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

“为什么他们怪我呢，齐阿迪尼博士？”电话里传来的是当地一家电视台的气象预报员颤-抖的声音。这个问题困扰他已经很久了，近来更让他觉得沮丧和烦恼。为了解答心中的疑问，他向我们学校的心理学系求助，系里面便给了他我的电话。

“这真是毫无道理！谁都知道我只是预报天气，并不决定天气，是不是？那为什么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们怪我呢？去年发大水的时候，我收到了怨气冲天的邮件！有一个人威胁说如果雨还不停的话要给我一枪。天哪，就因为这个，我现在还处处小心呢。我在电视台的同事也是这样！有时候，我正在播天气预报，他们就会因为天气太热或是什么别的原因对我尖叫起来。他们明知我是不能对天气负责任的，可他们就是要这样做。你能不能替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实在是让我灰心极了。”

几天后，我们在我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谈话。我告诉他，人们对相互关联的事物历来就有一种“卡嗒，哗”的反应，而他就是这种反应的牺牲品。在现代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但我觉得对这个垂头丧气的天气预报员最有帮助的还是一个古代的例子。我要他不妨想象一下古代波斯帝王的信使们的可能遭遇。任何一个这样的信使都有特殊的原因来希望波斯军队在战场上取得辉煌的胜利。因为如果他的袋子里装的是一封捷报，当他到达皇宫的时候一定会得到英雄似的接待，美食、醇酒、女-人都可以由他尽情享受。但是如果他来报告的是一个战败的消息，他所受到的待遇就完全不同了：他往往马上就被杀掉了。

我希望这个天气预报员能够听懂这个故事，认识到一个在今天和古代的波斯都同样真实的事实：坏消息的晦气会传染给报告坏消息的人。不喜欢报告坏消息是人类的天性。即使这个人对这个坏消息毫无责任，仅仅因为他与坏消息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就有了不喜欢他的充分理由（Manis，Cornell，Moore，1974）。

气象预报员为自然的恶作剧付出代价

戴维·兰佛德

电视气象预报员谈一谈天气就可以过着很不错的生活。但是，自然母亲一开玩笑，他们就潇洒不起来了。

这个星期我与全国各地几个老牌的天气预报员聊了聊，听说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他们有时候被老妇-人用伞追打，有时候在酒吧被醉汉骚扰；他们挨过雪球和雨鞋揍，受到过死亡威胁，并且被指责企图扮演上帝。

“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如果圣诞节下雪，我活不到新年，”鲍勃·格里戈利说。他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的WTHR电视频道预报天气已经有九年了。

绝大部分的天气预报员说他们对当天天气预报的准确率通常都有80%到90%，但长期预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大部分人都承认他们只是报告计算机提供的信息，或是引用国家气象局或是私人气象单位不署名的气象学家的报告。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在电视上露了面，人们把账都算到他们头上。

35岁的汤姆·波纳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KARK电视台工作已经有11年了。他记得有一次一个从罗纳克来的壮实农夫，大概酒也喝得多了一点，在酒吧里走到他的面前，用一根手指戳着他的胸脯说：“你就是那个送来卷走我房子的龙卷风的人……我要把你的头拧下来。”波纳说他用眼睛到处找酒吧里边的治安人员，但怎么也找不到。于是他答道，“是的。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你不马上走远点的话，我还会再送来一次。”

几年前，当一场十英尺深的特大洪水降临到圣地亚哥的米盛谷时，KGTV电视台的迈克·安布罗斯记得有一个女-人走到他的车前面，用一把伞使劲地打他的挡风玻璃，并且说，“这场雨都是你的错。”

印第安纳州南本得WSBT电视台的查克·威泰克说，“有一个老女-人给警察局打电话，要他们把带来这么多雪的气象预报员抓起来。”

一个妇女因为她女儿婚礼那天下了雨感到很生气，因此给纽约州布法罗WKBW电视台的汤姆·乔斯打电话。“她认为我应该对这一切负责。如果她碰到我的话，可能会揍我一顿。”乔斯说。

