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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6-10)

6

孩子们走后,米拉和瓦尔谈起了那天的感受。瓦尔立刻就明白了。她说:“是因为,在那一刻,你相信了永恒的幸福。”

“是的。而且如果你抓住它,就能让时间停止,将那一刻冻结,把快乐保存下来。”

“可那适用于每种幸福,不仅是这一种。”

“没错,但那种感觉转瞬即逝,部分因为,我害怕自己会陷入对永恒的渴望。不过,你知道吗,当我发现自己还会那样——去购物,快乐地哼着歌做家务时,我也感到很震惊。”她喃喃着说。

“本来就是那样啊,怎么了?”

“瓦尔,我和孩子们那天下午过得很开心。我们一起笑,一起唱歌……”她瞪大眼睛看着她的朋友,“蔬菜闻起来那么香甜、新鲜,阳光也那么灿烂,一切都很美满,但我知道我并不喜欢做饭!”她坚持说。

瓦尔笑道:“这就跟我一直学不好打字一样。我每天都得打字,可就算过了这么多年,我的打字水平还是很烂。我不想把本来就应该会做的事&做得太好。”

“哦,”米拉嘲弄地说,“没有什么是容易的。当你发现自己竟然有点儿喜欢&你一直试图逃离的那个角色时,你该怎么办?”

她们都无奈地笑起来。

“你和孩子们的关系更亲近了,不是吗?”

“比以前是更亲近了。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是有点儿担心。我想,这是愧疚感吧,我似乎摆脱不了这种感觉。让本和他们待在一起,我还是有些不安。而且他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从来不主动提起他,每当我问起他们对他的看法,他们的态度都不太明确。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取笑他——这当中,嗯,带着一点点,一点点……”

“敌意。”

米拉点点头。

“那是不可避免的,明白吗?那是一种陌生感、嫉妒感,因为对于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来说,他是一个入侵者。他们能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发泄出来,这样很好。”

米拉叹了一口气:“也对。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担心他们相处不融洽。哪怕是一点点不融洽,也会让我心中一颤,我就会开始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所以想做点儿什么来消除这种担心。”

“你现在说的才真的是女性版的美国梦呢。”

“期望他们从头到尾和睦相处吗?哎呀,我怎么就忘了,适度的混乱对心灵有益。”米拉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克拉克打电话来,问我下学期应该选什么课程。他和我在一起住了两周,也没怎么深入交谈,可昨天晚上,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当然,电话费是我付的。”

“哇噢!”瓦尔一手托着头惊呼起来。

克丽丝下周就要去上大学了,瓦尔——独立的瓦尔、反对家庭观念的瓦尔,开始心神不宁起来。她和克丽丝相依为命十五年了,可现在,那种生活要结束了。

伊索察觉到了瓦尔的焦虑,想到克丽丝要离开母亲独自一人去芝加哥,也可能会有同样的焦虑,于是将大家召集在一起,打算开一场欢送会。瓦尔、塔德、米拉、本、克拉丽莎、杜克、凯拉(哈利来不了)和巴特,一群人挤在两辆车里,送克丽丝去洛根国际机场。按照伊索的指示,他们都穿着奇装异服,手拿标牌、口哨和喇叭。他们到达机场时,克丽丝脸都红了,她又尴尬,又开心。

他们跟着克丽丝一路买票、安检、预订座位。这是一群举止怪异的人,但他们是一个温暖的集体。他们站在围绕候机区的低矮的栏杆边(那年代没有栅栏,也不用安检),直到广播里传来“请登机”的通知。克丽丝亲-吻了每个人,拥抱了她的母亲,就匆忙排进登机的队伍里。他们热热闹闹地为她打气,一边吹口哨,一边欢呼,还一个劲儿地挥舞标牌。

凯拉穿着她的旧啦啦队队长服,不停地跳起来喊:“耶,耶,谁是最棒的?克丽丝,克丽丝,克——丽——丝!”克拉丽莎穿着紧身毛裤,披着印第安毛毡,戴着头带,一脸神秘地笑着,挥舞着标牌喊道:“芝加哥,克丽丝来咯!”时不时还吹两声口哨。巴特从头到脚穿着亮闪闪的白色皮衣皮裤,他也吹着口哨,还用手在头顶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杜克身上披了条床单,戴一顶头盔,好像北欧神话中的雷神,他手拿三叉戟和标牌,标牌上写着“瓦尔哈拉&[4]&与你同在”。塔德的服装似乎没什么亮点,他身穿托加袍,缠着腰布,还用被单在胸前打了一个十字结。他一脸茫然,但偶尔也会吹响他的锡制号角。伊索穿着亮闪闪的跳伞服,戴着飞行员帽,挥舞着标牌,吹着口哨,大声喊着,时不时还帮瓦尔理一理老从她肩上滑下来的羽毛围巾。随着队伍中的乘客越来越少,作为指挥者的伊索不停挥手示意。终于轮到克丽丝登机了,大家一齐欢呼、吹口哨、挥舞标牌,他们齐声大喊:“加油,克丽丝!”克丽丝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她穿着崭新的牛仔服,戴一顶平整的帽子,头发扎了起来,一丝不乱,正显出十五岁青春少-女的模样。她试图微笑,可嘴角只是抽动了一下,便迅速转身,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

“天哪,她走了!”瓦尔哭出声来。众人拥上来,-搂-住她的肩,簇拥着她上了车。他们回到瓦尔家,开了一场狂欢派对,直到凌晨两点才结束。

我妹妹的生活也像这样。她住在一个小社区里,平日里朋友之间也有摩擦,可一旦有人遇到困难,其他人就会聚到她身边,陪伴她,关心她。他们做一些平常的事情,尽管没法拯救她,却能安慰她。也许,到处都有像这样的群体:它们有不成文的规则;它们灵活,流动性强,有人走了,又有人来,有人死去,但这个集体还会继续存在;它们受精神而非法典的约束,努力去适应周围发生的一切。

我在剑桥的朋友们也像这样,甚至更甚于常人。是伊索教会了我们这种形式的爱。伊索小时候,她的奶奶拉米亚·基思和他们一家住在一起,她对奶奶的爱甚至超过了对父母的爱。她是一个活泼、聪明的女孩,即便还是个孩子,也总是懂得玩乐,懂得伪装,非常理性且诚实。可在那些年里,拉米亚·基思身患重疾,免不了一死。但她总喜欢庆祝,因为在玻璃上看到了霜,或者屋前的柠檬树结了第一枚果实,她就会烤一个蛋糕,或者用皱纹纸和丝带把客厅装饰一番。从圣帕特里克节到哥伦布日,每个节日,她都会买一些喇叭、口哨和小礼物。克拉丽莎·达洛维&[5]&说:“派对刚开了一半,死神降临。”而拉米亚·基思则说:“在我去死之前来开派对吧!”伊索回忆着。

在机场的欢送会给了他们灵感。于是,大家开始策划各种派对。问题是要有足够的钱,找到合适的日子。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装扮成你最喜欢的人物;装扮成你最喜欢的小说角色;装扮成你最喜欢的作家,并且要演出他的特点。

环境可能很差,点心可能很少,但派对非常有趣。他们发明了新游戏:三四人一组,以不同作者的风格,表演出一个故事情节。瓦尔、格蕾特和布拉德分别要以亨利·詹姆斯、田纳西·威廉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风格表现出一个丈夫发现妻子是异教徒时的情景。瓦尔扮演丈夫角色,因为她个子最高。伊索、凯拉和杜克则要以菲尔丁、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诺曼·梅勒的风格表演同样的主题,但杜克不愿意,于是克拉丽莎取代了他的位置。他们常聚在伊索家里,因为她家有很多唱片。他们全体单膝跪地,伴随着阿尔·乔尔森的音乐一起唱《斯旺尼河》,或跟着朱迪·嘉兰一起唱《离开的男人》。他们还会两人一组,伴着三四十年代的音乐,像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吉·罗杰斯一样跳舞,伊索在沙发垫上就跳了起来,她踩在上面,把沙发推倒,然后跳下来,脚尖着地,旋转着跳开。他们带来了手杖、大礼帽和其他从垃圾堆或阁楼里找来的奇怪装备。本和塔德表演了《等待戈多》中的一幕场景;格蕾特和艾弗里分别以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电影的风格表演了一幕爱情剧场景。他们排成一列,一起跳踢踏舞,或者假装成“火箭女郎舞蹈团”。他们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行一行地作诗,还为莫须有的色情小说或列入写作计划的侦探小说构思情节。

参加派对的人随时都在变动,但派对的中心始终是伊索、克拉丽莎、凯拉、米拉和本、瓦尔和塔德。杜克在家的时候也会来,但他不是很乐意参加这种活动;哈利从不参加,但有时他会在深夜来接凯拉。格蕾特和艾弗里恋爱了,他们经常过来,带着由衷的喜悦扮演角色、玩游戏——尤其是格蕾特,她的表演很精彩。可是,要说谁是每场派对的中心人物,这个人非伊索莫属。这种创造性的想法源自她,而且她还支配着这群参加派对的人。在这个夏天里,她的皮肤晒黑了,她的秀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她又高又瘦,肤色黝黑,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她那浅绿色的眼睛,镶嵌在圆润的棕色面庞中,她长发飞舞,美得那么张扬。她像视察工作一样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每个人都停下来看她,她仿佛一块磁铁一般。

伊索总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这并非假装,而是来源于她对自己和生活的感受。她也曾焦虑,也曾害怕,可还是决定冒险,于是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有一群朋友围绕在身边。她脸上洋溢着满足的表情,她相信各种可能。那个圈子里的每个人都喜欢她。当她走进来时,每个人的脸庞都被点亮——就连哈利也是。这并不是因为她多么漂亮,举止多么迷人,而是因为她无法定义,才如此令人着迷。大家都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她,不可能完全束缚住她。

