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态度谨严——以探求真理为依归，从无入主出奴之见掺杂其间。平生效忠艺术，热爱祖国文化，无时无刻不以发扬光大自勉勉人。生活淡泊，不骛名利，鬻画从不斤斤于润例；待人谦和，不问年齿，弟子请益则循循善诱无倦色。”

长时期的交往，切磋，品赏实物，研究画史，傅雷对黄宾虹的画风和艺术成就的途径，获得了独特的见解。他后期的见解，比起黄宾虹八秩书画展时答客问的说法，更具有了史的的高度与深度。1961年7月31日，傅雷致函好友、新加坡著名华人画家刘抗，在叙述他对中国画发展过程的理解时，最后归结到了黄宾虹。

刚柔相济伉俪互助■金梅

一个和睦、美满的小家庭，除了夫妇俩志同道合之外，性格上的阴阳互补、刚柔相济也是和谐的重要因素。刚烈的傅雷与温柔的朱梅馥结为伉俪，可以说是傅雷的终身幸福。她是傅雷的贤内助。虽然在傅雷的五百万言译著上，找不到她的名字，可是如果没有她，傅雷不可能在文学上建树那样的煌煌丰碑。

傅雷在赴法求学那年，便与她定亲。当时傅雷十九岁，朱梅馥十四岁。

那年月，农村盛行包办婚姻。傅雷与朱梅馥，既是自由恋爱，又是母亲作主——傅雷和母亲都中意！

朱梅馥比傅雷小五岁。1913年2月20日，她出生在上海南汇县城。当时正值阴历元月十五，腊梅盛开，取名梅福。与傅雷结婚时她嫌“福”字太俗，改为“馥”。梅馥，暗含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之意：“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朱梅馥的父亲朱鸿，乃清朝秀才，后来教书为业。母亲杨秀全操持家务。朱梅馥有三兄一姐，她最校说起来，朱梅馥的祖姑母姓朱，与傅家有点远亲。傅雷母亲的娘家与朱家是邻居，傅雷跟朱梅馥从小就认识。特别是傅雷到上海市区念中学、大学时，在暑、寒假常住母亲娘家，与朱梅馥常见面。

朱梅馥端庄秀丽，性情随和。她先在上海教会学校稗文女校念初中，后在另一所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念高中。在当时，女-子能够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已算很不错的了。她懂英文，也学过钢琴。

“朱家姑娘文静。”傅雷的母亲早就看中了朱梅馥。

傅雷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彼此间情投意合，早已心照不宣。

正因为这样，当朱梅馥的叔叔从中作伐，当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亲事当即定了下来。

傅雷到了巴黎之后，鸿雁传书，跟朱梅馥写起“两地书”来了。

如此良姻美缘，也并非一帆风顺，曾遇到小小的波折。

傅雷的老朋友刘抗先生，曾颇为风趣地谈及一段往事：“在巴黎时，傅雷曾和一位法国小姐名叫玛德琳的闹过恋爱，大概一边热情似火，披肝沥胆，另一边却意马心猿，别有怀抱，始终唱不出一曲合欢调来，弄得他在极度失望之余，几乎举枪自荆实际上，他在家乡早已和一位贤慧娴淑的闺秀名叫梅馥的订了婚。梅馥是个东方型而受过新教育的女性；体贴、文静、好客，几乎一切中国标准的美德，都集结在她身上，且文笔非常优美流利。傅雷经过那次和玛德琳绝裂后，痛定思痛，更觉梅馥的可爱，从此便认真相偕了。”

失而复得，往往倍觉珍贵。经过波折，相爱弥坚。此后傅雷从一而终，再无异心。

1932年，傅雷借上海一家饭店举行隆重的婚礼。饭后酒余，朋友们跳起了交谊舞。在当时，这算是新式结婚了。

翌年，朱梅馥生一男孩，刚出生便夭折了，给这对青年夫妇带来了不快。9月，傅雷的母亲因风--湿--病逝世，终年四十五岁。傅雷夫妇不胜悲痛，扶枢回乡安葬。

就在傅雷母亲去世后半年——1934年3月10日，傅聪降生于上海的花园新村。

1937年4月15日，生次子博敏。“‘聪’的意思是‘听觉灵敏’、‘高度智慧’、敏的意思是‘分辨力强’、‘灵活’，两个字放在一起‘聪敏’，就是常见的辞，用以说智慧、灵敏，即‘clever’的意思。”