WJBK电视台的索尼·埃利亚特在底特律地区做气象预报员有30年了。他记得几年前，有一次他预报说会有两到四英寸的雪，结果下了八英寸。为了报复他，他在电视台的同事装上一种奇怪的装置，当他第二天预告天气的时候，两百多只雨鞋落到了他身上。

“我身上还可以找到那次打肿的地方来证明我说的全是实话。”他说。

5-1饱经风霜

请注意来到我办公室的气象预报员和其他电视气象预报员的共同遭遇。

当然，我还希望这个天气预报员从这段历史中学到一些别的东西。他的困境不仅好几个世纪以来的信使们都遇到过，而且，与其他人（比如说那些波斯的信使）相比，他还远不是最倒霉的。在我们的谈话即将结束时，他的一句话使我相信他完全理解了我的意图，“我现在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多了。你看，这里是凤凰城，每年有300天都是阳光灿烂，对不对？谢天谢地，我不是在布法罗预报天气。”

这个天气预报员的离别赠言表明，他对关联原理已经理解得相当透彻了。与坏天气联系在一起固然很糟糕，但与灿烂的阳光联系在一起却可以让他得到观众更多的欢迎与爱戴。而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关联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换句话说，关联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不管我们是与好的还是坏的事情不小心联系在了一起，都会影响到我们在旁人心目中的形象（Lott Lott，1965）。

我们对负面关联的了解好像主要是从父母那里得来的。还记得他们总是警告我们不要与住在街那头的坏小孩玩吗？他们说我们自己做没做坏事不要紧，在邻居的眼里，我们跟什么样的人玩，我们自己就成了什么样的人。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在告诉我们关联原理的负面效果。而他们是对的，因为人们的确认为我们有与我们的朋友一样的品行（Miller，Campbell，Twedt，O'Connell，1966）。

至于正面的关联，那些依从业者知道得最清楚，因为他们似乎永远都在试图把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产品与我们所喜欢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汽车广告中为什么总有那么几个漂亮模特？广告商所希望的就是把这些模特美好和讨人喜欢的正面特质投射到汽车身上。他们相信我们对产品的感觉会受到我们对模特们的感觉的影响，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完全是正确的。

比如说，有一个研究就发现，男人们觉得有妖艳女模特的广告中的新车比没有这些模特的同样的新车跑得更快、更讨人喜欢、看上去更昂贵、设计得更好。但他们后来却拒绝承认广告中的年轻女-子影响了他们的判断（Smith Engel，1968）。

虽然这样的例子还很多（Bierley，McSweeney，Vannieuwkerk，1985；Gorn，1982），但是关联原理能够不知不觉地刺激我们花钱的最有趣的证据还是来自一系列对信用卡影响我们消费习惯的调查（Feinberg，1986）。在现代生活中，信用卡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有着一个在心理学上很显著的特征：它们让你马上就可以享受到产品或服务，但却在好几个星期之后才付账。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更可能把信用卡以及代表信用卡的徽章、记号、标志和花钱的积极而不是消极的一面联系起来。

消费者行为专家理查德·费恩伯格想要知道信用卡以及与之有关的事物对我们的消费倾向会有什么影响。他在印第安纳的西拉菲亚特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得到了一些非常有趣也令人不安的结果。首先，第一个实验表明，到饭店吃饭的人如果用信用卡而不是现金付账，他们给的小费通常都比较多。在第二个实验中，当大学生们在一间有万事达卡徽章的房间浏览邮购目录时，他们花的钱比平时要多29%，而且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些万事达卡的徽章与这个实验有任何关系。最后一个实验发现，当要一些大学生向一个慈善机构捐款时，如果他们在一个有万事达卡徽章的房间，他们捐款的可能性便提高了很多（87%对33%）。最后的这个发现所揭示的现象是最令人不安同时也最发人深省的。虽然信用卡本身并没有被用来捐款，但它们的徽章以及随之而来的正面联想就已经为人们大把大把地花钱提供了足够的催化剂。这一现象在几个饭店进行的实验中也得到了再现。在这些实验中，饭店用两种不同的盘子来放顾客的账单，有一种盘子上有信用卡的徽章，而另一种上则没有。结果他们发现，当盘子上有信用卡徽章时，顾客们付的小费要多得多，即使他们是用现金付的账（McCall Belmont，1996）。[6]