就连了解她的米拉也有这种感觉。她和伊索曾在很多个晚上一起聊天,伊索试着把一些她对生活的感受传递给米拉。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也许一直都是吧。可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不同的。怎么解释呢?就像有些小孩是棕色眼睛,有些是蓝色眼睛。你可能会发现,你是邻里一带唯一长着绿色眼睛的孩子,可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觉得那是不同。就像有的小孩跑得快,有的小孩东西扔得远,还有的小孩滑冰滑得好,这些东西使他们变得特别,但并不是不同。重要的不是不同,而是那些不同之处被赋予的意义。我知道自己对女孩的感觉,很早就知道了,但我那时以为大家的人生都应该是一样的。我假定自己会结婚生子,就像我的母亲和姑妈一样。

“可是,一路走来,我发现自己对女孩的感觉与其他人不同。我发现,我的感觉,我的不同,有一种称呼,那是一种不太好听的称呼,我成了败坏道德的、堕落的、恶心的人,那让我大吃一惊。于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变得保守,认真审视自己,并且注意自己的穿着和行为,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希望我那可鄙的倾向不要表现出来。可它还是表现出来了,被那些喜欢我的女-人看出来了。你想不到在大学里有多少那样的人想和我交朋友。我被吓到了,于是残忍地拒绝了她们。我不想做我自己。

“我以为自己能够摆脱它。于是我开始答应和别人约会,在车里接吻,并放任别人来引诱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我实在太冷酷,太处心积虑了。最后,我订婚了。我的父母很高兴,他们一定感觉出我有些地方不对劲了。我和一个非常帅的男人订婚了,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法学生。他是个很绅士的人,虽然有点儿乏味无趣,但他有一艘船,并且船开得不错。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去船上,那就足以弥补一切了。我以为自己可以和他结婚。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想什么——我想,那样的婚姻生活,肯定有很多个周末都会在船上度过吧。我讨厌-上-床,可我不让自己去想这些。他也不逼我,大多时候我都离他远远的。我让步的时候,也是因为醉得不省人事。

“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出乎意料地来到我的住处。当时我正在复习,因为第二天我有一个经济学考试,你也猜得到,不是我擅长的课程。”她笑着说。伊索是出了名得不细心。“他当时醉醺醺的——我猜他之前是和一群大男人一起出去了,可能他们一直在谈论‘-上-床’之类的话题吧。我不想-上-床,惹他生气了,如他所说,他是来行使权利的。如果是在其他时候,或许我会让步,只为了让他闭嘴,能让他赶紧离开。可是那一晚,我不想让步。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要考试,我得复习,那不是得不得A的问题,而是会不会挂科的问题。可他却毫不在意。他看起来邋遢极了,全身散发着难闻的酒和呕吐物的味道。他把我推倒在房间里,还打了我一巴掌。我也扇了回去,试着推开他,可他整个人压在我身上,我没法动弹。最后,他强---奸-了我。就是这样,虽然法律也不支持这种行为,可强---奸-是丈夫和男朋友的权利。

“完事之后,他睡了过去。我继续回去复习,却没法集中注意力。我非常愤怒,脑子里全是血腥的画面,无法思考。第二天早上,我去考试了。回来后,他正坐在我的餐桌旁喝咖啡。我就那样看着他,可他似乎没发现什么不对,还摇头晃脑地说笑着。他说自己被‘扇’的时候,好像他是做了什么有趣的事儿似的。我问他记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他摆出一副小男孩做错事般的表情说,他知道他推了我。‘推’了我。然后,他又笑了,还自以为幽默地说:‘你的内裤可不是全镇最性感的哟。’一切都再明白不过了。

“我站在那儿,慢慢地摘下了订婚戒指——那是一枚小小的钻戒,你能想象我戴着那东西的样子吗?然后,我拿着戒指进了洗手间。他站了起来,一副困惑的样子。我站在马桶边,等他走到门口,就把戒指扔进马桶里,按下了冲水按钮。他试图阻止我,可我的动作太快了,他根本来不及。于是,他只能站在那儿大吼大叫,根本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等他回过神来,跟着我出来时,我已经拿起了电话。我说:‘你再动我一下,我就告你暴力威胁罪和强---奸-罪,你再去酒吧时就是有案底的人了。’他满腔怒火地站在那儿,把我用各种污言秽语骂了个遍。他开始想自己该怎么办,看样子是真的很想打我一顿。可那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想杀了他。他也意识到了这点,最终溜走了。

“事情就是这样。从那以后,我就再没和哪个男的有过瓜葛。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奇怪。所以,我经常出去旅行,试着寻找其他解决办法,试着逃离自己。然后我就遇到了艾娃。”

“你的考试后来怎么样了?”

“挂了。我总觉得,那只是我付出的小小的代价,它让我在结婚之前看清了那畜生的真面目。他可以怪我不诚实,没有跟他出柜。可那晚之后,他再没资格怪我了。”

“我常在想,如果我说‘不’,就只是简简单单说‘不’,诺姆会如何反应。他可是太应该被拒绝一次了。”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不会使用暴力,至少不会立刻那样做。不过,如果我一直拒绝他,也说不定……可他一直觉得和我-上-床就像强---奸-,因为我很不喜欢做-\_爱,而且他也知道、能感觉到。那倒反而会让他兴奋吧。”

“天哪,男人。”伊索摇着头说。她伸展身\_体,让头发散落到椅子上。“做自己的感觉真好,感觉太好了,感觉好才是真的好。”她咯咯笑着对米拉说。

伊索的眼睛很漂亮,她的嘴唇也泛着光泽,她的头发仿佛罩上了一圈甜蜜的光环。米拉希望伊索向她敞开怀抱。她想走到她朋友身边,拥抱\_她,或者被拥抱。可是她做不到。

她想:她并不喜欢我,至少不是“那种”喜欢。我老了,没有魅力了。

她们久久凝视着对方。这种感觉逐渐消失了。伊索转身打着哈欠说:“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7

那年的圣诞节,米拉回新泽西老家看望父母,却丝毫不快乐。沃德夫妇上了年纪,处处表现得体。在四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没有穿着睡-衣吃过早餐,他们的孩子也没有过,直到米拉上个圣诞节回去。她不仅穿着睡-衣下来了,而且在那里坐了一两个小时。他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沃德先生吃饭时也不忘穿衬衫和外套、打领带,就连周末一整天在院子里锄草时也不例外。沃德太太也每次都穿着得体的裙子,戴着首饰。他们看见米拉穿着便裤、毛衫坐在餐桌边时,都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可是,女儿已经三十九岁了,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年也才回来一次,再数落她显得不合礼数。于是,他们什么也没说,可是他们坐在她身旁,感到很紧张,很不自在。

沃德家有固定的习惯。他们下午四点为晚餐更衣,五点喝茶。他们只喝一种茶——曼哈顿冰茶,所以不理解别人为什么会喝其他的饮料。晚餐通常是一块羊排、两茶匙豌豆配马铃薯罐头,偶尔会有抹着浓蛋黄酱的生菜沙拉,或者烤鸡胸肉加两茶匙罐装青豆。过节的时候,可能会多一块烤牛排和煎土豆。甜点照例是两块蛋糕,一黑一白,其中一种沃德太太每周都会烤一批,已经做了将近四十年。

他们的房子和食物如出一辙。所有的东西都很有品质——却很单调,重在耐用,是以一种沃德夫妇所谓的“高品位”的眼光挑选的,他们对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嗤之以鼻。已经褪了色的棕色威尔顿机织绒地毯比浅褐色墙纸的颜色还要深,粗花呢椅套已经用了十八年。他们话里有话地说,他们的家具之所以保养得这么好,是因为他们不抽烟。米拉在家的时候,他们常故意当着她面把窗户打开。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爱米拉。而是因为她不在的时候,他们的家非常干净、安静、整洁,她每次来,他们都得痛苦地忍受她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当然,她确实很小心了,这点他们得承认。晚上,她会自己倒烟灰缸,自己拿白兰地和杜松子酒,自己洗杯子。可是,她走后好几天,原来散发着柠檬味的客厅里仍残留着烟味。每天早上,厨房里都有一股酒精的味道。她的牙刷、梳子和刷子胡乱堆放在洗脸架上,有时水池里还落满她的头发。他们并没有抱怨。可她感觉到了他们的难处,他们很难接受在他们看来的那种脏乱的生活,她侵犯了他们那单一的生活方式。

可她还想更进一步地侵犯——她想和他们聊天。但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严格地遵守着对话原则。他们家有各种层次的礼节。沃德太太的朋友们可能在某个下午过来喝咖啡,低声告诉她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沃德先生可能去五金店见某个人,听他讲一个可怕的故事。他们还会在床头私下交流这些吓人的信息。有时候,有夫妇来访,当妻子进厨房帮沃德太太准备男士们喝完姜汁和威士忌之后要用的咖啡和蛋糕时,沃德太太也会小声地把这个故事转述给她。但这些事绝不能公开讨论,也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讲。米拉现在已经不是孩子了,可以赢得母亲的信任,当她们午后坐在客厅里,听着沃德先生在地窖里敲打什么东西时,沃德太太会告诉她一些自己的小秘密。但那些秘密只能很小声地说出来,说的时候还得用余光瞟着地窖的门,米拉明白,这样的话题稍后便不能提起了。很小的时候,米拉就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她并没有多想,但她明白,那讲的是男人和女-人间的事。生活中的一些迹象表明,要么是因为男人太脆弱,要么是因为他们不想被打扰,所以女-人只在私下里悄悄说这些事。可她感觉,母亲肯定偶尔也会在私底下和父亲说起这些事。这在她看来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礼节游戏,她想要打破它,想把它摆到台面上来。

