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妇-人、女-人、女性、妻子”等刻板的形式来。

既然傅雷自己的要求这么高，现在要为他的《家书》译注，自然就不能不顾到这种灵活弹性处理译文的问题。傅雷在《家书》中，往往喜欢在同一段落中，连用好几次同一个外文字，例如在第299页（旧版第282页）中，就用了五次drama，五次relax，见下列原文：……我是用这种看法来说明你为何在弹斯卡拉蒂和莫扎特时能完全relax，而遇到贝多芬与舒伯特就成问题。别外两点，你自己已分析得很清楚：一是看到太多的drama（一），把主观的情感加诸原作；二是你的个性与气盾使你不容易realx，除非遇到斯卡拉蒂与莫扎特，只有轻灵、松动、活泼、幽默、妩媚、温婉而没法找出一点儿借口可以装进你自己的drama。（二）。因为莫扎特的drama（三）不是十九世纪的drama（四），不是英雄式的斗争，波涛汹涌的感情激动，如醉若狂的fanaticism；你身上所有的近代人的drama（五）气息绝对应用不到莫扎特作品中去；反之，那种十八世纪式的fliriing和诙谐、俏皮、讥讽等等，你倒也很能体会；所以能把莫扎特表达得恰如其分。还有一个原因，凡作品整体都是relax的，在你不难掌握；其中有激烈的波动又有苍茫惆怅的那种relax的作品，如萧邦，因为与你气味相投，故成绩也较有把握。但若既有激\_情又有隐忍恬淡如贝多芬晚年之作，你即不免抓握不准。你目前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理性的控制力相当强，手指神经很驯服的能听从头脑的指挥，故一朝悟出了关键所在的作品精神，领会到某个作家的relax该是何种境界何种情调时，……同一页中，用了这许多次外文字，而每次的含义又稍有不同，这么一夹，就似乎把困难浓缩起来，译注时要逐字还原，一一镶嵌在原文的字里行间，就更叫人煞费思量了。我试从drama这个字开始讨论。首先，要把drama这字译成中文，是不太容易的。字典上的解释是“戏剧、剧本、戏剧艺术、戏剧事业、戏剧性场面、戏剧效果、戏剧性”等等，来来去去都跟“戏剧”两字脱不了关系，这些字眼，在上述的段落中，完全起不了作用，就算勉强用了“戏剧”两字，我们又怎能把以上的片段依次译为“太多的戏剧”、“装进你自己的戏剧”、“莫扎特的戏剧”、“十九世纪的戏剧”以及“近代人的戏剧”呢？这么一注，人家还以为傅雷在跟傅聪谈戏剧，而不是谈音乐呢！都沂椤返脑澹穹瞧苹滴抟帕嗣矗科涫担鲜鲆欢沃谐鱿值牡谝桓鰀rama，是指傅聪对音乐的体会，尤其如以气势磅礴见称的贝多芬的音乐，所以就译为“看到大多的跌宕起伏”；第二次出现指傅聪自己奔放浓郁的感情，因此译为“自己的激越情感”；第三次指莫扎特的drama，译为“莫扎特的感情气质”；第四次是十九世纪的drama，译为“气质”；第五次指傅聪身上所有的近代人所特有的drama气息，此处drama后连接了名词“气息”，所以不得不译为形容词“激越”两字，全句则为“近代人的激越气息”。至于说到relax一字，也有同样的问题。在上述一段中，relax第一、二次出现时，原文作动词用，所以译为“放松”；第三次出现时，提到“作品整体都是relax的”，作形容词用，译为“安详，淡泊”；第四次出现时，是个长句——“其中有激烈的波动又有苍茫惆怅的那种relax的作品”，所以译为“闲逸”，以与“波动”作为对比；第五次出现时，则译为“闲逸恬静”。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译注时，必须对原书再三研读，仔细推敲，即使如此，由于能力所限，会错意的地方，可能还是在所不免的。