因为关联原理这么有效一一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只要有什么时髦的文化现象，制造商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把这种现象与自己的产品拉上关系。在美国第一次登月的那一段时间里，每一样东西的推销，从早餐饮料到甜面圈，都是与美国的太空计划联系在一起的。在举办奥运会的年份，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使用什么样的发胶和面巾我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7]在70年代，当最有魅力的文化概念是“自然”时，“自然”的班车当然也是挤得满满的。即使是与自然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人们也勉强地把它与自然凑到一块。比如说，有一个电视广告就谈到“自然地改变你头发的颜色”。同样地，在美国的“探路者”探测器在“红色行星”火星表面着陆之后的那一段日子里，火星漫游器玩具的销量当然上升得很快。但奇怪的是，马斯（Mars，英文火星）糖的销量也迅速上升。其实这种糖与登陆火星的太空计划毫无关系，它的名字来自于公司的创始人富兰克林·马斯（White，1997）。

另外一个广告商利用关联原理的方法是把名人和产品联系起来。职业运动员仅仅让人们把自己和与自己的角色有关（运动鞋、网球拍、高尔夫球）或无关（软饮料、爆玉米花的小东西、长统丝\_袜）的东西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到一大笔报酬。对广告商来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只要是正面的就行，至于是否合乎逻辑倒并不怎么重要。

当然，受到大众欢迎的娱乐界人士也有他们独特的吸引力，因此制造商们也愿意出大价钱把他们与自己的产品联系在一起。不久前，政客们也认识到了这种名人对选民的影响力。根据民主党顾问汤姆·亚穆达所撰写的一份题为“知名度=可选度”的报告，电影明星的支持是“把你的愿望变成法律的最佳途径”（Glass，1997）。因此，总统候选人总是招募一大群与政治无关的著名娱乐界人士。这些人或者积极地参加竞选，或者让政客们使用自己的名字造势。即使是在州县一级的竞选中，人们也会使用同样的策略。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位洛杉矶妇女这样表达她对加州一项限制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议案的矛盾心态:“这个决定还真不容易做。既有大明星赞成，也有大明星反对。搞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说政客们在利用名人支持方面还算是新手的话，他们却早就已经很善于用别的方式来利用关联原理了。比如说，当联邦政府有一个把新的工作机会或是其他的什么好处带给某个地区的计划要开始实行时，来自该地区的国会议员总是会抢着向新闻界宣布这一消息，即使这个议员没有为这个计划做任何事情，甚至对这个计划还投了反对票。

星光闪烁的玩笑

在竞选途中，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看上去很高兴与“今夜”电视节目主持人杰·莱诺在一起，不管莱诺怎么穿着都无所谓。

还记得巴甫洛夫吗？

很长时间以来，政客们便一直在煞费苦心地把自己与母亲、乡村或是苹果馅饼之类的东西联系起来。这最后一种联系一也就是说，与食物的联系——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比如说，靠一顿宴请来说服犹豫不决的立法人员投票就是白宫的传统。这一顿饭可以是在室外的午餐，可以是非常考究的早餐，也可以是精致的晚宴。但不管是哪一种餐，每当重要的提案要投票时，毫无例外地，银质餐具便搬了出来。政治捐款也是和吃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大部分的捐款晚宴上，呼吁大家做出更大捐献、付出更多努力的演讲从来都不是发生在宴会开始之前，而是在宴会当中或是宴会结束时。这样做好处很多。比如说可以节省时间，因此可以让互惠原理发生作用。但最不容易觉察的一个好处还是著名心理学家格里戈理·拉兹然在30年代发现的（Razran，1938）。

拉兹然使用一种他称为“午餐策略”的方法，发现实验对象对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所经历的人和事会更加喜爱。在一个与我们这里的论证最有关的例子中（Razran，1940），研究人员拿了一些实验对象以前看过和评价过的政治声明给实验对象看。如果当时实验对象正在吃东西，他们便对这些声明做出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这种偏好上的改变似乎完全是下意识的，因为事后问起来时，实验对象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吃东西的时候看的是哪些声明。[8]