米拉年轻的时候,只能公开谈论一些规定了的话题。你可以谈论你的孩子,但前提是他们还小,而且不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可以谈论如厕训练;不可以谈论高中辍学;绝不可以谈在晚上狂欢的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的房子;可以谈钱,但不可以谈资金问题;可以谈论新水壶的价格;可以谈论税收提高了多少;不可以谈论家里入不敷出。你可以谈论你的丈夫或妻子,可也只能说某些方面。可以提他刚加入了高尔夫俱乐部,可以提他刚买了一台割草机,也可以提他升了职,但绝不可以提他刚被查了税,否则意味着你地位不保。而且,如果你提到他周六晚上在俱乐部里喝醉了,跟人打架,那么你会说出这件事带给人的震惊比这件事本身给人的震惊还要大。有些事可以提一下,但不能说得太详细。比如,那年夏天,关于亚当斯家的闺女在离家三栋楼开外被强---奸-的那件事。大家都知道她晚上十点从汽车站步行回家,突然一个男人朝她走过来,然后……你懂的……那可怜的孩子开始尖叫,可是没人来救她……后来她被送到了医院,但她看上去并无大碍。叹息声、啧啧声不绝于耳。这些留白导致大家穷尽一切想象,把这件事想得非常暴力、下流。毫无疑问,对沃德先生和沃德太太的每位朋友来说,“她被袭击了”这句话包含了许多隐含的内容,那些未说出口的细节,每一个都演变为生动的桃色画面,盘旋在苍白的事实后面。

沃德夫妇不喜欢犹太人、有色人种、生很多孩子的天主教、离婚以及其他不同寻常的行为。沃德太太瞧不起爱尔兰人(他们搭棚子住)、意大利人(邋遢、有大蒜味)、冷漠的英国人(她从没说过自己和丈夫是否属于这类人)、德国人(酒鬼和恶霸)、法国人(好色——尽管她一个法国人也不认识)和共产主义者(他们就像面目模糊却无比可怕的魔鬼)。至于其他人种,则太过陌生,甚至不被认为属于人类的一员。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们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各种各样的人搬了进来。于是,好奇又爱社交的沃德太太会停住脚步,跟婴儿车里的婴儿温声细语地说话,然后不知不觉又和婴儿的母亲攀谈起来。她可以跟别人解释:“嗯,虽然他们是……但他们人真的不错。”她甚至还有一个犹太人朋友。

米拉离婚,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他们无法原谅米拉成为第一个让家族蒙-羞-的人。尽管他们知道提出离婚的是诺姆,知道米拉曾经是一名模范妻子,可他们仍然深信,妻子的首要职责就是牢牢地抓住自己的丈夫,而米拉失败了。诺姆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那座漂亮的大房子里,这让他们很受伤。他们只是偶尔和米拉提一下,可每次提起,眼里都会有一种悲痛的神情。

“那天我们去巴克斯特家时,路过你以前的家,看见诺姆栽了新的灌木。”他们说。

每次米拉到家,他们都会激动地拥抱\_她、亲-吻她。他们会给她做午饭,然后坐在餐桌旁喝咖啡,问她:接下来要去哪里?路上堵不堵?学业还顺利吗?这对沃德太太来说,又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她一辈子都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中年女-人还想回去读书,每当想起这个问题,她就很难忍受。你现在在干什么?口试。噢,是什么口试呀?噢,那之后呢?你什么时候才能毕业,重新回到成人世界?论文。噢,当然。论文都写的什么?去年他们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明年还会再问。

朋友的话题在家里是可以讨论的,于是米拉会和他们讲发生在她朋友间的新鲜事。可他们除了瓦尔,谁都记不住,哪怕她经常和他们提起伊索,以及最近在她信里提过的克拉丽莎和凯拉。似乎在他们看来,瓦尔和她年纪差不多,所以才能被归为朋友之列,而其他人则只是“年轻学生”。米拉决定给他们讲讲派对的事。他们听得云里雾里。沃德太太不明白,那些年轻学生本来就没多少钱,为什么还要浪费钱去做这些无聊的事。

“为了好玩啊。”米拉说。可沃德夫妇更不能理解了。

聊天过程中她提到过几次本,可他们谁也没问本是谁。

该轮到沃德太太说他们的朋友了。沃德夫妇有许多认识了三十多年或更久的朋友。他们还认识这些人的儿孙、堂表亲、叔伯(大多数都已经过世了)、姨婶。他们知道很多故事。这个人的女儿搬走了,她的丈夫升了职,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去了;那个人死了。谁家生了小孩,谁家的孩子上大学了,还有谁又离婚了——她特意降低了音调,谁的儿子在吸毒——说到这里,她的声音更低了。

米拉很震惊,原来就连贝尔维尤也在发生变化。她还记得,小时候父母周围的世界是多么清白、纯净。她知道自己不符合那里的标准,还一直怕自己污染了那里。当然,当妈妈的朋友们来访时,她总会被遣回房间。她结婚以后,偶尔回家看望父母时,还记得他们谈论起某些老朋友的丑事。比如,据说马丁森家有人离婚了——可能是哥哥吧。有人提到哈利·克朗凯特时,大家沉默了一阵,最后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可现在,他们在吃饭时谈到了离婚,还有毒品。沃德夫妇频频摇头。世界大难临头了。米拉想,这是真的,他们的世界真的会这样,因为像毒品和流产一类的丑事会打破他们那精心打造的社交生活的表面。处处都有生活危机。

可她仍不得不听着那些陌生人或是其他她没什么印象的人的无聊故事。他们的行为没有动机,也没有结果,就像核潜艇的零件目录一样枯燥乏味。可沃德夫妇乐在其中。偶尔,沃德先生会打断他妻子的话,“不对,不是亚瑟,是另一个兄弟,是住在克利夫兰的那一个,唐纳德”,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小小地争论一番。他们不停地说着这些,好像可以说上三天三夜似的。这让米拉想起了她从伊索那里借来的色情小说。其中有一个男解说员,基本上每一页,他都会做-\_爱。其中有一些细节:他和A,B或者C做-\_爱,在火炉前的毛毯上、在秋千上、在浴缸里。可大部分情节都是机械、啰唆的生理行为的描述。

“他们就这样来激起自己的性欲。除了手--yin-,他们还希望做-\_爱像举行仪式一样。”伊索解释说。

“那是意-yin-。”凯拉补充道。

“我还以为你喜欢那样呢。”米拉说。她还无法说出“意-yin-”这个词。

“哦,当发生在别人身上时,的确如此。你知道吗,当你撞见两颗心彼此点燃,而且你还能感觉到火花,那种感觉棒极了!但这种情况不同。”

米拉想,如果她对父母说,她觉得他们是在意-yin-,他们会作何反应。

可她最终只说了一句:“要来杯杜松子酒兑奎宁水吗?”反正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会吓一跳。

好消息讲完以后,该轮到坏消息了。由于失礼的举止和资金问题是禁止谈论的,所以,唯一可以谈论的坏消息就是疾病和死亡。对此,沃德夫妇可谓移动的百科全书。他们知道每个朋友的每种病的每个症状的每处细节,知道医生开给每个人的账单。因为沃德夫妇和他们的朋友已经七十多岁了,所以那是一笔数目可观的花销。看病的花销确实令人惊愕。沃德夫妇被病痛本身和昂贵的花费吓到了,可除此之外,他们还感到困惑,尽管他们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令他们困惑。他们忧心忡忡地说:“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在大萧条时期,沃德夫妇的大多数朋友都和他们一样,并不宽裕。他们生活节俭、工作辛苦,快五十岁的时候,因为战争日子才好过起来。他们并没有想到是战争带来了他们优渥的生活,他们对此并无道德负担。他们都相信科技,相信科技带来进步。社会主义令他们感到恐惧,在他们看来,就连公费医疗制度也是罪恶的。米拉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社会,它恰恰摧毁了那些支撑着它的规则的人。因为连那些人都负担不了高额的医疗费用,而且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就连还没生过大病的沃德夫妇,也很难依靠沃德先生的退休金度日。自从认识了本,米拉对政治的那一点儿微弱的兴趣渐渐变得浓厚起来,他经常谈论政治,可她这次回家才第一次看到政治的实际运用。除了道德方面,这个国家的体制并不支持那些拥护它的民众,这样的体制迟早要完蛋。她试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父母这一点,可他们听不进去。在他们心中只有两种概念:资本主义好,高额的医疗费不好,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联系。她最终放弃了。

九点半时,米拉开始感到头痛了。她盼着十点赶紧到来,那是沃德夫妇看电视新闻的时间,之后他们就会就寝。她已经走神了。明天就是平安夜了,她要买一些小东西,要包礼物,下午,孩子们还要过来。他们会留下过夜,一直待到圣诞节的下午,再去他们父亲家。接下来又是一顿圣诞节晚宴,然后要打扫卫生,接下来要谈论礼物。之后,她只需再待上一天,就走了,沃德夫妇并不会不高兴。她走了以后,他们就可以给家里通通气,擦亮盛白兰地的矮脚杯,把它放回瓷器柜的最里面。她暗自想着是不是可以早点儿走。突然,沃德太太不说话了,她当时正在讲惠特科姆先生家二堂兄的肝病,米拉没怎么听。

房间里突然的沉默令米拉抬起了头。沃德太太正坐在一把直背椅上,旁边是一盏昏暗的台灯。母亲骨节粗大的手一动不动地、轻轻地握着,放在膝头。

“我们很快也会死的。”她说。

米拉惊讶地看着她。母亲看起来并不老。她发色灰白,可在她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她是个精力旺盛的女-人,可以穿着高-跟-鞋、戴着耳环在家里跑来跑去打扫卫生。她的动作比米拉还敏捷。父亲动作一直都很迟缓,自从退休,他的身\_体状况就大不如前了。他甚至会打破过去的规矩,在晚餐前穿着绒拖鞋。他整天在家里逛来逛去,找点儿物件修修补补,他坚持认为,有很多东西需要他修补。