从此，四口一家，温暖幸福。

傅雷之家如同舞台一般，常常演出种种热闹而有趣的活剧来。

傅雷秉承严母，对儿子的教育一向非常严格。傅雷的严，傅聪的“皮”，常常闹“磨擦”。朱梅馥居中，往往扮演“调解委员”的角色。

傅雷对于家庭成员，有着不成文的种种“规定”：“食不语”——吃饭时不许讲话；咀嚼时不许发出很大的声响；用匙舀汤时不许滴在桌面上；吃完饭要把凳子放入桌下，以免影响家中“交通”……傅聪的秉性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傅雷刚刚离家，傅聪便在家里“大闹天宫”。有一年春节，傅雷外出拜年，傅聪溜出家门，在玩具店里给假面具、炮仗、刀枪之类迷住了。正在此时，忽听见有人喊“阿聪”。回头一看，父亲站在后面。他吃了一惊，拔腿就跑，朝家里奔去——因为父亲吩咐过，孩子不许随便外出……如果说傅雷是铁锤，朱梅馥则是棉花胎，敲上去不会发出火花。她从不发脾气。傅雷藏书甚多，什么书放在哪里，都有一定之规。傅雷看完什么书，一定放回原处。朱梅馥常常忘了傅雷的这一“规定”，看了书随手一放。傅雷见了当然批评她“乱拿乱放”。她呢？总是哈哈大笑，说“保证改正”。不过，过了几天，她又随手乱放，当然，又“保证改正”……朱梅馥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傅雷的许多文稿，都是她誊抄的。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一笔不苟。就连傅雷给傅聪写信，每封信都由她誊抄留底；傅聪的来信，由她分类抄录。今年4月间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抄家物资”中找到的三大本《聪儿家信摘录》，那秀丽的字，全是她的手笔。

她对傅雷一往情深。1961年10月5日，她在写给傅聪的信中，说过一段出自肺腑、感人至深的话：“你是最爱妈妈的，也应该是最理解妈妈的。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上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你祖母和你爸爸）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她对傅雷，知之深，这才爱之切。琴瑟之好，源于夫妇间的相知，相谅，相爱。她是那样的识大局，顾大局。她不是慑于夫权而百依百顺的弱女-子，她是胸襟宽广而“放弃小我”的贤惠女性。她毕生的工作是操持家务。她把自己的一切，溶入了傅雷的事业……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篇下一篇

巴黎之恋■金梅

入巴黎大学不久，傅雷与刘抗住到了巴黎郊外nogent sur marne一个家庭宿舍。傅雷并不直接从事艺术实践，但他对音乐和文学有良好的修养，刘抗学的是绘画，常有创作活动，俩人朝夕相处，就能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刘抗因了傅雷，在音乐和文学知识方面获益良多；傅雷也由于刘抗的影响，引起了更大的艺术兴趣。他们相偕巡回于各种艺术馆所和画廊之间，观摩着名家们的杰作。也常去歌剧院、音乐厅，欣赏美妙的演出。俩人去得最多的是卢佛尔艺术博物馆。

海粟夫妇是1929年3月中旬到达巴黎的。来后不久，就请傅雷每天上午去教他们学习法语。法语比较难学，起初，他们有点儿学不进去。傅雷是尽义务的，教多教少，教快教慢，本可以由着刘海粟夫妇俩的兴致。他却非常认真，执意要他们非学好不可。傅雷诚恳与认真的态度，很使刘海粟夫妇肃然起敬。傅雷与他们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

当时，傅雷正在跟一位名叫玛德琳的法国女郎热恋。

来法国之前，傅雷母亲已为他聘定了表妹朱梅馥。那并非纯属“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傅雷与朱梅馥原系青梅竹马，俩人早就相爱了。在来法一年之后，傅雷感情上却有了动荡。

目击者刘海粟、刘抗等人，在回忆文章中，对傅雷这次爱情波折的情景，有过详细的叙述——开始是法国女郎玛德琳比较主动。这位女郎会弹会唱，略通绘画，喜欢探讨艺术，但理解上并不深刻。傅雷的人品、学问，很使玛德琳倾倒；年轻的傅雷，穿着当时艺术家流行的服装，打着花式领结，留着长长的头发，昂首天外的神态，颇有中西合壁的风度，更使玛德琳这位西方女郎所迷醉。玛德琳一头金发，皮肤白皙，眼珠有如地中海的海水一样碧蓝，与傅雷谈起话来，就像赛纳河中的流水声响喁喁不绝。俩人频繁接触当中，感情逐渐炽热起来。尽管傅雷早就爱上了朱梅馥，但现在面对有着共同爱好的玛德琳，他觉得，这位迷人的法国女郎，要比表妹可爱多了。

傅雷与刘海粟相识时，早已和玛德琳形影不离。刘海粟夫人张韵士见此情景，曾诧异地问刘海粟：“傅雷见了生人那样腼腆，一个浪漫的法国女郎，怎么会看中这位文弱的东方青年呢？从气质与禀性方面看，他俩怎么也不相配啊！”

刘海粟说；“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吧，风流的巴黎少-女就觉得新鲜有趣。”

刘海粟这样说过后，有点儿后悔，总觉得虽在妻子面前，也不该道朋友之短。不过，傅雷当时坠入情网失魂落魄的情景，也着实使朋友们耽心呢。

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傅雷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是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解除婚约。但他没有勇气自己去发出这样的信，他把信件交给了刘海粟，要他代为寄出。刚把信件交给了刘海粟，又旋即要回，在上面加了这样一句：“儿在异国已有意中人。”过了一会儿，又要求涂掉这句话。