除了上述种种难题之外，个别遇到的险滩，还有很多。譬如说，有些外文字，倘若在普通的情况下，译成中文是毫无问题的，我们要order一样货品，大可直截了当译为“订货”；我们要order一样菜肴，也可以轻轻松松译为“点菜”，但在《家书》中（第248页，旧版第233页）有一处，傅夫人写信给儿子，提到了傅雷为父的自尊心问题。原来当年大陆上由于粮食短缺，做父亲的不得不要求儿子从国外寄回日常生活所需的牛油、烟草等物品，可是又于心不忍，生怕增加儿子的负担，于是，做母亲的写道：“[傅雷]每次order食物，心里矛盾百出”。这个“order”，既不能简简单单泽为“订购”，也不能含含糊糊译为“要求”，经过考虑，我只有译注为“嘱寄”两字，既反映了昔日的实况，也顾及了傅雷当时的心情。另外譬如“outshine”一字，是个动同，原本并不难译，即“夺人光彩”之意。但是在《家书》第416页（旧版第376页）上，提到室乐的演奏，说合奏者“谁也不受谁的outshine”，此处受了原句的牵制，不能索兴改为“谁也不夺谁的光彩”，只好将就译为“谁也不受谁的掩盖而黯然无光”。除此之外，为《家书》译注，由于三联书店排版时，要把译成部分直接嵌印在原文之间，为了语气的衔接，不得不作出许多必要的调整，某些地方要补充，某些地方要重复，总之，凡是翻译时该用的种种技巧，几乎全都用上了。以上只是我在译注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翻译不同于创作，本来就是一项极受原著规限的工作。不过，在一般情况之下，译者至少仍然有更改句型，调动词序的自由。我为《傅雷家书》译注，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却似乎连这种起码的目由也给剥夺了。翻译的困难也因此更显得变本加厉。幸而困难越大，逐一克服时的乐趣也就越多，翻译之所以既令人心力交瘁，又使人乐此不疲，大概原因就在于此吧！

一九八七·十二·八

编后记

爸爸一生工作严谨，就是来往书信也整理得有条不紊。每次给哥哥的信都编号，记下发信日期，同时由妈妈抄录留底；哥哥的来信，也都编号，按内容分门别类，由妈妈整理成册。可惜在十年浩劫期间，爸爸的手稿几乎全部失去，书信更是如此。今天，如果能把父亲和哥哥两人的通信一起编录，对照阅读，必定更有教益。

爸爸妈妈给我们写信，略有分工，妈妈侧重于生活琐事，爸爸侧重于启发教育。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爸爸给哥哥的中文信件共一百九十封，妈妈的信也有百余封。哥哥在外二十余年，几经搬迁，信件有所失散。这本家书集选自哥哥保存的一百二十五封中文信和我仅有的两封信。家书集虽然只收录了一封妈妈的信，但她永远值得怀念；妈妈是个默默无闻，却给爸爸做了大量工作的好助手。爸爸一生的业绩是同妈妈的辛劳分不开的。

今年九月三日是爸爸妈妈饮恨去世十五周年，为了纪念一生刚直不阿的爸爸和一生善良贤淑的妈妈，编录了这本家书集，寄托我们的哀思，并献给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

傅敏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三版后记

《傅雷家书》自一九八一年初版和一九八四年增补版发行以来，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并于一九八六年五月，荣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九八五年六月和一九八六年一月，先后于香港、北京和上海举办了“傅雷家书墨迹展”。在北京和上海的活动中，还展出了于一九八五年春新发现的家书墨迹和父母遗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鉴于各界读者的热烈要求，现在增补本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摘编，改正个别误植之处，并对家书中使用的外文增加了译注。

经过有关资料的核对，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爸爸的信件，至少应有中文信二百十三封，英法文信件九十五封。现存有中文信一百八十一封，英法文信件七十九封；此外，母亲的信有六十五封。新版摘编了父亲的中文信一百四十四封，英法文信二十二封；母亲的信十六封，包括一封英文信。加上幸存的父亲给我的三封信，全部摘编了中外文信件一百八十五封。

英法文信件以及中文信中夹用的外文，均由香港翻译协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法国文学博士金圣华女士翻译，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傅敏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傅雷家世

傅雷的祖父傅炳清，拥有四五百亩土地、30多间房子，在当地算得上是一家大户了。这个家族，曾经兴旺阔气过，门前的张家湾边，设置着护院的岗亭，常有家了看守；宅后的河汉上，停靠着专用的舟揖；宅内使唤过多个仆佣。但从傅雷祖父辈开始，就有些衰落气象了。祖父生有二子，长子傅胜，结婚不久就离开了人间。次子博鹏，即傅雷之父。

傅鹏虽继承了家族的全部财产，自己也有职业，但他并不是一个理家生财之人，只能守成而不能发展。一场突来的灾祸，终使家产损失过半。在傅雷还不到4周岁的时候，在周浦镇扬洁女-子中学任教的父亲，被人诬告入狱，在牢中受了三个多月的折磨。等到用巨款把他保释出来，已到了窃病后期，不久就去世了。他仅仅活了24岁。