她望着他们,他们并不老,至少不比以前更老。他们一直是这么老,她也记不起他们别的模样。她曾见过一张母亲的照片,那是在她结婚之前照的。那时的她,头发乌黑,长得像格洛丽亚·斯旺森&[6]&,看起来美极了。她一手扶着宽边帽檐,微笑着,秀发随风飘扬。她的眼眸明亮、富有生气,笑得很灿烂,看上去充满活力,发自内心地快乐。她也见过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他穿着“一战”时的军服,正准备出国作战。他修长白皙,她想象他的脸颊是红扑扑的,就像克拉克一样。他眼里满怀希望,看上去腼腆、文弱,就像一个浪漫诗人。

他们后来怎么了?坐在她面前的,显然已经不再是那个充满活力的漂亮姑娘,那对未来满怀希冀、敏感温柔的小伙子。此刻,他们不在这间屋子里,也不在那两具面目全非的皮囊之中。生活已将他们困在按揭和贷款里,不是吗?是不是仅仅生存本身对他们来说已经那么难,以至于其他一切都成了奢侈品?认为自己还活着就算奇迹的她,是否只是比他们更幸运一些而已?毫无疑问,精神要依赖于肉-体的存在,但艰辛的生活并不一定会扼杀所有受难者的心灵。或者,真的是这样吗?他们真的过得那么艰难吗?还是说问题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自己职责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她回忆起他们以往的生活,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又觉得他们无可指责。他们没有更广阔的生活空间。而现在,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只是他们现在的样子,更因为他们接受不了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她仿佛能听到瓦尔说,这就是生活的代价。他们被迫为自己的生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们曾经想要什么呢?是穿着卡林顿太太那样漂亮的绣花衣服、用银茶壶上茶吗?那一套银茶具还用布盖着放在瓷器柜里呢。是提高社会地位吗?是吧。可那需要一定的目标和一定的方式。他们确实提高了,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他们现在是贝尔维尤的老居民。卡林顿家的人和他们的朋友很久以前从巴黎、棕榈滩、萨顿来到这里,旧的卡林顿宅邸现在是一所私立学校,米勒为老人们重新安了家。

随着新闻播报员说出“晚安”,她的父母站起来,关了电视,转身对她道晚安。她也站起来,走上前去拥抱他们,是真正地拥抱他们,而不只是礼节性地贴面亲-吻。他们吃了一惊,身\_体稍稍僵-硬-了一下。父亲甜甜地、腼腆地一笑,母亲则笑得很爽朗。可最终她只说了一句:“亲爱的,别睡太晚了,知道吗?”父亲则说:“你睡觉时得把暖气关小一点儿,米拉。”他们说完就上楼睡觉去了。

8

圣诞节那天早上,沃德一家很早就开始“过节”了:沃德太太一大早就开始在厨房里忙碌,要赶在下午三点左右准备好晚宴。之后,大家就会坐在客厅里,打着饱嗝,昏昏欲睡。有一些男人——只能是男人——可能还会打一会儿盹。其他人就坐下聊天,直到晚上八点,再上火鸡、三明治和咖啡,大家不说话的时候就吃东西。如今,因为米拉离婚了,孩子们在节假日不得不和他们的父亲分开,这破坏了老传统,她的父母至今还无法接受。

如今,他们会在平安夜办一个小小的派对,邀请一些亲戚来做客,“好让孩子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家人”,沃德太太痛心疾首地说。孩子们会在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前离开,错过圣诞晚宴,她便会邀请其他家庭成员来赴宴,以帮她度过这段不自在的时间。

米拉在公交车站见到了孩子们。他们打扮得很得体,身着短夹克,打着领带,精心梳洗过,尽管头发有点儿长了。他们在车里时很活泼,可一走进沃德家,就变得很克制甚至拘谨。先逐一和大家贴面吻,聊一下交通状况、天气,然后长辈会客套一下,问问学业情况。他们端着可乐坐在客厅里,米拉说:“等着,看看我买了什么!”

她跑上楼,迅速换好衣服。瓦尔帮她选了一件蓝绿相间的大喜吉装&[7]&,她把衣服往身上一套,忘了穿胸罩。她上眼睑涂了漂亮的蓝色眼影,眼珠看起来更蓝了。她还戴上了夸张的金色大耳环,那耳环扯得耳朵疼,可她咬牙忍住了。她狠狠地对自己说,我得跟他们摊牌,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因为她知道,家人都会按老规矩着装:男人穿深色套装、白衬衫,打着红蓝、红金或蓝金相间的条纹领带;女-人穿三件套,头发梳起来、定型,穿高-跟-鞋,拎配套的手包,大胆一点儿的可能穿针织女衫裤套装。

她就像出席典礼一样走下楼梯,站在儿子们面前,灿烂地笑着。他们也回以灿烂的笑容。“你看起来很漂亮。”克拉克说。“对了,你那衣服是在哪里买的?”诺米问,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见她没有回答,他继续追问:“是在马萨街木球店旁边的那家小商店买的吗?还是在布拉特尔街?”看样子他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想知道?”她问他。他害--羞-地说:“呃,那里也有卖男孩穿的衣服,对吧?”

“你是说你也想要一件?”

他耸了耸肩说:“也许是吧。”

沃德太太见到她女儿时,眉头皱了起来,但她转而笑起来。“嗯,确实与众不同。”她承认。沃德先生说米拉像从非洲来的,他摇了摇头,坐下来。

沃德家的房子不大,前边的玄关也很窄,有一道折叠玻璃门将玄关与客厅隔开。为了不把家里弄脏,他们把人造圣诞树放在玄关窗下的长木椅上。圣诞树周围铺满了礼物。玄关中除了长靠椅就只放了一张写字台。地板打了蜡的客厅闪闪发光,烟灰缸也干净得发亮。米拉想和孩子们说话时,就把他们叫到玄关,拿上一个烟灰缸,三个人一起坐在地板上。米拉大声对母亲说,等她和孩子们说完话,就过去洗菜,保证在一小时内完成。可沃德太太已经站在厨房里开始削皮、切菜,紧紧抿着嘴唇。这时,沃德先生去地下室为客人们准备“狂欢屋”(他们这么叫)了。米拉知道,像这样坐在地板上抽烟,让烟味弥漫进各个房间,是一种叛逆的行为,会惹他们生气。可是她拒绝让步。

诺米和克拉克看上去比夏天时长大了许多。他们此刻正在随意聊天,给她讲学校里的事:有人在足球赛中犯了一个好笑的错误,他们的数学老师很严格,有人偷偷把啤酒带回了寝室。诺米说想和她好好聊一聊大学的事,他爸爸坚持让他去读一所预科学校的医学专业,将来当医生,可他不想当医生。问题是,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当医生,是因为本来就不想,还是因为爸爸想让他当他才不想的。米拉笑着说,他可能来不及找出答案了。克拉克想和米拉聊他和爸爸吵架的事。她渐渐才听明白,原来他之所以烦躁不安,是因为他朝爸爸大声吼了。“他当时正在吼我。”他闷闷不乐地说。米拉拍拍他的背,说:“我觉得你也可以有脾气的,每个人都有。”诺米在预备学校的联谊晚会上认识了一个女孩。他想知道,是不是所有女孩都像那样。米拉站起身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兑奎宁水。

“妈,剩下的交给我和孩子们做吧,真的。”她说。可沃德太太还是冷着脸削啊,切啊。沃德太太讨厌做饭,她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做这些。

米拉又回到玄关,他们仨说笑不断。她给他们讲了派对的事,还讲了伊索的变化。他们听得很入迷,问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嚷嚷着想知道,女-人和女-人一起、男人和男人一起都会做些什么。他们给她讲了学校里那些关于同性恋的传言,讲了一些笑话和他们听说了却不明白的事。他们小心翼翼地问她,怎么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米拉从未见他们对一件事如此感兴趣,她暗自琢磨这个话题为什么如此吸引他们。

“瓦尔觉得,每个人天生就是双性恋,只不过大多数人很早就习惯了成为其中一种。可伊索觉得不是那样的,她说自己一直只喜欢同性。我也说不清,没人能说得清。想想看,这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爱谁,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只是会引起性别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已。但它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不是吗?”

他们似懂非懂。

“你们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看来你们是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同性恋,对吗?”

“是这样的。有个叫鲍勃·墨菲的同学,他是个很棒的足球运动员,挺好的孩子,大家都喜欢他,我也喜欢他。有时候,一看到他我就很开心,不知道你明白吗?在更衣室里,大家总是摸他,拍他的背或者戳他的胳膊,他也只是笑笑。可是有天,有个叫迪克的浑蛋说我们是一群同性恋。你觉得真是那样吗?”

“我觉得你们只是很爱他而已啊,你们觉得我爱瓦尔和伊索有什么奇怪的吗?”

“不奇怪,但你是女的啊。”

“那你们觉得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不同吗?”

他们耸了耸肩。“不同吗?”诺米迟疑地问。

“我不觉得,”她笑着站起来,“过来吧。”为了不让他们觉得愧疚,沃德太太离开厨房,上楼换衣服去了。米拉和孩子们来到厨房。她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也给他们倒了一杯——他们为此放声大笑。他们继续聊天。她在一边削皮、切菜,他们则去收拾餐桌,从碗架上取下盘子,从食品柜里拿出醋,搅拌奶油沙司。厨房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班上大一点儿的同学——有的是年龄大一点儿,有的只是看起来老成一点儿——总在谈论酒和女-人,女-人和酒,”诺米模仿浑厚低沉男性嗓音说,“你觉得他们真的会沾这些东西吗?”

