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原因：不确定

本书讨论的所有的影响武器都有最能使他们发挥作用的条件。如果我们要充分保护自己不受这些武器的影响，对这些条件所了解，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最容易受到它们的袭击，就显得尤其重要。从芝加哥教派的行为中，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点线索。正是这些教徒们自己信心的动摇，激发了他们积极地行动起来去改变他人的信仰。一般说来，当我们对自己缺乏信心时，当形势显得不很明朗时，当不确定性占了上风时，我们最有可能以别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Tesser，Campbell，Mickler，1983；Wooten Reed，1998）。

然而，在通过观察他人来消除我们的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我们很可能忽略了一个细小但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人可能也正在观察中寻找社会证据。特别是在形势模糊不清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看一看别人正在做什么，这种倾向可以导致一种被称为“多元无知”的有趣现象。充分了解多元无知现象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个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让人感到既奇怪又可耻的现象：当一名受害者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旁观者伸出援手。

旁观者对他人的痛苦不闻不问的现象在新闻界、政界以及科学界引起激烈争论的最经典的例子，开始于纽约皇后区一桩普通的谋杀案。一位年近三十的妇女，凯瑟琳·吉诺维西深夜下班回家时在所住的街道被杀害。谋杀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情，但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中，对吉诺维西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上只占了一个栏目中的小小一块。如果不是由于一个偶然的错误，对凯瑟琳·吉诺维西事件的报道，也许与她一起在1964年3月的那一天就死去了。

凑巧的是，《纽约时报》的大都会专栏主编，A·M·罗森塔尔在一周后与市警察局长共进了午餐。他向警察局长问起另一桩发生在皇后区的杀人案，但警察局长误以为他问的是吉诺维西的案子，于是披露了警察通过调查掌握的一些令人震惊和迷惑的事实。原来，凯瑟琳·吉诺维西并不是很快地、安安静静地死去的，她的被杀害是个长时间的、喧闹的、充满了折磨的公开事件。攻击者在最后一刀结束她的求救声之前，在长达35分钟的时间里在街上追逐、袭击了她三次。不可思议的是，她的38个邻居从自己窗户的安全之处观看了谋杀的全过程，却没有一个人费举手之劳报警。

罗森塔尔是一名曾经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对好新闻有灵敏的嗅觉。在与警察局长共进午餐的当天，他便派了一名记者去调查旁观者对吉诺维西事件的看法。不到一个星期，《纽约时报》就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长文，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这篇逐渐展开的报导的基调和中心议题从文章的头几段就可以看出来：

半个小时内38名皇后区可敬的守法公民眼睁睁地看着凶手在丘园三次追逐和刺杀一个女-人。

有两次，他们的声音和他们卧房里突然亮起的灯光都使凶手吃惊地停了下来。但每一次他都又回过头来，找到她，刺杀她。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报警，只是在这个女-人死后才有一名目击者给警察打了电话。

那是两个星期以前的事。但负责皇后区侦破工作的助理检察长费里德里克·M·路森虽然有25年调查凶杀案的经验，却仍然感到震惊。

他对许多谋杀案都能倒背如流，但丘园命案却难住了他。不是因为这是一桩谋杀案，而是因为所谓的好人没有叫警察（Ganzberg，1964，p.7）。

像助理检察长路森一样，震惊和困惑几乎是所有读过该报道的人的共同反应。这些警察、新闻工作者和读者怎么也想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38个“好人”怎么会无动于衷呢？没有人能理解，甚至谋杀事件的目击者们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我不知道，”每一个被问到的人几乎都这么说，“我真是不知道。”有些目击者对自己的行为提出了不充分的理由。例如有两三个人解释说他们“害怕”或“不想卷进去。”但是这些理由显然经不起推敲。给警察打一个简单的匿名电话就可以挽救凯瑟琳·吉诺维西的生命，而并不会危及报案人的安全和自由。不，他们不采取行动的原因不是害怕或不愿使自己的生活复杂化。这里所发生的到底是什么甚至他们自己也不了解。