傅雷的母亲李欲振，身材短小却端庄秀丽，又贤淑能干，极有主见，人们尊称她为鹏少奶奶。族中或邻里发生了纠葛磨擦，往往请她出来评理调解，只要有她说上几句劝说的话，双方就能心平气和下来。丈夫的先灾后病，花去了大量钱财，家道迅即衰退下来，一年中又连失4口，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对一个女-子来说，是何等地巨大呵！但傅雷的母亲，并没有被接连而来的灾祸压倒冲垮，她顽强地要闯过这个难关。

傅雷妻子朱梅馥生于1931年2月30日。诞生之日，正是阴历正月十五，腊梅花盛开的季节，大人们以花祝愿，给她取名“梅福”。结婚时，傅雷嫌她名字中的“福”字俗他，将其改为“馥”字。朱梅馥父亲朱鸿，是位前清秀才，以教书为业；母亲杨秀金，操持家务，生有三子二女，朱梅馥最幼。傅、朱二人青梅竹马，及至年长，又相倾相爱。1927年，由朱梅馥叔父作媒，与傅雷定下了婚事。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1907年4月7日（阴历三月初七）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酉傅家宅（现南汇县下沙乡王楼村五组）。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正直的作家和严谨的艺术家、教育家，从三十年代起，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毕生翻译作品三十余部。傅雷的声誉则流传于中国人的社会，他对中国近数十年来的文化贡献颇巨，尤其作为一个文化人，在修身处世的坚毅和工作态度的认真上，足为后辈取法者良多。

傅雷长子傅聪，今日己是国际闻名的青年钢琴家，其演技日在衍进中，前程似锦。

傅敏是傅雷的次子，许多人都知道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对这个家庭的另一个成员傅敏却知之甚少。傅敏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坎坷人生和他在苦难中始终没有泯灭的正直和善良感人至深。

纪念傅雷■施蛰存

1966年9月3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二十周年纪念。这二十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15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几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1939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1943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于翻译罗曼·罗兰。这一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例。他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我说，依照你的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他说"对"。我说："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傅雷有一本《国语大辞典》，书中有许多北方的成语。傅雷译到法文成语或俗话的时候，常常向这本辞典中去找合适的中国成语俗话。有时我去看他，他也会举出一句法文成语，问我有没有相当的中国成语。他这个办法，他也不以为然。我主张照原文原意译，宁可加个注，说明这个成语的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某一句成语。当然，他也不以为然。

1958年，我们都成为第五类分子，不便来往，彼此就不相闻问。不过，有一段时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她们俩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间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况。

1961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于是我又常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衷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的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雷逝世，其实我还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书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地了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他要把他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他的理想的人物。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洁白的纪念碑--读《傅雷家书》■刘再复一翻译家死了，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留下了一颗蓄满着大爱的心。

二

纯真得像孩子，虔诚得像教徒，比象牙还缺少杂质。

三

把全部爱都注入洁白的事业，像大海把全部爱情都注入了白帆。

四

莫扎特的曲子中醉了，因为畅饮了善的纯酒。能在善里沉醉的人，才能在恶的劫波中醒着。

五

雪，任凭风的折磨，雨的打击，总还是一片洁白。

六

人的意志可以把雪抛入泥潭，但不能改变雪的洁白的颜色。

七

我爱默默的白塔，翩翩的白鸽、白鹤与白鹭，但更爱洁白的、不被尘埃污染的心怀。

八

比诗还令我泪下，比小说还动我情感，比哲学还令我深思。征服人的心灵的，是心灵本身。

九

心灵是文学的根抵。伟大的文学仰仗着心灵的渗透力，把高洁的芬芳注入世界。

十

未能发现心灵的潜流，只能盘桓于文学的此岸，感慨彼岸他人笔底的波澜。

十一

是时代的镜子。显示着一代天骄怎样闪光，怎样凋残，怎样怀着忠诚，至死还对故土唱着亡我的爱的恋歌。

十二

是心灵的镜子，照着它，能使人纯洁，使人文明，离兽类更远。

十三

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

十四

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十五

不懂得珍惜水晶心，那是真正的不幸。

十六

碎物的珍珠不是悲剧，毁灭心的珍珠才是悲剧，被毁灭的价值愈高，悲剧就愈加沉重。

十七

应当为失去江山国土而忧愤，也应当为失去洁白的心灵而忧伤。

十八

正直的战士，保卫着祖国的森林、海洋、城廓和田野，也应当保卫洁白的心灵和智慧的前额。

十九

纪念碑飞翔了，洁白复归了，我感谢春天母亲的情怀，她懂得爱，懂得珍爱那些和自己的乳汁有着一样颜色的儿女。

赤子之心■傅聪谈傅雷

北京饭店长长宽宽的走廊里，冯亦代先生和我匆匆地找寻着傅聪的房号——我们相约，在他养病期间作一次长谈。门开处，傅敏迎了出来，床-上坐着微笑着的傅聪。这是一次尽情的畅谈。对祖国深深的爱、淡淡的愁，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对艺术的挚爱与追求，对父母的思恋和怀念……。沉静的傅聪竟是那样容易激动；以音乐为生命的他，却具有一副哲学家的头脑。记得一篇文章的开头两句话：“傅雷是傅聪的爸爸，傅聪是傅雷的儿子”。是的，同是那样的一颗赤子之心。

