同的国度：尽管雷纳努斯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所关注的都是他们当今与过去之间的相似性——真实的或者是牵强的，雷纳努斯却专注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他那部出版于1531年的三卷本著作《日耳曼记事》（Res Germanicae）中，他把这种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将古代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 vetus）与现代德国区分开来。他还拒斥那种把外族的成就都归功于“日耳曼人”（他当时自豪地补充说，“日耳曼人”的历史并不需要这样的把戏）的做法，本节所引的题词就对此做出了批评。而且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甚至质疑了这样的观点，即一个地区的民众被不加批判地认为是朱利乌斯·恺撒和塔西佗所提到过的一个部族的后裔。“如果有人想把塔西佗……笔下的那些苏维汇人的情况归之于今天的斯瓦比亚人，那他就错了。”雷纳努斯的教训就是，德意志人的现在不能简单地诉求于日耳曼人的过去。
对《日耳曼尼亚志》进行文献学和历史学的解读，雷纳努斯做得如此的令人信服，也如此的出人意表，这种解读路径在数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那种意识形态的解读方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相互交织。对于那种把“日耳曼人”简单地等同于德意志人的祖先，甚或更为简单地将之等同为德意志人的观点，批评的声音不绝如缕。海因里希·海涅——本书导言当中提到了他那首讽刺性的问答诗——不仅有许多并不知名的同道中人，而且还有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为伴。德国诗人，其诗歌具有鲜明的讽刺格调，代表作有《奥伯龙》《阿加松》，此外还把11部莎士比亚的剧本翻译成了德语散文。——译注对于那种简单化的观点，这位魏玛古典主义时期的杰出作家（1733—1813）冷言相向，他认为，鉴于数世纪以来的变迁，“把18世纪的德意志人视为忒斯科的后裔”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维兰德质疑道，难道有人真的想用赫尔曼的语言来说话，并接受日耳曼部族的那些生活方式？对这种观点提出批评的还有那些坚持把《日耳曼尼亚志》当中描述的“日耳曼人”视为原始野蛮人的争论者——比如福尔哈贝尔主教，以及像爱德华·诺登那样对塔西佗描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人。然而，他们被无数的日耳曼狂热者所淹没，后者把日耳曼人的过去颂扬为德意志未来的许诺，并把《日耳曼尼亚志》当作一部“黄金宝卷”——直到1945年。
然而，尽管日耳曼神话及其最重要的一部原始资料在1945年以后失去了精神上的感召力，但它并没有失去它的吸引力。1979年，海因里希·伯尔——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在其著作中批判过纳粹的遗产——在《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日耳曼尼亚志》的文章。他在文中坦言，塔西佗的这部作品以“令人惊讶的及时”打动了他。他还说，即使它没有打动我，它也依然值得每一个德国人去读，因为“它是有关我们祖先的一部古老的著作——如果不是最古老的话”。伯尔品味着塔西佗笔下的那些日耳曼歌谣，说“它听起来是如此的熟悉，如今，某些真正的日耳曼事物得以保留在一个德意志人共鸣的胸膛之中！”文章其余的部分也都是这样的论调。
伯尔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理解很快就被当时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学家十分恰当地斥为天真幼稚，当然，这种解读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曾有过很长的一段历史。然而，正是这段不祥的历史揭示了这种天真的解读所具有的危险性。塔西佗这位罗马的历史学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一本最危险的书；只是他的读者使它成为这样的一本书。
[1] 意大利中部河流，流经佛罗伦萨-比萨等城市，诸如利古里亚海。
[2] 意大利有8个国家图书馆，其中最大的是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和佛罗伦萨国立中央图书馆，此处指前者。
[3] 德国西部城市，位于条顿堡林山东坡，韦勒河畔。
[4] “diet”一词源自拉丁语“天”（die），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神圣罗马帝国诸邦的国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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