但茫无头绪出不了好新闻。所以《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媒体几家对此事进行了后续报导的报纸、电视台和杂志——都强调了当时能找到的惟一解释：目击者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对这样的事情没有关心到想要卷进去的地步。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国度。现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紧张忙碌，正在使我们的心肠变得越来越硬。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冷酷的社会”，人们普遍对自己同胞的困境漠不关心。

为了支持这种解释，大肆渲染公众冷漠的新闻报道隔不了多久就会冒出来一篇。一批脱离实际的社会评论家本来就不承认自己会被任何问题难倒，这时候也纷纷跳出来表示吉诺维西案件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毫无例外地，他们都用到了“冷漠”这个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也出现在《纽约时报》头版新闻报导的标题中，尽管大家对冷漠的原因做了不同的解释。有一种意见把人们的冷漠归咎于电视暴力的影响，另一种则认为这是由于人们进攻的本能受到了限制。但大多数人都把城市生活的“非人性化”与“特大城市社会性”和“个人与群体感情上的疏离”这些概念扯到一起。甚至连罗森塔尔这个首先披露这个事件以及最终以这个事件为题材写了一本书的人，也支持这种城市导致冷漠的理论：

没有人说得出来38个人在吉诺维西遭受攻击时不拿起电话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人们对自己总是认识得不够清楚。但是可以假定，他们的冷漠无情的确是大城市的特征之一。这几乎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在心理上是否能生存下来的大问题。假如一个人被数以百万计的人包围并承受他们施加的压力，为避免他们的侵害，惟一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忽略他们。对邻居们和他们所遇到的麻烦无动于衷，这在纽约以及其他大城市的生活中都是一种条件反射（A·M·Rosenthal，1964，pp.82-83）。

随着对吉诺维西事件的炒作——除了罗森塔尔的书以外，这件事还成了许多报纸杂志、几个电视新闻纪录片，以及纽约一个非商业性演出的中心内容——这件事引起了纽约两个心理学教授比布·拉汤内和约翰·达雷的职业性兴趣（Latane Darley，1968）。他们研究了对吉诺维西事件的所有报导，然后根据他们的社会心理学知识，把目光对准了似乎是最不可能的一种解释——38个目击者的在场。以前的报道都毫无例外地强调虽然有38个旁观者，却没有任何人采取行动。但拉汤内和达雷则认为，没有任何人采取行动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旁观者。

两位心理学家推测，当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如果有许多旁观者在场，那么任何一个旁观者出面帮忙的可能性都不大。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当周围有几个可能帮忙的人时，每一个人的责任感便降低了：“也许其他人会帮忙的，甚至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每一个人都以为其他人会去帮忙或已经帮了忙，而结果却是没有一个人帮忙。另一个原因建立在社会认同原理的基础上，而且与多元无知效应有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也更加有趣。有时候要判断一件事是否紧急并不容易。比如说，倒在路上的这个人是心脏病患者还是睡着了的醉汉？隔壁的喧哗是需要警察来解决的打斗，还是不欢迎外人介入的声音较大的夫妻争吵？到底在发生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时，很自然的做法是先看一看周围其他人的反应。从其他人的反应，我们再对这件事的紧急程度做出判断。

但人们却经常忘记了，目睹事态发展的其他人也在寻找社会证据。而且因为我们都喜欢在他人面前表现得信心十足、沉着稳健，因此寻找证据的过程也是不动声色的，可能只是对周围其他人偷偷扫视一眼而已。结果，每个人都显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于是按照社会认同原理，这件事情被解释成了一个非紧急事件。按照拉汤内和达雷的说法（Latane Darley，1986），这就是多元无知状态：“每个人都认为既然大家都无所谓，就说明一切都很正常。而与此同时，第情却变得越来越危险，终于达到了某个临界点。这时候，终于有人不再受其他人表面上的镇静的影响，站出来采取了行动。”[5]