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

晓：《傅雷家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您有些什么想法，愿意向读者讲些什么吗？

聪：父亲一故世，欧洲就有好几个杂志的负责人问我这批书信，因为在国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那时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个出版社多次问我，愿出高价，我都拒绝了。原因是我觉得爸爸的这份家书是有永恒性价值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我不愿让它成为任何一种好意或恶意的政治势力的工具。现在由三联书店来出版它，我高兴，但有时也有些doubt。

冯：疑虑？

聪：这词不好翻，不是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疑虑，而是自己思想上的东西。格不同，难翻。我爸爸是个赤luoluo的人，不仅对我，对朋友也这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内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出来了。但这些信都是他五、六十年代写的，都带着当时的时代气氛和他的心境、情绪。虽然他一直是坐在书斋里的人，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连的。不过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会很不同了。

晓：那是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聪：这些信的价值正在于此。我刚才说我还有些doubt，就是说他在某个时期对自己作了相当多的解剖，自我批评，现在看，有一些可能还要回到原来的认识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到社会上去，看到了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到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补了课，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可是我觉得他原来的这个见解却是对的。经过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不行的，不择手段本身就把目的否定了。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的doubt。因爸爸在国内文艺界有一定声望，大家尊敬他，这些家书出版后，会不会对有些内容不能真正从本质上去了解，而只从表面上去看？

晓：人们会理解的。在当时，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那种虔诚，那种热爱。他急于要跟上新的时代，急于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时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改造自己、否定自己，是那样一种真挚的感情。

聪：也许我在西方耽久了。我认为一切信仰没有经常在怀疑中锤炼是靠不住的，是迷信。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对造成现代迷信也有责任，知识分子应该象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是最敏锐的，应该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爸爸说过：“主观地热爱一切，客观地了解一切。”我觉得这还不够。中国为什么走这么大的弯路？正因为中国人太主观地热爱一切，而不客观地多作怀疑，多怀疑就不会盲目闯祸了。爸爸基本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的“了解一切”，就包括怀疑。了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怀疑，先要提出问号。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执着真理，却又死死抱怀疑态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会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多的更进步的真理。我想我们的社会的确不应该死抱-住教条不放，而应该不断地探求新的真理。

赤子之心晓：您认为这些家书中反映的最本质的思想是什么？

聪：赤子之心。爸爸的信从头到尾贯穿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个。看这些信，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这个人：他一生没有一分钟度过的是行尸走肉的时光，他的脑永远在思想，他的心永远在感受。他是一个在中国最优秀的传统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识分子（我说的是最优秀的传统，从屈原一直到现在的传统），同时又是“五四”的觉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东西决不是表面的、生活习惯上的小节的东西。你现在在国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装革履，家里连中文也不说了的人，可是这些人对西方文化根本没有一点点真正的了解。而爸爸为什么对西方文化能有真正深刻的掌握和了解，就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化中的根子扎得很深！我爸爸责己责人都非常严，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着东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从西方文化中来的，他的那种科学态度，很强的逻辑性，讲原则，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他是接受了这些优点的。他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时说过，他受这本书影响很大。罗曼·罗兰作为一个欧洲人，有这么个理想，他希望能够把德国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两个民族的文化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灿烂的文化。我爸爸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间取长补短，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更灿烂的全人类的文化。刚才说的赤子之心，还要讲回来。我爸爸这个人也有很多缺点，因为他是个非常活生生的、丰富的人，他的缺点优点都不是一般的，都是比较大的。如他脾气的暴躁，一时冲动不能控制，可以使人目瞪口呆。