刘海粟觉得，傅雷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是在用理想的漆，涂到玛德琳身上，让她通体发出光辉，促使自己狂热地去爱她。这样做，在此时此地的傅雷，或许是情理中事。但正如俗话所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作为旁观者，刘海粟在年龄上也要比傅雷大十多岁，对这类事的后果，毕竟看得清楚一些。提倡或者反对寻找异国配偶，他以为都是没有必要的。但又觉得，这位巴黎小姐，未必就能远涉重洋嫁给一个中国穷书生吧！正处于热恋中的傅雷，他的种种判断，并不是很理智的。作为朋友，对他这件事，就该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

看完傅雷给他母亲的信，刘海粟一夜未能入睡。他反复考虑着：傅雷与玛德琳的恋爱，好像热情似火，实际上并没有经过什么考验，只不过是一般恋爱期中年轻人所常有的那种冲动罢了。如果真按照傅雷的想法去做，对他母亲与梅馥姑娘的打击实在太重了。想到这些，刘海粟决定；将傅雷的信件压下来不予寄出。

隔了一天，傅雷就来追问刘海粟：“信寄出没有？”

刘海粟怕他纠缠，回答说：“已经寄走了！”

傅雷一怔，没再说话，颓唐地离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傅雷向刘海粟提到：“一直没有收到母亲的复信，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话间，显得六神无主的样子。

刘海粟还是对他说：“信早就寄走了。”

张韵士见状，问刘海粟：“傅雷究竟怎么了？”

刘海粟说：“谁知道呢？再让他写下去，还不把他母亲气死了！”

一天，玛德琳突然来到刘海粟住处，告诉他傅雷企图自杀的消息。还说：“他变得反复无常，一会儿-搂-着我亲热，一会儿又说我害了他。你们快去劝劝他吧！”

玛德琳对傅雷是很迷恋的，称他为“傻孩子”，自然不愿意他去寻什么短见。

刘海粟夫妇一听，事情怕要闹大，于是立即赶去劝说。到那里一看，傅雷正和玛德琳亲热呢。

就这样一热一冷地过了几个月。大概是由于一边热情似火，披肝沥胆。另一边却意马心猿，别有怀抱吧，俩人始终唱不出一曲合欢调来。傅雷陷入了极度失望之中。最后，这对一度热恋过的情侣，终于闹到非分手不可的地步。在刘海粟、刘抗看来这本是意料中的事。

导致傅、玛感情破裂的表面原因是，傅雷觉得玛德琳对他不忠实，更深的原因是中西两种道德观伦理观的尖锐冲突。很显然，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洋的中国青年，能够接受西方女郎火一样的热情，却未必能够容受她们在感情上的轻率与自由放任。这也许是东方青年，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异国姑娘恋爱中最难接受，却又是一种最现实的存在。

这天，旅馆老板娘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刘海粟：“你的朋友来了，手里拿着一支枪，看来火气很大……”傅雷气冲冲地走进刘海粟的住房，只见他面色苍白，两颊下陷，将手枪往桌子上一撂，气得说不出话来。

刘海粟没有立即从桌子上将手枪取走，耽心傅雷抢夺中发生意外。他温和地同他讲话，细问着原因。说话中间，刘海粟向张韵士使使眼色，暗示她赶快把桌子上的手枪收起来。

“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

“玛德琳好像又有了男朋友，她变了！”

“随她去好了，不用生这么大的气！”

“不能！我大痛苦了！”

那天，刘抗也在刘海粟家里。俩人商量后，由刘抗去把玛德琳叫来，进行一番劝说。他们的想法是：即使爱情破裂，友谊应当存在；不能由冤家变成了仇家。玛德琳来到以后，傅雷又和她吵闹了一阵。一个哭着，一个流着眼泪，俩人都没有和好如初的诚意。

刘海粟和刘抗从旁观察，发现这对年轻人之间，虽不能说没有感情，但更有强烈的个性冲突，在阻隔着他们，和好如初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劝说无效，刘海粟夫妇和刘抗陪着他们一起去吃了饭、喝了咖啡。从饭馆中出来，傅雷和玛德琳各奔东西了玛德琳离去以后，刘海粟夫妇又拉着傅雷到塞-纳河畔去散步，继续劝说和安慰着他。

刘海粟坦率和诚恳地对他说：“难道你就为她活着吗？这又何苦呢？当初是她追你的，你尽可以处之泰然。再说，建筑在沙滩上的爱情本来就没有什么基础，崩溃是必然的，垮台越晚，痛苦越多。所以说，这种没有前途的爱情，被浪涛冲毁并不是什么坏事。你何必自找许多无价值的痛苦，妨害身心和事业呢？”

开始，傅雷还在用爱恨交加的口吻呼喊着玛德琳的名字，慢慢地，他的情绪平复安定了下来。他道出了使他痛苦不堪的症结所在。他说：“我是在自讨苦吃，谁也不怨，们心自问，没有对不起玛德琳的地方。我之所以想自杀，只因为上次的信给母亲的打击太重了。当时太糊涂，如果表妹寻死，老人家还活得成么？”

“傅先生，你别着急，当时海粟并没有……”张韵士想说那封信并没有寄走，但又犹豫起来，用询问的目光凝视着刘海粟。

刘海粟说：“如果你死了，你母亲不是更痛苦吗？”说话中间，把出门前揣在怀中的那封信掏了出来：喏，你的信在这里，当初我就没给你寄出去。”