拉兹然是怎么想出这种午餐策略的呢？为什么他觉得这个策略会有效呢？答案可能与他的双重学者身份有关。因为他不但是一个很受尊敬的独立研究者，而且也是最早把俄国开创性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的人之一。这种开创性的研究正是关于关联原理的，里边倾注了一个伟大的学者，伊凡·巴甫洛夫的心血。

虽然巴甫洛夫是一个有着广泛的兴趣和卓越的才能的人——比如说，早年他曾经因为在消化系统方面的工作而得到诺贝尔奖——但他最重要的实验上的成就还是他的实验本身。他证明了他可以让动物对一种与食物完全无关的东西（比如说铃声）产生通常对食物才会有的反应（比如说分泌唾液），所要做的只是在动物的经历中把这两样东西联系起来。如果把食物拿给一条狗时总是伴以铃声，用不了多久，这条狗一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唾液，即使没有食物时也是如此。

巴甫洛夫的经典实验与拉兹然的午餐策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很显然，对食物的正常反应可以通过最原始的关联转化到对其他东西的反应上去。拉兹然的想法是，除了分泌唾液外，还有很多其他对食物的正常反应，其中之一就是一种愉快的感觉。因此，把这种愉快的感觉和正面的态度与其他任何与好的食物有关的事物（政治声明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联系起来也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很多依从业者意识到他们可以用各种其他有吸引力的东西来代替食物，让这些东西的讨人喜欢的品质传染给与它们人为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产品或人物。他们的想法与午餐策略其实也没有本质的差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会看到那么多漂亮的模特出现在杂志上的广告中，广播电台的节目编排人员在播放一首当红的流行歌曲前总是把本电台的主题音乐插进去，而在图玻聚会上玩宾果游戏的人跑到屋子中间去领奖时是喊“图玻”而不是“宾果”。要知道对玩宾果游戏的人来说不过是喊了一声图玻，而对图玻公司来说，结果就像玩贏了宾果游戏。

虽然我们经常不知不觉地成了运用关联原理的依从业者的牺牲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不了解这个原理或是不会去运用这个原理。比如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对波斯帝国的信使和现代报告坏消息的气象预备员的困境非常了解。事实上，我们自己是绝对不愿意步他们的后尘的。在佐治亚大学所做的一个研究就表明，我们在把好消息或坏消息带给他人时有完全不同的做法（Rosen Tesser，1970）。在这个实验中，一些学生被要求去告诉一个同学他有一个重要的电话，电话中的消息在一半的时候是好消息，一半的时候是坏消息。研究人员发现对于不同性质的电话讯息，传递消息的学生的做法非常不一样。当这个消息是一个好消息时，传递消息的人一定会提到这一点：“你有一个电话，是好消息，快去见主持实验的人问详情吧。”当这个消息不是那么好时，他们就与它拉开了距离：“你有一个电话，快去见主持实验的人问详情吧。”很显然，这些学生早就已经知道，如果要得到人们的喜爱，把自己与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联系在一起是绝对必要的。

从新闻、天气到体育运动

正是由于人们对关联原理有足够的了解，他们总是把自己和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极力与坏的事物拉开距离，即使他们自己根本不必对这些或好或坏的事物负责任。这一事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奇怪的现象，而这些现象中最特别的一种又发生在体育界。不过这种现象与运动员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毕竟，在一场激烈的竞赛中，即使运动员们偶尔有些奇怪的举动也是情有可原的。让人觉得难以理解的倒是那些总是怒气冲冲、蛮不讲理、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的体育爱好者。比如说，你怎么理解在欧洲发生的体育比赛引起的暴乱和南美洲狂怒的足球观众谋杀运动员和裁判的事件呢？你又如何解释美国人在一些特地挑选出来授予运动员荣誉的日子里送给那些已经非常富裕的运动员的毫无必要的奢侈礼物呢？不就是一场比赛吗？