敏：可是他同时又可以是绝对冷静，很理智，很严谨。

聪：那绝对如此，一切强烈，幅度很大。最主要的一点，是我爸爸这个人完全是真的。这跟知识高低，品质好坏没有关系。

冯：我第一次见你爸爸是在郑振铎先生那里，那时郑先生就说他一辈子要为“赤子之心”受累。

聪：他之所以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典型，说到最后，他还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特殊之点是感性第一，这感性第一说到底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他虽然一方面那么严谨，同时他又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他的同情心非常博大，处处为人家着想，小处为儿子，稍大点为朋友，再大点为国家为政府着想，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很多这样的态度。抱了这样一种态度，再加上科学分析能力，这样的人就是优秀的人。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人，那这个社会就是理想世界了。可是我们中国人大都感性的部分太多，缺少理性的东西；盲目的信仰太多，滥好人太多，怀疑、思考太少，信仰没有在怀疑中铸炼。我每次回国来，常常一点点小事就马上使我心里暖起来，马上就乐观起来，因为我还是一颗中国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我觉得如果东方人能保持这种赤子之心，而又尽量学习西方人的理智、科学精神、逻辑性，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着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最强调的是做人晓：请谈谈傅雷先生对您最大最可贵的影响和帮助是什么？

聪：他最强调的是做人。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艺术，谈不上音乐，一切部谈不上。我觉得整个国家也一样，国家要好的话，第一人的素质要好，人的素质用简单化的方法来说明是很危险的，象小孩子看戏那样，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其实好人坏人的区别并没有那么简单。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一定会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种种矛盾。后天能给人的素质以影响的除了感性上的东西，如新中国刚创立时全中国有那样一种气氛，我想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好象忽然变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占了很大部分。但单纯靠这感性的东西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理性的东西。我爸爸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要把感性的东西融合到理性里去，就是我刚才讲的信仰和怀疑的问题。你问我爸爸对我影响最主要的是什么？可以用一句话说：独立思考。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独立思考，一切都不人云亦云，决不盲从。盲目的信仰已经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还要骗自己。我认为我爸爸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欧洲的近代文明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经过了四个多世纪的沉睡，除了从经济基础分析，经济结构，整个制度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人的觉醒。那时欧洲资本主义还是非常弱的，但人已开始不安于人云亦云，他们不光是追求对宇宙提出问题，也开始考虑人活着为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个，爸爸的信从头至尾讲的也就是这些。有了这个基础以后，一切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进步才可能巩固，才是真正的进步。我刚才讲过，国外很多生活完全洋化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很多封建的东西。生活上的很多东西好象都现代化了，都有了洋房汽车，这个社会并不见得就是理想的社会，本质的真正改变才是主要的东西。我看中国现在最需要补课的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物质不现代化没什么坏处，可能还有好处。

晓：我想这两者并没有矛盾。科学的发展，增长的不应该光是物质财富。

聪：对我来讲还是纯精神的东西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当然，一定要到一定的水平，可是再多出来就是人给人造出来的多余的奢侈品了。

晓：精神上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过去只强调精神作用，不管生产发展，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两个文明，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聪：问题在于那时强调的精神不是真正的精神理性，而是迷信、盲从，不经过独立思考，口号叫得响的就是好人。这是从表面来区别一个人的好坏。中国人往往做名词的奴隶，几千年讲正名，这很可怕，名正言顺，什么歪理都可以。

中国人灵魂里本来就是莫扎特聪：我在外头常常跟人家争论，欧洲的基督教精神常常有信仰和智慧的争论。我有时跑到信仰这边，有时又跑到智慧这边，争来争去，不可开交，其实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人是个具有最高智慧的民族，到现在为止，也很少有欧洲基督教精神那种信仰。中国人其实是有很高度的怀疑精神的民族，只是不科学，是一种直觉的怀疑精神，凭一股灵性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智慧和知识是两回事，有时一个最大的学究什么智慧也没有，一个普通的农民什么书都没念过却有很高的智慧。我说要看中国文化就看中国的文字，从中国的文字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智慧。中国的文字完全是莫扎特式的，如“明”吧，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三岁孩子就知道，看来很天真很稚气，可也是最高的诗意，最富象征性的东西。我所以称它为莫扎特式的，就是最朴素、最天真、最富有想象力、最有诗意的，不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老早就达到了这种境界，而欧洲艺术史上只有几个高峰才达到，就象莫扎特。