傅雷接过信件，激动地感谢着刘海粟的考虑周详。并表示不能辜负了海粟的一片苦心与热忱，从今以后，他要与朱梅馥永远在一起。接着，他又痛哭着说：“我究竟写了这么一封信啊，我对不起她们！”

刘海粟夫妇又安慰了他一番，并说，相信他经过这次波折之后，他和朱梅馥的感情一定会更加牢固起来。以后一段时间，刘海粟和刘抗等朋友，为了宽慰失恋中的傅雷，陪他饱览了巴黎、瑞士等地的名胜古迹，拜访了众多艺术界名流，瞻仰了不少文化名人的故居墓地；去得最勤的还是卢佛尔宫等艺术馆所。在那里，他们反复地观赏、研究着大量稀世珍藏。

傅雷是文学翻译家

他的译作达34部之多，其中多是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煌煌15卷《傅雷译文集》，洋洋五百余万言，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伟构。他的译笔“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文字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清丽可诵，堪称我国翻译的典范。

傅雷是美术批评家。钱钟书曾注意到，傅雷的名片自署“美术批评家”，而不是翻译家。1927年他自费赴法国留学，主攻西方艺术史，24岁就译出了《罗丹艺术论》这样不朽的名著。26岁的傅雷在“上海美专”讲课时，写出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样的大作，他不单是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名作，更触及了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等，其知识之渊博，议论之宏富，即使在今天，也足令美术史家效法。对于美术批评，傅雷不但热情依然，而且独具慧眼。 1944年，傅雷为80岁的大画家黄宾虹举办首次个人画展，此前黄老无所知名。是傅雷第一个把他的艺术价值挖掘出来公诸世间的：“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皆欺世盗名……我认为在综合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

傅雷是音乐鉴赏家，早在20岁的时候，他就受罗曼-罗兰的影响，热爱音乐。在《傅雷家书》里，人们可以领略到傅雷对音乐史上众多大师的精彩评论；在《贝多芬传》里，人们看到傅雷如何用自己的笔与贝多芬心灵相通，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彼此呼应。

傅雷是艺术理论家。他译丹纳的《学术哲学》，尤其是为儿子抄录《希腊的雕塑》并加笺注，可窥其理论修养之高深。许多学者公认《傅雷家书》乃艺术学徒最好的修养读物，其中在《音乐笔记》部分，人们陡然认识到最飘逸的古典之美的精神内涵。傅雷致罗新璋论翻译的信札，表现出非常深刻的译学观点。

傅雷又是散文家。他的《法行通信》计有15篇，每篇通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母亲、对亲友、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今天人们很难想象，这些优秀的游记会出自一个19岁的游子之手。更不用说《傅雷家书》中的语言、境界、思想、逻辑、艺术修养等等，是一切优秀散文所共同追求的。

……

不！不！傅雷不止这些。傅雷远不止这些！

傅雷有一颗赤子之心。《傅雷家书》最本质的思想就是这“赤子之心”，他永远用脑在思想，用心在感受，他整个的人像“水晶一样透明”。傅雷说：“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

他走了，带着他的爱妻朱梅馥。1966年9月3日凌晨，在上海自己的宿舍。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分还是那样认真！现场布置周到，不惊动保姆，遗书对后事一一交代得极清楚。但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甚至没有怨恨！只有那个时代流行的词汇“英明的”、“伟大的”，一些琐碎财物处理，还有“告别至亲骨肉”的凄凉。

傅雷与刘海粟■张丛张昊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１９岁的傅雷怀着读书救国的强烈愿望，辞别寡母，乘法国邮船“昂达雷·力篷”号离开上海。次年２月３日，抵达马赛港。８月份，他考进巴黎大学，在文科专攻文艺理论，同时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和梭邦艺术讲座听课。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画家刘抗。

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６日，刘海粟、张韵士夫妇到达巴黎，刘抗介绍傅雷每天上午去帮他们补习法语，由于对艺术的共同爱好，傅雷与年长他１２岁的刘海粟很快成为至交。

他们偶尔光临散布巴黎各区的小电影院。尽管上映的片子都是大电影院放过的老片，由于价格便宜，购买电影票的人常会在售票处前排起很长的队伍，伸着脖子安静地等待，傅雷、刘海粟他们也在其中，但性急的傅雷经常因为等得不耐烦，离队跑开。

傅雷、刘海粟有时也会离开巴黎，到美丽的自然里去寻找创作的灵感。一次，傅雷、刘海粟夫妇、刘抗等在蔼维扬会合，前往瑞士莱芒湖畔的避暑胜地圣扬乔而夫休养。刘海粟一边走路，一边不停地把艳红的苹果摘下来往衣服口袋里装。傅雷不由分说地给他照了相，还说：“这是阿尔卑斯山刘海粟偷苹果的纪念。”享受大自然恩赐美景的同时，傅雷从房东家的一本旧历书上翻译下《圣扬乔而夫的传说》，发表在１９３０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这是他最初发表的译作，刘海粟则以奔腾的阿尔卑斯山瀑布为背景，创作了油画《流不尽的源泉》。这天晚上，傅雷对刘抗说了一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缘”，刘海粟听到这句诗，很有感触。回到住处后，刘海粟通宵未眠，画下《莱芒湖的月色》，将他们畅谈时的美景永远保留下来。后来，他们又一起坐火车前往日内瓦。傅雷、刘海粟等一道参观了加尔文纪念碑、日内瓦美术馆与历史博物院。一个月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对这次避暑，傅雷念念不忘，３０多年后写信给远在英伦的长子、著名音乐家傅聪时，还屡屡提及。