并不完全如此。一种运动和狂热的观众之间的关系远非一场比赛那么简单。这种关系非常严肃、非常强烈、也非常情绪化。在这里，有必要讲一个我最喜欢的小故事。一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战争结束之后回到了巴尔干的故乡。但他很快就停止了说话。医疗检查找不出任何器官上的毛病。他没有受伤，脑子没有受到损害，发声系统也完好无损。他可以阅读、写字、听懂一场对话、执行一个命令。但他就是不能说话——不能跟他的医生说话，不能跟他的朋友说话，甚至也不能跟苦苦哀求他开口的家人说话。

他的医生对此感到很奇怪也很沮丧，于是把他送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的一所老兵医院。他在这所医院一住就是30年。30年里，他一直都没有打破自己加给自己的沉默，完全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然后有一天，他所住的病房中的一个收音机正好调到了一个转播足球比赛的台，而转播的恰好是在他家乡球队和一个传统的死对头之间的比赛。在比赛到了紧要关头时，裁判判了他家乡球队的一名球员犯规。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瞪着收音机，说出了三十多年来的第一句话：“你这个蠢货！”他叫道，“你想要送他们这一场球是不是？”说完这句话，他回到自己的椅子里坐下来，又陷入了沉默。这以后，他再也没有开过口。

这个真实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体育运动具有一种惊人的、绝对的力量。这个老兵想要他的家乡球队得胜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仅仅是这个愿望，就让他偏离了固守多年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第二，体育运动与它的观众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个人化的。那个被战争摧毁的沉默的老兵对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所剩下的一些残破不全的认同感，被一场足球赛呼唤了出来。一言不发地在病房呆了30年以后，不论他的自我意识削弱到了何种程度，这个意识却与一场球赛的结果纠结在了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一个个体，通过关联原理的作用，会因为家乡球队的失败而变得无足轻重，也会因为家乡球队的胜利而得到升华。他与他的出生地之间的关系把他与一场球赛即将到来的胜利或失败套在了一起、裹在了一起、系在了一起。

这种现象也有助于解释1993年4月发生在网球超级明星莫尼卡·塞-莱斯身上的一场悲剧。当时，在汉堡举行的公民杯网球锦标赛的一场比赛中，一名观众大叫着从观众席上冲出来，把一柄切骨头的刀插到了她的背上。在某种意义上，塞-莱斯和锦标赛的安全人员早就有些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内战，对塞-尔维亚人的残酷行径的指控充斥了世界各地报纸的标题。出生于塞-尔维亚的塞-莱斯在这一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里已经收到了好几次死亡威胁和政治上的攻击。因此她经常用假名字旅行，为同一个行程预订好几张不同的机票好让人摸不清她的行踪，有时候甚至还乔装打扮。因此，当她受到袭击时，每一个人都断定这一行为与她的出生地发生的血腥冲突有关，但结果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攻击她的人是一名失业的德国车床操作工。他既不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也不是一个种族恐怖主义者，而只是一个体育运动的狂热爱好者。他的目的不是杀死塞-莱斯，而是让她受伤，这样她的对手，来自他的国家的斯黛菲·格拉芙就可以重新获得被塞-莱斯夺走的世界第一的称号。因此，长达一个世纪的种族之间的仇恨和一场残暴的战争都没有对她做到的事情，却由体育运动的力量完成了。

胜利的痛苦

莫尼卡·塞-莱斯为刀伤而痛苦，而她的攻击者关瑟·帕奇束手就擒。帕奇后来发誓他不是出于政治目的，此举也没有任何象征意义。他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要为与他来自同一个国家的网球选手斯黛菲·格拉芙——塞-莱斯当时最主要的对手——的事业助一臂之力。可能是意识到对体育运动的狂热也可以导致暂时的精神失常，汉堡的法院判了帕奇一个缓期执行的两年徒刑，把他放了。

著名作家依萨克·阿西莫夫在描述我们观看一场比赛的反应时说过这样的话（Asimov，1975）：“当所有其他的因素都一样时，你会为与你同性别、同文化、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一方加油……而你想要证明的是，你比其他人要优越。你为之加油的那个人就是你的代表；当他（或她）得胜的时候，你也赢了。”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时，一个观看比赛的体育爱好者的狂热情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一场比赛并不仅仅是以它固有的表现形式或艺术性来为我们打发时间或供我们欣赏，而且也是在让我们以自身为赌注来为一场比赛的输赢打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观众们才会对为自己的家乡赢得胜利的人如此热爱和感激；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会对招致体育比赛失败的运动员、教练和官员如此粗暴和残忍。[9]