“什么东西?”

“你懂的,就是和女孩们做的那些事。”

“我不知道,诺米,他们都说自己做了什么?”

“嗯……-上-床之类的呗。”他红着脸说。厨房里的气氛紧张起来,她能感觉到他们正在急切地等待她回答。

“也许有些人真的做过,”她慢悠悠地说,“另一些人是瞎编的。”

“我也是那么觉得的!”诺米激动地说,“都是骗人的。”

“有可能。但也有一些人真的和别人-上-床了,”这时,米拉听到父亲下楼的脚步声,“你要知道,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和你一样害怕、紧张而已。他们可能笨手笨脚的。按瓦尔的说法,他们很多人都会显得笨手笨脚的。”

沃德先生从客厅往厨房走来。

“他们说女孩们就喜欢那样,”诺米皱着眉头说,“还说女孩们想要。”

“也许有些人是吧。但大部分人可能是假装的。对许多人来讲,性不是自然而然的,至少在这样的社会里不是。或许回到农耕时代就是了,我也不知道。”

沃德先生的脚步声蓦地转向别的方向,消失在客厅的地毯上。

孩子们看了一眼客厅,再看看他们的母亲。他们红着脸,捂嘴偷笑着。米拉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他们,心情却很沉重。

“这并不是说,人小时候就没有性欲,”她一边转身削胡萝卜,一边平静地继续说,“我还记得,我十四岁就开始手--yin-了。”

他们瞬间沉默了。她站在水槽前,背对着他们,看不到他们的表情。诺米朝她走过来,把手轻轻搭在她背上,说:“妈妈,需要我把泡洋葱的水倒出来吗?”

六点钟,亲戚们准时到场。其中有沃德太太的姐姐姐夫、哥哥嫂子、他们的三个子女及配偶、五个孙辈,还有沃德先生的哥哥嫂嫂、他们的女儿女婿和三个孩子。简单的问候之后,小孩子们就去下面的“狂欢屋”了,那是沃德先生专门为这种场合准备的,他们可以在那里看电视、打乒乓球或者玩飞镖。大人们则挤在客厅里。沃德先生给他们端来曼哈顿冰茶,只有米拉喝别的饮料。克拉克和诺米下去了一会儿,可不到半小时,他们又上来了,坐在客厅角落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但那也没关系。他们的谈吐都很得体,没有再谈到关于性的话题。

亲戚们照例开始拉家常。或许是因为她之前没怎么认真听他们说过话,米拉不知道是他们变了,还是她去哈佛上学这件事刚好成了靶子,她感到每个人都火气冲天。那些她熟悉的叔叔伯伯、姨母舅妈,好像跟谁有深仇大恨似的。他们愤怒而又轻蔑地谈论着吸毒犯和嬉皮士,以及那些留胡子和长发、被宠坏了的不孝子。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犹太佬”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变得更邪恶了,可他们倒不再是最大的麻烦了,那些“黑鬼”取代了他们。在米拉的抗议下,他们才改口说“有色人种”。他们——有色人种、嬉皮士和反战者,正在摧毁这个国家。“他们”无处不在;“他们”靠奖学金上大学,而可怜的哈利,一年只赚三万五千美元的哈利,还得交学费送孩子们去上大学。那些有色人种和嬉皮士上了大学后(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凭真本事考上的),又试图推翻学校。哈佛的学生是最坏的。他们是一群享有特权最多的学生,可他们还不满足,还在抱怨。“我们”要努力工作才能有所得;“我们”一无所有,也不敢反抗。可“他们”还不满足。

米拉倾听着。尽管她觉得他们的话并非全无道理,可她仍要发出一些反对的声音。

“你们不能以过去的标准来评判他们。”她说。可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怒目而视。那些标准是永恒的。辛苦工作、节俭、压制欲望,这才是成功的秘诀,而成功就是善良和美德。妻子忠于丈夫,按时还清贷款,创造表面的秩序。否则,世界就会崩溃。

“你知道吗,”与米拉年纪相仿、婚后生了三个孩子的堂姐说,“我们学校里的黑人学生——一所两百三十人的学校里总共只有十个,竟敢要求校长开一堂关于黑人学的课!你能想象吗?我简直目瞪口呆!可我听说那个白痴校长竟然真的在考虑给他们开!于是我冲进他的办公室,说如果给他们开黑人学的课,我就要开一门英语-爱尔兰语学的课!如果给他们开,就得给我开!”

“从现状来看,他们也只能得到这么多了。”米拉说。可堂姐置若罔闻。

“楼下有个老师是法国人。我跟他说,他可以开一门法语学课程!哈!他会怎么觉得呢?让六年级的学生去学那种东西!”

“哪种东西?”

“老天,米拉,就是学法语啊!”她四处张望一下,看见了克拉克和诺米,“你可以想象一下!”她脸上带着讽刺的笑容。

他们就像这样说个不停。用餐时和用餐后,都在聊那些事。米拉回想了一下,难道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吗?晚上的某个时候,她给自己倒了杯黑麦威士忌。正在倒可乐的诺米看见了,问她:“换饮料吗?”

“喝杜松子酒兑奎宁水,好像还不够醉。”

“那你为什么不喝白兰地?”

“那个要晚一点儿喝,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喝的。”

“我今晚可以喝一点儿吗?如果我们很晚才睡的话?”

“当然可以。”她笑着挽起他的手臂。他-搂-过她的肩膀,他们一起站了一会儿。

那晚,等大家都走了以后,他们确实很晚才睡。他们每人倒了一杯白兰地,但是孩子们只喝了一小口,他们不怎么喜欢,于是又换回了可乐。米拉问他们:“今年是我变得更糟了,还是他们变得更糟了?”

他们也说不清。很显然,这些年里他们并不常听他们聊天。米拉狠狠地批评了她的亲戚们一番,批评了他们那一套陈规陋俗和偏见。孩子们就在一旁听着。她问他们意见的时候,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就连对于偏见的看法也没有。他们解释道,他们也知道偏见是不好的,可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而且,他们认识的犹太人少之又少,黑人更是没有,那么,他们该怎么评判他们呢?

“我知道他们说得很夸张,”克拉克解释说,“可我也不清楚,也许黑人真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知道你说那些都不是真的,我相信你,但我也不明白。就我自己而言是真的不明白。”

米拉沉默了。“没错,”她说,“你说得没错。当然,你得等到自己明白为止。”

不过孩子们还是有所怨言。亲戚们的仇恨太深了,孩子们之前还从没见过这么多仇恨和愤怒。

“她老是愤愤不平的。”

“他好暴躁啊。”

“他一直都那么暴躁吗?”

“哈利舅舅一直都是那样吗?”

他们令她有了新的看法。她想起了那些她从小就认识的面孔,他们无所谓美丑,她本来也不会特意注意他们,不会去观察那些熟悉表象之下的特征。可是,听孩子们这么一说,她开始重新审视他们:他们面目冷酷,一脸愤懑,长着深深的饱含怨气的皱纹,眼睛里透出戾气,嘴巴也充满恨意地紧闭着。她还记得第一天去哈佛,照镜子时,她注意到自己嘴上那道细薄的疤痕。

“我看起来跟他们像吗?”她颤声问。

他们犹豫了一会儿。她的心紧-了一下,她知道他们会对她说实话,只不过在琢磨该如何措辞。

“以前是的,”诺米说,“不过后来你长胖了一点儿。”

她叹了口气。确实如此。

“你变得温和一点儿了,”克拉克说,“你的脸看上去——更圆一点儿了。”

她的虚荣心上来了:“我看起来胖吗?”

“不胖!”他们赶紧说,“真的,不胖,只是……更圆一点儿。”克拉克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词,只好重复道。

“你的嘴巴没有以前那副苦相了。”诺米说。她抬眼看着他。

“我的嘴巴以前有苦相吗?”

他耸了耸肩,感觉有些招架不住了:“就是,有那么点儿。你以前看上去倒不暴躁,就是要哭了的样子。”

“是的,”她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们,“你们想听我说说你们的变化吗?”

“别!”他们笑着喊道。

她开始回忆那个圣诞夜。她想要强调一些事情。她不希望他们长大后不去思考,只是重复那晚所听到的话。她想强调一种道德,可他们身上没有。从那晚看来,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意,没有立场。

她有点儿醉了,开始变得冲动。她想用拳头猛砸桌子,想强烈地抨击亲戚们的固执、刻板和偏见。她想要坚持自己的公正。她生气地说:“是的,都没错,你们又不可能凭想象判断,听起来挺合理。可你们自己也承认了,你们周围的一切事、一切人都被偏执和刻板传染了,等你们真正遇到那些被他们的偏见所伤害的人,想去了解他们时,你们也只能通过别人给你们戴上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了。”

他们开始反对、开始争论。“可为什么你给我们洗脑就可以?”诺米说。

她想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那样站起来,斩钉截铁地下结论,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让他们服从。他们怎么敢不服从她那更渊博的知识、在道德上更深刻的体验呢?