在法国留学期间，傅雷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遇到和他一样钟爱艺术的巴黎女郎玛德琳后，内向的傅雷一下子坠入情网，狂热地爱上了她。本来傅雷出国前已与远房表妹朱梅馥订婚，爱上玛德琳后，傅雷写信给老母亲，提出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退婚。信写好后，傅雷给刘海粟看了一下，请他帮忙寄回国。旁观者清的刘海粟觉得傅雷与玛德琳之间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又怕这封言辞激烈的信寄回国后，对老太太和朱梅馥造成伤害，就偷偷压了下来。几个月后，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傅雷与玛德琳分手，傅雷为这段感情的死亡而伤心，更为自己鲁莽地写信回国要求退婚对母亲和朱梅馥造成伤害而悔恨不已，痛苦不堪中甚至想一死了之。刘海粟这时才告诉他那封信并没有寄回国，说话间把信还给了他，傅雷感动得泪流满面。

１９３１年秋天，在法国呆了４年的傅雷与刘海粟一起，乘坐“香楠沙”号轮船回国。傅雷到上海后，就暂时住在刘海粟家中。１１月份，他和刘海粟一起编写《世界名画集》，为第２集撰写了题为《刘海粟》的序文，该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刘海粟当时在国内外的声誉，请傅雷撰写序文，这件事本身表明刘海粟对傅雷人格与学问的重视。当年冬天，傅雷接受刘海粟的邀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傅雷翻译了paul gsell的《罗丹艺术论》，油印后发给学生作课外参考读物。傅雷工作的认真负责，常受到刘海粟的称赞。

１９３２年１月，傅雷与朱梅馥完婚，在上海吕班路２０１弄５３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一·二八”事变后，美专停课半年，傅雷向刘海粟辞职，由人介绍到刚成立的哈瓦那通讯社法新社的前身去担任笔头翻译。秋天美专复课后，他返回美专，辞去办公室主任职务，一心教书，并和倪贻德合编学术刊物《艺术旬刊》。１９３３年９月，傅雷母亲去世，他辞去美专的职务。离开艺术理论教学工作后，傅雷除了间断担任过一些社会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斋里专心从事翻译工作，将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不过他的名片背面印着一行法文：critiqued' art，即“美术批评家”，这表明他对美术批评的兴趣未减。

傅雷性格桀骜不驯，秉性梗直而又疾恶如仇，希望朋友都和他一样，待人真诚，对事认真，但刘海粟处于美专校长的位置上，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各种关系，所作所为当然无法像他要求的那样。他们出现矛盾的起因是张弦的待遇问题。张弦从法国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美专任教，薪水较低，生活困苦，傅雷与张弦情投意合，便为他打抱不平，认为做校长的刘海粟待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一气之下离开美专。１９３６年夏天，张弦因急性肠炎去世，傅雷认为张弦的死是受美专剥削所造成的，十分怨恨刘海粟。不久，在一次讨论举办张弦遗作展的会议上，傅雷与刘海粟发生激烈争执，大吵起来，从此他们绝交２０年。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刘海粟都投入到了火热的新社会中，遂恢复了友情。

１９７６年冬天，刘海粟的一个学生从旧货店买回一幅《长城八达岭》画，送给刘海粟，看着这幅画，刘海粟老泪纵横，这是解放后复交时刘海粟送给傅雷的，“文革”中小偷从屋顶爬进封了门的傅雷住宅，偷出来卖到旧货店。画如今又回到刘海粟的手上，而傅雷却已和他分处两世了。１９８６年刘海粟重游巴黎，想起昔日和傅雷的交游，不禁黯然神伤，他为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第１３卷中收集的《罗丹艺术论》作序时说：“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濡以沫，实在幸运。”

摘自《民国春秋》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听二十四岁的傅雷讲课■黄宗英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从巴黎回国，抵沪之日，适逢“九一八”事变，故国已无完土。

是冬，傅雷受聘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美术史及法文，《二十讲》就是当年傅雷的授课讲义，一九三四年六月编撰完毕并未发表。遗留下来的是一册厚厚的，以“十行笺”订成的本子，全部以清逸灵秀的毛笔字书成。而我竟能以人民币二元一角购得三联书店的八四年版本，简直不可思议；虽说责任编辑吴甲丰在“编校后记”中解释“限于条件，只好暂时将就”云云，我已经感到万幸万幸如获至宝，百感交集，有点儿想哭。