由此看来，我们总是希望与自己有关的运动队赢得比赛，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优越。但我们想对谁来证明这一点呢？当然是对我们自己，但也对其他所有的人。根据关联原理，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些哪怕与自己只有非常肤浅的关系（比如说来自相同的居住地）的成功把自己装点起来，我们在公众面前的地位也会上升，我们的脸上也会更有光彩。

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总是煞费苦心地控制我们与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关系的能见度，彰显正面的联系，掩盖负面的联系，以使旁观者对我们有更高的评价因而更喜欢我们。这样做的方法很多，但最简单也最常见的还是使用不同的代词。比如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家乡的运动队嬴得了一场比赛之后，狂热的观众经常都挤到摄像机的镜头前，把食指竖得高高的，叫道，“我们是第一！我们是第一！”请注意他们从来不说“他们是第一”或甚至“我们的球队是第一”。他们所用的代词是“我们”，他们想要表现的是一种与得胜的球队近得不能再近的关系。

而且也请注意，当自己的队失败的时候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从来没有一个看电视的人听到过这样的呼喊，“我们是最后一名！我们是倒数第一！”当家乡的球队输球时，也就是将自己与家乡拉开距离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远不如带一点点隔离意味的“他们”用得普遍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有一次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我们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生打电话，请他们告诉我们上周他们学校的橄榄球队参加的一场比赛的结果（Cialdini et al.，1976）。但有些学生被问到的是一场他们输掉了的球赛，而有些学生被问到的则是他们贏了的一场球赛。我和我的同事阿佛利尔·梭恩则仔细倾听他们的回答，然后记下多少百分比的学生在他们的描述中用了“我们”这个词。结果很明显，学生们在叙述他们校队的胜利时喜欢用“我们”这个代词来把自己和成功联系起来——“我们打败了休斯顿，17比14，”或者“我们赢了。”但是，在谈到一场比输了的球赛时，“我们”这个词就用得很少了。学生们转而使用把自己和被挫败的球队区分开来的字眼——“他们输给密苏里了，30比20，”或者“我不知道分数，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给打败了。”而某一个学生的回话更是把想要和成功者联系在一起和失败者拉开距离的双重愿望都体现了出来。在冷淡地说出自己学校的球队的失败分数之后一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输了，30比20”——他又痛苦地加上了一句，“他们把我们得全国冠军的机会丢掉了！”

团队精神并不仅仅表现在穿自己学校的汗衫上，这些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更进一步，把学校的名字写在身上，为自己的运动队加油呐喊。

虽然这种想要沉浸在荣耀的光环中的愿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某一种人身上这种愿望却显得特别强烈。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除非我猜错了，他们通常都不仅仅是体育运动的狂热爱好者，而且也是有一些不易觉察的性格缺陷的人。他们缺乏对自我的正确认识，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价值估计过低。正是这种感觉使他们不是从自身的成就，而是从自己与别人的成就的关联中，来寻找荣誉和尊严。我们的文化中有好几类这样的典型。那些总是时不时地提起几个自己熟悉的著名人物的名字的人是一类，那些摇滚歌星的追慕者又是一种。后一种人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_体，只是为了以后可以夸耀说自己曾经与某某著名音乐家“在一起”。不管是哪一种形式，这些人的行为都有一个非常可悲的共同点——他们的成就感都来自自身之外。

还有一些人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利用关联原理。他们不是夸大自己与成功的人的联系，而是夸大与自己有联系的人的成功。这种现象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一心要让自己的孩子变成明星的臭名昭著的“舞台妈妈”了。但这种做法也并不是女-人的专利。1991年，在依阿华州的戴文泊特，有一名妇产科医生停止了对三名学校官员的妻子提供服务，原因据说是因为他的儿子在学校的篮球赛中坐冷板凳的时间太长了。其中的一名妻子当时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