科学的方法

拉汤内和达雷的推理有个很有趣的结论，那就是对一个紧急事件的受害者来说，不见得在场的人越多就越好。相反，假如只有一个而不是一群旁观者在场，也许他或她得救的机会还要更大一些。为了验证这个听起来颇为不同寻常的结论，达雷、拉汤内和他们的学生和同事一起实施了一项系统的非常有成效的研究计划，获得了一组明确的结果（Latane Nida，1981）。他们的基本方法是模拟紧急事件，但有时候仅仅让一个人看见，有时候则让一组人看见，然后记录在不同情况下受害者得到帮助的次数。他们的第一次实验是一个纽约大学的学生假装癫痫病发作（Darley Latane，1968）。当只有一个旁观者在场时，他得到帮助的概率达到了85％，而当有五个旁观者在场时，他得到帮助的概率则只有31％。由于几乎所有单个旁观者都向他伸出了援手，要再说我们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冷酷社会”就显得有点牵强了。很显然，正是由于其他旁观者的在场，人们向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概率才降到了令人汗颜的程度。

另一些研究的目的则是考察社会认同在普遍存在的“冷漠无情”现象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者的做法是把一些人安插到一组目击潜在的紧急事件的人当中去，而且告诉他们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例如在纽约的一次实验中（Latane Darley，1968），当单独一个人看到门底冒烟时，75％的人报了警。然而同样的冒烟事件被一个三人小组看见时，报警的概率则降到了38％。但是，报警次数最少的时候还是当三人小组中有两个人事先被告知要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时候，这时候报警的概率降到了10％。在多伦多进行的类似研究中（A.S.Ross，1971），单个旁观者提供急救的概率达90％，但当一个旁观者身边有另外两个始终都不动声色的旁观者时，提供急救的概率则降到了16％。

受害者？

在图示的情况下，并不是很清楚这个人是否需要帮助。因此即使他真的需要帮助，得到帮助的可能性也不大。想一想，假如你是图中的第二个过路人，你也许会受第一个过路人的影响，认为一切都很正常。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社会学家对于什么时候旁观者会对紧急事件的受害者伸出援手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首先，我们的社会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变成了一个冷漠无情的社会。事实上，一旦目击者相信一个紧急情况的确存在，帮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参与援救或帮忙求助的旁观者人数之多都是非常令人欣慰的。在佛罗里达进行的一组模拟一个维修工人紧急事故的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R.D.Clark Word，1972，1974）。在其中的两次实验中，这个受伤的维修工人很明显正处在危险之中，结果百分之百的旁观者都帮助了他。在另外两次实验中，要帮助他得冒触电的危险，但也仍然有90％的旁观者采取了行动。而且，这些帮助既来自单个旁观者，也来自成组的旁观者。

但是，当旁观者不能肯定他们目击的事件是否紧急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时候受害者从单个旁观者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远比从一群旁观者得到的大，尤其是当这群人互不相识时（Latane Rodin，1969）。看来多元无知效应在陌生人之间表现得最为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公众面前喜欢表现得风度优雅、老于世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自己不认识的人，我们不熟悉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反应，因此不太可能恰当地表露自己的或正确地解读别人的关切表情。而结果就是，一个可能的紧急事件被认为是非紧急的，遭殃的是受害者。

仔细分析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规律。所有那些降低紧急事件受害者得到帮助的可能性的因素，都自然而然地存在于城市而不是乡村里：

1.城市是环境更喧闹、人们的注意力更分散、变化也更快的地方，在这里人们更难对所遇到的事件的性质迅速做出判断。

2.城市人口稠密，因此当人们目击潜在的紧急事件时，更可能是与别人在一起。

3.城市居民认识的同市居民的百分比远小于乡镇居民，因此在目击紧急事件时城市居民更可能是处在一群陌生人中间。

城市环境的这三个自然特征——混乱、人口稠密、认识率低——与研究发现的降低旁观者帮助率的因素正好相符合。因此不用借助诸如“城市非人性化”、“特大都会感情疏离”这样一些带有罪恶感的观点，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城市中有着这么多“冷漠无情”的旁观者。