待我打开书页，却仿佛自己已化为莘莘学子之一，听博学多才年方二十三四岁的傅雷讲课，我仿佛看到赵丹也在课堂里，一九三三年正是作为小小剧团团长的赵丹，被故里南通的国民党通缉，带着冲出险境的得意乘船悄悄来到上海，把父亲嘱咐他学律师的学费交到美专。唉，我到哪儿去问阿丹有没有听过《二十讲》？只知道阿丹对傅雷还是挺服贴的……只是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课堂的四面墙已经消失，书册像一袭魔毯把你带往几个世纪前的翡冷翠、罗马、荷兰……恰如傅雷《序》中言：“夫一国艺术之产生，必时代、环境、传统演化，迫之产生，犹一国动植物之生长，必土质、气候、温度、雨量，使其生长。”他告诉你十三世纪是中古的黑暗时代告终、人类发现一线曙光的时代，是诞生但盯培根、圣多玛的时代，也就诞生了基督教圣者方济各。圣方济各颂赞自然、颂赞生物，相传他向鸟兽说教时，称燕子为燕姊，称树木为树兄，说圣母是一个慈母，耶稣是一个娇儿———这在艺术上可纯粹是簇新的材料，于是童年时就已在荒僻的山野的乔托，乃承担了方济各几座教堂寺院六十多幅壁画和内部装饰，乔托的画成了天真动人的诗。让我感到最亲切的是《圣方济各向小鸟说教》，小鸟儿从树上飞下来，一行一行蹲在方济各面前，像一群小孩在静静倾听，真是妙极了。所以说“绘画之有热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与神明之皈依者自乔托始”。他是文艺复兴的先锋。于是我们跟踪傅雷热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与对艺术之神皈依之虔诚走近波提切利，走近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鲁本斯……让我们通过画面听到音乐的律动、历史的走向、心灵的震颤，并教会我们在宏大的历史画卷中，汇聚众多人物的题材里，能够找到那准确地精心勾勒一件事物的一举手一投足的一分钟。呀，我的笔难以描述二十万字的《二十讲》之博大精深，我想到历史和人物皆因关键的一分钟结晶，而积累，而沿袭……有一天，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来到冯亦代的病房，我谈起得到《二十讲》的珍本，只是字太小，我的视力在退化，有的篇章不得不去复印放大，有的片段若按我年轻时的记忆力真想背下来，人还是要相信些什么的。小董说：“我们出了新版本啊！是大三十二开本，字清爽。老版本限于当时条件只选了五十四幅插图，而当年傅雷讲课时，是配有大量名画图片的。傅敏为了实现父亲的宿愿，在旅欧时带回大量名画图片，共选用二百一十四幅。可精彩啦。”“那一定很贵吧？”我问溜了嘴。“不贵，才六十多元，我送你。”三联书店一直常常赠书，果然董总没过两天就寄来一本新版《二十讲》。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到一九九九年二月已经第四次印刷了。

傅雷最后的家书

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傅雷散文》以“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展示了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收入了若干新发现的傅雷佚文及傅雷最后的家书。

据《傅雷散文》一书编者陈子善介绍，收入其中的“《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六十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的十四封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傅雷散文》遴选了其中的两封先期译成中文。

收入《傅雷散文》中的傅雷最后的家书，是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查到的。这是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 menuhin）的英文书信。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未署写信时间，但陈子善从信的内容推断，这封家书“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应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挚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傅雷散文》所收的这封家书由当时采访傅聪，后来成为“香港第一健笔”的香港经济评论家林行止中译：……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是多么高兴呵！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

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疚，只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生活到处都困难，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要克服每一点一滴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的思想、情感及积习。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生活哲学，古旧的社会规范。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我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爸爸妈妈

试与傅雷比高■管筱明

近两年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有三件大事：一是他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和用法文翻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在国内外出版后，其优美的文笔引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的注意，表示十分欣赏和钦佩，尤其称赞《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由此国内十大教授联合提名许先生作为候选人，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二是去年有个外国乐团访华演出，节目中有一部曲子，六个乐章是根据六首中国古诗词改编的，由于年代久远，又经多方转译，其中两首究竟是何人所作，已不清楚。为了弄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个谜，苦煞了中外多少学者？许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终于考证出这两个乐章是根据中国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和李白的《客中作》两首诗改编的，解开了一个大难题。三是志在赶超傅雷的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于今年初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傅雷先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座高山，其精心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可以说是高山顶上一棵参天大树，要超越它实为不易，不仅要有非同一般的胆魄，更要有扶摇直上九天的鲲鹏的翅膀。