可她突然就垮了下来。她坐在那儿,盯着手里的酒,哽咽了。他们不相信她的道德判断了,因为她让他们知道了她也有性需求,因而她已经丧失了引导他们的权利。她吸了吸鼻涕,咽下了那一份自怜的情绪。他们再也不会仰慕她,她再也不能用母亲那坚定而充满爱的手温柔地引领他们了。然而,他们并没有注意她的情绪变化。他们正交谈着,模仿着那晚听到的言论,咯咯笑个不停。

“是啊,你看没看到查尔斯舅舅往前一倾,嘲笑妈咪时的样子,他说要是她的孙子都长得像斜眼,看她是什么感觉!”两人大笑起来。

她在一旁听着。

“结果妈咪说,斜眼都比她见过的某些人要好,他气得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

他们边说边笑。他们在讨论什么是丑,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些人很丑,而他们不想像他们一样。孩子们已经发现,如果人都丑成那样,那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世界迟早要出问题。她深深松了口气。孩子们说得对。

9

元旦米拉和本是一起过的。那晚也有人开派对,可他们从圣诞节前就没见过面了,只想两个人待在一起。本把他的电视带过来,安在了卧室里。他们半luo着躺在床-上,一边喝本带来的波旁酒,一边聊走亲戚的事。他们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都注意到家里的氛围与以前不同了,人们的愤怒、仇恨和恐惧越发增长。他们也都感觉自己与其他人格格不入,而且别人也看出来了。

“三十四岁之后,我妈终于不再叫我小本了。”

米拉详细地讲了她和孩子们的对话,本并没有觉得烦,而是认真地听着,不时认真发问,哪怕他们不是他的孩子。他又讲起了自己的童年,比较了一番,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说,他们是不是和他在这个年纪时有一样的感受?那是一次美妙的谈话,他们都感到很充实、满足和亲密。

倒计时的时候,本开了香槟,当气球升上时代广场上空时,他们手挽着手,用高脚杯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但由于姿势不当,香槟洒在了彼此身上,他们哧哧地笑着,不停地接吻,结果香槟又洒了一床。他们可不想在--湿--漉漉的床垫上睡,只得起身换床单,他们一边换一边注视着对方,充满爱意地看着对方的每个姿势和动作。那甜腻的酒沾在身上,黏糊糊的,他们得去洗澡了。他们把浴缸放满水,米拉把圣诞节姨妈给的沐浴露倒了一半进去。味道很奇怪,酸甜味混合着薰衣草味,却也很有趣。他们索性把香槟带进了浴室,把酒杯放在浴缸边,然后钻进水里。他们相互擦洗,爱抚对方的每块肌肉、身\_体每个弯曲处、脖子、锁骨、每处关节,甚至眼角和唇边的皱纹。他们往彼此身上泼水,每掬水都代表着一份爱。

“就像在温暖的-精-液-里洗澡。”米拉笑着说。

“不,像在你的体液里洗澡。你怎么称呼它来着?”

米拉也不知道。“润滑液吧。”她说。两人都笑了。

“米拉,”本突然说,“我有事跟你说。”

他很严肃,她感觉心里一沉。恐惧就是这样潜伏在表面的快乐之下的。

“什么事?”

“我讨厌香槟。”

她嘿嘿一笑说:“我也是。”

他拿起酒瓶,把香槟倒在她头上:“我为你洗礼,米拉·福勒。”她大叫一声,假装哭着把自己杯子里的液体往他头上倒,他们在--湿--滑的浴缸里打闹,身\_体纠缠在一起。最后,他们以拥抱结束了嬉闹。他们用力为对方擦干身\_体,时而拍拍对方的-屁-股,时而紧紧拥抱。之后,他们赤身luo体去厨房拿之前准备好的食物,用盘子盛好拿到卧室,准备再把新换的床单弄脏。他们聊天,交换意见,打断对方,争论,大笑。突然,本说:“我说,我们结婚吧。”

米拉愣住了。她意识到这段时间以来,他们提起未来的时候已经很少用“我”,而总是说“我们”。上一句可能是“等我拿到学位”,但接着就是“我们可以去旅行”。他们还计划着要和孩子们一起去缅因州租一个小屋,去英国的乡村骑自行车,还要申请旅行经费。

“我们可以不用结婚啊。我们现在就很好,婚姻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关系。”

“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

“如果想一直在一起,现在也可以啊。我们似乎只是有时想在一起。”

他朝她倾过身。“可以不用马上结婚。但是,以后——我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他轻轻地触碰她的指尖,“而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和你一个人生孩子。”

她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接下来的漫漫长夜里依然不行。第二天,本又开始整理他的笔记,她也开始做自己的事,沉浸在研究十七世纪布道文的乐趣里。他们似乎忘记了那个话题。

节日过后,朋友们决定一起再庆祝一次新年。凯拉把她的房子让了出来,那在研究生住宅里算是最好的了。刚来的时候,凯拉手疾眼快地找到了一座老公寓的底层。那里铺着木地板,屋里还有雕刻的模型,彩绘天花板很高,每间屋子里都有壁炉。玻璃窗上染了污迹,房间的门都是过时的滑动门。厨房里有一个单独的早餐角,从那里可以望见生机勃勃的花园里开满了野花。

凯拉在阳光充足的窗台上挂了植物,为其他窗户织了漂亮的窗帘,窗台上也盖着同样的织物。卧室的壁炉前铺了一张软毛垫,卧室一角就是凯拉的书房。原本餐厅很大,他们把它分隔成了一间小餐厅和一间客厅,客厅正合适做哈利的书房。夫妻二人从艺术家朋友那里搜集了很多版画和油画,墙上挂着许多设计精巧的工艺品。

大家决定正装出席。他们都兴致勃勃。男人们还去租了礼服。女-人们则买了一些时髦的低领衣服。凯拉穿了一件白色希腊风裙子,头戴一枚镶水钻的发饰;克拉丽莎穿了一件海绿色的雪纺纱裙;伊索穿了一件侧边开衩、修长包身的红色缎面裙子;瓦尔穿了一件低领的黑色天鹅绒裙子,还围了一条圆筒形羽毛围巾;米拉则穿了一件浅蓝色的露背礼服,那是她最性感的衣服了。

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夜幕悄然降临。大家喝着酒,聊着天,留声机里放着塞-戈维亚演奏的巴赫的曲子。哈利看起来很帅,他穿黑色天鹅绒礼服和白色褶边衬衫,这一身把他那冷酷而苍白的脸庞衬得柔和了一些,也让他那浅金色的头发更加显眼。杜克看起来很优雅,正装很适合他,他的深色礼服很显瘦。塔德的礼服好像不怎么合身,他的袖子似乎做短了。本看上去有点儿不自在,就像一个去参加婚礼的机修工。可他们全都带着一种优雅感,这从他们的举止中就能体现出来。一切都感觉很优雅。

女-人们有很多话要说,因为她们大部分人圣诞节都是和父母或亲戚一起过的,她们亲密地交谈着,像男人们不在场时那样。米拉讲了她和孩子们的谈话,但省略了讨论伊索和性的那一段;她还讲了她的亲戚们无名的仇恨。凯拉和哈利的经历差不多,老人们对年轻人和反战者的反对太过激了,凯拉觉得这当中似乎有着特殊的根源。男人们在一旁听着,他们很少说话,但也没有走开。能感觉到他们是感兴趣的,因为他们在倾听。他们的积极参与让谈话变得丰富而热烈。哈利说,真正令老人愤怒的是年轻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可以拒绝参加战争,是一种奢侈。他们是不敢的。他们觉得每个年轻人都在寻欢作乐。他们是在嫉妒。”屋子里所有人都开始参与讨论这个话题,每个人都可以用父母或亲戚的个人经历来解释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外面”的“真实世界”很可怕,那里的空气中充满了仇恨和愤怒。“我在想,有一天他们爆发了会是什么样子。”杜克不安地说。

但他们太高兴了,感觉不到这种威胁。克拉丽莎对她的家族历史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她的家人也都是怒气冲冲的。“我问了很多问题,我妈拿出一本我从没见过的家族相册,相册上有我们家族的五代人,大部分都是达科他地区的庄稼人。他们的样子很迷人,看上去都很健壮,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可以看出,他们因为长年在户外劳作所以皮肤很黑,他们的嘴角透出冷酷。可他们真的很强壮!如今,你已看不到像他们那样的人了。我的父母不像那样——当然了,因为他们没有种过地,可我那些还在种地的叔叔婶婶也不是那样了。他们长着一副美国人的脸。人们说起道德楷模和美国的支柱时,就是指我的祖辈那一代人。他们很坚忍。我的曾祖母有十二个孩子,她活了八十七岁,到死之前,都还在农场劳作。我的祖母九十岁了,还在为我住在农场里的叔叔婶婶和他们的孩子做饭。但我的祖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其中一个因为要养情人,挪用了银行的钱,事发后坐火车逃到镇外去了,他的情人就住在他家附近的裁缝店里。另一个叔叔是无神论者,他引起了全镇的公愤。周日,他会站在教堂外面,立在一块又大又平的石头上,等信众们出来,他就开始痛陈宗教的邪恶。八十三岁那年,他掉进猪圈里,死了,镇上的人都说,那是上帝对他的裁决。我的曾曾祖父同时拥有三个妻子,其中一个是印度人,还有一个是印第安基奥瓦人,我觉得我就是她的后代。谁是谁的孩子已经无从考证,因为她没有留下照片。不过,有一张曾曾祖父的照片,他穿黑西装,戴金表链,看上去很体面、很可敬,绝不是你想象中会娶三个妻子的男人的样子。

“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储酒室很干净,食品储藏室井井有条,畜棚里堆满了干草。我想象那个女-人围着干净的白色围裙走来走去,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她脸上流露出满足的神情,因为食品室里有培根和火腿,碗里有新鲜鸡蛋,地窖里储存着蔬菜,这些东西足够他们过冬了。她们坐在圆桌边做针线活,男人们或雕刻木头,或大声地读报纸给她们听,壁炉里的火焰在燃烧,一阵风吹进来,头顶的灯随之轻轻摇晃。他们是资产阶级,可他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他们的道德准则与我们不同。她们能接受一起生活的人的各种怪癖。”

“是指男人们吧。”瓦尔打断她说。

克拉丽莎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可能是的。对于那些无神论者或一夫多妻的祖辈的事迹,我知道的并不多。但我知道叔祖母克拉拉的事,我的名字就是跟着她取的。她是一个神枪手。托拜厄斯叔叔的脚被车轮轧了,后来死于坏疽。从那以后,她就独自经营农场三十年。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体的,因为他们没有太多选择,因为他们得辛勤劳作,所以,其实他们本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她的声音渐渐含糊了,“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清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他们大多数人都很虔诚。可是他们的眼睛——那些照片中的眼睛,那镶嵌在冷酷、严厉而又憔悴的脸庞上的眼睛,好像预言家的眼睛一样。他们的视线根本不在挂在食品储藏室里的火腿和培根上,也不在满满当当的地窖里。”她深吸一口气,向后仰了仰头,“噢,简直不可思议!他们让我想起了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救赎石洞’,在艾奥瓦州的西本德。它本该是罗马天主教的纪念碑,是一些牧师从一九一二年起开始修建的。太疯狂了,它是用小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就像通往修道院、佛教寺院和迪士尼乐园的石子路那样。它像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一样,有扭曲的塔、浮雕和各种怪异的装饰。它很疯狂,很原始,可它也是由他们建成的,和犁好的耕地、存起来过冬用的饲料,以及牧场里的那些胖奶牛一样。是他们建造了它。”

“你在想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对吗?”