冯：傅雷先生讲莫扎特的那篇文章是写得很精彩的。

聪：那篇文章里有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精辟。“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末莫扎特给我们是无限的信心”。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一段可以单独拿出来大书特书：“在这样悲惨的生活中，莫扎特还是终生不断地创作。贫穷、疾并妒忌、倾轧，日常生活中一切琐琐碎碎的困扰都不能使他消沉；乐天的心情一丝一毫都没受到损害。所以他的作品从来不透露他痛苦的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最后这句我不完全同意，他有的地方还是有这种气息的，但他总是竭力保持平衡，他那大慈大悲的心理，即使反抗，也永远带着那种irony，这词很难翻，就是哭里带笑，笑里带哭的状态。“他的心灵多么明智，多么高贵，多么纯洁。音乐史家说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自己得不到抚慰，却永远在抚慰别人，但最可欣慰的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创造出来，甚至可以说他先天就获得了这幸福，所以他反复不已地传达给我们。精神的健康，理智与感情的平衡，不是幸福的先决条件吗？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渴望的吗？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苦难，以永远乐观的心情应付残酷的现实，不就是以光明消灭黑暗的具体实践吗？”这太精彩了！坝辛耸踊寄讶缥尬铮儆谝磺锌佳橹系幕娜松郏陀邢ｍ岩帐踔忻篮玫奶斓乇湮篮玫南质怠！比缓缶褪巧厦婺橇骄浠埃骸凹偃绫炊喾腋颐堑氖钦蕉返挠缕悄┠馗颐鞘俏尴薜男判摹薄ｎ揖醯弥泄舜澄幕疃嗟木褪钦飧觯还颐且残枰炊喾摇５泄嗽诹榛昀锿繁纠淳褪悄亍ｎ椅裁凑庋兀抑曰乩从龅矫恳患∈露蓟崾刮衣砩侠止燮鹄矗蛭沂侵泄耍泄司褪钦庋业男囊彩钦庋ｋ晕易苁且康骶褡饔茫晕镏氏执桓行巳ぃ蛭易≡谙执纳缁崂铮翟诟械胶芏嘞执亩骱苡形侍狻ｅ分奚缁嵊泻芏嗑窨嗝疲杂行矶噫移な吭硕。焯逶硕。褪嵌杂谡庵治镏噬舷执囊恢址纯埂?

晓：作为一个人来讲，单有物质上的东西，没有精神上的支柱是不行的。

聪：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真正解决。假如我们能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使每一个人都变成自觉的，能独立思考的，不断进取的，有很坚定的正确认识的人，这样一个文明的人类社会，再不忘老子的智慧，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不断地前进。

出发点对的话，音乐就会容易些晓：傅聪先生，我们还想请您谈谈音乐教育的问题。读傅雷先生的信，他是把艺术、教育、道德和人生哲学全都融合在一起的。

聪：这都是一整个有机体，它们绝对不能分开。我觉得音乐教育的最基本问题是要弄清为什么要学音乐。他有再大的才能，再高的天分，再好的先生和再优越不过的条件，假如出发点没有弄清楚，那一切都是白费的。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成为音乐家、钢琴家。我小时开始学钢琴最主要的原因是感到在这方面还可能有一定的园地，我小时候的音乐感受力特别强，爸爸觉得可能有点东西在那里，也许在这方面有所发展，所以让我学了两三年。后来生活上有些变动，少年时代又有相当一段浪子生涯，在昆明老有给学校开除、逃学等等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以后我决定回上海，重新专心学音乐。我真的从来没想到过将来做个国际上的钢琴家，我主要的出发点，主要的原因是我爱音乐。我觉得没有音乐的话，我的生命就缺少意义。这并不是理论上的东西，完全是感情上的。常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东西？我不写，因为我觉得必须心里头有东西，一定想写才能写，而不能因为我是搞音乐的，一定要写点什么。我自己觉得我不是这块料子。我感受能力相当强，我的才能是在再创作方面，我需要去理解别人，有时也可以发挥，发挥出更多的东西来。主要就是说出发点是我在内心有股力量，使我走上了这条道路。国内音乐界现在有一股风，不少人都在拉协奏曲，弹协奏曲，不少是炫耀技巧的、唬人的东西。室内音乐不搞，奏鸣曲也很少搞。这反映了一种功利主义倾向，一些人主要是想成名，成明星，他们不是为音乐服务，而是音乐为他们服务，音乐为成名服务。因为假如是献身音乐的话，就不能不搞室内音乐，室内音乐是音乐里最美丽、最丰富的音乐。也不能不搞奏鸣曲，我是说提琴和钢琴的奏鸣曲。我假如开音乐会，不开独奏会，而开两个人的奏鸣曲的音乐会，我是最高兴的，我觉得这里有无穷的乐趣。就是弹伴奏吧，这里也有无穷的乐趣，舒伯特的乐曲，伴奏也是最美的音乐。这里就是有个出发点的问题。