不要成为牺牲品

但是，用比较温和的观点来解释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危险现象并不能减少危险。事实上，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十年内人类的一半将会变成城市居民——减少这种危险的需要只会越来越迫切。幸运的是，科学研究的新发现给我们提供了真正的希望。以这种科学知识为指导，突发事件的受害者能够极大地增进自己得到帮助的机会。这里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旁观者没有采取行动并不是因为冷漠无情或缺乏善意，而是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既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紧急事件，也不知道如果情况紧急的话自己是否有责任。如果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有责任介入一个紧急事件，他们的反应是很迅速的！

一旦懂得了我们的对手并不是像“城市非人性化”之类的难以捉摸的社会状态，而是简单的不确定性，紧急事件的受害者就有了保护自己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减少旁观者的不确定性。设想在一个夏日的下午你去参加一次公园音乐会。当音乐会结束后人们开始离开的时候，你的一只手臂感到有些麻木，但你并没有太在意。当你随着人群走到远处的停车场时，麻木的感觉向下传到了你的手上，向上传到了你的脸的一侧。你感到有点头昏脑胀，因此决定靠着一棵树休息一会儿。很快你意识到问题很严重，因为坐着已经无济于事了。事实上，你的肌肉的控制和协调功能已经恶化到张口说话都很困难的地步，你想站却站不起来。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你的脑子里闪过：“天哪，我中风了！”一群群的人从你身边走过，但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你。有几个人看到你奇怪地靠在树上，脸色很难看，却在周围寻找社会证据。当没有看到其他人有什么关切的反应时，也就认为没有什么事因而走开了。

当你发觉自己处于这种境地时，你将如何克服障碍获得帮助呢？由于你的身\_体正在迅速恶化，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假如你在呼救之前失去了说话和行动的能力或甚至失去了知觉，你得到帮助和康复的机会便会显著下降。但最有效的求救方式是什么呢？-呻-吟、呜咽、喊叫都不见得管用。它们可能会引起一些注意，但都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使过路人确信你正处在真正的危险之中。

假如仅仅靠喊叫不一定能让过路的人来帮助你，你也许应该表示得更明确一点。仅仅引起别人的注意还不够，你必须明明白白地说出你需要帮助。最好是使用“救命”这样的字眼让旁观者知道你的处境的确非常险恶。不要怕喊错了，在这里不好意思是你的头号敌人。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中风了，就不应该为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而感到尴尬。因为这里的利害关系非常清楚。为了避免一时的窘迫，你可能要付出死亡或终生瘫痪的代价。

但是甚至大声求救也不是最有效的策略。这一做法虽然可以使旁观者明白你正处在危险之中，但还是不能消除每个旁观者心中的疑点：这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是不是应该提供帮助的人之一？是否有更合适的人去帮忙？是不是他人已经去寻找内行人来进行救援了？这是不是我的责任？当旁观者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你，为所有这些问题考虑个没完没了时，对你来说生死攸关的时间却在无情地流逝。

很明显，作为一个受害者，除了让旁观者知道你需要帮助之外，还要更进一步，帮他们澄清关于应该怎么帮助你以及谁应该帮助你这一类的疑点。但什么是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呢？

根据我们已经看到的研究结果，我的建议是从人群中仅仅挑出一个人来，注视着他，指着他，直接对他说：“你，穿蓝茄克的先生，我需要帮助，请叫一辆救护车来。”通过这简单的一句话，你可以消除所有可能妨碍或延误救助的不确定性。你已经把穿蓝茄克的人摆到了“救援者”的位置。他现在应该明白，紧急帮助是必要的；他也应该明白，是他而不是别人有这个责任；而且最后，他也应该准确地知道要怎么办。所有科学证据都指出，这样做的话，你将迅速地得到有效的帮助。

总之，在紧急状态中需要帮助时，最有效的策略是减少周围的人对你的处境和他们的责任的不确定性，尽量把你所需要的帮助表达精确。不要让旁观者自己去下结论，因为社会认同原理和多元无知效应很可能使他们对你的处境做出错误的判断，在人群中时尤其如此。在本书谈到的所有依从技巧中，这个技巧或许是最需要牢记的一种。因为如果你不能迅速得到帮助，你有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