克拉丽莎点了点头。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伊索温柔地说,“你觉得会是什么样?”

克拉丽莎默不作声地看着她。

“你们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我常在想你在看什么。你那么专注,好像你眼中的世界已如此丰富,无暇四顾了。你的梦总是有预示性。你总能发现事物中的巧合。还记得那天我们一起走在昆西大街上,你看到一片羽毛,就说你应该在化装舞会上扮印度人。更巧的是,服装店里正好有你梦中出现过的印度头饰。”

“你觉得那很神秘吗?”

“嗯,反正你肯定不是那种保守的实用主义者。你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

克拉丽莎若有所思。但这时凯拉站了起来,指着一个大钟说“快到十二点了”。于是哈利和本拿来香槟。他们假装是在过一周之前真正的新年,并开始倒数、倒酒。钟声响起时,大家一起为新年干杯。

“一九七〇年快乐!快乐一九七〇年!”

大家相互亲-吻,每个人都很快乐,因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爱着,也被爱着;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爱自己的朋友;他们为生命庆祝,为活着而庆祝;他们都相信,过去的辉煌已经过去,未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开始。

大家又开始跳舞、吃吃喝喝,把音乐放得更大声。他们坐在沙发和椅子围成的圈里,中间留出来当舞池。凯拉放上了乔普林的唱片,然后站起来,翩翩起舞。她缓慢而优雅地摇摆、转身。她对着他们跳,她为他们而跳——她是在邀请大家。她容光焕发,红发飞扬,转身时白色的礼服优雅地散开。不一会儿,克拉丽莎起身站在她身后,双手搭在凯拉的腰上,让她那闪着光泽的深色头发、那梦幻般的蓝眼睛和海绿色的裙子加入这幅画面。她们一同起舞,克拉丽莎跟随着凯拉的舞步,仿佛这支舞是精心排练过的。两个不同的人,怀着同样的心情起舞。然后,伊索站起来加入了她们,跳起了三步舞。伊索是她们中最高的一个,她把手放在克拉丽莎的腰上,跟着她们的节奏从容地移步,她那蜜棕色的头发和红色的裙子也随之飞舞。接着,米拉也不知不觉站起来,加入了她们,她们四个人快乐地舞动着,不住地旋转,一边还在和屋里的人说着话,笑逐颜开。塔德突然激动地喊:“天哪,好美!你们好美啊!”其他人则坐在旁边定定地看着,女-人们微笑地看着在一旁兴高采烈的瓦尔,最后,她也站起来和她们一起跳,还叫上了塔德。于是,男人们也加入进来,大家从客厅跳到厨房,又绕回来,最后围成一圈,跳了一支很像霍拉的舞——那是一种古老的罗马尼亚民间集体舞,舞步很像旧式的方块舞,但其中加入了很多创造性的元素。他们舞姿翩跹,每个人都满怀爱意地看着其他人,他们拍手、拥抱,一张脸掠过另一张脸,整个屋子都在旋转。那绿色的植物、红色的挂饰、蓝色的垫子、蓝绿色的椅子、红色、绿色、蓝色、绿色、蓝色、红色,全世界都充盈着色彩,不停地运动,充满了爱。他们跳累了,就停下来,拉着彼此,相互揽着,一起去享受这种美好。

在坐车回家的路上,大家沉默不语。在半路上,米拉突然说:“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

10

瓦尔说:“那是一种幻想。”

一天下午,在图书馆安静地学习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女-人们在瓦尔家聚会。她们一边喝着咖啡、可乐、啤酒、杜松子酒,一边聊天。她们还沉浸在那天的派对带给她们的快感中,那种氛围仿佛还萦绕在她们周围。瓦尔一开口,大家都安静下来,等着她继续说。

“那是对集体的幻想,是对可能性的幻想,是融入了这个群体却仍是孤立的人的幻想,同时也是对和谐的幻想。它不是秩序,至少不是不可动摇的秩序,每个人行动的方式都略微有所不同。大家穿着不同,相貌也不同。就连男人们也有了一点儿个性——哈利穿了褶边衬衫,塔德打了领带,本也穿了红色翻领西服。我们组成一个集体,是出于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也并不是出于恐惧……”

“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加入?”

“因为我想先观察。我非常想加入,但我必须先观察一下才行。”

“那你看到了什么?”克拉丽莎似乎非常好奇。

“看到了事物应有的样子。”瓦尔突然悲伤地说,起身去拿啤酒。她旁边的桌上放着关于南越政治犯监狱条件的报告。她在协助一个试图还原事情真相的组织整理这些资料。瓦尔越来越不把学校的工作放在心上了。

“我不明白,”她回来后,伊索说,“那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瓦尔耸了耸肩:“嗯,你知道吗,我有很多幻想。我成长于四五十年代,那时,智者们认为,如果太过融入这个世界,就无法去幻想。哦,还有社会学家,至少,他们有教条。可是,在五十年代初那样的环境下,他们也只能沉默不语。我们那代人是读乔伊斯、伍尔夫、劳伦斯和五十年代那些三流诗人的诗长大的。诚然,可能劳伦斯喜欢三五成群,伍尔夫想要遗世独立,可他们仍然会觉得这个世界很肮脏,会觉得权力就代表疾病和死亡。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如此。除此之外,所有失恋的人都会给出同样的建议:如果遇到麻烦,就远离你的婆婆,搬出去住,让那些刻薄自大的七大叔八大婶找不到你。”

“没错。我们都曾学着一个人生活。”米拉插了一句。

“是的。救赎是个人的事。但看看我们!我们有一个集体,一个真正的集体。我们几乎分享一切,但仍保有自己的隐私。我们可以在不带给对方压力的情况下,给予彼此爱和支持。能做到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这让我觉得,我的幻想是能够实现的。”

“是什么样的幻想?”克拉丽莎笑着问。

“这个嘛。”瓦尔点燃一支烟,坐了回去,看上去就像某个董事长正要做年度报告一样。我们都坐好,准备听一番演讲。

“等一下!”凯拉咯咯笑着说,“我要拿本子记笔记!”

“以往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意大利人讨厌爱尔兰人,爱尔兰人讨厌犹太人,邻里间战乱不断。但是,邻里关系的破裂也意味着大家庭的结束,现在只有黑人还保留着大家庭模式。随着大家庭模式的终结,单个家庭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外婆在家无人照料,当妈妈出去采购时,谁也不能保证外婆不把房子给点着了。没有邻居帮忙看护当地那个十四岁的傻子,没有人照顾他,当然也没有人打他——我并不是说过去邻居都是好人。所以,我们想出了让大家各自独立出来的办法。于是他们被锁进了监狱、精神病院、老年社区、敬老院、幼儿园和不让妇女和孩子上街的廉价社区,以及各家都带有后院和前庭草坪的昂贵社区,他们的草坪都有园丁打理,于是所有的草坪都是一个样子,以至于没人再使用它们。你见过哪家人用他们的草坪?总之,我们越快把他们锁起来,犯罪率、自杀率和精神崩溃的概率就越往上升。照这样发展下去,很快,那些人的数量就会多过我们的。于是,你就不得不问,没有被锁起来的人占了多大比例?答案是:另外百分之五十五的人要么疯了,要么犯了罪,要么就是年老体衰。

“我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那些住公社的学生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但那种形式行不通,因为大多数群居者都排斥科技。可我们不该这样。我们需要科技,而且有朝一日,我们不得不去喜爱科技,以之为生,使之人性化。因为,若没有它,我们不仅无法好好生活,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科技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经成为第二天性——它已然成为我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和第一块耕地、第一只被驯化的动物、第一种工具一样,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公社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人们批评公社是因为它无法持久,可你告诉我,为什么它就一定得持久呢?为什么一种秩序要成为永久的秩序呢?也许我们可以过几年某种生活,然后再尝试另一种生活。

“总之,为此,我想了很久,也找人聊过,我不能说我的观点具有独创性,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我从四面八方‘偷’来的,我也不敢说有什么好的办法,但至少是另一条道路。所以,我在想——当时我在西班牙,你们知道吗,有些最穷、最悲惨的西班牙小镇其实非常漂亮。那里的房屋都是相连的,至少在路上看起来是连着的。它们都是小门小户的白色灰泥房子,建筑的角度很奇特,但都由一面围墙连起来,而且建在一个圆形区域里。屋顶是红瓦,看上去就像一群人为了取暖和躲避危险而伸开双\_臂相互拥抱着。哎,我们不用相互拥抱也可以取暖,而且相对安全,但我不确定,如果不能彼此依靠,我们还能不能保持神志清醒。那些房屋矗立在那儿,阳光照耀着它们,可它们内部是阴冷的,还有灰尘落在门槛上。我敢肯定,那里面一定很难闻,而且没有浴室,也没有我们想要的那些生活用品。可是,它们堆在山边,看起来就像身后的橄榄林一样美丽、自然。