晓：你认为音乐界的状况如何？

聪：我还看得不够多，有些看法我已在音乐学院学报中说了。这里的先生教学生是世界上态度最好的，可是他们自己也是十几年与外界隔绝，比较闭塞-；另外教育上也有个东西不太好，似乎学生好功劳是先生的，学生不好也是先生的责任，功利主义厉害了一点。

敏：应该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聪：对了，先生要尽一切力教学生，但以后成绩怎样，就得靠学生的努力。不要没有成绩觉得脸上无光，也不要有了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加上搞比赛，拿名次，拿了奖就不得了，老师可以评上教授，学生马上成了“家”了。这是笑话，得了奖就成“家”了？国外很无情，就是得了奖，还要在舞台上考验，能够站得住的很不容易，没有铁饭碗。但这里有的人几十年就弹一个曲子，这怎么办？不要说音乐为他服务，是一个协奏曲为他服务。

晓：现在音乐学院的学生修养是否全面？

聪：不，拉提琴的就管拉提琴，弹钢琴的就管弹钢琴。这次我跟他们合奏，从教课中我发现距离是相当远的，就有点担心。那些小孩却说你别担心，这太容易、太容易。什么，太容易，试试看。第一次练习，三个钟头练下来，一个乐章都过不去。完了后，那些学生说，唉呀，太费劲，没想到这么费劲。他们简直不知道这音乐里有多少学问，他们就知道表面的东西。可是我很高兴的是，第二次第三次练下来，这些孩子进步很快，他们的进步不完全是靠努力而来，而是发现了个新天地。第三次练习时他们简直手舞足蹈，说唉呀这音乐怎么这么美啊！每个人都陶醉在里面了。对他们来说，似乎从来不知道音乐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出发点就对了。这种欢乐就是创作的欢乐。这不是暴君式的输入，而是一种感染，他们高兴、开心。音乐这东西又难又容易，出发点对的话，音乐就会容易些，容易很多。真有才能有音乐感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让你的赤子之心，纯粹的敏感，同音乐里头内在的东西自然而然的接触，反应就会很快。外国有句话叫“让音乐自己说出来”。每个搞音乐的人都要知道，我们都应该做音乐的通音管子，让音乐从这里-流-出来，它原来是怎么样，就自然而然地-流-出来。当然这里有主观的成分，没有人的成分就没有任何艺术，但宾主地位要放对。说来说去还是个出发点问题。

晓：这些年音乐学院学生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文革后涌现了相当多的音乐人才。

聪：是是是，有有！技术水平、音乐天赋都有。中国人的音乐感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强。有音乐感只不过是初步的感性，真要做学问的话，必须要提高到理性上来，然后再回到感性，又再回到理性，不知道经过多少回复、复归，才有一天可能成为音乐家。中国人搞音乐到做学问的水平还没有，其实音乐是一门最玄妙的学问。

编钟提出的大问号晓：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您有什么看法？

聪：我觉得那些基本问题解决了，音乐就会发展。中国最弱的是创作，即使不是人为的外界的清规戒律，几十年下来自己心里头习惯的框框也很多。我们一方面有闭关自守，同时另方面又相当虚无主义。我上次回来在汽车里听到司机听的地方戏，非常欣赏。中国的地方戏太丰富了，可是有些同行却很看不起地方戏，这不对。我觉得中国的音乐创作要发展，一方面要谦虚地，不带一点成见地学习西方所有的各种音乐派别；另方面还必须非常深地去挖掘中国自己的遗产，千万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企求马上见效。在欧洲，象匈牙利，过去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直受德国统治，可是匈牙利民族的根是蒙古族，跟其他民族的不同。一直到近代，巴托克、柯达伊这两个大师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才真正创造了他们匈牙利的民族音乐。可是，在巴托克、柯达伊以前他们早就有很悠久的历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酝酿才出现巴托克、柯达伊。当然巴托克、柯达伊是很大的天才，但天才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总得有个底子，有很长的一个酝酿阶段。中国音乐的发展我想也不会有任何其他途径的。

晓：您认为中国音乐的基础怎么样？

聪：很弱。但中国音乐的雏型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从发现编钟以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中国音乐以前到底是怎样的？我觉得中国音乐那时候假如有这么宏大的完整的乐器，它包括七音，可以转调，还有和声，并且有工具，这一定是为什么音乐服务的，一定有音乐语言。这个音乐语言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整个是个空白的大问号。所以你说中国音乐的发展，我觉得可能性是最大，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最少，要做的工作是最多，态度应该最谦虚。千万不要用批，更不要判，先弄之清楚，对自己的东西如此，对外国的东西也如此。所以姚文元那篇批判文章是狗屁。我是说就是要怀疑，只有弄懂了才能怀疑，他根本不懂音乐，没资格！学问就是学问，你要先弄懂了，把整体的具体的都真正的了解，才能开始怀疑。