约稿时许先生再三表示，傅译已经十分优秀了，大可不必再译。我对他说：“名著不怕重译，况且您可以超越傅雷。”这句话果然激起了他的雄心，老先生不顾七八十岁的高龄，卷起袖子就干，一百二十万字一译就是五年！现在书已出版，究竟超没超过，需要细心比较，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讨。我个人的感觉是：整体风格各有千秋，难分轩轾，字句处理许译略胜一筹。这个“胜”就是胜在细节上，前后呼应上，音乐术语上，尤其是胜在现代口语上。例如这一段，傅雷是这样译的：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叮《嗝赐纯啵……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吧！永远受苦吧！蓿∫芗崆靠啥嗪茫〖崆慷苁芸喽嗪茫……许先生是这样译的：他记得这支乐曲，记得这愤怒的呼啸，这疯狂的吼叫，他听见无法控制的心在胸膛中蹦跳，血液在奔腾咆哮，他感到脸上有狂风在吹，在打，在摧毁，但又忽然被巨人的意志摧毁了。这个巨人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肉-体，扩张了他的心灵和四肢，使他扩大了无数倍。他在世界上大步前进。他是一座大山，狂风暴雨就是他的呼吸。愤怒的风暴！痛苦的风暴！。《啻蟮耐纯啵……不过这算什么！他觉得自己强大了！受苦吧！受难吧！啊！强大多么好！强大得不怕痛苦更是多么好……两相比较，我们就会觉得傅译的文字明显具有早期白话文的痕迹，而许译的语言更有现代感，更易得到现代读者的认同。“试与傅雷比高”是出自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诗句，它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气魄。本来文学翻译属于艺术而非科学，评判孰优孰劣常凭主观感受，所以超不超过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超过的胆魄和锐气。傅译初版已有五十余载，如果至今仍无人敢于超过，那绝不是好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后人不争气。

傅雷之后■施康强

提到翻译家傅雷，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说《约翰·克利斯多夫》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傅译巴尔扎克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集，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集》，凡是有傅雷译本的，一例不用别的译本。傅雷未译的，则另请译者。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它们与傅译并列，风格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第二十五卷《都兰趣话》是个特例。这是一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十日谈》式的短篇故事集，插科打诨，玩世不恭，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傅雷字怒庵，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不会去译这部书；真的译了，恐怕也不讨好。

另一方面，翻译不能垄断，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别的出版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如最著名的《高老头》和《邦斯舅舅》。由于版权问题，它们都另找译者。译林版《邦斯舅舅》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指出“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

傅译的另一个名牌《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受到挑战。两家出版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许先生很自信，认为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于傅译。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如果傅译是大米饭，他的译文是籼米饭，请读者换换口味。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傅雷的文学语言，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他们宁可要带血的。近年来的文学翻译，就其总体趋势而言，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

我个人的看法，当今译坛呈多元化状态，不以傅译为最高标准和唯一依归，本质上是件好事。读者作为文化产品消费者，这样他们就与其他产品消费者一样，享有更大的选择。如同性格演员演谁像谁，许钧先生要求译者译谁像谁，非高手莫办。个性强的译者如本色演员，也可以成为一代名家巨匠，要在选准与自己个性相近的作家和作品。至于当前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洋味”的偏爱，我以为与年龄，也与社会上对洋货的崇尚不无关系。一旦他们进入中年和老年，阅读趣味恐怕会改变，转而喜欢醇正的中文。傅雷的译文作为中国文学翻译史的一个阶段的最高成就，甚至作为现代汉语白话文的一个范例，自有其历史地位和永久价值。我们站在傅雷的肩膀上，应该望得更远，攀得更高。

《傅雷散文》编后■作者:陈子善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傅雷（1908—1966）的名字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作为翻译家，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也被誉为“信达雅”的完美楷模。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不但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优美的赏析，还为国人培养了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钢琴家傅聪。最后，他的悲壮的弃世，不但是对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傅雷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随着《傅雷家书》、《傅雷译文集》、《傅雷文集》和傅雷多种译著插图本的相继问世，傅雷的人品文品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读者所知晓，所认同。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奉献给新世纪的年青读者的一部新的傅雷散文精选本。

相对于世所公认的傅雷的译笔而言，他的散文创作的成就常为翻译家的荣光所掩却，这当然是很可遗憾的。其实，傅雷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无论是早年的《法行通信》，还是晚年致傅聪的家书，都能毫不逊色地列入当代优秀散文之列。傅雷家书更是自1981年初版至今累计印数突破百万册大关，脍炙人口，影响极为深远。傅雷其他许多文学批评、美术音乐评述和译著序跋也完全可以当作文化散文来赏读，文笔之典雅晓畅，见解之独特精到，同样散发着作者全部的人格魅力。傅雷的散文是卓然自成一大家的。

本书分为“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以展示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60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的十四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现请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从中遴选两封先期译成中文，收入本书与读者见面。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又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的查到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 menuhin）英文书信一封。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也未署写信时间，但从信的内容推断，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很可能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深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和反抗。现把中译转录如下，供读者体会和反思：……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是多么高兴呵！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

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仄，祗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

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毛泽东的）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我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爸爸妈妈

傅雷的内心之死■作者：刘鹏凯

早在80年代初，一册《傅雷家书》曾经风靡中国的大学校园，几乎所有人为那些家书中充满谆谆教诲、真诚交流感动。我不知道感动之余，剩下的奢侈是如何打发的，是被感动所感动了，还是被欲望所欲望了。我只知道历史的伤疤一旦被强硬地揭开，依然会令人产生长久的灼痛感。

有一种目光和善良总让人感激不尽，这是人们天然的对睿智的崇敬和期待，是对可能出现的坐标和参照系不断的追寻，它对于充满爱和力量的艺术飞行以及着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由于生计或者生计以外其它形式的忙碌，我相信很多人或许已经将傅雷这个人淡忘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来就不知道傅雷是谁?当然，知道或不知道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傅雷是一个高尚的人。试想一下，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傅雷做到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高尚的人，我们都应该怀有敬重之心，虽然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时常会发生这样抑或那样的不平和不测。