“于是我开始想象,假如我们像那样居住,会是什么样。假如我们把房子围在圆形、方形或其他形状的区域里,把大大小小的房子连在一起,每幢房子都简洁漂亮。中间是一个花园,摆有长凳,栽有绿树,那是公有的地方,人们还可以在里面养花。而在外面,在房子后面,也就是通常用做前庭和后院草坪的地方,也当成公有的地方。那里有菜园、土地和供孩子们玩耍的树林。但也会出现有人摘了别人家种的西红柿或玫瑰,或孩子们踩了地里的豌豆之类的问题,可是,住在里面的五十户人会全权负责和管理发生在他们这块小地方上的事。那些房子的对面,是一个小小的社区中心。还有一个社区洗衣房——为什么非得每人一台洗衣机呢?还有几间娱乐室、一间小咖啡屋和一个公共厨房。咖啡屋是露天的,冬天时,可用滑动玻璃门,就像巴黎的那些咖啡馆一样。但那不是大锅饭型的社区,每个人都有自己谋生的方式,都有各自的收入,住所会根据大小来定价。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厨房,想单独做饭时,就可使用;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大小的居住空间,但也不是很大,因为有社区中心。社区中心可能很漂亮,甚至很豪华。除此之外,还有大人和小孩的娱乐室和堆满了书的客厅。但社区里的每个成员,包括最小的孩子在内,都有自己的事做。”

米拉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孩子们也可以做事!”瓦尔坚称,“那会让他们有成就感。虽然偶尔是有些冒险,但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他们可以赶马车,可以帮忙搬运东西,他们可以跑腿、清洗玩具、布置桌子、剥豌豆。”

“在欧洲,很多小孩都在做事。他们在父母的商店或咖啡屋里帮忙。”伊索说。

“没错。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因为大家都在做事,所以他们也想做点儿什么。又没有什么严格的任务等级制度,只是花点儿时间而已。小孩每周只需在社区中心待四小时左右就行了,也许十二岁及以上的儿童,或者大一点儿的孩子——我也说不准——比如十二岁到十六岁的青少年,需要待八个小时。但如果有人想多待一会儿——比如,退了休的人,或某个不想朝九晚五上班的诗人,那么,针对他们额外付出的时间,会相应地给他们减少房租。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想花时间照看孩子,或者种菜。不过,社区也有自己的体制,每个人都有投票权,都会负责清理自己的垃圾,制定自己的准则,每家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厨房和——户外咖啡屋,”瓦尔笑着说,“这是我坚持要有的。”

“有一件很重要但可能会很麻烦的事:得有一个定额分配制度。还应该老幼结伴,方便年轻人多了解老人。我想,还应混合不同类型的人,不同宗教、肤色和家族的人,无论形单影只的还是成双成对的。否则,以前邻里间出现的问题还会重演。不过,我不赞同那些时髦的单身男女混住在一起。”

“这我就不明白了,”伊索说,“为什么那些时髦的单身男女不行?”

“是啊。”瓦尔停下来,皱了皱眉头。她似乎在思考这个问题,好像它真的是一个眼下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似的。“我们之后再讨论这个。”她说。于是我们大家都笑了。

“接下来,这样的社区应该有一定的数量,其数量取决于自然地形和人们的选择。每个社区都以一个更大的小镇为中心,且随时有班车来回。更大的中心里建有学校,但不同于我们的学校。它们不会严格地根据年龄区分学生。它们采取自愿入学原则,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去上学。那里的房间是根据功能来区分的。有的房间养小动物,有的种植物,有的堆放画作和报纸。有的房间用来读书写字,但读书和写字都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完成作业。懂了吗?对了,还有一件事。小镇的中心还有商店、教堂、当地政府大楼和服务厅。人们只能步行穿过这里,大一点儿的中心里可能有小巴士,但大多数地方都很小,里面有狭窄的巷子、树木、户外咖啡屋,甚至可能有一个喷泉广场,或者像米兰那样的商业街。其中一所学校的礼堂还能举办音乐会、开会,芭蕾舞团和流动剧团可以在此演出。而且,里面的有些地方——可能是商业街里——还可以有一个画廊,只展出当地的艺术作品。”说到这里,她停下来,皱起眉头,“不对,可以进行艺术交流。有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城市里那些艺术家的作品。但可能得装上玻璃,以防小朋友们用沾了冰激凌的小手去摸。但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这样,大家就都能看见那些画了。”

“瓦尔,你读过《桃源二村》&[8]&吗?”

“嗯。和书里说的一样吗?”

“有一点点。”

“噢,我不会用玻璃挡住婴儿。而且,《桃源二村》里没多少儿童。有被挡在玻璃后的婴儿,有适龄的男孩和女孩,但没有儿童。那是因为写书的是男人。我曾听莫蒂默·阿德勒&[9]&说过,在理想的世界里,没有人非得做脏活儿,婴儿的尿布可以由机器人换。老天!我希望他可不要对现实世界也抱有这种看法。倒不是因为我喜欢换尿布,而是因为婴儿需要的是拥抱、爱抚、触摸、听摇篮曲,以及不被干涉。我们的一切做法都是滞后的。孩子小时候,我们不愿经常抱他们,可等他们长大一点儿,我们又开始干涉他们,我们太过于保护他们了。克丽丝和我曾在南方一个富裕的社区里待过一阵子,那里的孩子整个下午都被安排好了!真的!牙医、正齿医生、舞蹈课、兄弟会、寺庙参观、童子军、少年棒球联合会、音乐课——他们一分钟的自由时间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总之,”她继续有条不紊地说道,“那些中心仍然是某种社区。它们不算大,但也有自己的体制和医疗中心等。人们在里面工作,但不是白白劳动,而是拿报酬。十一二岁的人每周工作一天,十五至十九岁的青少年每周工作两天,年龄更大的每周工作三四天,他们工作的时间取决于他们的兴趣和他们想赚多少钱。老年人可以减少工作时间。实在上了年纪的和那些年老体弱的人,如果不想在中心做事,可以只在社区里帮忙。但大家总要分着做一些脏活儿、累活儿。比如,某人每周有四天是医生,可也要为社区倒几周的垃圾;某个在工厂上班的人,要负责社区中心的节日装扮。而且,你知道吗?每个人都会做饭,除非有谁真的很讨厌做饭。每个人都要打扫卫生,除非有谁真的很讨厌打扫。总之,按照惯例,随着人口的增加,就会形成城市。哦,对了,工业中心也像城镇和城市那样,建成以后,既可以娱乐,也可以工作,而且周围还有乡村,以便保持生态平衡。就像瑞士的日内瓦一样,明白吗?另外,城市里无论如何都会有大学、博物馆、商业大楼和音乐厅。正如小镇里有人居住一样,城市里也有人居住,可是,就像在乡村一样,人们都是小规模聚居。除此之外,人们还拥有一定的开放空间,每处聚居点也都有一些小空间。如果你想听冈瑟·舒勒&[10]&的音乐,或看一出先锋派的戏剧,那么,你可能就得去市里。唉。”她叹了口气,开始喝酒。

大家都看着她。她花了多少时间来做这些白日梦呢?米拉心想。

“听起来不错。”凯拉说。她准备找其中的逻辑漏洞。

“我知道,”瓦尔悲伤地说,“我不是要建议大家追求完美,想都没想过。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寻找一种更人道的生活方式,一种让我们感觉更好的方式。我还记得克丽丝小时候的生活。刚和前夫离婚的头几年,我过得非常不好。我没有钱,他就拿出钱来,希望用这种方式挽回我。那个笨蛋永远不明白,如果他之前表现好一点儿,说不定还有戏。男人似乎总认为权力比爱更有吸引力。我想,他们这么认为也是有原因的吧。总之,那时我的生活糟透了,唯一的好处是,生活里再也没有他喜怒无常的脾气和高声大喝了。下班后,我要去修女那里接克丽丝,然后回家做晚饭、打扫卫生,在那脏兮兮的办公室里工作,之后还要去超市买东西,一只手提着重重一袋杂货,另一只手抱着克丽丝,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她也累了,然后就会发脾气。最后,我还得给她洗澡,等她睡了,再回到厨房洗那些该死的碗。然后,我回到她身边,又累又苦恼,我讨厌那样的生活。我看着她坐在浴盆里,自顾自地哼着歌,玩着橡皮船,也许根本就没注意到我,我只是一件器具。她的肌肤在水中闪闪发亮,她的头发鬈曲着,她咿咿呀呀地和她的玩具说话。然后,她看见了我。她咧嘴笑着,将玩具往水里拍,朝着我拍,把肥皂泡弄到我的眼睛里,于是我不得不抱起她。她是那么漂亮,那么自由,那么自我……我也不知该怎样形容。不管怎样,因为照顾克丽丝,我才像一个人。如果我们都会那样,全都相互照顾,如果那不是要求,而是一种习惯,是一种大家都会做的事……我在脑中想象着这样的场景。我看到一位心怀恨意的老人在打理一个玫瑰园。其间,几个孩子偶尔过来看他。一开始,他会将他们赶走,朝他们大喊大叫,可他已经在那儿待了很久,他们都不怕他了。几年后的一个春日,他们站在旁边和他说话,他开始教他们如何照料玫瑰,还把大剪刀交给其中一个孩子,教他剪去已经死去或即将枯死的苗芽。”她说着伸出双手,微微笑了笑,“你们就让我当一个傻瓜吧。梦得有人来做啊。”

凯拉从屋子另一边跑过来,捧起她的脸;伊索站起身,替她倒了杯酒;克拉丽莎朝她微笑着。

“我们刚刚已经把你选为我们社区的傻瓜了。”克拉丽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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