一九八一年春节

傅雷情爱的另一回荒唐■何频

由于一般文本历史承袭了为尊者和贤者讳的传统，于是，这有意掩盖某些情节真相的匠心独具之作，便一再为粗心的阐述者埋下了陷阱。

傅雷同朱梅馥1932年1月结婚。之前二人的感情生过波折，那危机缘于很多人都知道的热情外露的法国女郎madeleinc。可是，多愁善感又极具艺术特质的青年傅雷，稍后还演过一出情爱的恶作剧。

弹指到了1936年底，28岁的傅雷应友人滕固的好意邀请，以国民政府“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专门委员”的名义，携着一名摄影的同事专程来到洛阳，负责实地勘察龙门石窟的详细资料，提出具体的保护方案。感情复杂固然为书生本色，但想不到一向对艺术极端痴迷的傅雷，原先对西洋美术代表作品精心研究又惊叹过，后来也对敦煌的壁画称颂有加，不知怎么了，偏偏这一次对肩负的使命则视为苦役。

他在洛阳工作了两个月，又因性格乖僻不果而散，其间的心绪尽诉在与好友刘抗等人的通信里。总的是埋怨对豫西寒冬环境恶劣的不适应，傅雷感慨是一名“谪居中州黄土间之穷叫化”。

傅雷由衷生出上当的感觉，遂将给友人写信备叙生活繁细作为无聊中的寄托。12月6日这天，他用新买来的派克真空管自来水笔，接连发出两封长信，倾泄自己病态中的感情。下午这封拟唱本形式，对着刘抗等数位友人集体作调侃，当日深夜，他又单独致刘抗一封长信，其中有金梅为傅雷做传时未曾见到的那首诗：……其次还有一件confidence得向你倾诉，现在通信的朋友中只有你可以领略其中的况味。请读读下面这首小诗：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灵光。

柔和的气氛，

罩住了离人———游魂。

汴梁的姑娘，

你笑里有青春。

娇憨的姿态，

惊醒了浪子———倦眼。

汴梁的姑娘，

你笑里有火焰。

躲在深处的眼瞳，

蕴藏着威力无限。

汴梁的姑娘，

你笑里有欢欣。

浊世不曾湮及你的慧心，

风尘玷\_污不了你的灵魂。

啊，汴梁的姑娘，

但愿你灵光永在，青春长驻！

但愿你光焰恒新，欢欣不散！

汴梁的姑娘，

碍…汴梁的姑娘！

（她是开封人，开封宋时称汴梁）

你可猜一猜，这汴梁的姑娘是谁？要是你细心的读，一句一句留神，你定会明白底蕴。过几天，我将把她的照片寄给你（当然是我们拍的），你将不相信在中原会有如是娇艳的人儿。那是准明星派，有些像嘉宝……（《傅雷文集·书信卷·上》，p14—25。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傅雷对这位“汴梁姑娘”果然是真爱吗？不，他清楚自己是在逢场作戏。他紧接着对刘抗说：“不用担心，朋友！这决没有不幸的后果，我太爱梅馥了，决无什么危险。感谢我的madeleine，把我渡过了青春的最大难关。如今不过是当作喝酒一般寻求麻醉罢了。何况：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过了几天，12月9日，傅雷便将这“嘉宝”的两张玉照如约寄出。

贤淑的朱梅馥后来是否知情，是另一案。但是学人金梅为傅雷做传，凭借当年刘抗有意隐去而不完整的回忆资料，竟错误地就此做了结论。他心中的传主是高大可敬爱的，便一厢情愿地认为：这里，是不能从别一方面去理解傅雷的思想感情的。其中透露的，是他那博爱“孤苦无告”者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只有切身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境遇，才使傅雷的思想精神逐步升华到了这种境界。（《傅雷传》p175，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因主管部门索要关于这次考察工作的经费开支明细报表，傅雷感觉受骗之后又受侮辱，一怒之下辞职归沪，这洛阳旧城的感情游戏遂即落幕。这时傅雷复杂的情绪和这一次荒唐的情爱“跑马”，真实地折射出他的人性和心理格中复杂的一段插曲。是否可以将梵高或其他名人与妓-女的相遇类比为之开脱？但无论如何，《傅雷传》至此的盲目失当，却再一次证明了那智者的高论——回忆是靠不住的。

忆傅雷■杨绛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见，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丈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便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罗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制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板。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位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d 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蹩扭。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荆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说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佛然忍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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