傅雷作为文学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丰富，翻译的名著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邦斯舅舅》；等等，译作约五百万言。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此外，还有翻译的传记作品《贝多芬传》、《罗丹艺术论》也一直畅销不衰。

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为直接和广泛的，当属《傅雷家书》。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养的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书。傅雷的艺术造诣非常深厚，对无论占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其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回国后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但时间都非常短促，因为他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是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

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他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1966年9月3日凌晨，为人坦荡、禀性刚毅的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饮愤弃世，悲壮地走完了本不该走完的一生。

傅雷的谢幕是那么悄然无声，又是那么震撼人心。他说："我素来对死看得极淡，只有鞠躬尽瘁，活一天就做-天的工作，只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的时候才休息。"人们曾对傅雷夫妇是否应该双双自尽争论不休。有的说虽然悲壮但不值得，有的说只要悲壮就值得。傅雷是一位博爱人类、渴望和平的学者，"他的理想是接近贝多芬与罗曼·罗兰的，就是顽强地追求人类的爱，设想爱最终能化解仇恨使人们走到一起。"但有些人"会编、会写、会添油加醋、会偷换概念、会混淆视听、会欲擒故纵"的本领。傅雷认为这些"不是个人的胆识，是人类的堕落"，他不希望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人类相爱的理想"，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破灭，而且将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梦。

傅雷是一个悲剧吗?我不知道。所有的人好像都不知道。

余华说：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某日，当我读到这段话语时，十分吃惊地发现，傅雷的两个人生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地展开了，内心和现实同时折磨着他。躲避有时候就是逃跑。傅雷躲避了残酷的现实，却最终没有挽回内心的冲撞。这是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所引发的极限行为，悲剧在他的内心发生了。

我当然相信，这一切绝对不是傅雷的错。

摘自《珠海特区报》

重写篇：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评《傅雷家书》■沈敏特[一点说明] 2001年7月，《同舟共进》发表了我的《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之后，几个刊物转载了这篇文章，也有读者来函或友人来电，表示大体认同。原因大概是因为：一、我对《傅雷家书》的评论，着眼于展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二、我对傅雷先生的分析，着眼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三、我对傅雷先生及夫人的悲剧的描述，着眼于中国文化这一个特殊文化类型的能量。2003年1月，傅雷先生的二子傅敏先生重编的《傅雷家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将它称之为"重编本"。关于这个本子与原编本的区别，新增多少，调整和改正了哪些误植之处，傅敏先生已在《编辑说明》中说明了。与"重编本"相比，我的文章就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唯一的"出路"是重写；使这篇文章能够反映"重编本"的全貌。为此，我两次与傅敏先生通话。他十分谦逊，除一处与背景的事实错位，他指出了，其他的，他也许更愿意尊重评论者的自由发挥。重编本《傅雷家书》的责任编辑邵丹女士，也对重写评文表示了希望和支持。

(一)

《傅雷家书》是我爱读，也怕读的一本图书。

爱读，是因为它是一本使人获益匪浅的难得的图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它一印再印；当第五版时，又编入十四封新发现的信函；据1998年的统计，已累计发行一百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而2003年1月出版的重编本，据说第1次印刷，全数被发行部门订购。这说明《傅雷家书》依然是读者十分关注的读物。我想，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涉及家庭教育的图书数不胜数，名人家书见诸公开出版物的也难以统计，但像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细致入微、文化品位甚高的"教子篇"仍属罕见。

怕读，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位博学、睿智、正直的学者，连同他温厚善良的夫人，不明不白地走向了毁灭。我说"不明不白"是因为当他们写下遗书时，十分清醒地执守着自己的每一项责任，交还友人委托代修的手表，赠给保姆的生活费，赔偿亲戚寄存而被红卫兵抄家没收的饰物，甚至留下了自己的火葬费53.30元。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活下去的原因；既非"畏罪自杀"，也非"以死抗争"，总之是"不明不白"。对此我不忍卒读。

二十多年来我反复阅读，此次重编本我又再次阅读，也许正是为了探寻这"不明不白"之谜。这绝不是个人生死之谜，而是一代(也许不止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它连接着我们民族的盛衰。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谜早已解开，不值得罗哩八嗦，旧事重提。我却以为，万勿过分乐观。每一个民族的严重挫折都连接着它整个文化历史土壤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一下子能够闹明白是不符合规律的；即使闹明白了，能否深入人心，化为整个民族的发展动力，依然千山万水，岂能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前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理代表整个日耳曼民族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虔诚地忏悔，至今却还有新纳粹主义者时时兴风作浪；后者至今不愿反思，死不认账，震惊世界的"教科书事件"一闹再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伤。确实，我们的一位伟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掘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但伟人的认识不等于是大多数人的认识。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文化因素并不会因为少数先进人物的认识而随之消失。鲁迅当年抨击的旧传统我们今天还会遭遇，有的还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当然，它会不断变幻出更"时尚"的形式。也许那些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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